2012年 韓日․日韓中國近現代史硏究者交流會
Seoul大會

◇ 場所: Ewha Campus Center B142號

◇ 日時: 2012年 1月 6日(金) 09:30–17:30

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Kor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2012年 韓日․日韓中國近現代史硏究者交流會

Seoul大會

◇ 場所: Ewha Campus Center B142號

◇ 日時: 2012年 1月 6日(金) 09:30–17:30

◇ Program

報到 09:00 - 09:20

歡迎詞 - 柳鏞泰(首爾大學校/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會長)

I. 第1部(9:30-12:30)      司會 : 姜抮亞(慶北大學校)

第1發表(9:30-11:00)   “最近硏究動向（2010-2011)”

金承郁(首爾市立大學), ｢韩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2010.1.~2011.9.) : 话语生产基础的强化与新空间的发现｣

泉谷陽子(中央大學)·天野祐子(東京女子大學), ｢2009-2010年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討論 ：今井就稔(日本學術振興會)

金亨冽(东义大学)

休息(10分)

第2發表(11:10 –12:30)  “共同硏究動向”

中村元哉(津田塾大学）,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从2000年度到2010年度｣

河野正・佐藤淳平, ｢日本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共同研究一覧（2001～2011年度）｣

崔恩珍(國民大學),｢韩国共同课题研究现状与展望-以國民大學校中國人文社會硏究所HK事業爲中心-｣

II. 第2部(14:00-17:30)         司會 :  (日本 參加者)

第3發表(14:00-15:30)  敎育史

周東怡(東京大學),｢從傳統士人的日記來看其對清末新式教育發展的反應｣

李暎蘭(朝鮮大學),｢变法前后湖南省书院教学以及运营本质-以岳麓书院以及校经书院为中心｣

討論 : 高田幸男(明治大學)

金慶惠(弘益大学)

休息(10分)

第4發表 (15:40-17:20)  華僑史

川口 瞳(神戶大學), ｢明治期間日中領事裁判權的運用｣

金種浩(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闽南华侨汇款网络的变化｣

討論 : 飯島涉(靑山學院大學)

孙承希(仁川大学 )

閉會詞 :  (日本 參加者)

韓國參加者

姜抮亞 (Kang, Jina)

■ 所屬及職位 : 慶北大學校史學科 敎授

■ 硏究題目 : 近現代廣東史, 東亞比較經濟, 華僑經濟

■ 論著書 : □1930年代中國的中央,地方與商人□(首爾大學出版社, 2005)

□從文明帝國到國民國家□(創批, 2009)

□同順泰號-東亞華僑網絡與朝鮮□(慶北大學出版社, 近刊)

■ 郵件： jinak@knu.ac.kr

金慶惠(Kim, Kyeong-hye)

■ 所屬及職位 : 弘益大学校 专任讲师

■ 研究題目 :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早期维新派（研究方向)

■ 郵件：Jinqinghui@hanmail.net

金承郁(Kim, Seung-wook)

■ 所属及職位 : 首爾市立大學 都市人文學硏究所 HK敎授

■ 研究课题与方向 : 都市史, 經濟史, 社會史, 思想史

■ 主要研究成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과 中國人居留民 -以五四運動의 展開와 관련해서-｣, □國立首爾大學東洋史學科論集□ 23, 1989.12.

｢北伐時期 上海自治運動에 관한 一考察 -上海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의 活動을 中心으로-｣, □東洋史學硏究□ 46, 1994.01.

｢北京政府의 兌換停止令(1916년5월)과 上海 中國銀行의 對應｣, □東亞文化□ 36, 1998.12

｢北京政府時期 上海 銀行業의 制度的 志向 -廢两改元과 匯劃制度를 中心으로-｣,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11, 2001.06

｢上海銀行公會(1918-1927) -近代銀行의 同業組織과 지향-｣, □中國史硏究□ 17, 2002.02

｢20世紀初 上海 金融業의 어음 決算慣行｣, □中國史硏究□ 25, 2003.08

｢20世紀初 上海에서 浙江, 江蘇系 金融集團의 形成｣,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21, 2004.03

｢孔子 批判의 政治學 -批林批孔의 경우｣, □中國學報□ 51, 2005.06

｢上海 商人社會 同鄕 네트워크의 近代 移行｣, □中國史硏究□ 37, 2005.08

｢汪精衛의 和平論과 東아시아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32, 2006.12

｢近代 上海 都市 空間과 記憶의 屈折｣,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1, 2009.03

｢救亡 時代의 啓蒙 -1930年代 中國의 新啓蒙運動｣, □中國史硏究□ 59, 2009.04

｢《銀行週報》와 上海金融業의 公論形成:1917-1925年｣, □아시아文化硏究□ 17, 2009.11

｢上海, 現代 中國의 都市 實驗｣, □來日을 여는 歷史□ 37, 겨울, 2009.12

｢20世紀初(1910-1931)仁川華僑의 移住네트워크와 社會的空間｣,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7, 2010.09

｢近代 上海의 어음決算 制度와 法制 建設｣, □全北史學□ 37, 2010.10

｢20世紀 前半 上海 銀錢業과 銀行 法制 -慣習法과 國家法의 衝突-｣, □中國史硏究□ 68, 2010.10

｢1930年代 新啓蒙主義者의 "五四" 記憶｣, □歷史文化硏究□ 37, 2010.10

｢上海 近代都市史 硏究의 空間的 脈絡｣, □中國學報□ 63, 2011.6.

｢19世紀 末~20世紀 初 仁川의 運送網과 華僑 居留樣相의 變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50, 2011.6.

｢上海市通志館(1932.7~37.11, 1945.11~46.12.)과 上海史 硏究｣, □中國史硏究□ 73, 2011.8.

著書(共著)

□上海金融的現代化與國際化□, 復旦大學歷史學系, 上海市檔案館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0

□孔子, 現代 中國을 가로지르다□, 田寅甲 外, 새물결, 2005.04

□20世紀初 上海人의 生活과 近代性□, 裴京漢 編, 知識産業社, 2006.05

□反戰으로 본 東아시아 -思想,運動,文化的 實踐□, 鄭文祥 外, 혜안, 2008.08

□都市空間의 形成原理와 都市民의 삶□, 서울市立大學校 都市人文學硏究所 編, 메이데이, 2009.04

□談論의 空間으로서 東아시아□, 景園大學校 아시아文化硏究所 編, 역락, 2010.03

□都市는 歷史다□, 西海文集, 2011.6.1

□境界超越者와 都市硏究□, 라움, 2011.8.

譯書

□回想: 나의 中國革命□, 王凡西, 새물결, 2003.06

□超國的 都市理論(Transnational Urbanism)□, 한울아카데미, 2010.10.

■ e-mail地址 ：china123@hanmail.net

金亨洌(Kim, Hyong-yol)

■ 所属及職位 ：釜山 东义大学 人文学院 历史系 副教授，系主任

■ 研究课题与方向 ：中国近现代山东地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动因比较研究

■ 主要研究成果 ：开埠与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研究，青岛开埠与山东内地经济结构的变化，开埠前后济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山东城市教育文化环境的变化，近代济南人口流动与城市问题，明清时期山东地区水利环境与沿岸城市的经济变迁，德国的青岛统治与殖民空间的扩张

■ e-mail地址 ：hyongyol@deu.ac.kr

金钟湖(Kim, Jong-ho)

■ 所属及職位新加坡国立大学 博士过程

■ 研究课题与方向 ;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 中国与东南亚的华侨侨汇网络。

■ e-mail地址 : eye_two@hanmail.net   A0082780@nus.edu.sg

裴京漢 (Bae Kyounghan)

■ 所屬及職位 : 新羅大學校 人文社會大學 史學科 敎授

■ 地址及E-mail : 韓國 617-736 釜山市 沙上區 新羅大學 史學科

khbae@silla.ac.kr

■ 硏究課題和方向

我的重要硏究領域是中華民國時期的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 以前集中硏究過‘蔣介石政權的成立過程’和‘孫中山與韓國的關係’, 目前開始硏究汪精衛的政治一生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屈折過程與近現代中國的’亞洲主義’思想. 現在準備發行兩本書, 就是<<民國領袖與民國政治-孫中山, 蔣介石, 汪精衛硏究>>(中文)和 <<汪精衛硏究-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屈折>>(韓文).

■ 主要硏究成果

著書

□中國國民革命之分析硏究□(共著) (漢城, 知識産業社, 1985. 10).

□蔣介石硏究--國民革命時期軍事,政治的擡頭過程□(漢城, 一潮閣, 1995. 10).

□從韓國看的中華民國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1).

□20世紀初上海社會與‘近代性’□(主編) (漢城, 知識産業社, 2004. 12).

□孫文與韓國□(漢城, Hanul出版社, 2007. 8).

最近(2007-2011)論文

｢中韓合作的’香江雜誌’與廣東地區的討袁運動｣, ‘孫中山與華人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澳門, 2007年 11月) 發表論文.

｢近現代中國的革命與反亂｣, 第7回韓日歷史家會議(首爾, 2007年 11月) 發表論文.

｢從周邊看的孫中山｣, ‘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國際學術討論會(臺中, 2007年 12月) 發表論文.

｢孫中山與韓國｣, □孫中山硏究□第1輯(廣州, 2008年 4月).

｢韓國的蔣介石硏究現況｣, ‘回歸歷史的蔣介石’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 2008年 4月) 發表論文.

｢汪精衛與西安事變｣,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38輯(2008年 6月).

｢近現代中國的共和政治與國民國家的摸索｣, □歷史學報□200輯(2008年 12月).

｢蔣介石與基督敎｣,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41輯(2009年 3月).

｢汪精衛與五四運動｣,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42輯(2009年 6月).

｢20世紀初韓中間的相互認識｣, □東北亞關係史的性格□(首爾, 東北亞歷史財團, 2009年 8月).

｢蔣介石與重慶韓國臨時政府｣, ‘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討論會(臺北, 2009年 9月) 發表論文.

｢蔣介石與亞洲｣, ‘蔣介石硏究之展望-史料與課題’國際學術討論會(東京, 2009年 12月) 發表論文.

｢國民革命時期汪精衛與反帝問題｣,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47집(2010年 9月)

｢國民革命時期的蔣介石與汪精衛｣, □東洋史學硏究□112집(2010年 9月)

｢歷史上的韓中關係｣, □知平□ 第9輯(2010年 10月)

｢20世紀東亞國際秩序與韓中關係｣, □東亞國際秩序中的韓中關係史□(東北亞歷史財團, 2010年 12月)

｢中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對韓政策｣, □歷史學報□208집(2010年 12月)

｢蔣介石的軍權統合與中山艦事件｣, □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硏究□(呂芳上 主編, 臺北, 2011年 4月)

｢閔斗基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硏究與共和革命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51집(201年 9月)

｢辛亥革命與韓國｣, □歷史學報□212집(2011年 12月)

｢東亞史上的辛亥革命｣, □東洋史學硏究□117집(2011年 12月)

｢辛亥革命前後時期孫文的亞洲認識｣,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52집(2011年 12月)

白永瑞

■ 所屬及職位：1. 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敎授; 延世大學 國學硏究院 院長

2. 季刊創作與批評  主編

■ 主要經歷

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會長 (2005.12～2007.12)

(韓國) 中國現代中國學會 會長(2004.12～2005.12)

臺灣社會硏究 編集委員(現在)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 編集顧問(現在)

■	研究領域： 目前硏究集中於東亞細亞論述比較硏究，和20世紀東亞細亞歷史學的歷史。

■ 主要硏究成果

□中國現代大學文化硏究:認同性危機與社會變革□（一潮閣，1994年）(韓文）

□作爲發見的東亞細亞□（主編）（文學與知性社，2000年）（韓文）

□回歸東亞: 探索中國的近代性□（創作與批評社，2000年）（韓文）

□從周邊看東亞細亞□（主編）（文學與知性社，2004年）（韓文）

□東亞的地域秩序:從帝國到共同體□（主編）（創作與批評社，2005年）（韓文）

□ポスト東アジア□（共編）（東京：作品社 2006年）（日文）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年）

□思想東亞——朝鮮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孙承希

■ 所屬及職位： 仁川大学 HK研究教授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中国近现代史（思想史，社会经济惯行）

■ 主要研究成果

｢国家权力对于继承习惯的妥协与贯彻--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继承编制定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117)

｢中国民主同盟的挫折与选择-以国共内战时期为中心｣(《东洋史学研究》114)

｢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国家与文化-以民族性改造与社会整合话语为主｣(《东洋史学研究》10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青年党的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变化-以与中国国民党关系改善为例｣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34)

■ E-MAIL： sonhee914@hanmail.net/sonhee3@hotmail.com

辛圭煥　(SIHN　Kyu-hwan)

■ 所屬單位 : 延世大學校 醫史學科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中國近現代史, 東亞醫療社會史

■ 主要研究成果

Sihn Kyu-hwan, “Eugenics Discourse and Racial Improvement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49,”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19-2, (December 2010)

Sihn Kyu-hwan, “Unexpected Success: the Spread of Manchurian Plague and the Respons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Korea, 1910-1911,” Korea Journal 49-2, (Summer, 2009)

辛圭煥, □國家, 都市, 衛生: 1930年代北平市政府의 衛生行政과 國家醫療□(首爾: Acanet, 2008)

■ 郵件： jerryq@yonsei.ac.kr

梁熙晶 (YANG Heui-jeong)

■ 所屬及職位 :　梨花女子大學校 大學院史學科 碩士課程

■ 硏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硏究領域：中國近代敎育交流史

■ 主要硏究成果

□淸末, 中國人的日本留學和日本語學習□(梨花女大 碩士論文, 2012)

■ 郵件： soothingwriter@ewhain.net

柳 鏞 泰(Yu, Yongtae)

■ 所屬及職位 : 首爾大學校 歷史敎育科 敎授

■ 硏究課題

我硏究課題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從社會史視覺看近現代中國農民問題包括農民協會和合作社以及土地改革在內. 第二是從職業代表制視覺看二十世紀中國對民主主義的謀求包括國民會議和國民參政會以及政治協商會議在內.  這兩個主題可以歸結于中國對新民主主義的摸索, 我開始進行對1945-57年新民主主義的硏究. 第三是從地域史視覺而不是一國史視覺看東亞洲歷史敎育和互相認識問題包括韓中日越的歷史論著和歷史敎科書等等在內.

■ 主要論著

著書

□職業代表制, 近代中國的民主遺産□, 首爾大學出版文化院, 2011

□知識靑年,公産與農民社會的革命□, 文學與知性社, 2004

□一起讀的東亞近現代史□1·2 (共著), 創批, 2010

□韓中日東亞洲史敎育的現況與課題□(共著), 仙人, 2008

□歡呼中的警鐘: 對東亞歷史認識和歷史敎育的反思□, Humanist, 2006/ 日譯本 明石書店, 2009

□中國的東北工程和中華主義□(共著), 高句麗硏究財團, 2005

主要論文(2008-2011)

｢中國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 1945-1953｣,□近代化工程: 資本主義之路與社會主義之路□, 奎章閣韓國學硏究院 主催 國際學術大會, 201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後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48-1953｣,□中國近現代史硏究□50輯, 2011.6

｢韓國的越南戰爭認識與歷史和解之路｣,□東北亞和東南亞的歷史和解□, UNESCO韓國委員會, 2010

｢運動史硏究の深化と地域社會史との結合-韓國における中國近現代三農史硏究｣,□近きに在りて□(東京) 55號, 2009.5

｢近代中國的民族帝國主義與單一民族論｣,□東北亞歷史論叢□23號, 2009.3

｢韓國的東亞史認識與其構成-通過‘東洋史’硏究60年看‘東亞史’｣,□歷史敎育□107輯, 2008.9

■ E-mail : yyt@snu.ac.kr / 02-880-7710 (O) / 010-8891-1615(HP)

李丙仁

■ 所屬及職位 : 韓國敎員大學校 歷史敎育科 副敎授

■ 主要研究成果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工商同業公會及其業規｣, □東洋史學硏究□ 97輯(2006.12)

｢國民黨政權的公民觀與‘民族傳統’-革命與民族傳統的交換與交流-,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35輯(2007.09)

｢近代中國的海外移民和‘祖國’｣, □東洋史學硏究□ 103輯(2008.06).

｢中國現代史硏究 : 硏究領域的擴大‧隔遠與新領域的摸索｣, □歷史學報□ 199輯(2008.09)

｢中國敎會學校與收回敎育權運動｣, □中國史硏究□ 67輯(2010.08)

｢海外華人社會的變遷與‘國家’｣, □亞細亞文化硏究□ 24輯(2011.12)

李暎蘭

■ 所屬及職位 : 朝鮮大學校 史學科 講師

■ 關主領域 : 中國近代 敎育, 社會史

■ 主要著作

｢康有爲的敎育改革｣, □傳統文化硏究□第6輯, 1999.

｢戊戌變法前後 通過學會·報刊 啓蒙活動-□時務報□的 敎育關聯 記事爲中心-｣, □人文學硏究□第32輯, 2004.

｢戊戌變法時期 湖南省的 新式書院-嶽麓書院和時務學堂爲中心-｣, □明淸史硏究□第31輯, 2009. 4.

｢通過□南學會□,□湘報□淸末湖南省改革方向｣,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第43輯, 2009. 9.

｢淸末 湖南省 知識人和湖湘學 繼承｣,□明淸史硏究□第34輯, 2010. 10.

｢變法運動時機 湖南省 知識人的 書院改革 構想｣,□中國史硏究□第71輯, 2011. 4.

■ E-mail : lyr52@paran.com

李銀子 (Lee, Eunja)

■ 所屬：  釜山大學校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中國近代史, 韓中外交史

■ 主要研究成果：

Lee eunja, The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 in Korea in the Post-Sino-Japanese War Period: During the Terms of Consul General Tang Shaoyi and Legate Xu Shoupeng,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6-1, 2009

李銀子, ｢淸末駐韓商務署的組織與地位｣, □明淸史硏究□ 30, 2008

李銀子, ｢關于19世紀末在朝鮮未開口岸的淸商密貿易的領事裁判案件的硏究｣, □東洋史學硏究□ 111, 2010.

李銀子, □義和團運動前後的山東-關于民間宗敎結社與拳會的硏究□, 高麗大學校出版部, 2002

■ 郵件：eunha@pusan.ac.kr  ;  ej1884@nate.com

林相範(Lim, Sangbum)

■ 所屬及職位 : 誠信女大 敎授

■ 硏究分野 : 北京城市與日常生活史, 2000年代 當代中國(法律, 大衆文化), 中國共産黨史

■ 主要論文

｢北京地區警察員的構成及其變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2005-9

｢近代中國的犯罪學成立與犯罪｣,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2006-9

｢革命時代的日常暴力｣, □中國學報□ 2007-6

｢閔斗基史學的一面:韓國之中國史硏究的特色｣, □東洋史學硏究□ 2009

｢辛亥革命以來韓中關係史之硏究與初中歷史敎育｣, □國際中國學硏究□ 2011

｢北京人在1919年5月~6月裡, 大事與細故 : ‘空間’‘生活’‘事件’｣(2012.3.)

■ 郵件：lim1919@sungshin.ac.kr

鄭惠仲 (Chung, Hyejung)

■ 所屬及職位 : 梨花女子大學校 史學專攻 敎授

■ 研究領域：近代經濟史, 東亞比較史, 韓中關係史

■ 主要研究成果

｢20世紀初北京金融界及李宏齡的山西票號改革論｣,□中國史硏究□67, 2010

｢上海畵報中的好萊墺電影與大衆讀者-以1926-1937年的□良友畵報□爲中心｣, □梨花史學硏究□41, 2010

｢東亞三國辛亥革命的記憶-對□申報□, □每日新聞□, □讀賣新聞□的｣內容分析｣,□明淸史硏究□36, 2011.

■ 郵件 : kacj04@hotmail.com / kacj04@ewha.ac.kr

崔恩珍 (Choi, Eun-jin)

■ 所屬及職位 : 國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 HK研究教授

■ 研究題目 : 中国现代史，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话语等。

■ 主要成果

｢南京政府时期浙江省教育辅导制度｣,｢中国的民办大学政策及位相｣,｢中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49)和近代历史学的制度化｣,｢中国媒体的作用，产生话语和扩散机制｣等。

■ 电子邮件地址 : cejin87@hanmail.net

日本參加者

天野 祐子 AMANO  Sachiko

■ 所屬單位：東京女子大學 非常勤講師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中國現代農村社會史, 中日戰爭史, 戰後國共內戰史

主要關心是中日戰爭前後國家和基層社會（尤其是鄉村）的關係如何轉變, 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如何改變中國鄉村社會。進一步說, 這一段時期的變化如何影響1949年以後的國家和社會關係。現在本人通過考察戰後國民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和地方社會反應研究一系列的問題。為了把重點放在社會動態, 本人以四川省為對象進行研究。

■ 主要研究成果：

1) 天野祐子（2004）｢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国民政府の食糧徴発―四川省の田賦実物徴収を中心に―｣□社会経済史学□70巻1号、25－47頁

2) 天野祐子（2006）｢戦後中国国民政府下の経済建設計画と戦後徴発―四川省からみた国共内戦―｣□史論（東京女子大学）□第59号、30－51頁

3) 天野祐子（2007）｢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国民政府の新県制―四川省の事例から―｣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財団法人東洋文庫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本人希望通過這次會議, 除了認識韓國的研究動向和韓國學者以外, 互相討論作為外國人應該如何研究中國近現代史。

■ 郵件：CQW15062 nifty.com

青山 治世  AOYAMA  Harutoshi

■ 所屬單位： 日本學術振興會 (東京大學)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中國近代外交史，東亞國際關係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青山治世（2008）〈晚清關於增設駐南洋領事的爭論：兼論近代國際法、領事裁判權、不平等條約體制〉，王建朗、樂景河編《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下卷，600‐618頁

2) 青山治世（2009）｢在外領事像の模索―領事派遣開始前後の設置論｣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第4章、95－115頁

3) 青山治世(2010)｢領事裁判権を行使する中国―日清修好条規の領事裁判権規定と清朝在日領事による領事裁判事例を中心に―｣□東アジア近代史□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第13号、38－75頁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我希望和韓國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學生們多多交流，以及對韓國的現況多多了解（因為我這次第一次來到韓國）。請多指教！

■ 郵件： aoyama_harutoshi hotmail.co.jp

周 東怡  CHOU Tong‐Yi

■ 所屬單位： 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課程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近代中國教育史、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周東怡 (2010)｢清末学制における｢読経講経｣科目の設置およびその内容について｣□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会）第6号

2) 周東怡 〈清末赴日視察風潮中知識份子的活動：以嚴修的教育活動為探討中心〉，《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四十六期 (in press)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希望能夠了解韓國學界對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現狀與趨勢，並期待向各方先進學習與討教。

■ 郵件：  choutongyi yahoo.co.jp

畑澤 桂子 HATAZAWA  Keiko

■ 所屬單位： 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日語教育史，日語教育和性別

■ 主要研究成果：

1) 畑澤桂子 (2011)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 Issues in Japanese Visual Teaching Materials”, □アジア日本研究□（香港・マカオ・広東日本研究大学連合）第1号、64－72頁

2) 畑澤桂子 (2011) 〈日本軍政下香港的日語教育〉,王小林編著《香港日據時期文教資料集》香港城市大學出版局,26‐56頁 (in press)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日韓の近代史研究の動向を直接伺う機会を得たことをうれしく思います。特に｢教育史｣についての報告は今後の自身の研究に大いに参考になると期待しています。

■ 郵件： ctkeiko cityu.edu.hk

飯島 涉  IIJIMA Wataru

■ 所屬單位  青山學院大學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東亞近現代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飯島渉 (2011)｢｢中国史｣が亡びるとき｣□思想□第1048号

2) 飯島渉 (2010)｢中国海関と｢国際｣の文脈｣和田春樹ほか編□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１巻）、岩波書店

3) 飯島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2009)□シリーズ２０世紀中国史□1～4巻、東京大学出版会

■ 郵件： wiijima aoyamagakuin.jp

今井 就稔  IMAI  Narumi

■ 所屬單位： 日本學術振興會 特別研究員 PD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抗日戰爭時期經濟史，上海產業以及資本家研究

■ 主要研究成果：

1) 今井就稔 (2011)｢戦時期日本占領地域の経済史｣□近きに在りて□第59号、111‐119頁

2) 今井就稔 (2010)｢日中戦争期上海のマッチ製造業と日本｣□中国研究月報□第64巻第6号、14－26頁

3) 今井就稔 (2009)｢抗戦前期上海租界における資本家の経済活動―虞洽卿の言動にみる□救済市民□と□発国難財□｣金丸裕一編□近代中国と企業・文化・国家□ゆまに書房、213－246頁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這次我第一次參加這研究交流會,也是第一次的韓國訪問, 請多關照!!

■ 郵件： imainarumi auone.jp

石川 照子  ISHIKAWA  Teruko

■ 所屬單位： 大妻女子大學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中國近現代女性史、社會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石川照子 (2011) ｢上海で働く日本人女性の現状と意識―アンケートにもとづく考察―｣□大妻比較文化□12、20－35頁

2) 石川照子 (2009)｢宗教政策と都市社会の変容―建国前後のキリスト教界を中心に―｣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建国前後の上海□研文出版、373－403頁

3) 石川照子 (2009)｢戦後内戦とキリスト教―雑誌□天風□記事の考察―｣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中華民国の模索と苦境 1928~1949□中央大学出版部、355‐388頁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我希望跟很多韓國學者好好交流 (特別願意見到女性史和社會史的研究者)。

■ 郵件： telchan otsuma.ac.jp

川口 ひとみ  KAWAGUCHI  Hitomi

■ 所屬單位： 神戶大學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明治期間的日中關係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川口ひとみ (2010)｢海港都市長崎華商｢泰昌号｣の商業形態―｢房租｣、｢簿書鞅掌｣、｢年納地租保火険底｣文書を事例として―｣□海港都市研究□、神戸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海港都市研究センター、第5号、169‐180頁

2) 川口ひとみ (2008)｢行桟業（客桟業）としての泰昌号｣□人間文化□、神戸学院大学人文学会、第23号、41‐50頁

3) 川口ひとみ (2007) ｢行桟業・客桟業としての泰昌号｣、□簿書鞅掌□（研究代表者中村哲夫□華僑商号｢泰益号文書｣に基づく神戸華僑の歴史研究□私立大学教育研究高度化推進特別補助、31－62頁、153－171頁。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本人主要使用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所藏史料、外交部外交史料館所藏史料等，研究明治期間華商的動向。從明治期到昭和前期，在與亞洲各地進行貿易的長崎華商當中，泰昌號、泰益號占有主要的地位。因此特別對泰昌號、泰益號所保管的文書進行整理、翻譯和研究。現在，本人繼續使用以上史料，對在《日清修好條規》簽訂後關於領事裁判權的運用進行研究。

希望能和各位學者們進行交流，借此進一步深入自己的研究。請各位指導！

■ 郵件： uguisumame224 hotmail.co.jp

久保 亨  KUBO Toru

■ 所属单位： 信州大学

■ 研究题目、方法以及有关心的研究领域： 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久保亨(2011)｢同時代日本の中華民国認識―矢野仁一の中国論を中心に―｣久保亨・嵯峨隆編著□中華民国の憲政と独裁 1912‐1949□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15‐236頁

2) 久保亨(2011)｢戦後中国の経済自由主義｣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有志舎、307‐327頁

3) 久保亨(2011)□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④ 社会主義への挑戦□岩波書店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與會學者的互相交流。特別重視年輕人的交流。

■ 郵件：  kubot shinshu‐u.ac.jp

中村 元哉  NAKAMURA   Motoya

■ 所屬單位：  津田塾大學  副教授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我目前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民主化方面的研究，尤其關注自由與民主主義的關係、從“媒體自由”的角度考察中國民主化問題。

當然在考察自由、民主主義諸問題時，只對政策過程進行分析是不充分的，也應該對國內輿論的動向、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以及圍繞自由化、民主化展開的文化爭論的動向、國際關係的變化與國內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展開研究。

依據以上所述，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對1947年實施的憲政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展開，對第二次憲法運動、國際新聞自由運動以及知識分子的文化爭論、輿論界的現狀和憲政的實施過程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此外，在重視戰後中國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前提之下，對聯合國與中國的關係 ( 人權委員會、新聞報道自由小委員會、聯合國新聞自由會議等) 以及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自由主義潮流展開了分析。

在考察台灣的民主體制與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時，我認為1930‐1940年代的憲法實施過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我對近現代中國、東亞的著作權史也感興趣。

■ 主要研究成果：

1) 中村元哉（共編著）(2010)□憲政と近現代中国□(憲政與近現代中國) 現代人文社

2) 中村元哉 (2007)｢近現代東アジアの外国語書籍をめぐる国際関係―中国を中心に―｣（近現代東亞的外文書籍與國際關係：以中國為中心）□中国 社会と文化□22、217‐239頁

3) 中村元哉 (2004)□戦後中国の憲政実施と言論の自由 1945‐49□(戰後中國的憲政實施與言論自由 1945‐49) 東京大学出版会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希望與研究中國近現代媒體發展過程以及有關自由、民主主義諸問題 （訓政時期的政治體制、憲政運動、國民參政會、國民大會等）的學者進行交流。民國時期的自由化、民主化的發展在整個20世紀中國史 (清末－現代)中處於怎樣的地位，也是我非常想與其他學者進行探討的問題。

■ 郵件： motoya tsuda.ac.jp

小野寺 史郎  ONODERA Shiro

■ 所屬單位： 京都大學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中國近代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小野寺史郎 (2011)□国旗・国家・国慶―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東京大学出版会、x+354+9頁

2) 小野寺史郎 (2011)｢1920年代の世界と中国の国家主義｣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有志舎、204‐224頁

3) 小野寺史郎 (2011) 〈大清臣民與民國國民之間？：以新政時期萬壽聖節為中心的探討〉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5期，80‐86頁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希望了解現在韓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以及今後學術上和日方合作的可能性

■ 郵件：  xiaoyesi zinbun.kyoto‐u.ac.jp

高田 幸男  TAKADA  Yukio

■ 所屬單位： 明治大學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從教育來看近代中國的國際與社會。中國富有地方教育資料，我經過分析這種資料來考察近代中國社會，主要在下列四個方面：

近代中國地方社會與教育。主要研究長江下游地區，尤其是江蘇省的教育會等教育團體對於當地和全國政治社會發揮的作用。

近代留日學生和中國現代化。主要研究留學生與他家鄉的關係以及回國後的活動。

中國教育資料來考察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現在主要分析民國時期教育部人員。

現在申請20世紀江南地區的社會演變以及人才培養的研究工程。

■ 主要研究成果：

1) 高田幸男 (2011)｢民国期教育における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と民主主義｣(民國時期的實用主義與民主主義) 久保亨・嵯峨隆編著□中華民国の憲政と独裁 1912‐1949□慶應義塾出版会

2) 高田幸男・大澤肇 (2011)□新史料からみる中国現代史―口述・電子化・地方文献―□（從新史料來看中國現代史：口述、數字化、地方文獻）東方書店、353頁

3) 高田幸男 (2010)｢近代中国教育界から見たアメリカ―地理・歴史教科書の分析を中心に―｣（從近代中國教育界來看的美國：以地理歷史教科書分析為中心）林義勝・高田幸男ほか□アジア周縁から見たアメリカ 1850~1950年□彩流社、137‐189頁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希望對於近代中國教育史、地方史以及口述歷史等方面交換意見和資料信息

■ 郵件：   takay kisc.meiji.ac.jp

上田 貴子  UEDA Takako

■ 所屬單位：  近畿大學文藝學部 准教授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東北亞的華人華僑  從商人的活動來看中國東北城市社會變化 (奉天、哈爾濱)

■ 主要研究成果：

1) 上田貴子 (2009)｢奉天―権力性商人の成立｣安富歩・深尾葉子編□満州の成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365‐416頁

2) 上田貴子 (2008)｢東北アジアにおける中国人移民の変遷 1860‐1945｣蘭信三編□日本帝国をめぐる人口移動の国際社会学□不二出版、313‐342頁

3) 上田貴子 (2007)｢哈爾賓の日本人：1945年8月‐1946年9月｣山本有造編□満州：記憶と歴史□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40‐179頁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第一，我希望與韓國學者討論東北亞、中國的歷史，即以亞洲來為視點的世界歷史。

第二，我希望了解從韓國視角來觀察的亞洲人口移動情況。

■ 郵件：  uedanota kindai.ac.jp

朱 琳  ZHU  Lin

■ 所屬單位： 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 (PD)  (東京大學)

■ 研究題目、方法以及有關心的研究領域： 亞洲政治思想史

■ 主要研究成果：

1) 朱琳 (2011)｢梁啓超の｢文明｣認識およびその変遷｣□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4、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193‐212頁

2) 朱琳 (2010)｢二つの中国認識―吉野作造と内藤湖南―｣□吉野作造研究□7、吉野作造記念館、15‐29頁 (｢第二回吉野作造研究賞優秀賞｣受賞)

3) 朱琳 (2010‐2011)｢中国史像と政治構想―内藤湖南の場合―｣□国家学会雑誌□第123巻9・10号、第123巻11・12号、第124巻1.2号、第124巻3.4号、第124巻5.6号の五回に分けて連載

■ 對於交流會的期待：

東亞的歷史是在相互關聯和碰撞中發展而來的。平時接觸得比較多的是中國以及日本的學者關於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相關研究，而對於身處其間的韓國方面的研究現狀和動向不甚了解。這或許出於本人不通韓語、無法閱讀韓文的局限，但同時也是自身平時缺少與韓國學者交流的機會所致。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話，希望這次交流能夠提供這樣一個平台，使自己有一個加深對最新研究動向進一步了解的機會。

■ 郵件：  syurin78 hotmail.com

목차 (目錄)

韩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2010.1.~2011.9.)
：话语生产基础的强化与新空间的发现	金承郁   1

2009-2010年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泉谷陽子ㆍ天野祐子  19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
: 从2000年度到2010年度	中村元哉  39

日本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共同研究一覧 （2001～2011年度）	河野正・佐藤淳平  49

韩国共同课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 以國民大學校中國人文社會硏究所HK事業爲中心	崔恩珍  71

從傳統士人的日記來看其對清末新式教育發展的反應	周東怡  85

变法前后湖南省书院教学以及运营本质
: 以岳麓书院以及校经书院为中心	李暎兰  95

明治期間日中領事裁判權的運用	川口 瞳 11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闽南华侨汇款网络的变化	金钟湖 123

韩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2010.1.~2011.9.) / 金承郁

韩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2010.1.~2011.9.)

：话语生产基础的强化与新空间的发现

金承郁(首尔市立大)

1. 序言

近代以来，对近代化或近代性的讨论在学术界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便是进入21世纪，在超越近代所设立的国民国家境界的新体制已经确立自身地位的今日，近代化或近代性仍然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这是因为近代东亚各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危机，为克服危机，东亚各国都致力于近代国民国家的建立。另外，在此后的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所产生的相互矛盾中，也不可避免的会强调国家之间的境界。韩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有关近代化（或近代性）和国民国家的建设问题就自然成为其关注的主要内容。但是进入21世纪，该领域的研究在主题和方法论上都进行了一些新的改变，其中一直为学术界所集中关注的宏观主题的吸引力开始弱化，而运用多种方式对更加微观的主题的分析则开始盛行。此种情况多少会使一些熟悉现有主题的学者产生分散或有失集中之感，但实际上其中却蕴藏着一股以共通的语言和研究方法集结而成的巨大的暗流。 下面就将2010～2011年间韩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试图据此对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做进一步的展望。

2008～2009年韩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动向，参见金秀英的论文。 金秀英, ｢歷史學의 ‘近代性’에의 挑戰 –새로운 歷史方法論의 實驗과 社會文化的 接近方式의 擴散-｣, □歷史學報□ 第207輯, 2010.9.

2. 政治、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持续和深化

2010～2011年间，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各领域的研究，在从事此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们的推动下，取得了持续和深化的进展。其中出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新探索，具体情况如下：

虽然有关政治史的研究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国民革命时期的研究以裴京汉、金世昊、金衡钟等的论文引人注目。裴京汉继以其前后时期为对象的研究工作之后，进一步分析了国民革命时期汪精卫的反帝意识及其不足，从而试图对汪精卫的民族主义转变过程进行全面地论述。 另外，他还以4ㆍ12政变之后南京和武汉的对立，即宁汉对立为重要背景，分析了国民革命时期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 金衡钟通过对1911年末至1912年初汪精卫与杨度一同组织的国事共济会活动的分析，指出他的民族主义，也是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同一时期的人们在受到瓜分危机影响后所做出的反应。 金世昊认为，陈炯明所著《中国统一刍议》中提出的联省自治论，与1920年代国民大革命中出现的党国体制不同，是由自下而上的自治扩大而组成的民治主义的国家建设意向，并将其囊括在这一时期多种国家建设理论的光谱之中。 以上的这些研究对现有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和国民国家建设过程论题进行了更深层的实证研究。

裴京漢, ｢國民革命時期 汪精衛와 反帝問題｣,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7, 2010.9.

裴京漢, ｢國民革命時期의 蔣介石과 汪精衛 -迎汪運動과 蔣往上海談判(1927년 4월)을 中心으로-｣, □東洋史學硏究□ 112, 2010.9.

金衡鍾, ｢1911年의 汪精衛 -楊度와의 國事共濟會 活動을 中心으로｣, □東亞文化□ 48, 2010.12

金世昊, 「<中國統一芻議>(1927)의 再檢討 –陳炯明의 ‘聯省自治論’의 性格｣,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6, 2010.6.

在中日战争时期的研究中，对已颇具争议的协力性民族主义(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的评价依然是谈论的话题。朴尚洙分析了战后国民党对汉奸的审判。他认为以汉奸审判为转机，协力性民族主义从理论上完全为抵抗性民族主义所挫败。此后中国近代史得到了整合，其单一论述的地位得以巩固。 裴京汉对中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对韩政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为了抗日与韩国的联合与其说是出于两国间的友好或人道的支援，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中国对韩半岛的影响力，以及出于对战后亚洲国际秩序的构想。这是站在韩国人的立场上来体味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民国家建设的意义，从这点上来看，该论文有其意义所在。

朴尙洙, ｢戰後 ‘漢奸’ 裁判과 漢奸의 對日 協力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7, 2010.9.

裴京漢, ｢中日戰爭時期 蔣介石ㆍ國民政府의 對韓政策｣, □歷史學報□ 208, 2010.12.

与国共内战相关联的论文中，以孙承希和鄭炯儿等的研究较为瞩目。孙承希主要关注了有别于国共两党，作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的民主同盟。她指出民主同盟虽然一直起着国共调停人的作用，但是美苏冷战理论支配中国后，其调停人的身份受到了挫败。 鄭炯儿分析了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转折点的国共两党的对外战线和美国主导的国共谈判的过程，并关注了美国作为两者调停人所起到的作用。 有趣的是，孙将美苏之间的冷战看作是构成国共两党产生矛盾最根本的背景, 郑提出了与此多少有所不同的观点, 却看来国共之间的矛盾应该是国民党固执于理念上的对立所致。郑她一直在进行着关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相关性的论述, 在另一介论文中指出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思想的起点应该始于1923年苏联访问之时。 金東吉对这一时期中共的国际政策进行了研究。他在对共产党外交文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美国的“中国丧失论”是美国在没有理解中方外交政策的情况下虚构出來的理论。

孫承希, ｢國共內戰時期 中國民主同盟의 獨自性 摸索｣,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8, 2010.12.; 孫承希, ｢中國民主同盟의 挫折과 選擇｣, □東洋史學硏究□ 114, 2011.3.

鄭炯兒, ｢國共兩黨의 葛藤과 和解에 대한 美國의 態度變化(1941-1944)｣, □中央史論□ 31, 2010.6.

鄭炯兒, ｢蔣介石의 中蘇合作에 대한 態度變化｣, □歷史와 實學□ 45, 2011.8.

金東吉, ｢1945년-1950년 中ㆍ美關係와 “中國 喪失論” 批判｣, □東洋史學硏究□ 111, 2010.6.

对1949年后冷战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是最近较为活跃的领域。郑文祥为了考察冷战时期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主要调查和探讨了韩国的舆论媒体和学术界专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认为当时舆论和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将文革视为“非正常的”“权力斗争”，借此使韩国社会中原本存在的“反共冷战型中共认识”扩散，再生产，并进步强化。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北韩的中国认识中所反映出的冷战文化进行了分析，指出韩国战争为契机形成的，以“血盟关系”为象征的政治军事性同盟关系，是在两者共享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友谊中结合而成的。 赵京兰通过韩国的《思想界》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两种杂志，探讨了1950年代的反共自由主义思想。他指出两种杂志的知识分子虽受共产主义迫害，但在制度之外，他们却刊行了作为大众媒体的杂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权利对抗的话语的可能性。 李炳翰关注了1955年万隆会议前后，中国、台湾在华侨政策上的分歧，认为这是在中国和台湾的国共外战、中国和美国的东亚冷战、中国和亚洲关系再设定等多层面的构造中，反映出历史性转变的重要事件。

鄭文祥, ｢韓國의 冷戰文化 形成과 文化大革命 -大衆 言論媒體와 學界의 文化大革命 認識에 대한 分析을 통하여-｣,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8, 2010.12.; 鄭文祥, ｢冷戰期 北韓의 中國 認識 –韓國戰爭 後 中國 訪問記를 中心으로｣, □우리어문연구□ 40, 2011.5.; 鄭文祥, ｢‘中共’과 ‘中國’ 사이에서 –1950~1970년대 大衆媒體上의 中國 關係 論說을 통해 보는 韓國人의 中國 認識｣, □東北亞歷史論叢□ 33, 2011.9.

趙京蘭, ｢1950年代 東아시아의 反共 自由主義 이데올로기에 대한 再檢討 -<自由中國>과 <思想界>의 對抗談論 形性 可能性-｣, □時代와 哲學□ 22, 2011.3.

李炳翰, ｢‘두 개의 中國’과 華僑政策의 分岐｣,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5, 2010.3.

政治史研究在现有研究主题持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其关注重心发生了变化。例如对冷战这一较近时期的关注增多，此外还更多的试图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发展脉络相连接进行考察。

经济史研究领域虽在韩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属于十分活跃的部分，但是仍在相关研究者的努力下持续进行着。金志焕、朴正铉等为了进一步了解中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及其抗日情况，对其施行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较为关注。金志焕通过对国统区物资供求结构的背景讨论，探讨了作为重庆国民政府经济统治政策一环的物价统治政策。文中，他指出重庆国民政府的统治政策虽具有其现实的背景，但结果却很难达成其预期的目的，另外其又与工商业资本家发生了矛盾冲突，是失败了的经济政策。朴正铉讨论了日本在中日战争之后于沦陷区构建的对外贸易构造，并就这一构造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是否变得艰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该问题是与日本战争胜败紧密相联的重要因素。另外他还讨论了在战争期间，受日本封锁的国民政府通过开通新的贸易路线得以维持。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政府采取了贸易控制政策，而该政策产生的副作用成为战后国民政府很大的负担。姜京洛的研究与政治问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经济自身的发展层面上。他以华北地区为对象，分析了近代贸易以市场为媒介对农村和农业经济产生的影响，同时整理了华北经济圈以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周边农村市场的阶梯性构造再编的过程。

金志煥, ｢中日戰爭期 重慶國民政府의 物價統制政策｣, □中國學報□ 62, 2010.12.

朴正鉉, ｢中日戰爭 時期 國統區 對外貿易과 國民政府의 貿易政策｣, □歷史敎育論集□ 46, 2011.2.; 朴正鉉, ｢中日戰爭 時期 淪陷區 對外貿易과 貿易 네트워크의 變化｣, □歷史와 談論□ 58, 2011.4.

姜京洛, ｢20世紀 前半期 天津近代貿易과 農産物市場｣,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5, 2010.3.; 姜京洛, ｢近代貿易과 華北經濟圈의 變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9, 2011.3.

社会史是对近代性问题有过深度讨论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以上海、北京等城市为背景展开的讨论，则显示出其对在近代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和西方近代两种要素究竟产生了何种冲突和融合的关注。在2010～2011年的研究中，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仍在进行。俞莲实发表了关于19世纪30年代上海的“影帝”金焰及其国族认识形成的论文。 李浩贤以《申报》《晨报》的影评和读者评论为中心，整理了19世纪30年代围绕着上海的“新女性话语”展开的争论。 郑惠仲以《良友画报》为中心，分析了围绕着好莱坞电影的城市大众的近代文化体验和日常生活。 崔恩珍通过对《新家庭》杂志的分析，探讨了19世纪30年代关于上海“新家庭”的话语。主要由女性研究者们提出的关于近代文化和女性话语关系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另外，辛圭焕还整理了民国时期随着医师免许制度的确立，作为新的职业军的西医的形成过程。

兪蓮實, ｢1930년대 上海의 “電影皇帝” 金焰과 디아스포라의 정체성 만들기｣, □歷史學硏究□ 38, 2010.2.

李浩賢, ｢1930年代 上海 "新女性 談論"의 企劃 -『申報』와 『晨報』의 영화평과 독자평을 중심으로-｣, □中國史硏究□ 70, 2011.2.

鄭惠仲, ｢20세기 초 동아시아 모던문화와 近代體驗: 都市大衆과 日常生活 ; 상하이화보 속의 헐리우드 영화와 독자대중 -1926-1937년 『량우화보(良友畵報)』를 중심으로-｣, □梨花史學硏究□ 2010

崔恩珍, ｢□新家庭□ 雜誌와 1930년대 상하이 ‘新家庭’｣, □梨花史學硏究□ 41, 2010.12.

辛圭煥, ｢民國時期 醫師免許制度의 成立過程과 醫師의 社會的 地位｣, □東洋史學硏究□ 114, 2011.3.

不可否认政治史的比重呈现出缩小的情况。 而经济史、社会史对现有主题的研究虽相对有所减少，但事实上其正试图从更根本的层面上采取新的研究方式。与此相关，仁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的“韩国的中国研究和研究基础的再构成”研究课题（2009～2018年）引人瞩目。该研究课题的负责人田寅甲、张祯娥看到现阶段韩国的中国研究缺乏韩国式的研究视角，同时学科再生产的结构也较为脆弱，提出为克服此种情况及开展中国研究再构成的工作，有必要对中国社会和经济惯例进行调查研究。2010－2011年间，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研究者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惯例研究的论文。文明基通过契约文书，分析了清代台湾的一田两主惯例的形成和变化。 金志焕分析了1949年以前中国的工场、企业中普遍形成的管理惯例，并指出这是为确保资本创造的独特制度，但结果却成为促使中国企业经营恶化的主要原因。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低价出售公债的惯例，并指出为补助和发展工商业而发行统一公债的办法，对吸引银行资本家的投资视线，起到了一定的贡献。 朴章培考察了日本对中国农村惯例调查的计划、调查情况和效果。 郑文祥为对上海米业惯例进行全面的分析，首先对民国时期上海的米谷流通情况，米市的构成、交易程序、同业组织等进行了概述。 金承郁以习惯法和国家法的相互关系为中心，探讨了20世纪前期上海的银行业和钱庄业制度的变化过程。他指出在上海银钱业的法制建设过程中，习惯法因未找到与国家法适当的结合点而与之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被要求单方面从属于国家法，以致在中国法制建设中留下了仍需解决的课题。 此外，洪成和对清代后期重庆社会的商事裁判惯例与清代幕僚和法律运用进行了论述, 郑惠仲还对20世纪初北京的金融界和李宏龄山西票号的改革论进行了分析。

文明基, ｢契約文書를 통해 본 淸代 臺灣의 一田兩主 慣行의 形成과 變容｣, □歷史文化硏究□ 35, 2010.2.

金志煥, ｢‘官利 慣行’이 中國企業 經營에 미친 影響｣,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9, 2011.3.; 金志煥, ｢南京國民政府의 公債政策과 統一公債의 性格 再論｣, □東洋史學硏究□ 115, 2011.6.

朴章培, ｢帝國 日本의 ‘大調査部’의 〈中國農村慣行調査〉의 조사 실태와 효과｣, □東北亞文化硏究□ 26, 2011.3.; 朴章培, ｢中國 鄕村組織 調査硏究의 趨勢와 論點｣,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9, 2011.3.

鄭文祥, ｢民國時期 상하이 米穀 流通網과 米穀 市場의 構成｣, □아시아문화연구□ 23, 2011.9.

金承郁, ｢20世紀 前半 上海 銀錢業과 銀行 法制 -慣習法과 國家法의 衝突-｣, □中國史硏究□ 68, 2010.10.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上海金融业内自发形成的近代制度，即钱庄业的票据清算进行了分析。金承郁, ｢近代 上海의 어음 決算 制度와 法制 建設｣, □全北史學□ 37, 2010.10.

洪成和, ｢紛爭과 調停: 淸代後期 重慶社會의 商事裁判｣, □中國學報□ 61, 2010.6.; 洪成和, ｢官箴書를 통해서 본 淸代 幕友와 法律運用 ｣, □東洋史學硏究□ 115, 2011.6.

鄭惠仲, ｢20世紀初 北京 金融界와 李宏齡 山西票號 改革論｣, □中國史硏究□ 67, 2010.8.

对惯例的研究，目前从其深度和集中度来看，可以说仍不全面和系统。众所周知，对惯例调查和研究有美国和日本等中国学研究发达国家的事例。两者是在充分收集与中国社会相关的基本资料后，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从而奠定了其重要的基础。目前涉及该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韩国学术界的中国学传统在进入近代后出现了断层。韩国学者们表现出十分强烈的自我反省的意识，认为在能够从本质上理解中国社会的资料和研究层面必须建立独特的基础。此点反映了韩国学术界试图强化独自话语生产基础的要求，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其今后的走向值得关注。

3. 中国的未来规划和知识分子

2010～2011年间，对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余波仍然存在。金贞和主要探讨了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 李在铃分析了以读经论争为中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儒教教育的发展方向和不足。 文明基指出对中国学术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之间的分歧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疏忽了三者间存在的共同点问题。他试图整理钱穆和傅斯年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民国时期学术社会的形成过程。 赵京兰关注了起到统合90年代中国社会职能的主要话语——民族主义。她指出除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外，新左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多种民族主义话语形成了应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以促进经济建设为主体，建设强大国家为命题的共同战线。认为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中，东亚论只被允许放在从属的地位。 金承郁探讨了19世纪30年代以新启蒙运动为中心，近代以来一直规范着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的“救亡危机”在构成对五四运动的记忆中起到了何种影响。他指出在新启蒙运动中展现出的救亡和启蒙的联系成为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中的遗传基因。

金貞和, ｢南京國民政府 初期 自由主義 敎育思想의 實驗 –蔡元培의 大學院制ㆍ大學區制-｣, □史林□ 35, 2010.2.; 金貞和, ｢蔡元培와 孔敎問題｣, □中國史硏究□ 69, 2010.12.

李在鈴,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儒敎敎育의 志向과 限界 -1930년대 讀經論爭을 중심으로-｣, □中國學報□ 61, 2010.6.

文明基, ｢民國時代 學術社會의 分岐와 收斂｣,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6, 2010.6.

趙京蘭, ｢現代 中國 民族主義 批判 –東아시아 認識을 中心으로｣, □歷史批評□ 90, 2010.2.

金承郁, ｢1930年代 新啓蒙主義者의 “五四” 記憶｣, □歷史文化硏究□ 37, 2010.10.

对知识份子团体的关注是因为认识到其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当今中国的大国崛起和民族主义成长引人瞩目，因此对作为规划其未来的主导集团知识分子阶层的考察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与此相关，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进行的名为“中国人的知识ㆍ知识人：地形和网络”的研究课题引人瞩目。该研究课题的负责人金秀英探讨了传统中国和近代西方国家两者的相遇给中国知识地形带来的变化，主要分析了中国专门知识（近代分科学问）和专家集团的诞生。她将传统中国和近代西方国家看作是从根本上异质的两种因素，探讨了中国建立西方式知识构造的情况，以及由此而推进的近代化的意向。 与此相关，崔恩珍发表了一系列与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制度化和思想界的知识地形相关的论文。 然而，对上述观点田寅甲多少持有不同意见。他对作为当今中国政治文化形成土壤的传统中国权力精英充员文化和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对国家权力的作用和精英的社会使命的传统认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此情况下，近代以后权力精英的充员文化和系统就自然与传统的充员文化和系统相融合，两者间没有大的冲突共存在一起。这就与认为传统中国和近代西方存在着本质对立的金秀英的观点有所不同。可以说，两者在对中国社会理解问题上各自持有断绝和延续两种不同的意见，因此双方不可避免会产生争论。而有趣的是，两者都在主持长期的研究项目，至于今后究竟会出现何种论争就不能不引人注意。

金秀英, ｢中國 近代 知識地形의 形成과 패러다임 -專門知識과 專門家集團의 誕生을 中心으로-｣, □中國史硏究□ 71, 2011.4.

崔恩珍, ｢中國國立中央硏究院歷史語言硏究所(1928-1949)와 近代歷史學의 制度化｣, □中國史硏究□ 67, 2010.8.: 崔恩珍,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 大學의 歷史學 學問體制의 變化 -重點學科 重點硏究中心 建設을 중심으로｣, □中國學報□ 63, 2011.6.; 崔恩珍, ｢중국모델(中國模式)론을 통해 본 中國思想界의 知識地形｣,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50, 2011.6.

田寅甲, ｢傳統 中國의 權力엘리트 充員文化와 시스템｣, □아시아文化硏究□ 21, 2011.3.

4. 对国境的紧张与跨国性空间

因“东北工程”等引发的矛盾，促使不少学者于2010～2011年间加入到“历史纷争”之中。金衡钟关注吴禄贞所著《延吉边务报告》，认为该书为当今中方“间岛”问题的主张提供了基本的逻辑构造，因此从这点来看，其应该是“100年前的东北工程”。他指出，吴禄贞虽是清末革命运动的主要人物，但从其报告书编写的目的上来看，其又不能不从拥护清朝的存在及正统性的立场出发。在清所掌控的领土内发生的历史被全部认为是“中国”的历史，这一理论是当今“东北工程”理论的原型。 朴宣泠对中华民国时期报刊中出现的有关“间岛”问题的认识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在日本对国境侵犯的疆界认识中屈服。 此外，还陆续有学者对中国、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历史的叙述展开分析。金志勋发表了关于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问题，以及20世纪初中国的学制改革和历史课程问题两篇论文。 金正贤指出黄炎培、傅斯年、金毓黻等20世纪的中国史学者所写韩国史著中，在对抗日本的同时，也受到其殖民史观的影响，对一些史实进行了歪曲。 李恩子对中国高等学校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有关清史的叙述进行了分析。 金钟健则概括整理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与韩国相关内容的变化情况。

金衡鍾, ｢吳祿貞와 □延吉邊務報告□: 100년 전의 ‘東北工程’?｣, □歷史文化硏究□ 35, 2010.2.

朴宣泠, ｢中華民國 時期의 "間島" 認識 -당시 출판된 신문 잡지의 "間島" 記事를 中心으로-｣, □中國史硏究□ 69, 2010.12.

金志勳, ｢20世紀初 中國의 學制改革과 歷史敎科課程의 成立｣, □史林□ 39, 2011.6.; 金志勳, ｢2011년 日本 中學校 歷史敎科書의 中國近現代史 敍述｣, □中國學報□ 63, 2011.6.

金正賢, ｢20세기 中國의 韓國史 敍述과 日本의 植民史觀｣, □中國學報□ 61, 2010.6.

李恩子, ｢中國 高等學校 歷史課程標準 實驗敎科書의 淸代史 敍述 分析｣, □아시아文化硏究□ 19, 2010.9.

金鍾健, ｢中國 歷史敎科書上의 韓國 關聯 敍述內容 變化에 대한 檢討 -最近 初級中學 『中國歷史』 敎科書를 中心으로-｣, □中國史硏究□ 69, 2010.12.

如果说“历史纷争”受到国民国家间线形境界概念束缚的话，那么对其的克服则是以越过国境，关注其相互间的认识、关系和接触而不断展开。2010～2011年与此相关的研究正在活跃的进行。

有关相互认识问题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东北亚历史论丛》第33号刊行的题为“对冷战时期韩中日三国相互认识批判的讨论”的特辑。该特辑内收录了黃東淵、郑文祥、鄭眞阿、任城模、吳炳守等的论文。 他们认为当今三国的相互认识中仍有冷战文化的残存，并指出为了思考面向未来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考虑到其中仍存在着冷战构造延续的特殊性。黃東淵探讨了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和其对亚洲的认识体系。他指出美国学术界从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近代化论等认识构造出发，对东亚特别是中国进行区域研究。其成果和认识伴随着美国的“文化攻势”向这一地区扩散流通。而这种知识和认识构造为东亚地区的学者持续复制着。郑文祥通过对1950～70年代报刊中刊载的与中国相关社论的分析，探讨了成为主流的“冷战式的中国认识”，形成、扩大的过程。他同时还注意到对于这种冷战式的中国认识批判的“理想化的中国认识”的存在。吳炳守通过对《自由中国》社论的分析，探讨了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韩国的认识。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周边认识的本质，其实是美国的反共理念和冷战政策。其中因东亚地区秩序构想和国内政治的需要，韩国被提及或成为映射的对象。此外还有尹辉铎、李在铃、孙准植、朴敬石、俞莲实、李宣坭、朴正洙等论及东亚各国或地区间相互认识问题的论文。

黃東淵, ｢冷戰時期 美國의 地域硏究와 아시아 認識｣, □東北亞歷史論叢□ 33, 2011.9.; 鄭文祥, ｢‘中共’과 ‘中國’ 사이에서 –1950~1970년대 大衆媒體上의 中國 關係 論說을 통해 보는 韓國人의 中國 認識｣, 同書; 鄭眞阿, ｢韓日協定 後 韓國 知識人의 日本 認識｣, 同書; 任城模, ｢冷戰期 日本 進步派 知識人의 韓國 認識 -□세카이□의 北送․ 韓日會談 報道를 중심으로｣, 同書; 吳炳守, ｢冷戰時期 ‘自由中國’의 東아시아 地域秩序 構想과 韓國 認識(1949~1960)｣, 同書

尹輝鐸, ｢近代 朝鮮人의 滿洲農村體驗과 民族認識 –朝鮮族의 移民體驗 口述史를 中心으로-｣, □韓國民族運動史硏究□ 64, 2010.9.; 尹輝鐸, ｢‘뿌리 뽑힌 자들의 放浪地’: 朝鮮人에게 비쳐진 滿洲國 社會相｣, □韓國民族運動史硏究□ 66, 2011.3.; 李在鈴, ｢美軍政時期(1945-1948) 中國國民黨 言論의 對韓認識 -□申報□를 中心으로｣, □東洋學□ 47, 2010.2.; 李在鈴, ｢冷戰體制 形成期(1945-1948) 中華民國의 韓國認識 –國民黨 言論의 韓國 記事를 中心으로-｣, □東北亞歷史論叢□ 29, 2010.9.; 孫準植, ｢『東亞日報』(1920-1940) 記事를 통해 본 植民地 朝鮮의 臺灣 認識｣, □中國學報□ 61, 2010.6.; 朴敬石, ｢東南亞를 보는 中國의 ‘殖民主義的’ 視角｣,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8, 2010.12.; 兪蓮實, ｢近代 中國 言論에 나타난 朝鮮 여성의 形象｣, □歷史學硏究□ 41, 2011.2.; 李宣坭, ｢近代 中國의 朝鮮人 認識 -梁啓超와 黃炎培를 중심으로｣, □中國史硏究□ 66, 2010.6.; 李宣坭, ｢近代 中國과 日本의 言論媒體에서 보이는 朝鮮女性 表象 硏究｣, □東洋史學硏究□ 116, 2011.9.; 朴正洙, ｢延邊朝鮮人의 國共兩黨 認識과 對應 –1945년~1949年-｣, □史叢□ 73, 2011

在关于相互接触的研究中，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韩国华侨的登场、和与之相关韩中间关系变化的研究别具一格。金希信对清末在汉城出现的华商组织的成立过程和其组织的运营结构及功能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从《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始至甲午战争止，汉城、仁川驻朝鲜使馆对华侨管理的情况，以及汉城开栈的过程。她指出韩中两国在固执于传统朝贡关系的同时，还积极追求经济通商所带来的利益，在文章中她表明了对韩中两国关系向近代转变的过渡期的关注。 文明基也分析了对围绕着汉城开栈，韩中间产生的矛盾，并指出1895年甲午战争之前朝鲜社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反清的意识。 朴正铉通过三篇文章指出开港时期中国人移居朝鲜，及定居过程是对近代以前清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的延续，其以变形的形态，将清的宗主权扩张到租借和商埠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李恩子分析了和19世纪末清商在朝鲜未被开放口岸进行走私贸易的相关联领事裁判案件，并对清末驻韩中国公馆的组织及地位进行了探讨。

金希信, ｢淸末(1882-1894년) 漢城 華商組織과 그 位相｣,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6, 2010.6.; 金希信,  ｢駐朝鮮使館의 華僑 實態調査와 管理 –淸日戰爭 以前 漢城․仁川을 중심으로｣, □明淸史硏究□ 34, 2010.10; 金希信, ｢‘漢城 開設行棧 條項 改定’ 交涉과 中國의 對應｣, □東洋史學硏究□ 113, 2010.12.

文明基, ｢1880년대 漢城開棧을 둘러싼 韓,中 葛藤과 그 意味｣, □中央史論□ 33, 2011.6.

朴正鉉, ｢1882~1894년 朝鮮人과 中國人의 葛藤 解決方式을 통해 본 韓中關係｣,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5, 2010.3.; 朴正鉉, ｢19世紀 末(1882-1894년) 朝鮮 華商의 組織과 商業 活動｣, □中國史硏究□ 66, 2010.6.; 朴正鉉, ｢19世紀 末 仁川과 漢城의 中國人 居留地 運營體制｣, □東洋史學硏究□ 113, 2010.12.

李恩子, ｢19世紀末 在朝鮮 未開口岸의 淸商 密貿易 관련 領事裁判案件 硏究｣, □東洋史學硏究□ 111, 2010.6.; 李恩子, ｢淸末 駐韓 中國 公館의 組織과 그 位相 –駐韓公使 許台身과 曾廣銓 在職 時期를 中心으로｣,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51, 2011.9.

有关华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甲午战争之前，这在一定程度上应与现有研究较多涉及这一主体所形成的惯性有关。众所周知，在韩华侨研究中，对华商以及围绕该问题中国和日本间的角逐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但是韩半岛华侨除了占有相当比重的山东华侨和商人外，还有工人、农民的存在。韩国学术界认识到不应仅将注意力集中于以海上贸易为舞台形成的网络上，还需要对通过陆路空间所形成的贸易、移民网络，以及对工人、农民阶层予以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有必要关注作为跨境者(border-crosser)华侨的行为性(agency)所引起的空间地形的变化。金承郁对仁川华侨移民网络为他们社会空间的形成给予了何种影响进行了分析。特别是他关注了万宝山事件前后在满洲的朝鲜人和在韩半岛的中国人在各自的地区形成的民族断层线，在日帝的刺激下再次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 他同时还对随着仁川运输网的变迁，仁川、汉城周边华侨居住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进行了分析。 金志焕虽未将华侨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但其也主要讨论了跨国移民的问题，即中国的犹太人。 可以说对华侨等东亚移民的研究，跨越了国民国家境界的概念，因此作为该地区历史再构成的有用素材，其地位逐渐凸现出来。

金承郁, ｢20世紀初(1910~1931) 仁川華僑의 移住 네트워크와 社會的 空間｣,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7, 2010.9.

金承郁, ｢19세기 말-20세기 초 仁川의 運送網과 華僑 居留樣相의 變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50, 2011.6.

金志煥, ｢中國 猶太移住民에 대한 日本의 認識과 政策｣,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6, 2010.6.

学术界对作为“东亚矛盾的集结点”或“东亚融合的空间”的东北地区、满洲的关心正进一步的增强。 尹辉铎分析了万宝山事件前后一名中国人的认识中所反映出的东亚间的民族矛盾，认为这基本上是因日本侵略大陆而上演的，而朝鲜人在这场武戏中扮演了被动员的角色。 同时他还关注并研究了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二重性差别和弹压下流离失所的朝鲜人们在满洲经历和他们的民族认识。 全京先发表了关于满洲国的信息宣传机构总务厅、宣传处，满铁的活动，以及通过体育政策对国民进行的身体动员等一系列论文。 这些“国民国家建设”的最大实验室满洲的事例, 以韩国人来说，从而使之成为可以反映韩国建国过程的一面镜子。

韓錫政, 盧基植, □滿洲, 東아시아 融合의 空間□, 소명출판, 2008

尹輝鐸, ｢萬寶山事件 前後 東北亞의 民族關係와 民族矛盾 –中國人의 事件認識을 中心으로-｣, □歷史學報□ 210, 2011.6.

尹輝鐸, ｢近代 朝鮮人의 滿洲農村體驗과 民族認識 –朝鮮族의 移民體驗 口述史를 중심으로-｣, □韓國民族運動史硏究□ 64, 2010.9.; 尹輝鐸, ｢‘뿌리 뽑힌 자들의 放浪地’: 朝鮮人에게 비쳐진 滿洲國 社會相｣, □韓國民族運動史硏究□ 66, 2011.3.

全京先, ｢滿洲國 情報宣傳政治의 中樞, 總務廳 弘報處｣, □歷史와 境界□ 74, 2010.3.; 全京先, ｢中國 東北에서의 滿鐵의 情報宣傳活動｣, □中國史硏究□ 69, 2010.12.; 全京先, ｢滿洲國의 身體動員과 國民만들기｣, □歷史와 世界□ 39, 2011.6.

此外，还有对在台湾、新疆、西藏等中国边境地区展开的权力“国民创造”过程的研究。孙准植发表了3篇文章，分析了警察制度为中心的日帝台湾统治构造，同时还对日帝的殖民地剥削和民族差别政策下台湾民主的不满，以及对近代化和同化政策的自觉和疏通过程中形成的“台湾认识”进行了探讨。 文明基从与台湾建省相比较的观点出发，分析了清朝在新疆的建省过程。他认为清朝对边境内地化的成败与是否存在足够的财政力量密切相关。朴章培分析了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的内地化政策下，面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西藏，其文化力量经受了考验。正是在的过程中，达赖喇嘛作为领导者的形象得以形成。

孫準植, ｢日帝 下 ‘臺灣意識’의 形成 背景과 그 性格｣, □中央史論□ 31, 2010.6.; 孫準植, ｢日帝 植民地 下 臺灣 警察制度의 變遷과 그 役割｣,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7, 2010.9.; 孫準植, ｢日帝 植民統治에 대한 臺灣人의 反應과 警察 이미지｣, □歷史文化硏究□, 2010.10.

朴章培, ｢20세기 전반기 달라이 라마의 이미지 변화 –戰爭과 自然災害와 관련하여-｣, □東北亞文化硏究□ 23, 2010.6.

令人期待的是，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描绘出与现存东亚有所不同的画面。通过对相互认识、接触和交流展开多种分析，可以接触到在国民国家的线形境界概念下无法描绘的事实，同时研究者们也认识到目前需要有一幅新的东亚地形图，同时这一认识开始被更加全面地论述开来。与此相关，朴尚洙还通过对过去韩国东亚理论等认识论进行讨论，提出了今后在东亚研究中采用“跨国性空间”研究方法的主张。 黃東淵是在很久之前就积极地向韩国学术界提议克服国民国家模式的学者，他主张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应该在东北亚的地区概念下进行，不应该仅局限于中国内部，而应该被看作是在东北亚各地区的跨国性相互影响中产生的。 河世凤提出应以空间的概念对近代东亚再构成。 出于相同的想法，金承郁在概述上海近代城市研究现况的同时，指出今后东亚城市史研究应从空间脉络上进行再构成。

朴尙洙, ｢韓國發 ‘東아시아론’의 認識論 檢討: 東아시아 硏究, ‘超國家的 空間’으로부터 接近하자｣, □亞細亞硏究□ 53-1, 2010.3.

黃東淵, ｢地域視角에서 본 五四運動｣, □아시아문화연구□ 22, 2011.6.

河世鳳, ｢近代 東아시아史의 再構成을 위한 空間의 視點｣, □東洋史學硏究□ 115, 2011.6.

金承郁, ｢上海 近代都市史 硏究의 空間的 脈絡｣, □中國學報□ 63, 2011.6.

由此可见，在2010～2011年韩国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过程中，与许多学者都加入“历史纷争”相似，试图克服国民国家模式的课题也更加鲜明的凸现出来。随之而来的超越国境所进行的相互认识、接触、交流，以及由此展开的对跨国空间的关心也正在增加。

5. 结语

以上是对2010～2011年间韩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的简略论述。整理其特征，大致应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国境的紧张感仍然强烈的存在着。但随之而来的要求克服国民国家模式的课题也更加凸现出来。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当今围绕在东亚三国的环境仍然并不安定，其中就有着动摇国家间关系的经历。学术界呈现出的“历史纷争”本质上应该就是这种对国境紧张的反映。如上所述，在韩国学术界，与“历史争论”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研究主题也在逐渐增多。从这一点上看，对国境的紧张感也扩展到了学术界内部。很多学者都参与到东北亚财团、韩国研究财团等由国家权力支援的研究课题中是有其原因的。但是其也提供了契机，即能够更为具地体思考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已久被提及的关于克服国民国家模式的课题。期待着从此点出发在长期内能够取得肯定的结果。

第二，韩国学者们试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加强独自的话语生产基础的努力正在加强。2010～2011年的研究中，试图从相互关系的层面进行研究的论文，与从中国内部问题着眼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研究相比，从韩国近现代史的关系，或者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明显增多。

據所指出, 韩国的中国研究，在进入近代以后，未能继承其传统时期的遗产，为西方的方法论和视角所左右，因此独自的话语生产基础越发的脆弱。以这种自我反思和问题意识为基础，韩国学术界进行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大型的研究项目。

第三，对跨国接触和接触空间的关注正在增加。如上所述，对于东亚3国间的相互认识，相互接触的事例以及进行这种认识、接触所需空间关注的增加。特别是对于作为跨国性接触空间的东北地区、满洲的关心极大的膨胀起来。这些研究者们超越了国民国家的边界，朝着长期重新描绘东亚地区空间地形的方向迈进。期待着通过此项研究学术界能够为3国的相互共存提供合理的建议。

第四，对人文学的社会性功能和现实的参与提出了强烈的要求。1990年代以来，经历了“人文学危机”的韩国学术界，正在为求社会生存进行着积极地自我转型。在此过程中，更加强烈的提出了人文学和社会学的跨学科的合作或必须加强社会责任感的问题。例如白永瑞提出在学问的分化和知识片面化情况下，建立能够培养对人生整体的理解和体味，并适当地履行对当前生活起到批判的作用的总的人文学科，及所谓社会人文学。从此点出发，又提出了公共性的历史学的概念。

白永瑞, ｢社會人文學의 지평을 열며 -그 출발점인 "公共性의 歷史學"-｣, □東方學志□ 149, 2010.3. 赵京兰强调东亚应该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只有通过共感取得他者性的方式，才能使东亚论具有实际的意义。趙京蘭, ｢동아시아와 責任의 社會人文學-1 –自己 省察로서의 동아시아론｣, □中國近現代史硏究□ 49, 2011.3.

目錄:  韓國의 中國近現代史 硏究(2010年 1月 ~ 201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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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 泉谷陽子ㆍ天野祐子

2009-2010年日本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泉谷陽子ㆍ天野祐子

序言

日本《史學雜誌》，每年都有一次名為“回顧與展望”的特輯，回顧一年的歷史研究。我們曾經擔任2009年的“中國現代”部分，此時感到一種困惑，隨著研究對象的多元化、長期化，有些研究涉及到跨時期、跨學科的問題，難以定位在某一特定時期或某一研究領域上。這次會議要求我們回顧2009及2010年的中國“近現代”研究。按照慣例，“近代”與“現代”的“分界綫”在於北伐前後。可“近代”或者“現代”究竟是指哪一段時期，每位學者的定義不盡相同。最近出版的通史與叢書都以清末為敘述的起點，因此我們暫時從清末開始討論。另外，由於各個研究趨於碎片化，每年出版的論著也頗多，不能提及所有的論著，所以我們按照個人的興趣選出了若干篇論文。關於從清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研究由天野負責整理，關於人民共和國研究的幾個問題由泉谷負責論述。下面，按照時期與主題分別介紹。

通史ㆍ研究叢書

2009ㆍ2010年，有四套叢書引人注目。一是＜大人のための近現代史＞叢書，其中的第1冊[三谷其他編2009]針對一般讀者敍述了19世紀中國對外關係史。二是＜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叢書，全5冊。其中，[吉澤誠一郎2010]敍述了清朝跟“近代”的邂逅與清朝對近代化改革的嘗試，[川島2010]敍述了民囯成立前後中國嘗試建設“近代國家”的過程， [石川禎浩2010]敍述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革命事業以及核心思想。這些著作都帶有通論性觀點，反映了每位作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認識。三是以“東亞”為主題的＜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叢書，全11 冊中1～3冊業已出版（[和田其他編2010]（a)（b)（c)）。該書所謂“東亞”的範圍很廣，可見其目的在於克服“國家史”敍述。可是，正如[並木2010a]所說，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東亞”的地域概念以及其誕生的歷史背景。四是，以20世紀作爲標題的＜シリーズ20世紀中国史＞叢書（[飯島・久保・村田編著2009]），由第一綫的學者在不同的研究領域論述了中國近現代研究的重要課題和學科史。這套叢書表示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到達點，作爲研究的指南有很大的意義。以上是通論性研究，以下具體介紹各個領域的著作及單篇論文。

晚清對外關係史

對外關係

19世紀末的清朝，由於與西方各國和日本的來往越來越頻繁，被迫思考如何面對“近代世界”。在此方面，中囯對外關係史、外交史研究，多年來積累了豐富的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岡本・川島編2009]。該書從制度史的角度分析清朝對外關係以及外交形成，並討論事件與制度的關係，不但提起實際的外交交涉，還著眼于外交機構、交涉背後的利害關係、世界觀及其變遷。

以上綜合性研究建立在個別實證研究的基礎之上。有些研究使用多語言史料，分析了清朝的對外關係。關於中法關係，[望月2009]、[望月2010]考察了中法雙方對“邊界”的不同解釋。關於中英關係，[佐野2009]、[平田2010]考察圍繞借款建設鐵路的問題而發生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名望家、以及英國的三角關係，指出清朝沒有能力駁回地方政府的意見，履行與英國之間的借款條約。關於中德關係，[小池2010]以吊唁外交為例，對日德兩國在態度和行動上的不同進行分析，還涉及到了清朝接受吊唁時的困惑。關於中俄關係，[麻田2010]考察了建設中東鐵路時的土地徵用和殖民計劃的實際情況。

此外，重新探討“不平等條約”這一概念的研究也值得一提。[佐々木2010]提到清朝何時認識到跟西洋各國訂立的條約很“不平等”的問題，得出結論：將外交使節和留學生派遣日本的事業以及他們帶來的調查研究引起了清政府在認識上的變化。[青山2010]也認為：清朝基於過去簽訂的條約為不平等的認識，希望與日本以及其他亞洲鄰國簽訂包含“領事裁判權”的平等或者佔優勢的條約，並且積極利用這項條款。

華人移民

華人移動、通商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籠谷・脇村編2009]。該書以18世紀到20世紀為研究對象，尤其以“長期的19世紀”為中心，除中國之外，還廣泛研究了其他亞洲地區的市場。總體來說，該書嘗試從宏觀角度論述“西洋衝擊”帶來的變化，以及“帝國主義”與華人或者其他亞洲商人網絡的交錯。關於華商活動，[村上2009]以福建商人為例，[石川2009]以朝鮮華商為例，[帆刈2009]以廣東商人為例，進行了探討。關於美國華人移民問題，[園田2009]分析了他們社區的成立過程。該書表示：在尚未建立邦交的情況下，通過處理華民保護和組織化的問題，國家間的關係漸趨系統化。

民族問題ㆍ“國民統合”

在如上對外關係之下，清朝開始意識到國家的“領域”、“國民統合”的問題。關於清朝的統治模式、“國民國家”以及民族的問題也受到學者的關注。[岡田編2009]用“大清帝國”的框架來俯瞰了清朝的統治模式。[千葉2010]關注清朝國號的變化，指出：清朝最後十年的“新政”時期，嘗試統合共同擁有“中華文化”的各民族，來建設國民國家“大清帝國”。另外，[岡2010] 以蒙古族為例，[小林2010] 以藏族為例，考察清朝對外藩的統治及其變化，並探討了外藩如何對應清朝統治的“近代”化。

中華民囯也繼承了民族問題以及“國民統合”的課題。民囯政府爲了解決此一問題，想出統合多民族的“中華民族”概念。關於民族之間的關係，[松本2010]從畫報中解讀出了民族上的多數派看少數派的眼光。

此外，有些研究從各個民族的處境出發，對“統合”問題進行考察。[広川2010]從蒙古王公對北京政府的態度看出，在他們中也有集團響應“近代化”。關於回族，[安藤潤一郎2010]分析回民社會中知識分子的類型，考察了他們進行的將回民當作單一民族的“中國伊斯蘭新文化運動”。

政治史

清末民初

政治史研究，關於中央政府的政治決策、政治制度的研究比較少，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則較多。 [大坪2009]考察清廷的複雜決策過程及制度，還描寫了表面上不明顯的政治動態。關於清朝最後十年實行的“立憲改革”，[曽田2009]重視明治日本憲政對改革產生的影響。据曾田說，清朝雖然參考明治政府的憲政與憲法解釋，可它對解決中國獨特的地方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問題起到的作用有限。關於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有[田中2010]的專題研究。該書關注圍繞改革發生的知縣與地方精英的對立關係，論述了自治制度的實行對地方政府與社會帶來的影響。[小羽田2010]關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考察地方政府實行的近代化政策，指出地方政府並沒有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圖實施政策。辛亥革命無疑進一步促進了地方的獨立傾向。關於民囯初期地方政府的獨立傾向，[藤谷2009]通過描寫地方社會的實際情況進行了分析。

民国後期（中日戰爭除外）

民囯後期政治研究也依然豐富，主要探討政治過程、政治思想、外交交涉等。這一領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有關，因此下文“1949年前後的連續與斷絕”一節也介紹相關的研究。這兩年以“憲政”“立憲主義”作爲關鍵詞的研究較多，也引人注目。[中央大學2010]是其中一例。該書第一部探討摸索憲政的過程，從各方面論述了民國政治。如：[光田2010]探討了胡漢民的訓政解釋，[中村2010b]論述了自由主義對憲法制定的影響，[味岡2010]分析了共產黨在邊區進行的憲法制定過程，[塩出2010]考察了戰後香港居民逐漸參與政治的形勢。以“立憲主義”爲主題的研究還有[石塚・中村・山本編2010]。該書從歷史學（政治、社會史）和法律學的跨學科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國吸收“立憲”主義的過程。這些研究都把眼光擴展到當代中國政治體制，嘗試闡明中國摸索建立“國民國家”的過程。

小野寺史郎則研究政治象徵，[小野寺2010]考察了國民政府以及國民黨關於囯歌的政策及其實際情況。据他研究，在訓政時期黨歌暫時被指定為國歌，可進入以建立憲政為目標的階段之後，國民黨内部就產生一種共識，認爲黨和國家的符號不應混淆，制定國歌之問題因此復燃。另外，關於作爲中國形象符號的熊貓，[家永2009]探討了中國政府“熊貓外交”的歷史由來及其展開。

關於政治與媒體關係的研究也值得關注。[原2010]考察“研究系”—以梁啟超的弟子為中心的知識分子集團—與政治權力的關係。該論文指出：由於“研究系”通過媒體發表對政治的批評，北京與南京國民政府一直關注他們的動向，有時候對“研究系”的刊物採取了禁止發行的措施。 [齋藤2009]、[齋藤2010]關注1930年代“國難”時期的媒體言論，指出因爲當時“真正的輿論”尚未建立，難於形成“停止内戰、一致抗日”的潮流。

關於二戰后的外交研究，主要考察中國政府如何处理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吉田豐子2010a]關注在雅爾塔會議上達成協議的“密約”中的蒙古問題，通過分析中蘇交涉，考察了蘇聯的遠東方略以及國民政府自主外交的展開。[松村2010]對1946年春發生的國共全面衝突前後美國的態度進行細緻的研究，指出：美國在還沒確定對華政策的情況下，就迎來了國共衝突的局面。[吉田豐子2010b]對國共全面衝突后國民政府的對美及對蘇政策進行分析。据吉田研究，國民政府趁蘇美關係緊張的時機，爲了取得美援開始對蘇聯持強硬態度。關於共產黨的對外戰略、對外政策的研究，[鄭成2010]考察了在大連的中共組織和蘇聯合作的實際情況，[梅村2010]也考察了東北中共媒體對内部和對敵的宣傳情況及其效果。

思想史

最近幾年思想史在中國學界成爲熱門研究領域，在日本也有同樣的傾向。[坂元2009]就是其中典型，引人矚目。該書論述了代表中國近代“知”的幾個思想家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關於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梁啟超，很多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研究。其中，[吉澤誠一郎2010]關注梁啟超的“新史學”論，並將其與王國維“為學問做學問”的態度進行比較，考察了梁啟超所說的“史學”内容以及其背後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提到戰後日本史學界與政治的關係。

在日本，近三十年來民囯史研究相當活躍，關於孫文的研究不可勝數，其中以下兩篇談到了孫文新的一面。一是[篠崎2010]，該論文關注了孫文、紅十字以及“博愛”思想的關聯，通過分析他翻譯的《救傷第一法》的再版經過，指出了該書與革命戰爭的密切關係。二是[安富2010]，該論文考察：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有“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關於五四時期政治家ㆍ思想家的研究也很多。比如，[横山2009]是1983年出版的“陳獨秀傳”新版，同時增加新寫的傳記部分以及研究論文。這是一部陳獨秀研究的集大成。有留日經驗的思想家也被學者關注。關於國民黨政治家ㆍ戴季陶，[張2010]除了參考他的著作、演講、書信以外，還關注政治背景、思想和行動，全面探討了這一時期他的日本觀。据張玉萍分析，五四時期的戴季陶一邊嚴格批評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一邊摸索與日本平民聯合。

教育史

關於教育史研究，教育與地方社會的關係被學者關注。 [大澤2010]對中等學校在社會上的位置與功能、教育内容以及與實際社會的關係、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學生心態以及家庭出身等問題進行分析。据大澤研究，雖然政府大力推進職業教育，但大多數的中學生願意接受普通教育，畢業后不斷地走進城市而找不到工作。除了學校教育以外，“社會教育”也是重要的研究課題。[戸部2010]考察晚清社會名望家提倡的“宣講所”從民囯時期改由政府來管理。關於由上而下的教育，[大澤2009]探討民國時期的政治與教育的關係，論述了政治教育的重點從“民生”ㆍ“民權”轉移到“民族”的過程。

教科書研究也是最近熱門的研究課題。最值得一提的是[並木其他編2010]，分析民囯時期教科書描繪的中國形象，並且提到了檢定教科書的制度和問題。這是今後研究教科書問題的學者一定要參考的綜合性研究。此外，[田中2010]從歷史教科書以及教科書所敍述的道德，看出了中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解讀和吸收“近代知”（從西方各國與日本進入的新詞彙ㆍ制度ㆍ系統）的過程。

關於音樂教育，[高2010]探討了日本唱歌教育對中國音樂教育帶來的影響。[許2009]對東北地區朝鮮人的教育情況進行分析。[李2010]也對民囯時期在朝鮮的華僑小學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並且提到了日本朝鮮總督府對“排日”教科書實行的取締政策。這些研究都開拓以往的研究沒有關注的新領域，取得了初步的成績。今後期待更多的學者參與這方面的研究。

社會史

宗教與社會

關於太平天國的研究，學者都認爲從社會史方面的研究並沒有走到盡頭，仍然大有潛力可挖。在這個意義上[並木2010b]的出版，爲了今後研究方向值得一提。作者並木賴壽2009年逝世，曾經對捻軍做過研究，該書收集了他關於捻軍的論文。這一系列研究都重視捻軍起義時華北社會的歷史情況，探討了捻軍起義發生的歷史意義。

跟太平天國研究相比，義和團研究依然豐富，得到了兩部著作。一是[吉澤南2010]（叢書〈中国にとっての二〇世紀〉）。由於作者吉澤南2001年逝世，叢書執筆者對他留下的原稿進行整理才能問世的。因爲原稿沒有結論，卷末附上由石島紀之做的詳細介紹，為讀者提供了一些找出結論的綫索。据石島介紹，該書把義和團事件看作“帝國主義”時代世界互動的歷史事件。另一部是[佐藤2010]，該書對基督教團與傳教士的活動、反洋精神及其來源進行分析，同時提到了圍繞義和團戰爭展開的國際關係。

[渡辺2009]探討民囯初期的基督教政策與中國基督徒，同時提到了日本的國家神道與基督教的關係。据渡邊研究，北京政府模範日本國家神道提出以孔教為國教的議案，由於中國基督徒的對抗運動，議案未被議決而廢棄。關於國共内戰時的基督教，[石川照子2010]探討了教徒與教會對内戰的態度以及其選擇的政治立場。

區域社會

關於區域社會研究，上海史研究的積累相當多，對城市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等領域也有積極的意義。[高綱2009a]全面考察了日本人在近代上海活動的歷史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另外，[高綱2009b]對在30年代上海的“帝國日本”外務警察進行分析，描寫了“帝國日本”在上海的地位和眼光。這些研究不僅涉及到城市上海，還涉及到中日關係以及殖民地問題。 [福士2010]對近代上海的公衆衛生制度的成立過程進行分析，也提到了國際環境以及國内醫學情況。關於城市生活的研究，[菊池敏夫2009]對百貨店進行分析，探討了城市中間階層的意識形態。

其他區域社會史研究也有了很多收穫。關於青島，[欒2009]論述了青島的城市形成以及發展的歷史特徵，指出了青島與日德兩國經濟活動的聯係。關於租界，[大里編2010]是日本、中國、韓國學者對租界建築遺產以及保護運動進行的共同研究成果。

與衆不同的是以“滿洲”為主題的[安冨編2009]。該書由幾個學者分擔執筆，從生態、社會、宗教、權力、疫病、市場等視角論述了“滿洲”社會的形成以及再生産的過程，尤其關注了“滿洲”的生態環境、馬車運輸系統以及以縣城為中心的市場系統的形成。這是一部嘗試如何描寫“滿洲”的研究。[中林2010]對“北方吃麥，南方吃米”的一般説法提出疑問，探討湖北省的城市與農村的日常食，指出了城鄉之間飲食的階層性。

此外，[衛藤2009]、[衛藤2010]也以武漢為中心探討了北伐時期的群衆運動。該論文把“群衆”分類到不同的階層，分析運動結構，指出：參加運動的勞動者並不按照共產黨的意圖進行革命，而按照日常生活中的“正義”邏輯去參加革命，嘗試在日常生活上被“解放”。這雖然是“區域社會史”，可是該論文提出的論點涉及到共產黨研究的領域。

婦女史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末次2009]這一部通史著作。該書作爲《中国にとっての２０世紀》叢書的一冊，綜觀了20世紀前半期婦女的地位、處境、思想、行動等。該書的出版對中國婦女史開創了重要意義。[伊藤其它編2010]用“東亞洲殖民地近代”的框架描寫了從1920年到30年代活躍的“摩登女郎”的形象。城市婦女就業問題在婦女史上有重要的位置。[姚2009a]、[姚2010b]對助產士的專業化與婦女就業的關係進行考察，指出：隨著西醫對助產領域進行“近代”改革，民間產婆獲得了成爲“專業”助產士的條件，從此以後，女性助產士成爲了婦女就業的典型之一，到了人民共和國時期她們就活躍在“母子衛生”領域。

鄉村社會史

鄉村社會史研究跟城市史研究相比，資料極少，很難入手。可是最近得到了不小的成就。有些研究關注了多層次的鄉村社會結構以及長期社會變遷，依靠田野調查及口述資料研究鄉村的實際情況。

[片山2009] 通過資料分析與田野調查，對鄉村史研究提出了一個新見解：鄉村的土地所有有兩個不同的情況，一是個人所有，二是鄉村所有。鄉村所有的土地是免稅的，收益也是鄉村所有的。以往的研究都否定鄉村土地所有的存在，因此我們應該在這個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探討中國鄉村的性格。《近鄰》55輯“近現代中國的鄉村社會”專刊也是同樣的成果。[佐藤2009]依據口述資料和地方文獻資料指出了鄉村社會組織的多樣性、重疊性。 [小島2009a]、[小島2009b]從地理學的角度論述了鄉村史研究的前瞻。他提出：應該分析鄉村“生活空間”的重疊性、具體區域的複雜性以及社會秩序的構成過程。

鄉村社會史具有區域研究的性質。由於日本戰前進行“農村慣行調查”，華北鄉村研究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内山2009]嘗試闡明近代華北鄉村的“傳統”社會結構，對照“慣行調查”與田野調查加以研究。[三品2010a]也使用“慣行調查”，以鄉村糾紛與調解為例，看出了村民的“面子”意識與日常生活的密切聯係。這些研究表示“慣行調查”還有深入研究的餘地。

此外，由中國基層社會史研究會組織的“戰爭下的鄉村社會的比較研究”課題，不但關注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内戰對鄉村結構的影響，而且嘗試跟日本的鄉村問題比較，考察戰爭對社會帶來的影響。[中国基層2009]通過與日本史學者對話，嘗試闡明在社會動蕩時期的鄉村社會的變遷，值得關注。

經濟史

経済史研究也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關於蠶絲業，[清川2009]把日本、印度和中國作比較，論述了技術轉移的過程，指出：由於1930年代的市場建設，技術移轉逐步完善。[荘司2010]以山東省濟南為例，對磨粉業進行分析，考察了磨粉業與當地區域經濟的關係。[萩原2010]對戰後國民政府推進的“全國鋼鐵業復興計劃”進行研究，考察了鋼鐵業在國民政府戰後經濟政策上的位置以及復興計劃挫折的原因。

關於在中國的日本企業，也有雄厚的研究積累。，[吉田建一郎2009]、[吉田建一郎2010]對向來研究比較薄弱的製革企業進行分析。[平井2010]論述了從一戰到1920年在東亞精白糖市場的日企與華商的對抗關係。[本野2009]從商業慣例的角度研究日中經濟關係，指出：華商爲了保護技術水平較低的中國產業，有時仿造外國商標，使國内產業在市場上佔據一定的位置。同時描寫：日商也利用華商的仿造商標行爲，積極進入中國市場。[瀬戸林2010]也以湖北省漢口為例，探討在棉花交易上一直存在的劣質棉花問題，考察了問題發生的原因以及解決的過程。他指出：由於日資皮棉工廠發出關於劣質棉花的信息，問題就逐步得到了解決，日商、華商、小農這三者之間也形成了信賴關係。這表示在市場上日中之間也有攜手的可能性。

中日關係史

留學生

中國留學生史研究，在中日關係史上成了熱門的研究領域，主要探討中國與日本的留學生派遣制度、留學生的以後去路、人際關係等。[孫其他編2009]全面地論述了戰前日本與中國的留學生派遣事業。卷末附上豐富的資料也值得關注。

“滿洲”“滿洲囯”“汪精衛政權”

“帝國史”研究也取得了進展。就“滿洲囯”統治研究而言，關於民族——尤其是關於蒙古族問題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鈴木2009]指出了“滿洲囯”對蒙古族的統治，跟清朝和民囯政府相比，有著更加一元化的傾向。[田中剛2009]考察成吉思汗廟的創建過程，指出日蒙雙方都有用成吉思汗廟來統合蒙古族的意圖。

[貴志2010a]從視覺資料，即“滿洲囯”的招貼、傳單及明信片看出了民族統治的形象。[貴志2010b]對“滿洲囯”的文化政策與文化構想進行分析。關於“滿映”活動的軌跡，[南2010]分析“滿映”嘗試創作中國人容易接受的電影的過程，指出：這種嘗試培養出了中國電影製片人和演員。

“滿洲事變”后，日本設立“安全農村”收納朝鮮人難民。[朴2010]對此進行分析，考察在徵用土地的過程中發生的中國人與朝鮮人的矛盾，並且提到了“安全農村”的現狀。

汪精衛政權的研究，在美國學者博伊尔的研究框架——“合作者”的影響下，嘗試擺脫用“愛國者”或“漢奸”來評價汪的研究視角，開始具體分析其政權的統治模式。[柴田2009]採取比較史的方法跟法國維希政權進行比較，探討了汪精衛政權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構想。此外，由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會編輯的《中國21》〈帝國的周邊〉特輯也有相關研究。

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研究也得到了豐富的成果。軍事方面的研究向來薄弱，在此情況下，[菊池2009]全面論述了中國抗戰軍事史。關於外交研究，[土田2010]、[服部2010]關注中國如何展開外交得到國際援助，對中國積極外交活動進行考察。關於中日戰爭開戰過程，[土田2009]考察了中國對日宣戰時的態度及行動。[家近2009]從蔣介石《持久戰論》看出他根據國際形勢作出判斷，制定對日戰略。關於中德關係，[田嶋2009]、[田嶋2010]考察了德國在中國的抗戰中發揮的作用。

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可以分爲國統區、邊區、淪陷區、“滿洲囯”以及臺灣等區域。各個區域的處境不同，所以應該按照各個區域的情形分別進行研究。除了邊區相對薄弱以外，其他地區都有豐富的研究。

關於“孤島”上海，[今井就稔2009]關注上海的經濟結構，具體考察了資本家的活動，[今井就稔2010]也以火柴產業為例描寫了為了生存被迫與日本合作的中國企業。關注難民問題的[小浜2010]考察了中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組織的活動，描寫了該委員會的指導下中國官民共同進行的救濟活動。 [関根2010]考察了由日本軍設置的猶太人區的實際情況以及日本政府對猶太人的政治態度。

關於囯統區，[段2010]以重慶為例，考察了由蔣介石加強進行的“國民總動員”運動，指出：由於命令系統的不統一以及負責人的怠慢，其運動半途而廢。[深町2010a]也關注了國民政府進行的動員運動 - -“傷兵之友”運動，指出：政府打算通過慰勞傷兵、尊重軍人鼓舞士氣，提高群衆的抗戰意識，然而不能解決傷兵與一般群衆之間的矛盾。關於抗戰時期醖釀的思想與文化的意義，[吉開2010]考察了抗戰時期疏散雲南的顧頡剛的思想。他在雲南撰寫的論文引起了關於中國民族觀念的爭論，在爭論的過程中產生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這是今日中國的“中華民族主義”的思想來源。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戰時期對邊疆的關心，也影響到民族自治以及重編區域的問題。[島田2010]以内蒙古為例探討了知識分子對自治問題的構想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

關於淪陷區與交戰區，以下研究值得參考。[三橋2010]通過分析在屬於交戰地區的湖北省圍繞貪污事件發生的戰區檢察官與縣長的衝突，考察了當時的司法制度以及實際情況。該論文指出：隨著抗戰時期行政權的擴大，司法權一邊被限制一邊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關於抗戰時期司法制度的研究嚴重不足，期待今後有更多的實證研究。[内田2010]以山西省的日軍佔領地區以及蒙疆政權統治地區為例，考察了圍繞鐵路與公路發生的日軍與中國人社會之間的攻防戰。關於華北佔領地統治ㆍ臨時政府統治的研究，與其他研究領域相比嚴重不足。其中，上文所介紹的《中國21》〈帝國的周邊〉特輯的相關論文值得關注。另外， [菊地俊介2010]對擁護臨時政府的中國青年團體 - -“新民會”進行分析，並且把“新民會”與“滿洲囯協和會”進行比較，指出：雖然“新民會”與“協和會”相比，當初沒被日軍掌握，可後來被迫成爲隸屬於軍隊的組織。

關於戰後回歸問題，[劉ㆍ川島2009]全面探討戰後日本ㆍ中國（包括“滿洲”）ㆍ臺灣大量發生的人員移動情況，考察了他們在戰爭終結時，在什麽樣的處境下做出了什麽樣的選擇。[鹿2009]也分析被國民政府留用的日本人。關於留用人員問題，需要進一步從國民政府和共產黨政權的兩方面探討。關於“漢奸”問題，[和田2009]用審判記錄論述了審判很多無名“普通漢奸”的過程，

歷史資料

歷史資料是研究歷史的基礎，整理資料也是一門重要的工作。關於整理資料，＜新編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叢書開始出版（[並木編2010c][村田編2010a][村田編2010b][坂元編2010][野村編2010]）。  隨著學者不斷開拓新的歷史資料，如何共有和使用相關信息成了重要課題。尤其是口述歷史資料、電子化歷史資料、地方史資料等剛剛開始被學者關注，使用規範還沒得到共識。[高田其它編2010]是一本有關歷史資料的方法論研究，使學者們重新思考如何對待多樣化的歷史資料，也為初學者提供了收集和使用歷史資料的方法。

（天野祐子）

「黨國體制」「社會主義體制」

近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大城市的面貌已跟發達國家沒有大的區別。但對外國人來說，中國還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隨著經濟改革的發展，經濟方面的資本主義化越來越深化，但政治體制和社會構造的異質性卻越來越明顯，成為引人注目的問題。到底有沒有跟歐美國家不同的“中國型近代”“中國模式”? 如果有的話，那是什麼樣的模式呢？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關於近代以後政治體制的變遷和展望的研究成果。［深町編2009]是一本研討會的報告書，參加研討會的論者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深町最近對政治體制进行梳理評述的一文中[深町2010b]，劃分了重視傳統因素的論者和重視近代化因素的論者。［趙宏偉2010］屬於前者，他提出了“孫文模式”，認為將中華文明與西洋文明融合在一起的孫文模式是與歐美的民主主義不同的另一個現代化模式。［奥村2009］屬於後者，他批判膚淺的傳統決定論，重視近代以後中國社會的變化，認為日中戰爭的影響是最大的。［西村・国分2009］提出了“20世紀中國史觀”，試圖用統一的觀念解釋20世紀的歷史過程。他們認為，在中國近代國民國家建設過程中出現的“黨國體制”，自孫文的提倡起到國民政府、共和國時代一直延續下來。在“黨國體制”下，政府不像民主體制國家那樣舉行選舉，為了獲得“正統性”，需要直接“委任=代表”關係，如國民政府的“約法”、參政會、政治協商會議，共和國的全國人民代表會議等。

目前，很多論者採納這個“黨國體制”論，而怎樣看1949年的轉換有不同的看法。［中村2009a］認為國民黨的訓政是一種“黨國體制”，但不是黨強力控制政府和軍隊的鞏固統治，而只是向憲政過渡的體制，因此與共產黨統治存在很大的區別。［岩谷2010］也同樣指出國民黨指導國家的能力太差，當戰爭動員時也只能通過行政組織才能動員起來。中日戰爭時期，雖然國民黨黨員人數激增，但基層黨組織越來越有名無實化，指導力量逐漸減少。同一時期，共產黨迅速擴大組織，打下爭取政權的基礎，可以說兩黨的變化是完全相反的。

如前所述，西村很重視“正統性”的問題，對此［三品2010b］認為更重要的是“正當性”的問題，就是國家權力以什麼樣的正當理由來說明自己的統治。通過考察1950年代的政策轉換，他發現，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獨佔“人民的意志”的解釋權，共產黨根據毛澤東的解釋，獲得了正當理由。只靠毛個人的能力，這種“正當性”的構造本來就非常脆弱，所以挑戰這個“正當性”的意見一旦出現，就殘酷無情地加以鎮壓。1957年以後毛澤東加強獨裁傾向也基於這種“正當性”論理。［杜崎2010］也關注共產黨的獨裁論理，“共同綱領”的條文裡看出了獨裁的萌芽，他認為共產黨為了加強統治的正統性，賦予“共同綱領”作為憲法的正統性。關於共產黨政權到底需要的是“正統”還是“正當”， 較多學者談論“正統性”，談論“正當性”的學者較少，但三品提出的問題也值得關注。

杜崎還提出了一個假設，“共同綱領”就是共和國建國後不久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因素。他以為共產黨確立指導權等於社會主義化，這與事實不符，到現在共產黨一直堅持領導權，但經濟上邁進資本主義體制。問題關鍵在於應該如何看毛澤東時期的所謂“社會主義體制”。

關於社會主義體制和社會主義文化。［石川禎浩編2010］是一本共同研究的成果，以20世紀初社會主義思想傳播到中國至現在的一百年為跨度，探討社會主義文化的各個方面。所收論文的題目涉及很廣，使讀者很難把握“社會主義文化”的整體面貌。從多元且長期的視角考察社會主義當然是有意義的，但此時應該區別思想‧文化和實態‧體制的問題後進行討論，在中國這一百年中，社會主義從一種思想轉變為實踐。［韓敏編2009］對社會主義的實踐加以探討，这也是一本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者共同研究的成果，該書顯示建國之後，社會主義革命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通過日常的實踐在社會中紮了根，而且已經形成了一種傳統，到現在革命的表象仍被消費，還未風化。［小長谷編2010］提出了從中國脈絡理解中國的“社會主義近代”的概念。但其“社會主義”概念很模糊。因為他們沒有先對社會主義進行定義，而是採取了從“周邊”－宗教、民族等角度慢慢接近社會主義現實的方法。［上原2009］以失業問題為考察對象，探討民眾面臨的社會主義現實。他對社會主義沒有提出自己的見解， 但對奧村的主張，即認為“社會主義體制是後發國家的總動員態勢”，經濟上是“管制經濟的最大化”這一見解表示疑義。奧村反駁說上原的批評完全是錯誤的解讀。現在除了奧村的主張之外，對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體制這個詞沒有明確的定義，依然是模糊使用的。在這種情況下，［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会（首都史学会）編2010］以歷史視野考察了各國社會主義的思想和實際，這是一本很有益的著作。 通過對各國的比較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研究應進一步深化討論。

上原和奧村主張不同，但都認為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是以身份區別民眾的身份制社會，雖然激烈展開了“階級斗爭”，但中國社會本來不是階級社會，不存在明顯的階級對立。但共產黨領導的“階級斗爭”一點根據都沒有嗎?［笹川2010］著重考察了內戰時期的地區社會動態，尤其對“民意”表達情況加以分析，發現了共產黨的論理被接受、紮根的基盤。內戰爆發後，國民黨政府加強徵兵徵糧，但基層社會受不起過重負擔，導致社會的不公和利害關係的內部分裂，有錢有勢的人引起民眾的不滿。可以說戰爭帶來的社會變動，使人們容易接受階級理論。

儘管奧村的“總動員態勢論”沒有成為學術界的通說，但當我們研究近現代中國，尤其是自國民革命到毛澤東時期的這段歷史，“動員”是關鍵的研究視角，對這點學術界好像沒有異議。［高橋編2010］是一本探討從清末到共和國建國初期的動員與社會秩序關係的論文集。按照一般理解，土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轉機，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的社會秩序，成為共產黨爭取勝利的最大原因之一。［阿南2010］考察了1920年代共產黨的軍隊建設，認為未經過土地改革、未改變秩序，軍隊也能吸收很多有自衛需求或土匪的武裝農民，因此認為需要重新考慮土改的作用。［角崎2010］以內戰時期的東北解放區為考察對象，主張土改未必有利於新兵動員。但阿南也承認，他探討的只是1920年代的情況，不是中國革命全過程，不能評價土改在中國革命中的整體作用。研究動員問題必須分析動員壓力最大的中日戰爭時期的全國情況。［田中仁2010］以河北省淶源縣為對象，考察了中日戰爭時期的華北農村與共產黨的關係，雖然是一個事例研究，但具體描述了共產黨通過戰時動員擴大組織的過程，值得參考。

與阿南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鄭浩瀾2010］就建國初土改時期的國家與宗族的關係加以分析，確認土改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她並不認為土改徹底改變了農村社會，她分析宗族的性格一方面具有整合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分散性，因此宗族組織既不會向權力進行激烈的反抗，又不會成為協助權力滲透的基盤。

此外，以毛澤東時期為對象的研究成果中，探討最多的題目還是文化大革命。［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編2009］的第一部分“毛澤東時代再論”有四篇論文，［近藤2009］和［金野2009］的兩篇是有關文革的。可以說日本學者對文革的關注一直較高。［姫田2009］用想像力盡量揭示神秘的林彪事件的真相。［ツェリン・オーセル（茨仁唯色）2009］對西藏的文革，［楊海英2009］對內蒙古的文革的悲慘情況進行了詳細的描述，打動了讀者的心。他們弄清了目前為止鮮為人知少數民族地區的文革運動，是很有價值的資料。在今後的研究中，不僅要弄清少數民族受害的事實，也要探討文革逐步升級到大量虐殺少數民族的結構性原因。［奥村2010］梳理了最近的文革研究成果，指出文革是社會主義體制各種矛盾爆發的結果。

1949年前後的連續與斷絕，共通性與差異‧轉折

近年來，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後的連續與斷絕的問題是日本的史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題目。圍繞這個題目，［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2009］、［峰毅2009］等出版了。現在，很多學者從多方面、用多元的視角進行研究，但總的來說，其關心集中於城市和現代產業方面，而農村、農業方面的比較少。在這種情況下，［鄭浩瀾2009］是非常有價值的研究。她在江西省井岡山進行田野調查，詳細分析了農村社會的變動。其考察時間很長，從1920年代末井岡山革命到人民公社解體，還論及了現在的村民自治。關於革命與農村社會的關係，很多研究關注革命如何影響農村社會，而她相反，關注農村社會的構造如何影響革命、國家權力。她指出經過各種政治運動，農村社會加強了地緣關係，至今還有些村子留下了人民公社時期的封閉性，在此基礎上展開自治活動。這頗有意思，改革開放後，雖然農村人民公社解體了，回復了小農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回到革命前的社會。

此外，像［林2009］那樣，考察到1950年代初期為止的研究成果較多，但從1950年代後期到60‧70年代的研究才剛開始的。岩波出版社出版的［叢書 中国的問題群］除了幾本外，都是由民國史研究家和現代中國學的專家共同執筆的，共和國史部分不是由歷史家而是由政治學‧經濟學專家寫的。儘管歷史研究的範圍已經超越了1949年的境界，可是除了文革和反右派鬥爭等少數問題外，1950年代中期以後的研究很少，這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隨著外交檔案的開放進展，積極使用各國外交檔案，冷戰史和外交史研究越來越多。如［近きに在りて56号特集2009］・［井上2010］等。我希望外交史研究的發展推動其他領域的研究。

進入21世紀以來，共和國已建國60多年，不限於某個特定歷史時期，考察較長歷史時期的成果越來越多了。如20世紀史、一百年史或一百五十年史等。原有的框架已不是單一的，各學者根據自己的看法劃分不同歷史階段。

［蒲2010］考察了廣東東部的民眾動態，以1890年代作為一個轉折點，指出自1890年到1920年代末是一個當地民眾互助的“自助時代”，而這個民眾互助運動支持了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他提供了將兩個革命進行統一的理解的視角。［曽田2009］提倡要克服“辛亥革命史觀”，他認為儘管辛亥革命帶來了政治體制的斷絕，也就是說從自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變化，但從憲政史的視角看，其連續性比斷絕性更為重要。他還指出研究題目不同，歷史階段劃分方法也不同，問題在於學者選擇什麼樣的研究題目。

關於憲政的研究，［中村2010a］認為1949年是大陸自由主義思想斷絕的一年，［周永坤2010］發現1959年以後，“憲政”這個詞變成政治上的禁忌詞，因此他認為展開反右派鬥爭的1957年是重要的轉折點。其他也有很多學者以1957年反右為轉折點，但［三品2010b］主張反右派運動後的變化只不過是政治現象上的變化，建國以來的權力結構是一直不變的。 此外， ［現代中国83 2009］上出現了重新探討改革開放的起點是否1978年的討論， 圍繞這個題目的討論越來越多。［安藤正士 2010］是中國研究者必攜之工具書，而這本書以1941年作為現代中國的起點，這與一般階段劃分不同。

現在已經沒有大家遵照的“大理論”，而歷史研究的方法和視角越來越多樣化、多元化，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勢，中國近現代史的成果年年增多，學者要費時費力才能跟上這些研究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飯島・久保・村田編著2009］對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介紹，提出了研究方法上的課題，這套書一定有助於國內外研究的進展。

在史學史方面，［馬場2010］這本巨著問世了。他收集了從日本敗戰到日中復交的國交斷絕時期日本綜合雜誌上發表的有關中國的文章，通過詳細地分析這些文章，他考察了日本人對中國的理解和印象如何變化，並對中國觀念進行了分類。他還採訪了十幾個影響輿論的學者和記者，這些採訪紀錄既有資料上的價值，又能長見識，值得一讀。

（泉谷 陽子）

文獻目錄（按拼音順序排列）

書籍類

2009年

安富歩・深尾葉子編『「満洲」の成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坂元ひろ子『連鎖する中国の知』研文出版

曽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明治憲政と近代中国』思文閣出版

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成文堂

川島真・毛里和子『グローバル中国への道程 ―外交150年』叢書中国的問題群12，岩波書店

ツェリン・オーセル（茨仁唯色）（藤野彰・劉燕子訳）『殺劫』集広舎

大橋英夫・丸川知雄『中国企業のルネサンス』叢書中国的問題群6，岩波書店

飯島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編『シリーズ２０世紀中国史』全４巻，東大出版会

第一巻「中華世界と近代」，第二巻「近代性の構造」，第三巻「グローバル化と中国」，第四巻「現代中国と歴史学」

峰毅『中国に継承された「満洲国」の産業 ―化学工業を中心にみた継承の実態』御茶の水書房

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別冊環＞藤原書店

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大出版会

高綱博文（a）『「国際都市」上海のなかの日本人』研文出版

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 ―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風響社

横山宏章『陳独秀の時代』慶大出版会

姫田光義『林彪春秋』中央大学出版部

加藤弘之・久保亨『進化する中国の資本主義』叢書中国的問題群5，岩波書店

金丸裕一編『近代中国と企業・文化・国家』ゆまに書房

菊池一隆『中国抗日軍事史』有志舎

李海燕『戦後の「満州」と朝鮮人社会』御茶の水書房

林幸司『近代中国と銀行の誕生 ―金融恐慌・日中戦争・そして社会主義へ』御茶の水書房

劉傑・川島真『1945年の歴史認識』東京大学出版会

籠谷直人・脇村孝平編『帝国とアジア・ネットワーク』世界思想社

欒玉璽『青島の都市形成史』思文閣出版

末次玲子『二〇世紀中国女性史』シリーズ中国にとっての二〇世紀，青木書店

内山雅生『日本の中国農村調査と伝統社会』御茶の水書房

斎藤道彦編『日中関係史の諸問題』中央大学出版部

清川雪彦『近代製糸技術とアジア』名大出版会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建国前後の上海』研文出版

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編『新中国の60年 ―毛沢東から胡錦濤までの連続と不連続』創土社

三谷博・並木頼寿・月脚達彦編『大人のための近現代史 一九世紀編』東大出版会

森時彦編『二〇世紀中国の社会システ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上田信『大河失調 ―直面する環境リスク』叢書中国的問題群9 岩波書店

上原一慶『民衆にとっての社会主義 ―失業問題からみた中国の過去、現在、そして行方』シリーズ中国にとっての二〇世紀，青木書店

深町英夫編『中国政治体制100年』中央大学出版部

孫安石編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御茶の水書房

西村成雄・国分良成『党と国家 ―政治体制の軌跡』叢書中国的問題群1 岩波書店

許寿堂『近代中国東北教育の研究 間島における朝鮮人中等教育と反日運動』明石書店

厳善平『農村から都市へ ―1億3000万人の農民大移動』叢書中国的問題群7 岩波書店

楊海英『墓標なき草原』（上下）岩波書店

園田節子『南北アメリカ華民と近代中国』東大出版会

鄭浩瀾『中国農村社会と革命』慶応大学出版会

中国基層社会史研究会編『戦時下農村社会の比較研究』汲古書院

2010年

安藤正士『現代中国年表：1941 -2008』岩波書店

坂元ひろ子編『世界大戦と国民形成』＜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４巻，岩波書店

並木頼寿(a)『東アジアに「近代」を問う』研文出版

並木頼寿(b)『捻軍と華北社会－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衆反乱』研文出版

並木頼寿編(c)『開国と社会変容』＜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１巻，岩波書店

並木頼寿・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編『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研文出版

川島真『近代国家への模索 1894 -1925』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岩波新書

村田雄二郎編(a)『万国公法の時代』＜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２巻，岩波書店

村田雄二郎編(b)『民族と国家』＜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３巻，岩波書店

大里浩秋・貴志俊彦・孫安石編著『中国・朝鮮における租界の歴史と建築遺産』御茶の水書房

飯島渉・澤田ゆかり『高まる生活リスク ―社会保障と医療』叢書中国的問題群10 岩波書店

エズラ・ヴォーゲル(傅高义)・平野健一郎『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 日中戦争の国際共同研究３』慶大出版会

福士由紀『近代上海と公衆衛生』御茶の水書房

服部龍二『日中歴史認識 ―「田中上奏文」をめぐる相克 1927 -2010』東京大学出版会

高見澤麿・鈴木賢『中国にとって法とは何か ―統治の道具から市民の権利へ』叢書中国的問題群3 岩波書店

高婙『近代中国における音楽教育思想の成立』慶大出版会

高田幸男・大澤肇編著『新史料からみる中国現代史』東方書店

高橋伸夫編著『救国、動員、秩序』慶応大学出版会

関根真保『日本占領下の＜上海ユダヤ人ゲットー＞』昭和堂

貴志俊彦(a)『満洲国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吉川弘文館

和田春樹他編(a)『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 19世紀』シリーズ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1巻，岩波書店

和田春樹他編(b)『日露戦争と韓国併合 19世紀後半－1900年代』シリーズ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2巻，岩波書店

和田春樹他編(c)『世界戦争と改造 1910年代』シリーズ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2巻，岩波書店

吉澤誠一郎『清朝と近代世界』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岩波新書

吉澤南『海を渡る“士兵”、空を飛ぶ義和団』シリーズ中国にとっての二〇世紀，青木書店

今井航『中国近代における六・三・三制の導入過程』九大出版会

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石川禎浩『革命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シリーズ中国近現代史，岩波新書

石川禎浩編『中国社会主義文化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編著『憲政と近現代中国』現代人文社

田島俊雄・朱蔭貴・加島潤編著『中国セメント産業の発展』御茶の水書房

田中比呂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統合と地域社会』研文出版

王樹槐（山腰敏寛・星野多佳子・金丸裕一訳）『上海電力産業史の研究』ゆまに書房

小長谷有紀・川口幸大・長沼さやか編『中国における社会主義的近代化 ―宗教・消費・エスニシティ』勉誠出版

伊藤るり／坂元ひろ子／タニ・E・バーロウ編『モダンガールと植民地近代』岩波書店

野村浩一編『国家建設と民族自救』＜新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５巻，岩波書店

園田茂人・新保敦子『教育は不平等を克服できるか』叢書中国的問題群8 岩波書店

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中華民国の模索と苦境』中央大学出版部

中国基層社会史研究会編『シンポジウム 戦争と社会変容』汲古書院

佐藤公彦『清末のキリスト教と国際関係』汲古書院

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会編『いま社会主義を考える ―歴史からの眼差し』桜井書店

論文類

2009年

〈專輯標題〉

「特集：中国社会主義を問い直す―「労働者」からの視点」『現代中国研究』25

「特集：78年画期説の再検討」『現代中国』83

「特集：近現代中国の農村社会」『近きに在りて』55

「特集：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の新展開 ―戦後外交文書の公開と視点の多元化」『近きに在りて』56

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会編 「特集：帝国の周辺──対日協力政権・植民地・同盟国」『中国21』31

〈單篇論文〉

安藤潤一郎「中華民国期における「中国イスラーム新文化運動」の思想と構造」『アジア遊学』129

奥村哲「冷戦と中国の社会主義体制」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編所収

本野英一「清末民初における商標権侵害紛争」『社会経済史学』75 -3

村上衛「閩南商人の転換－19世紀末、厦門におけるアヘン課税問題」籠谷・脇村編所収

大坪慶之「光緒帝の親政開始をめぐる清朝中央の政策決定過程」『歴史学研究』853

大澤肇「南京国民政府の政治教育」『アジア教育史研究』18

渡辺祐子「民国初期における信教の自由と中国キリスト教会」『キリスト教史学』63

帆刈浩之「「つなぐと儲かる」」籠谷・脇村編所収

高綱博文(b) 「外務省警察から見た上海の朝鮮人コミュニティ」『歴史学研究』860

和田英穂「「漢奸裁判」の実際」『近きに在りて』56

家近亮子「蒋介石と日米開戦」『東アジア近代史』12

家永真幸「南京国民政府期における中国「パンダ外交」の形成」『アジア研究』55 -3

今井就稔「抗戦前期上海租界における資本家の経済活動」金丸編所収

金野純「文革期民衆の集合行為」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編所収

近藤邦康「毛沢東の思想と文化大革命」日本現代中国学会編所収

吉田建一郎「19世紀末－1930年代初期の上海における製革業」金丸編所収

菊池敏夫「民国期上海における百貨店の誕生と都市文化」『中国研究月報』63－10

鈴木仁麗「満洲国の建国と興安省統治」『早稲田大学モンゴル研究所紀要』5

鹿錫俊「戦後国民政府による日本人技術者「留用」の一考察」斎藤編所収

片山剛「自然の領有における階層構造」森編所収

齋藤俊博「九一八時期のメディア論調に見る多様の両義性」『中国研究月報』63－2

石川亮太「十九世紀末の朝鮮をめぐる中国商業ネットワーク」籠谷・脇村編所収

水羽信男「1950年代における「民族資産階級」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67 -4

藤谷浩悦「民国初期の政治的統合と地域社会」『東京女学館大学紀要』6

田嶋信雄「武器輸出解禁の政治過程」成城大学法学会編『21世紀における法学と政治学の諸相』

田中剛「成吉思汗廟の創建」森編所収

土田哲夫「中国抗戦の展開と宣戦問題」斎藤編所収

望月直人「フランス対清朝サイゴン条約通告と清朝のベトナム出兵問題」『東洋史研究』68－3

衛藤安奈「「帮」と近代的労働者組織のあいだ」『法学政治学論究』80

小島泰雄(a)「生活空間の重層性から中国農村研究を考える」『近きに在りて』55

小島泰雄(b)「中国農村の基層空間にとっての二〇世紀」森編所収

佐藤仁史「民国期江南の廟会組織と村落社会」『近きに在りて』55

佐野実「滬杭甬鉄道借款契約の実効性を巡るイギリスと地方の関係」『史学』78 -4

中村元哉「自由・統制・秩序」深町編第三章

2010年

〈專輯標題〉

「特集：1950年代の東アジアと中華人民共和国」『現代中国研究』27

「特集：戦後「満洲」史研究の現在」『近きに在りて』57

「特集：歴史的視点で見る現代中国のジェンダー・女性問題」『近きに在りて』58

〈單篇論文〉

阿南友亮「軍隊建設にみる秩序再編と動員の関係」高橋編所収

安冨歩「マルサス人口論の呪縛」『東洋文化』90

奥村哲「文化大革命からみた中国の社会主義体制」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会編所収

大澤肇「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中等学生の「進路問題」」『東洋学報』92 -1

島田美和「戦後中国知識人の内モンゴル自治論争」石川編所収

杜崎群傑「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共同綱領の再検討」『現代中国』84

段瑞徳「抗戦、建国と動員」高橋編所収

服部龍二「顧維鈞とブリュッセル会議」中大人文研所収

岡洋樹「清朝の外藩モンゴル統治における新政の位置」『歴史評論』725

光田剛「訓政開始と訓政の構想」中大人文研編所収

広川佐保「一九二〇年代、内モンゴルにおける制度変革とモンゴル王公」『東洋学報』91 -4

貴志俊彦(b)「日中戦争期、満洲国の宣伝と芸文」ヴォーゲル・平野編所収

戸部健「宣講所と文化館のあいだ」高橋編所収

角崎信也「新兵動員と土地改革」『近きに在りて』57

吉開将人「中国民族論と抗戦下の雲南」『史朋』43

今井就稔「日中戦争期上海のマッチ製造業と日本」『中国研究月報』64－6

吉田豊子(a)「国民政府のヤルタ「密約」への対応とモンゴル問題」中大人文研所収

吉田豊子(b)「転換期国民政府の対ソ政策とアメリカ」石川編所収

吉田建一郎「二〇世紀前期の上海における日系製革企業」『史学』79 -1・2

吉澤誠一郎「中国における近代史学の形成」『歴史学研究』863

菊地俊介「日本占領下華北における新民会の青年政策」『現代中国研究』26

瀬戸林正孝「揚子江中流域の中国棉花取引における不正の発生と解消のメカニズム」『社会経済史学』76 -3

李正煕「南京国民政府期の朝鮮における華僑小学校の実態」『現代中国研究』26

麻田雅文「日露戦争前後における中東鉄道収用地の形成と植民計画」『史学雑誌』119 -9

梅村卓「国共内戦期東北における中共メディアと宣伝」『近きに在りて』57

南龍瑞「「満洲国」における満映の宣撫教化工作」『アジア経済』51 -8

内田知行「日本軍占領と地域交通網の変容」ヴォーゲル・平野編所収

平井健介「第一次大戦期～1920年代の東アジア精白糖市場」『社会経済史学』76－2

平田康治「イギリス対華政策と中国政治の相互利用」『国家学会雑誌』123 -1・2

蒲豊彦「近代広東の民衆組織と革命」高橋編

朴敬玉「満洲国における「安全農村」の建設と朝鮮人農民」『近きに在りて』57

齋藤俊博「一九三〇年代初期の中国メディアと輿論」『メディア史研究』27

千葉正史「天朝「大清国」から国民国家「大清帝国」へ」『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6

青山治世「領事裁判権を行使する中国」『東アジア近代史』13

萩原充「戦後中国の鉄鋼業建設計画に関する一考察」『社会経済史学』75－5

三品英憲(a)「近代華北村落における社会関係と面子」『歴史学研究』870

三品英憲(b)「中国共産党の支配の正当性論理と毛沢東」『現代中国』84

三橋陽介「日中戦争前期、湖北国統区における司法権の行使とその限界」『史鏡』60

深町英夫(a)「誰が国に体を捧げるか」中大人文研編所収

深町英夫(b)「現代中国の政治体制を歴史上に位置づける」『中国研究月報』64 -12

石川照子「戦後内戦とキリスト教」中大人文研編所収

笹川裕史「一九四九年革命前夜中国における「民意」のゆくえ」『現代中国』84

松本ますみ「見知らぬ民を「知る」ことと「仲間」と考えること」『近きに在りて』58

松村史紀「アメリカの戦後「満洲」政策」『近きに在りて』57

田嶋信雄「ナチス・ドイツと中国国民政府 1933 -1936（一）」『成城法学』79

田中仁「日中戦争前期における華北農村と中国共産党」石川編所収

土田哲夫「日中戦争期中国の対米「国民外交」」ヴォーゲル・平野編所収

望月直人「清仏戦争への道程」『東洋史苑』76

味岡徹「共産党根拠地の憲政事業」中大人文研編所収

衛藤安奈「二〇世紀初頭の中国都市における「民衆運動」の再検討」高橋編所収

小浜正子「戦時中国の救済工作」ヴォーゲル・平野編所収

小池求「光緒帝の梓宮移送式へのドイツ・日本の特使派遣問題」『東洋学報』91 -4

小林亮介「一九一〇年前後のチベット」『歴史評論』725

篠崎守利「孫文とRed Cross（上）（下）」『中国研究月報』64 -7・8

小野寺史郎「南京国民政府期の党歌と国家」石川編所収

小羽田誠治「南洋勧業会の実態と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化政策の限界」『集刊東洋学』104

塩出浩和「戦後香港における憲政改革と香港社会」中大人文研編所収

岩谷將「党と国家の困難な関係－中国国民党の訓政建設」高橋編所収

姚毅(a)「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助産領域の専門職化とジェンダー」『中国－社会と文化－』25

姚毅(b)「母子衛生システムの連続と転換」『近きに在りて』58

原正人「研究系の形成と政治権力」『中国－社会と文化』25

張玉萍「五・四運動期における戴季陶の日本観」『中国研究月報』64－9

鄭成「戦後大連における中共組織とソ連軍の協力と衝突」『近きに在りて』57

鄭浩瀾「建国初期の政治変動と宗族」高橋編所収

中林広一「都市の食、農村の食」『中国研究月報』64 -5

中村元哉（a）「近代中国憲政史における自由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石塚他編所収

中村元哉(b)「国民党「党治」下の憲法制定活動」中大人文研編所収

趙宏偉「中国の政治体制の60年 ―政治文明論からの検証」中国研究所編『中国年鑑2010』

荘司博史「中華民国期華北における企業活動の一断面」『社会経済史学』74 -1

周永坤「紆余曲折の中国憲政研究60年」石塚他編所収

佐々木揚「清末の「不平等条約」観」『東アジア近代史』13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 / 中村元哉

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

――从2000年度到2010年度

中村元哉(津田塾大学)

本文旨在整理和介绍日本近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动向，尤其以2000年4月到2011年3月为中心,但考虑到文章内容均衡也会提到这个期间以外的研究业绩。此外，本文介绍的研究业绩主要是著书(单著，共著，论文集以及共同研究成果)，当然也会考虑到内容分配均衡谈到单篇论文。此外，因为本文目的在于简明地向海外研究者传达日本近年来的情况，所以着重于把握“大致”的研究动向，因此如果读者想更详尽地了解2000年4月到2011年3月的研究动向以及各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请参考以下的文献:

1、每年5月登载于《史学杂志》中的“回顾与展望”专题。

2、《日韩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集会报告集》(第1回――第5回)中登载的相关论文

3、小特辑<近现代东亚的中华民国>(《历史学研究》779号、2003年)

4、井上裕正，村上卫<近代>(砺波护、岸本美绪ㆍ杉山正明《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

5、久保亨，江田宪治<现代>(同上)

一、日本的学术背景和主要研究潮流

日本近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跳出清朝史、中华民国史等断代史的框架，开始迫切地指向于将中国从传统(王朝，帝国)到近代(国民国家，社会主义)进行统一性解释的20世纪中国史或者中国近现代史。当然，这里所指的中国近现代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一国之范围，而是有意识地注意其与世界同步性和联系，亦即是将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全球历史中的一员进行认识。而且，近十年来，日本的研究者们也对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达到国内外绞尽了脑汁。更具体地说，如何引起日本历史学界的关注，对日本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应该如何尝试进行对话，更进一步来说，应该用何种语言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布到国外，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们在抱有危机感的同时进行着摸索(饭岛涉<在“中国史”消灭之时>《思想》1048号，2011年)。

当然这个大的研究潮流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学术三方的严峻要求。相信这种情况也会在他国发生着。这里所提到的来自社会的要求意味着社会需要人文科学的学术成果广泛地还原社会，来自教育界的要求指的是以文史哲为主干的传统人文学科迫切需要重新唤起学生们的兴趣，来自学术的要求则是在性质上区别于那些“短期的，目光短浅”的社会教育需求，而是培养实证性和理论性兼备，活跃于跨学科和国际化研究领域的优秀研究者这种“长期性的，根本的”要求(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编《追求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研文出版，2006年)。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中孕育出了如下主要的研究潮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研究潮流是与那些跨越时代和地域， 具有横断性的经济史研究的诸成果并行展开的，比如森时彦著《中国近代棉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森时彦编《在华纺织与中国社会》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5年、久保亨《战间期中国的棉业和企业经营》汲古书院，2005年、田岛俊雄《20世纪的中国化学工业》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5年、田岛俊雄《现代中国的电子产业》昭和堂，2008年。这一点不得不注意。

(1) 脱离断代史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近十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①～⑤），意识到只靠现状分析是不足以加深对现代中国的理解的。于是在研究者间形成了以传统和近代为纵轴，中国和世界为横轴进行双方位思考的共识。在承认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进行重建。从历史深度出发来解读现代中国也正是其最大的特征。此外，正因为之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与当代中国研究者的合作不足，所以将两者的方法论进行融合，为未来的研究开拓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是其中的一个特征（⑥⑦）。而战后台湾的研究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⑧）。

① “中国的20世纪从刊”全7册 刊行中
石岛纪之《云南和近代中国》(青木书店，2004年)
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青木书店，2004年)
安井三吉《帝国日本与华侨》(青木书店，2005年)
高桥孝助《饥荒与救济的社会史》(青木书店，2006年)
上原一庆《对民众来说的社会主义》(青木书店，2009年)
末次玲子《20世纪中国女性史》(青木书店，2009年)

② “中国的问题群”全12册 刊行中
西村成雄、国分良成《党与国家》(2009年)
高见泽磨、铃木贤《对中国来说法是什么》(2010年)
加藤弘知、久保亨《进化的中国资本主义》(2009年)
大桥英夫、丸川知雄《中国企业的文艺复兴》(2009年)
严善平《从农村到城市》(2009年)
园田茂人、新保敦子《教育能否克服不平等》(2010年)
上田信《大河失调》(2009年)
饭岛涉，泽田yukari《增大的生活风险》(2010年)
川岛真，毛里和子《走向全球化中国的路程》(2009年)

③ “二十世纪中国史系列丛书”全4册
村田雄二郎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史系列第1卷――中华世界与近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饭岛涉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史系列第2卷――近代性的构造》(同上)
久保亨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史系列第3卷――全球化与中国》(同上)
村田雄二郎编《二十世纪中国史系列第4卷――现代中国与历史学》(同上)

④ “新书系列中国近现代史”全6册 刊行中
吉泽诚一郎《清朝与近代世界19世纪》(岩波书店、2010年)
川岛真《近代国家的摸索 1894 -1925年》(岩波书店、2010年)
石川祯浩《革命与民族主义 1925年 -1945年》(岩波书店、2010年)
久保亨《走向社会主义的挑战 1945年 -1971年》(岩波书店、2011年)

⑤ “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系列”
高桥伸夫编《救国、动员、秩序》(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

⑥ 久保亨、土田哲夫、高田幸男、井上久士《现代中国的历史》

⑦ 深町英夫编《中国政治体制100年》(中央大学出版部、2009年)

⑧ 松田康博《台湾一党独裁的成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2) 将射程扩展到日本史研究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与以朝鲜，台湾，满洲为研究范围的日本史研究是有重叠的（①②）。特别是近十年来硕果累累的满洲史研究（③～⑥）。此外，即使不是直接在地理空间上互相重叠，将同时代所出现的问题群进行比较，重视与日本史研究（以及日本的历史研究整体）进行对话的中国史研究也诞生了（⑦）。于是， 所谓“日本――朝鲜，满洲，台湾――中国――东亚”的历史研究连环被巩固强化（⑧～⑩）。另外， 汪精卫政权论今后应该会得到进一步深化。

① 光田刚《中国国民政府期的华北政治》（御茶水书房，2007年）

② 伊香俊哉《从满洲事变到日中全面战争》（吉川弘文馆，2007年）

③ 松本俊郎《从“满洲国”到新中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0年）

④ 江夏由树编《近代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的新视角》（山川出版社，2005年）

⑤ 峰毅《在中国被继承的“满洲国”产业》（御茶水书房，2009年）

⑥ 松村高夫，柳泽游，江田宪治编《满铁的调查与研究》（青木书店，2008年）

⑦ 奥村哲，笹川裕史《后方的中国社会》（岩波书店，2007年）

⑧ 金凤珍《东亚“开明”知识人的思维空间》（九州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⑨ 村田雄二郎，Lamarre Christine编《汉字圈的近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⑩ 饭岛涉《疟疾与帝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

(3)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近现代史研究

这股研究潮流是在上述的（1）（2）的诸成果的基础上同时被强力推出的。在这里稍为简单地分成几个研究领域进行介绍。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中国，台湾，韩国，美国等海外的研究者共同进行研究的成果。

通史：

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以到20世纪为止的中国研究为基础， 首先从政治，外交面进行构筑（①）。接着，超出了政治，外交的研究领域，在研究地域的范围上也扩大到了东南亚，并且开始全面绘制东亚近现代通史全图（②）。

① 川岛真，服部龙二编《东亚国际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

② 和田春树等编《讲座 东亚近现代通史》全11卷 （岩波书店，2010年刊行中）

日中关系史，日中战争史：

东亚近现代史领域在日本国内外得以广泛地接受，日中关系史（①～③），特别是日中战争史相关的研究，都必须要从国际性规模进行客观地分析（④）。其中尤其是《田中上奏文》的真伪问题（⑤）以及关于“南京大屠杀”等各种见解的重考（⑥）都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此外，对战中，战后国民政府的历史评价也开始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 还出现了如关注战争期媒体功能等崭新的研究成果（⑩）。

① 毛里和子《日中关系》（岩波书店，2006年）

② 贵志俊彦，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编《摸索近代日中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③ 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从留学生派遣看近代日中关系史》（御茶水书房，2009年）

④《日中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全4册

・姬田光义，山田辰雄编《中国的地域政权和日本的统治》（2006年）

・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2006年）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平野健一郎编《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

・西村成雄，石岛纪之，田岛信雄编《国际关系中的日中战争》(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

⑤ 服部龙二《日中历史认识》(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

⑥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论争史》(平凡社，2007年)

⑦ 石岛则之，久保亨编《重庆国民政府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⑧ 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后期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

⑨ 姬田光义编《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史的研究1945 -1949》(中央大学出版部，2001年)

⑩ 贵志俊彦，川岛真，孙安石编《战争，电台，记忆》(勉诚出版，2006年)

与历史认识相关的研究：

要构筑可以进行共享的东亚近现代史观，意味着要综合各国对于东亚的历史认识(①～③)。不得不强调这个领域的研究获得了大步的进展。此外，对于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得到了关注(④)，而且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韩国也同样认识到了历史教科书研究的意义，这是非常具有特征性的（⑤⑥）。

① 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编《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

② 刘杰，川岛真编《1945年的历史认识》(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③ 笠原十九司编《认识日中历史――为了不知道战争的国民》(勉诚出版，2010年)

④ 并木赖寿，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编《近代中国，教科书与日本》(研文出版，2010年)

⑤ 中村哲编《东亚的历史教科书是如何书写的》(日本评论社，2004年)

⑥ 三谷博，金泰昌《东亚的历史对话》(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4) 以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盘的现代中国研究

近十年大的研究潮流中的一支就是以中国近现代史为基盘,或者是重视与其进行对话的现代中国研究开始呈现繁盛的现象。而且，这样的现代中国研究同时也是跨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性研究。其中和环境学进行合作的课题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新的现代中国研究目前正被日本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作为“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据点事业”从2007年4月开展开至今（①），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也用中文在因特网上进行了公开（②）。

① “现代中国地域据点事业”共六个单位 「現代中国地域研究拠点事業」全6機関

・早稻田大学(事务局所在):以政治，外交，社会为中心

・东京大学：以经济，政治，社会为中心

・京都大学:以历史为中心

・庆应大学：以政治，外交为中心

・东洋文库:以历史，文化，史料(收集，研究方法)为中心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以环境为中心

② 《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2010年）公开研究成果的网站:

→ http://www.china -waseda.jp/chinese/index.html

(5) 其他――关于中国是什么? /基础研究重要性的再发现

虽说上述四个研究潮流具有强大的势头，但是并不能说因此就会削弱关于关于“中国是什么”的问题意识。反而正是随着这四个研究潮流的展开涌现出了更多颇具内涵的课题。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研究领域是中华民族主义论（①②）,从外部对中国进行重新认识的研究（③）。

此外，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们在这十年并没有忘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确实，在推进上述四项研究的共同研究项目会打破基础研究的框架。但是，我们也一贯坚持依靠对史料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分析客观地把握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在和将来的日本，中国，东亚的关系（④）。当然，日本中国学界目前不仅仅是对文字史料，也在试图对包括影象资料，采访调查在内的史料进行综合性地运用，寻求着新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性（⑤⑥）。

①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的创成》岩波书店，2003年

② 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东京大学出版会 2011年)

③ 横山宏章，久保亨，川岛真编《从周边看20世纪中国》(中国书店，2002年)

④ 村田雄二郎等编《新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全7卷，岩波书店，2009年刊行中

⑤ 高田幸男，大泽肇编《从新史料看中国现代史》东方书店，2010年

⑥ 平野健一郎等编《采访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平凡社，2011年

二、支撑主要研究潮流的各研究领域的主要情况

第一部分中所整理的四个主要研究潮流，在添附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其更具体地体现在了近年《近邻》几个特辑号的题目上。

・《中国女性史特辑》「中国女性史特集」（48号、2005年）

・《上海史特辑》「上海史」（50号、2006年）

・《对现代中国提出的疑问》（51号、2007年）

・《江南百年的研究》 (52号、2007年）

・《再论1949年前后之中国》(53号，2008年)

・《近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54号，2008年)

・《近现代中国的农村社会》(55号，2008年)

・《特辑：东亚国际政治史的新趋势》(56号，2009年)

・《特辑：战后“满洲”史研究的现状》(57号，2010年)

・《从历史视点来看现代中国的性别，女性问题》(58号，2010年)

・《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与课题》（59号、2011年）

但是，上列特辑号的一些课题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充分地在第一部分中得以介绍。所以笔者将在下文中将支撑了第一部分四大主要研究潮流的各研究领域的状况进行简洁地整理(下文所介绍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了给读者更容易有印象而对各领域的进展状况进行简单介绍，更为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历年的“回顾与展望“)。

(1) 外交史研究

外交史研究在近十年内获得了飞跃性的的进展（①～⑤）。不能否认正是长期以来被称为“绝学”的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第一部分所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东亚近现代史研究。而加入了日台关系史（⑥）等中国外部（⑦）的视点更是增加了外交史研究的深度，成为其一大特征。

① 本野英一《传统中国商业秩序的崩溃》(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② 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冈本隆司《属国和自主之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③ 藤春美《以上海为中心的日英关系1925 -1932》(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

④ 冈本隆司，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胎动》(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⑤ 川岛真，清水丽，松田康博，杨永明《日台关系史1945 -2008》(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

⑥ 贵志俊彦编《近代亚洲的自画像和他者》(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

(2)宪政史研究，自由主义研究，“学知”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也是民主和宪政的历史。清末的立宪改革，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和宪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期的天安门事件以及“08宪章”正是在诉说着这段历史。近现代中国的宪政史如何在交织了传统中国脉络的世界史中进行定位，如何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论来理解现代中国正是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特征（①～⑥）。此外，新的宪政史研究与对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国家和民族，这个原本作为对立面的思考模式进行重新讨论的自由主义研究（⑦⑧），和揭明东亚的知识连锁的“学知”研究（⑨⑩）也具有紧密的联系。

① 中村元哉《战后中国的宪政实施和言论自由1945 -49》(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

② 野村浩一《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岩波书店，2007年)

③ 味冈澈《中国国民党训政下的政治改革》(汲古书院，2008年)

④ 曾田三郎《立宪国家中国的启动》(思文阁出版，2009年)

⑤ 石冢迅,中村元哉，山本真《宪政和近现代中国》(现代人文社，2010年)

⑥ 久保亨，嵯峨隆编《中华民国的宪政和独裁1912 -1949》(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

⑦ 羽信男《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东方书店，2007年)

⑧ 村田雄二郎编《自由主义的中国》(有志舍，2011年)

⑨ 山室信一《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岩波书店，2001年)

⑩ 坂元弘子《相互连接的中国近代“学知”》(研文出版，2009年)

（3）中央，地方关系史及地域史

该领域的研究在本质上是与(1)、(2)相互补充的，近年来也变得相当活跃。探求中华民国前期的统治形态(①)，讨论清末民初的地方精英的研究（②），考察内陆的四川，云南的研究(③以及前文所提石岛《云南和近代中国》)，特别是包含了对那些容易倾向于只强调中央的视点和政治，思想的视点（2）进行批判的论调。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江南地域，特别是针对上海的研究，尤其是注目于城市中间层的新都市社会论(④)以及再考1949年前后的关联性（⑤）的研究也开始陆续涌现。此外，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地域史研究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近代性”问题所进行的不断探寻。例如：对天津的社会统合情况(⑥)以及上海的公共性（⑦）进行分析的研究。

① 金子肇《近代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汲古书院，2008年)

②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的政治统合与地域社会》(研文出版，2010年)

③ 今井骏《四川省与近代中国》(汲古书院，2007年)

④ 岩间弘一《在演技和宣传之间》(风响社，2008年)

⑤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建国前后的上海》(研文出版，2009年)

⑥ 吉泽诚一郎《天津的近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年)

⑦ 小滨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研文出版，2000年)

（4）农村史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继续继承了战前“惯行调查”的遗产，对上述（3）的地方社会中的农村地域寄予了关注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进展（①②）。对中华民国期的四川省进行分析的研究（②），关注中华民国期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的研究（③），聚焦于1949年前后的江西省的研究（④），通过农村调查致力于掌握实际情况的研究（⑤），更有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地方社会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⑥）。

① 饭冢靖《中国国民政府与农村社会》(汲古书院，2005年)

② 笹川裕史《中华民国期农村土地行政史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

③ 高桥伸夫《党与农民》(研文出版，2006年)

④ 田原史起《中国农村的权利构造――建国初期的精英重组》(御茶水书房，2004年)

⑤ 内山雅生《日本的中国农村调查与传统社会》(御茶水书房，2009年)

⑥ 佐藤仁史，太田出编《中国农村的信仰和生活》(汲古书院，2008年)

（5）环境（史）研究

环境史研究是近十年来新开拓的一个领域。相关研究利用了传统东洋史遗产的代表“水利社会论”（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尝试将现代的环境问题放到历史学的脉络中进行梳理（①②）。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得到了作为“现代中国地域研究据点事业”一环的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的强力推动（③）。

① 袁清林《中国的环境保护及其历史》(研文出版，2004年)

② 上列著书上田信《大河失调》

③ 在http://www.chikyu.ac.jp/rihn -china/research.html 上所介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三、今后的方向性和课题

从2000年4月到2011年3月，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了上述的特色。顺应以上的研究潮流，以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为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将必然成为继续得以积极推进的研究领域。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必须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成果上构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久保亨《1949年前后的中国》汲古书院，2006年）。此外，若要继续寻求近代与现代中国研究的连接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包括文化大革命期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必定会加快推进。

当然，从中华民国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察是相对于那些之前只作为中国共产党史的一部分来进行叙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来说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因此越来越需求重视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的，或者是作为中华民国史的一部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关联性的新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亦即，包含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而以民俗或者政治性仪式作为新的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史进行再探讨的研究也会具有其重要意义（丸田孝志<太行，太岳根据地追悼会仪式与土地改革期间的民俗>《近邻》49号、2006年）。

此外，如果要将中国近现代宪政史在同时代的世界史的展开中寻求连接点，对法制史研究的推进也是不可或缺的。就像过去的外交史研究一样，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成为一门“绝学”时日已久。出于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的动机，今后十年在这个研究领域必定会不断涌现出青年研究者。与此同时，为了纠正从前偏重于政治，思想，制度的研究倾向，社会史，地方史，农村史领域的研究，也会持续其研究发展势头(笹川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社会史》讲谈社，2011年 笹川裕史『中華人民共和国誕生の社会史』講談社、2011年)。特别是对1960年代到80年代曾经盛行的民众史研究意义，也可以趁此机会进行重新发现。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今后十年正统的政治史研究（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政治史研究》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11年），以及经济史研究（久保亨《20世纪中国经济史的探究》信州大学人文学部，2009年）面临着停滞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女性史研究和性别研究（村田雄二郎编《从<妇女杂志>看近代中国女性》研文出版2005年）迫切对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正是为了打破这一现状，《近邻》特地策划了下列特辑号：<从历史的视点来看现代中国的性别，女性问题>(58号，2010年)和<近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和课题>(59号，2011年)。但是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民族史研究和华侨史研究。只要东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大范畴的研究潮流稳定发展，华侨史研究的重要性就应该不会减退。将其与原本就具有断代史和横断性倾向的经济史相结合，积极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今后的十年内将会是一个迫切的需求。

（翻译：东京大学博士班 梁雯）

日本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共同研究一覧（2001～2011年度）/ 河野正・佐藤淳平

日本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共同研究一覧
（2001～2011年度）

河野正・佐藤淳平

本稿は、2001年度から2011年度までにかけて、日本国内で行われた大型共同研究の一覧である。個人研究も含めた全体の研究動向については、前掲の中村論文を参照されたい。本一覧では、共同研究をグラント（研究資金）別に分けた上で、その中で年度別に分けている。

本稿で主に対象とする研究資金は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補助金（S・A・B）、サントリー文化財団、JFE21世紀財団、三菱財団、福武学術文化振興財団、日中歴史研究センターである（上記以外にもトヨタ財団や日本財団など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が応募可能な助成金・研究資金は存在するが、実績がないものについては本一覧からは省いてある）。なお、日中歴史研究センターによる助成事業は現在既に終了しており、全助成先の中から個人研究・共同研究の区別を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そのため本一覧では、研究成果などから共同研究と確認できたもののみ採用することとした。

本一覧は、『日本歴史学協会年報』、『史学雑誌』の「回顧と展望」といった資料のほか、「KAKEN：科学研究費補助金データベース」や各財団のウェブサイトなどを参考にした。特に日中歴史研究センターの助成事業について、日中友好会館事務局には突然の訪問にも係わらず、『日中友好会館年報』の閲覧を許可していただいた。この場を借りて御礼を申し上げる。

科学研究費補助金

1997〜2001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9351003

課題名称：日本の台湾統治政策と台湾総督府文書についての総括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檜山幸夫（中京大学・法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日本史・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檜山幸夫編『台湾総督府文書の史料学的研究 : 日本近代公文書学研究序説』ゆまに書房（2003）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09351003

1999〜2001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1694036

課題名称：20世紀前半華北地域の都市近代化にたいする日本の影響

研究代表者：渡辺惇（駒澤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渡辺惇『20世紀前半華北地域の都市近代化にたいする日本の影響』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2）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1694036

2000～2002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2410094

課題名称：中国近代社会の変容についての数量データと基礎的資料の収集と分析

研究代表者：森時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 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森時彦編『中国近代化の動態構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2410094

2000～2003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2301019

課題名称：20世紀中国社会の構造的変動と日本 : 新たな日中関係史研究の模索

研究代表者：久保田文次（日本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 東洋史・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久保田文次『20世紀中国社会の構造的変動と日本 : 新たな日中関係史研究の摸索』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4）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2301019

研究課題番号：12430019

課題名称：中国の近代経済成長と構造変化に関する数量的・総合的分析 : 日本との比較発展史

研究代表者：南亮進（東京経済大学・経済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経済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南亮進『中国の近代経済成長と構造変化に関する数量的･総合的分析 : 日本との比較発展史』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4）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2430019

2001～2003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3410145

課題名称：近代中国東北部(旧満州)文化に関する総合研究

研究代表者：劉建輝（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研究部・助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文学一般(含文学論・比較文学)・西洋古典→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劉建輝『近代中国東北部(旧満州)文化に関する総合研究』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10）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3410145

2001～2004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3410110

課題名称：戦後処理政策と地域秩序の再編 : 中国,台湾,香港の場合

研究代表者：別枝行夫（島根県立大学・総合政策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別枝行夫編『戦後処理政策と地域秩序の再編 : 中国、台湾、香港の場合』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5）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3410110

2002～2004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4310170

課題名称：初期コミンテルンと東アジアに関する歴史文献学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石川禎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初期コミンテルンと東アジア」研究会編『初期コミンテルンと東アジア』不二出版（2007）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4310170

研究課題番号：14401020

課題名称：中国東北(満州)をめぐる日本・中国・ロシア関係のロシア未公開史料の調査研究

研究代表者：井村哲郎（新潟大学・大学院・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日本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井村哲郎『ロシア国立歴史文書館所蔵「中東鉄道文書」にみる中国東北の国際関係』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5）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4401020

研究課題番号：14310172

課題名称：近代中国と日本人政治顧問・産業技術者

研究代表者：曽田三郎（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4310172

研究課題番号：14251013

課題名称：阪神華僑の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研究

研究代表者：安井三吉（神戸大学・国際文化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阪神華僑の国際ネットワークに関する研究」調査研究報告書（2004～2005年）、安井三吉『帝国日本と華僑』青木書店（2005）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4251013

2002～2005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4310169

課題名称：1949年前後の中国、その政治・経済・社会構造の断絶と連続

研究代表者：久保亨（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久保亨編著『1949年前後の中国』汲古書院（2006年）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4310169

研究課題番号：14401023

課題名称：国の中央と周縁 : 現代東アジアの原型を求めて -

研究代表者：細谷良夫（東北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細谷良夫編『清朝史研究の新たなる地平 : フィールドと文書を追って』山川出版社（2008）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4401023

研究課題番号：14402010

課題名称：満州残留旧日本軍人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 1945〜1955年

研究代表者：鹿錫俊（大東文化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政治学→国際関係論・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鹿錫俊『「満洲」残留旧日本軍人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 中国共産党地域による「留用」の諸相を中心に : 1945～1955年』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6）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4402010

2003～2005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5330067

課題名称：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的土地所有制の確立とその社会経済史的意味

研究代表者：江夏由樹（一橋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経済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江夏由樹『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的土地所有制の確立とその社会経済史的意味』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6)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5330067

研究課題番号：15320097

課題名称：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学」の連鎖 : 中華民国期の日中間の留学生派遣に関する比較研究

研究代表者：大里浩秋（神奈川大学・外国語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大里浩秋, 孫安石編著『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御茶の水書房（2009）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5320097

研究課題番号：15330033

課題名称：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の社会・文化変容

研究代表者：平野健一郎（早稲田大学・政治経済学術院・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国際関係論・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東洋文庫（2007）、エズラ・ヴォーゲル, 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5330033

2003～2006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5320098

課題名称：第一次大戦期日本の山東経営をめぐる総合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本庄比佐子（(財)東洋文庫・研究部・研究員）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本庄比佐子編『日本の青島占領と山東の社会経済 : 1914 -22年』東洋文庫（2006）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5320098

2004～2006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6330033

課題名称：南京事件研究 : 経験・神話・歴史としての南京事件

研究代表者： ASKEW David（立命館アジア太平洋大学・アジア太平洋学部・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国際関係論・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6330033

研究課題番号：16320098

課題名称：清末民国期,江南デルタ市鎮社会の構造的変動と地方文献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太田出（兵庫県立大学・経済学部・助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太田出, 佐藤仁史編『太湖流域農村の歴史学的研究』汲古書院 (2007)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6320098

研究課題番号：16330030

課題名称：植民地台湾をめぐる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日本の汎アジア主義、台湾人ナショナリズム

研究代表者：松浦正孝（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国際関係論・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松浦正孝編『日本の南進と台湾・「南洋」・「南支那」』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6330030

2004～2007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6330067

課題名称：中国企業経営の文化的土壌と技術移転 : 『中国社史目録』編纂を基礎として

研究代表者： 金丸 裕一（立命館大学・経済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経済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金丸裕一『中国企業経営の文化的土壌と技術移転 : 『中国社史目録』編纂を基礎として』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8）、中国企業史研究会編『中国企業史研究の成果と課題』汲古書院（2007）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6330067

研究課題番号：16330021

課題名称：中国外交研究の再構築 : 外交史と現代外交研究間の断絶の克服と長期的視野の獲得

研究代表者：川島真（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政治学・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川島真『中国外交研究の再構築 : 外交史と現代外交研究間の断絶の克服と長期的視野の獲得』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8）、川島真・岡本隆司『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6330021

研究課題番号：16320097

課題名称：コロニアル都市・青島の形成と文化多重性に関する総合研究

研究代表者：森紀子(神戸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森紀子『コロニアル都市・青島の形成と文化多重性に関する総合研究』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4）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6320097

2005～2007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7251005

課題名称：台湾人の口述歴史の採集分析に基づく日本統治から戦後への台湾社会の転換に関する研究

研究代表者：栗原純（東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史学一般・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栗原純『台湾人の口述歴史の採集分析に基づく日本統治から戦後への台湾社会の転換に関する研究』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10）、丸川哲史『台湾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と祖国化 : 二.二八事件前後の文学運動から』明石書店 (2007)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251005

研究課題番号：17310148

課題名称：20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メディア産業の形成と地域社会の変容に関する国際共同研究

研究代表者：孫安石（神奈川大学・外国語学部・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孫安石『20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メディア産業と地域社会の変容に関する国際共同研究』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8）、貴志俊彦, 川島真, 孫安石編『戦争・ラジオ・記憶』勉誠出版社(2006)、佐藤卓己・孫安石編『東アジアの終戦記念日』ちくま新書(2007)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310148

研究課題番号：17320112

課題名称：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後における「移民都市」上海の性格とその変容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高綱博文（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建国前後の上海』研文出版（2009）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320112

研究課題番号：17401019

課題名称：中国内陸地域における農村変革の歴史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三谷孝（一橋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三谷孝編『中国内陸における農村変革と地域社会 : 山西省臨汾市近郊農村の変容』御茶の水書房（2011）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401019

研究課題番号：17320091

課題名称：「青島鹵獲書籍」の復元と清末民国初における独英の対中国文化接触に関する比較研究

研究代表者：持井康孝（金沢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史学一般・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持井康孝『「青島鹵獲書籍」の復元と清末民国初における独英の対中国文化接触に関する比較研究』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9）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320091

研究課題番号：17401016

課題名称：南満・中東両鉄道沿線の社会変動と人口移動に関する史料調査研究

研究代表者：芳井研一（新潟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史学一般・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芳井研一『南満・中東両鉄道沿線の社会変動と人口移動に関する史料調査研究』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8）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401016

2005～2008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7251006

課題名称：1930年代広東省土地調査冊の整理・分析と活用

研究代表者：片山剛（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片山剛編『近代東アジア土地調査事業研究ニューズレター』第1号 (2006)、片山剛編『近代東アジア土地調査事業研究ニューズレター』第2号(2007)、片山剛『近代東アジア土地調査事業研究ニューズレター』第3号(2008)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251006

研究課題番号：17310140

課題名称：漢字文化圏の「近代」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刈間文俊（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村田雄二郎, C・ラマール編『漢字圏の近代 : ことばと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310140

研究課題番号：17320109

課題名称：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専制政治から立憲政治への移行と行政システムの変容

研究代表者：曽田三郎（広島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7320109

2006～2008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8401017

課題名称：旧満州農村のロシア人住民 : 日本人との接触とソ連邦への帰還

研究代表者：阪本秀昭（天理大学・国際文化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史学一般・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8401017

2006～2009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8320118

課題名称：近現代中国江南の総合的研究 -近100年間の人材的政治経済的発展基盤

研究代表者：高田幸男（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高田幸男・大澤肇編『新史料からみる中国現代史—口述・電子化・地方文献』東方書店（2010）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8320118

研究課題番号：18401018

課題名称：日中戦争下の中国東北農民と日本人[開拓団]との関係史、および残留帰国者の研究

研究代表者：寺林伸明（北海道開拓記念館）

研究分野・種目：日本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8401018

2007～2009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9320112

課題名称：植民地期東アジア民衆諸宗教の伝播と交流 : 情報メディアの分析を中心に

研究代表者：武内房司（学習院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武内房司, 他『越境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民衆宗教 : 中国・台湾・香港・ベトナムそして日本』明石書店(2010)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9320112

研究課題番号：19402014

課題名称：中国老字号の研究 : 老舗の政治・経済・文化史

研究代表者：津田芳郎（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9402014

研究課題番号：19310166

課題名称：台湾女性史とジェンダー主流化戦略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成田静香（関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ジェンダー・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台湾女性史入門編纂委員会編『台湾女性史入門』人文書院（2008）、野村鮎子, 成田靜香編『台湾女性研究の挑戦』人文書院（2010）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9310166

2007～2010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19320111

課題名称：両大戦間期・第二次大戦期の中国における在華日本系企業についての総合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富澤芳亜（島根大学・教育学部・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9320111

研究課題番号：19310152

課題名称：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リベラリズム思想の受容と展開

研究代表者：村田雄二郎（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有志舎（2011）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9310152

研究課題番号：19202021

課題名称：日本・中国・台湾の研究者による中国民衆運動の史実集積と動態分析

研究代表者：吉尾寛（高知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19202021

2008～2010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20320112

課題名称：日中戦争～人民共和国初期の中国における国家と基層社会の構造的変動に関する研究

研究代表者：奥村哲（首都大学東京・人文科学研究科(研究院)・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中国基層社会史研究会編『ワークショップ 戦時下農村社会の比較研究"』汲古書院(2009)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320112

研究課題番号：20330031

課題名称：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冊封・朝貢」の終焉とその記憶の形成過程

研究代表者：川島真（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国際関係論・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 -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講談社(2008)、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330031

研究課題番号：20310147

課題名称：現代「中国」の社会変容と東アジアの新環境

研究代表者：田中仁（大阪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研究院)・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田中仁,三好恵真子編『共進化する現代中国研究 : 地域研究の新たな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出版予定）。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310147

研究課題番号：20310150

課題名称：20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視聴覚メディアの相互連関

研究代表者：三澤真美恵（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310150

2008～2011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20401028

課題名称：解放前後、太湖流域農漁村の「郷土社会」とフィールドワーク

研究代表者：太田出（兵庫県立大学・経済学部・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401028

研究課題番号：20251005

課題名称：台湾人の口述歴史の採集分析に基づく日本統治から戦後への台湾社会の転換に関する研究

研究代表者：栗原純（東京女子大学・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史学一般・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251005

研究課題番号：20320113

課題名称：中国朝鮮族と回族の民族教育と民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形成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松本ますみ（敬和学園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320113

研究課題番号：20401025

課題名称：戦時期南満州鉄道沿線の社会変容に関する史料調査研究

研究代表者：芳井研一（新潟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史学一般・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0401025

2009〜2011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21320136

課題名称：1910～30年代における日本の中国認識 : 華北地域を中心に

研究代表者：本庄比佐子（東洋文庫・研究員）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本庄比佐子編『戦前期華北実態調査の目録と解題』東洋文庫(2009)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1320136

研究課題番号：21401006

課題名称：1920～40年代の中国・ソ連における民族政策の比較研究

研究代表者：上野稔弘（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1401006

研究課題番号：21401026

課題名称：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回民コミュニティの経済的・文化的活動

研究代表者：黒岩高（武蔵大学・人文学部・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1401026

研究課題番号：21310165

課題名称：中国の政策決定過程モデルの再構築

研究代表者：国分良成（慶應義塾大学・法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1310165

研究課題番号：21242015

課題名称：「共同体」概念に依拠しない秩序形成の理論歴史学 : 魂の脱植民地化の新しい展開

研究代表者：安富歩（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史学一般・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安冨歩, 深尾葉子編『「満洲」の成立 : 森林の消尽と近代空間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特集「魂の脱植民地化（2）」『東洋文化』第90号（2010）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1242015

2010～2011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22320141

課題名称：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政党文化史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石川禎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2320141

研究課題番号：22251007

課題名称：近現代中国農村における環境ガバナンスと伝統社会に関する史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内山雅生（宇都宮大学・国際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A)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2251007

研究課題番号：22330103

課題名称：近代中国東北地域経済の展開と日本の企業・官僚機構

研究代表者：江夏由樹（一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研究院)・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経済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2330103

研究課題番号：22310150

課題名称：戦後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と中国認識

研究代表者：代田智明（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地域研究・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2310150

研究課題番号：22320140

課題名称：独逸租借期青島旧蔵書籍上所見「書誌情報」の緊急採録と当該書籍に就ての総合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持井康孝（金沢大学・歴史言語文化学系・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2320140

2011年度～2011年度

研究課題番号：23320153

課題名称：東アジア史の連関・比較からみる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後の国家・基層社会の構造的変動

研究代表者：奥村哲（首都大学東京・人文科学研究科(研究院)・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3320153

研究課題番号：23330050

課題名称：中国外交150年の長期分析 : 19世紀以来の連続・変容過程の再検討

研究代表者：川島真（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国際関係論・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3330050

研究課題番号：23320150

課題名称：モリソン時事資料群活用による新たな東アジア近現代史像の構築とその世界への発信

研究代表者：新村容子（岡山大学・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3320150

研究課題番号：23320151

課題名称：《山本憲関係書簡》に残る康有為の従兄康有儀等の手紙からみた近代日中交流史の特質

研究代表者：吉尾寛（高知大学・人文社会・教育科学系・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東洋史・基盤研究（B)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kaken.nii.ac.jp/ja/p/23320151

サントリー文化財団

2003年度

課題名称：「植民地近代（Colonial Modernity）」を考える : 日台若手研究者による共同研究

研究代表者：川島真（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助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勉誠出版編『アジア遊学48 : 台湾 模索の中の躍動』勉誠出版（2003）

関連URL: http://www.suntory.co.jp/sfnd/research/year/2003.html

2006年度

課題名称：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条約改正の連鎖と規範共有 : 日中台共同研究

研究代表者：川島真（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助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岡本隆司,川島真編著『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関連URL: http://www.suntory.co.jp/sfnd/research/detail/200612.html

2010年度

課題名称：翻訳概念と近代東アジア : 国際関係と外交交渉を中心に

研究代表者：岡本隆司（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准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suntory.co.jp/sfnd/research/year/2010.html

JFE21世紀財団

2005年度

課題名称：東アジア国際公共行政史研究の創成 : 「通商とヒトの移動」におけるガバナンス

研究代表者：川島真（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学部・助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アジア歴史研究助成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jfe -21st -cf.or.jp/jpn/hokoku_pdf_2006/asia03.pdf

2007年度

課題名称：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立憲主義の受容とその社会的背景

研究代表者：山本真（筑波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アジア歴史研究助成

代表的な成果：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憲政と近現代中国 : —国家、社会、個人』現代人文社（2010）

関連URL:

http://www.jfe -21st -cf.or.jp/jpn/hokoku_pdf_2008/asia09.pdf

2009年度

課題名称：近代中国「民間社会」史再考 : 日本との比較から

研究代表者：水羽信男（広島大学・大学院・総合科学研究科・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アジア歴史研究助成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jfe -21st -cf.or.jp/jpn/hokoku_pdf_2010/asia08.pdf

三菱財団

2007年度

課題名称：戦前期タイ＝中国＝日本外交関係に関する基礎史料研究

研究代表者：小泉順子（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所・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人文科学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mitsubishi -zaidan.jp/support/list/h19 -cultural.pdf

課題名称：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における官舎の移入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 官舎移入の政治的・建築的決定過程に近代日本による植民地への文化移入の構造と特質を探る

研究代表者：崎山俊雄（秋田県立大学・システム科学技術学部・助教）

研究分野・種目：人文科学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mitsubishi -zaidan.jp/support/list/h19 -cultural.pdf

2008年度

課題名称：満洲における「観光美術」の成立と展開 : 観光政策・美術教育・メディア産業

研究代表者：高媛（駒澤大学グローバル・メディア・スタディーズ学部・専任講師）

研究分野・種目：人文科学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mitsubishi -zaidan.jp/support/list/h20 -cultural.pdf

課題名称：「モリソン・パンフレット」資料集の学際的研究 : 中国をめぐる近代極東史の一次資料の解析

研究代表者：斯波義信（財団法人東洋文庫・特別顧問）

研究分野・種目：人文科学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mitsubishi -zaidan.jp/support/list/h20 -cultural.pdf

課題名称：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立憲主義の受容と変容

研究代表者：中村元哉（南山大学・外国語学部・准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人文科学

代表的な成果：石塚迅,中村元哉,山本真『憲政と近現代中国 : 国家、社会、個人』現代人文社（2010）

関連URL:

http://www.mitsubishi -zaidan.jp/support/list/h20 -cultural.pdf

2011年度

課題名称：諸橋轍次と近代中国に関する基礎的調査・研究 :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を中心とした中国学者との人的交流の視点から

研究代表者：李冬木（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人文科学

代表的な成果：

関連URL:

http://www.mitsubishi -zaidan.jp/support/list/h23 -cultural.pdf

福武学術文化振興財団

2008年度

課題名称：戦後日中講和の基礎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服部龍二（中央大学・総合政策学部・教授）

研究分野・種目：歴史学助成

代表的な成果：中江要介著,若月秀和編集『アジア外交動と静 : 元中国大使中江要介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蒼天社（2010）

関連URL: http://www.fukutake.or.jp/science/assist/report/08/pdf/08rk7_hattori.pdf

日中歴史研究センター

2001年度

課題名称：重慶国民政府の研究

研究代表者：石島紀之（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国際交流学部・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課題名称：「在華紡」と中国社会

研究代表者：森時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森時彦編『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

2002年度

課題名称：「蒙疆」地方における日本軍支配と抗日民族運動

研究代表者：内田知行（大東文化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日本の蒙疆占領 : 1937 -1945』研文出版（2007）

課題名称：日中戦争に関する国際共同研究

研究代表者：波多野澄雄（筑波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姫田光義, 山田辰雄編『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慶應義塾出版会（2006）、波多野澄雄, 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應義塾出版会（2006）、エズラ・ヴォーゲル, 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慶應義塾出版会（2010）、西村成雄, 石島紀之, 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慶應義塾出版会（2011）

課題名称：戦前期、日中間における教科書問題の研究

研究代表者：並木頼寿（東京大学・教養学部・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並木頼寿,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編『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研文出版（2010）

2003年度

課題名称：重慶国民政府の研究（2001年度に同じ）

研究代表者：石島紀之（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国際交流学部・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石島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課題名称：「在華紡」と中国社会（2001年度に同じ）

研究代表者：森時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森時彦編『在華紡と中国社会』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5）

課題名称：「蒙疆」地方における日本軍支配と抗日民族運動（2002年度に同じ）

研究代表者：内田知行（大東文化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日本の蒙疆占領 : 1937 -1945』研文出版（2007）

課題名称：日中戦争に関する国際共同研究（2002年度に同じ）

研究代表者：波多野澄雄（筑波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代表的な成果：姫田光義, 山田辰雄編『中国の地域政権と日本の統治』慶應義塾出版会（2006）、波多野澄雄, 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應義塾出版会（2006）、エズラ・ヴォーゲル, 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慶應義塾出版会（2010）、西村成雄, 石島紀之, 田嶋信雄編『国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争』慶應義塾出版会（2011）

2004年度

課題名称：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
研究代表者：陳焜旺（東京華僑総会）

代表的な成果：日本華僑華人研究会編『日本華僑・留学生運動史』中華書店（2004）

韩国共同课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 崔恩珍

韩国共同课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 以國民大學校中國人文社會硏究所HK事業爲中心 -

崔恩珍(韩国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 HK研究教授）

I. 前言

进入近代以后，各学科研究开始追求本领域的专业性，这也成为近代学科发展的主要特征。这一趋势虽然提高了单一学科的专业研究水平，但也使各学科间的交流越来越困难。因此有学者指出，追求专业性的单一学科研究实际阻碍了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和发展。为了打破各学科间的界限，促进学科融合发展，科技领域最先开始了相关尝试。这是因为科学技术与国家竞争力息息相关。各国不仅加大了对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而且开展了以研究所为中心的课题研究及跨学科研究。而随着跨学科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扩散和国家支持研究项目的深入实施，人文学科也逐渐受到其影响。

在人文研究领域内，大学作为核心机构，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最近，“大学按照商业模式运行，逐步商业化这种趋势迫使人文研究不断倒退、陷入危机”这一言论在社会上也日益扩散。但是从另一角度看的话，现在整个社会其实对人文学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要求。即人文学科作为国家品牌和软实力的根基，开始重新引起社会会的普遍关注。同时，随着文化产业日渐活跃，也急需大力开发文化内容，支持这一产业的发展。另外，人文教养书籍在全社会范围内也逐渐增多，这实际也要求人文学科进行转型。

面对人文学科这一转型要求，国家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学术项目给予积极支持。1990年代以后，韩国研究财团对各学科进行了广泛支持，而对人文学科的支持则很大程度影响了韩国人文学科研究地形的形成，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是2007 年开始的“人文韩国项目(Humanities Korea Project)”。

韩国研究财团成立以及对韩国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参照倾向新闻特别企划组制作的『民主化20年，知识分子的灭亡』（2008）

当前的人文危机实际上也源于人文学科没有与社会形成有效沟通。在大学这一分学科体系中，人文学科在其专业研究领域内虽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是也引发了与社会的断绝，因此有必要重新找回人文研究的真正意义，即将人文学科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相对于单一学科的研究，更要注重个学科间融合。目前实施的这种分学科体系虽然有助于提高各学科的专业性和学问传承的有效性，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融合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时代。韩国研究财团开展“人文韩国（HK）”这一项目的主要目的之一实际上试图通过制定和完善人文学科支持相关制度，即通过以研究所中心的共同研究这一机制，引导大学分学科体系进行转型。正是基于此目的，研究财团启动了该项目，并且现在正在努力改变人文研究领域内个人研究或独立研究方式为主的学术风气，使相互隔离的各领域进行融合。

“人文韩国（HK）”项目到现在为止实施了5年，因此研究所为中心的共同研究这一机制，对大学学科结构以及人文学科新研究体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实际上还很难评估。因此，本文将围绕“人文韩国（HK）”这一项目的实施目标和主要进展，同时结合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正在实施的HK项目这一实例，对“人文韩国”通过促进共同研究而引发的学科体系变化进行一个初步探讨。

황재문, 「这存在人文学中」, 『2010人文社会学术研究支持项目 集体研究支持项目中期成果资料汇编』, 教育科学技术部、 韩国研究财团, p.154.

Ⅱ. 韩国研究财团“人文韩国（HK）”项目的实施目标和进展情况

1. “人文韩国（HK）”项目的实施目标

国家层面上支持的人文学科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韩国研究财团主管和实施的人文社会领域集体研究项目。其中，支持规模最大的项目是2007年开始实施的“人文韩国（HK）”这一项目。为什么对人文学科领域进行支持呢？这可以从2010年韩国研究财团发布的项目中期评估报告找到答案。这一报告称通过对人文领域进行支持，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短期内能达到投入的10倍，从长远看则将达到15倍以上。2007年~2010年三年间，研究财团总共投入了1，314亿韩元，今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为这一数字的15倍。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人文学科并非与经济发展毫无关联，其所产生的知识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韩国政府启动了“人文韩国（HK）”这一项目。

为了推动该项目的顺利实施，韩国研究财团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目标，即“构建人文学科研究基地”、 “提高人文学科的社会性沟通能力”以及“创造性实现人文学科的价值”。

其中，实现“构建人文学科研究基地”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研究所为中心的研究体系。研究所通过聘用研究所专职教授这一制度，不仅确保了专业研究人员，而且有利于加强以研究为中心的人文学科研究力量。同时，研究所不断促进研究人员开展融合和综合性研究，从而使产生的人文知识可以向全社会扩散。另外，研究所中的海外地域研究所的目的是收集和掌握海外地区的相关信息，构建国家信息基础，因此其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生产知识的实用性。由此可，我们可以做出论断，研究财团资助的人文学科项目其目标就是促使人文学科社会化、实用化，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

人文韩国研究所协会, 『人文韩国支持项目成果与展望 - 1阶段 2007 -2010』,教科部、研究财团, p2.

2. 人文韩国项目进展现状

“人文韩国（HK）”项目是在研究所资助这一制度确立后正式启动的。如果研究所想获得资助，不仅需要事先制定合适的主题（研究课题），还要通过竞争筛选。同时，每三年进行一次阶段性评估，考核合格的情况下最长可以获得10年的支持。这一机制不仅促使政府和大学共同对研究所进行支持，同时也要求研究所自身也制定自立方案，在获得支持期间，不断努力发展成为世界性研究所。

获得“人文韩国”项目资助的研究所大体上可分为人文研究和海外地域研究两大类。2007年~2011年间，总共遴选出55个研究所，其中人文领域25个、海外地域领域29个。如果按照类型进行划分的话，人文领域大型、中等规模与潜力型研究所分别为6个、18个和2个；而海外地域研究领域，中等规模、小型和潜力型研究所分别为10个、2个和17个。这些研究所虽然主要集中在首尔，但其他地区大体上也呈均衡分布趋势。

从研究所的研究主题来看的话，相对于个人短期研究，需要长期企划的研究课题和融合研究课题占大多数。人文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包括“韩国人的正统性”、“树立地区与地方价值”、“生活质量和亚洲研究”、“文化交流”和“把握人文学科共性”等等。而海外地域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构建国家信息收集平台，因此所评选出的研究所都可以根据本所所关注地区的特点，收集和提供有关知识和信息。而这些研究所所关注的地区大部分都是经济和社会影响日渐增大的地区，即中东或中南美，非洲独立国家联合体，这里很难看到中国被特别关注的影子。从地区上来看，俄罗斯和中亚研究所7个、中国5个、中东3个、欧洲2个、中南美2个、中南亚2个、东北亚、非洲、印度、地中海、东欧和环东海各1个。其中，将中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的研究所有10个。在人文领域，有首尔市立大学城市人文学研究所、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梨花女大梨花人文社会研究所等；在海外地域研究领域，有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详名大学韩国文化信息研究所等。

2010年进行的阶段性评估中，有3个研究所惨遭淘汰，这不是因为相学术成就不足，就是引导大学给予积极支持，让HK研究所制定恰当的研究所制度和规范， 。 2011年，韩国研究财团又重新遴选了2个研究所，因为这两个研究所在研究所制度体制构建方面比较突出。建立研究所为中心的研究体系，实际上通过确保专业研究人员和创造安定的研究环境，提高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这与现有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上有明显差异。另外，围绕研究主题进行研究这种方式，实际上开启了共同研究这一新模式，这一点也可谓意义重大。

<人文韩国项目资助课题目录>

< HK研究所分布现状>

Ⅲ. 共同研究事例
- 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hina)

1. 跨学科融合研究 – 非还原主义融合（Non -Reductionist Consilience）

2009年，国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企划的“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地形和网络”这一课题被评选为韩国研究财团“人文韩国（HK）”项目之一。根据计划，该课题将分为三个阶段（每三年为一阶段）逐步推进（表1）。其中，第一阶段第一年度的子课题为“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形成与模式”，将分散的知识和知识分子相关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和再解释，阐明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地形的历史变化模式；第二年度的计划是掌握“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宏观地形”，将从国家或者从全国范围内探讨中国的知识地形。为了推动该子课题的顺利进行，将从“文化艺术”、“国政运营”、“产业经济”、“科学研究”和“知识话语”等5个领域分别推进。第三年的计划则是探明“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微观地形”，即把中国划分为几大区域，从微观角度掌握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区知识地形。

<“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地形和网络”课题实施计划>

阶段	年度计划	主要课题实施内容
第I阶段 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 地形	第一年	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模式
	第二年	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宏观地形 -知识基础
	第三年	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微观地形 -差异与多样性
第II阶段		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对内和对外网络
第III阶段		从知识研究到地域研究：理论化和国际化

目前，承担“人文韩国（HK）”项目的研究所进行的课题都具有跨领域、跨学科的融合特征。同样，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实施的“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地形和网络（Geography and Network of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s in China)”这一课题也力求实现共同研究和学科融合。本课题试图通过掌握中国知识界地形和网络的有机结构，重新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基，同时阐明中国社会潜在的变化力量和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地域研究(area studies)专家而言，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一课题属于超越了国家和地域界限的研究课题，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所将对中国研究的主题锁定在知识和知识分子这一关键词上面，其理由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知识”和“知识分子”概念、知识生产者、活动空间营造以及知识交流跨领域等知识社会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需要重新关注。新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集团替代中国过去的启蒙性知识分子，正在逐步崛起，如何捕捉这种新的变化以及如何定义在这种变化中所产生并不断扩散的知识，正是本研究所追求的目标。

<图1> 知识界地形和网络形成的历史性变化

实际上，如果试图阐明中国知识生产机制的根本变化，必然要进行融合研究。 如图1所示，如果想从多角度考察时空变化中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类型、联接网络以及变化动因，单靠个人的研究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准确理解中国知识界的现状，需要开展多角度和系统性研究。而通过研究人员间的融合研究，将能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融合性研究并非易事。过去也有很多学者试图进行跨学科融合研究，但不少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融合研究这一理想在实践中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因此本研究所在探索融合研究可行性方案中，借用了“非还原主义融合‘consilience”这一方法论。即并不是无条件地对各学科进行整合或融合，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学科结合的必要程度，对跨学科、融合、复合、整合等方法论进行有机组合。

<图2>  大融合与跨学科、整合、融合、复合研究方法论的关系

从这一角度看的话，如果无视人文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技术等各学科特点，随意进行整合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逐渐会失去学问研究的实际意义。因此本研究所一方面维持现有各学科和专业框架，另一方面在促进各学科合作研究过程中，灵活运用跨学科、复合、融合、整合等多种方式，促进各学科融合。

如图3所示，本研究所在文化艺术、国政运营、产业经济和科学研究以及知识话语等5大领域内，一方面维持个学科和专业框架，同时也大力促进各学科进行融合研究。

本研究所可以从实际角度考虑这种非还原性大融合是有原因的，因为本研究所是在整合了国民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和研究所基础上成立的，有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结合的科跨学科研究经验。

<图3 > 研究方法

2. 大融合研究与成果

1) 课题实施成果

目前研究所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的各领域的具体内研究容如下：

领域	第1年度：、中国的知识ㆍ知识分子的地形	第二年度: 中国知识ㆍ知识分子的宏观地形	第三年度： 中国知识ㆍ知识人的微观地形
文化 艺术	‘文学’作为单一学科的形成和文学界动向	通过大众畅销书作品分析文学知识生产机制	文学作品生产机制与文化内容产业机制的地区、主题差异与多样性
知识 话语	“历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成立	知识话语生产机制基础	由知识话语所产生的知识话语生产机制的差异与多样性
国政 运营	政治学与政治学的接纳和传播	国家运营所需知识生产机制的宏观分布	探讨行政、地区国政运营知识生产机制的地域分布和特殊性
科学 技术	围绕“中国科学家”，探讨中国科技发展的制度和环境因素	上层ㆍ中层ㆍ下层科学技术知识包含在内整个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机制研究	探讨不同水平和领域的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和生产过程的差异
产业 经济	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从中国知识基础与制造业和服务产业的结合（产业间结合）和国内外部门的结合这一角度综合接近	高科技企业的学习机制和技术力量分析

课题实施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奠定研究所的制度基础和谋求学科间合作，虽然实际性融合逐步才能实现，但是研究所已经从研究方法论上开始尝试促进融合研究。例如，在知识话语领域内，利用社会关系网分析(SNA) 系统Netminer，进行了知识分子网络研究。另外，在科技领域也利用了类似的方法开展了相关研究。 特别是利用Netminer和社会关系网分析方法(SNA)分析知识分子集团网络所显示出的优势和不足上面，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研究人员开展讨论，进行了积极探索，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本人也进行了这种尝试。本人今年写的「由“中国模式论”看中国思想界的知识版图」发表在『中國近現代史硏究』（2011.6)。在这篇文章中，我利用Netminer这一工具，考察了“中国模式”主要研究人员的思想地形。由于本人的专业是历史研究，运用这一方法也不够成熟和熟练，但是可以说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初步尝试。这一方法，相对于偏重于文献研究或统计分析的关系网，可以分析更多有用的数据。虽然在人文领域，质的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个人认为，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同时，方法论上的合作和融合也通过每个月举办的研讨会和邀请论坛也得以实现。

另外，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二阶段可以开展体现知识和知识分子综合matrix的国内外网络融合研究。

2) 知识地图(knowledge map)和知识树(knowledge tree)

另外本研究所项目成果中还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DB）研究；二是同步进行的按时间顺序建立的知识树(knowledge tree)。另外，将知识用地图，即“知识地图(knowledge map)”这一形式通过网页和电子杂志向外提供服务。这一工作也是和博士辅助研究员等学科后继人共同进行的，通过建立各学科知识树，今后将有望建立人物数据库。这也符合该项目的实施目标，即提供海外地区的具体知识和信息

目前，研究所已经举办了16次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所发表文章的主题非常多样化，例如有“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大学和历史学模式变化”、“中国智囊团的分布和特征”，“形成产业的知识和形成知识的产业”以及“文学话语形成和知识体系的变化”等。另外，邀请论坛已经举行了19次，发表主题包括“作为知识的科学技术”等。另外在著名人士演讲活动中，Arif Dirlik来到我校，发表了题为“The Form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s in China”的演讲。

<图4> - 课题相关成果

<网页和电子杂志CIRC韩中学术信息请参考http://circ.kookmin.ac.kr/xe2010/hk>

3) 系列丛书、翻译丛书与期刊

研究所同时通过出版发行系列从书、翻译从书以及期刊等与同行一起共享研究成果。例如，『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变化』从书可以追溯了近代一百年间中国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模式变化，将焦点放在了随着中国历史发展，各学科的形成和变化上面。『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1, 2』翻译丛书选择了中国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这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许教授在2010年参加本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同时，研究所于2011年3月创刊的学术性杂志「中国知识网络」(China Knowledge Network)也成为国内外研究人员交流的平台。另外，研究所现在正在积极筹备各领域知识生产ㆍ扩散机制和过程相关丛书。

4) 对外学术交流以及与社会的沟通

同时，为了促进知识传播和扩散，与城北区厅政府一起合作开办了市民讲座，与普通市民一起分享了研究成果，并将研究所资料对外公开

目前，研究所不仅大力推进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与融合，同时也积极参与对外学术交流，提供相关信息，促进与社会的沟通。由于本研究所属于海外区域研究领域，因此第一届学术会议在韩国国内举行，第二届学术会议的地点则选择了在海外，与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另外，研究所还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签订了MOU， 葛涛教授（(2011.3 -2013.2)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支持下，被聘用于本研究所的非终身（non -tenure track）研究所专职教授，与本研究所的教授一起开展共同研究。国内学术会议方面，2011年3月，研究所与俄罗斯、日本研究人员一起举办了主题为“东北亚地区的知识形成机制”的研讨会，在主题研究上进一步达成共识。

3. 研究需要改善的地方

本研究所开展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都比较顺利。但是为了促进研究取得更丰硕成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对本研究所多方面支持，同时还应该打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使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更为自由的研究，创造出更具有创新性成果。相对于短期评估，韩国研究财团应该开展长期评估继续给予大力支持，这样才能核心地域研究所，创富有创造性的。

Ⅳ. 共同研究课题与展望

工作后，韩国研究财团在2010年进行了全面评估。评估报告做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研究成果呈现量的增长趋势。2007~2010年间，一般大学教授年均发表论文为0.77篇，而HK专任研究人员的年均发表论文达到2.41篇，显著高于比一般大学。韩国研究财团认为，这是研究为主的业务体系、不同于现有人文学科支持体系的长期资助体制，个人研究（70%）和共同研究（30%）的溢出效果以及晋升体系所带来的竞争和合作的共同结果。

第二，由于HK研究所都瞄准了提高社会沟通力量这一目标，在接近不同地区与阶层、年龄与学科继承人等具体方向上都有所进展。各研究所都致力创造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针对不同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和不同年龄层的要求进行相关研究。同时，努力提高新生代人文学者的创造性研究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扩展了文化内容资源，同时通过为市民或企业、公共机关提供教育培训项目，使人文学者服务于社会，也促进了人文学则与社会的有效沟通。另外，过去由少数研究人员所独享的高级信息业现在通过数字数据库或者简单便捷的资料获取通道，很轻松地向大众传播，这些都获得了研究财团的肯定。

第三，如果国际和世界性研究所网络构建成功的话，将为各HK研究所成长为世界性研究所奠定基础。改善现有的按专业分类的大学结构、通过保持研究所的独立性促进知识的社会扩散等目标正从早期的制度建立阶段进入制度实施和巩固阶段。即随着研究所中心体系的形成，逐步克服个人研究和短期研究的局限，重新构建学科研究体系的基础已经奠定。

针对上面韩国研究财团所做的评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呢？当然，单一学科的封闭性、需要积极容纳专业研究人员、开展个人无法进行的共同研究的必要性、跻身于国家和社会专业力量的人文学科的时代课题 等都是人文学者应该回答的问题

人文学科与国家和社会软实力紧密相关，国家应该充分认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同时给予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支持。韩国2011年度R&D预算为14兆8902亿韩元，但是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经费只占1.34%，大约为2002亿韩元，属于相当低的水平。尽管“人文韩国（HK）”项目是复兴人文学科的指定项目，但是2012预算也不会超过40400百万韩元。另外，关于人文学科支持必要性的质疑也不断升温，2011年预算审议中，120亿韩元的削减提案被提出，遭到人文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这反映了大学和国家没有确实履行大学调整方案，同时也反射出政府轻视人文学科这一趋势。这一预算削减同时也关系到99名HK教授和221名HK研究教授（截止到2011年8月）的雇佣保障问题。这之后，国会和舆论、教育部、企划财政部等重新协商，国会于10月31日重新举行了政策研讨会，重申了人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最终预算削减方案被取消。但是在只强调HK项目的实用性这一情况下，这种问题将反复出现。 因此呼吁国家给予HK项目以稳定和持续的支持，这是我想指出的第一点。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需要改善现有的评估体系。 实际上人文学科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成果，因此如果只关注短期量的评估，其产生的成果很难成为实际性的学科发展。因此需要从长期展望的角度，评估研究成果的优秀性和研究所发展所具有的潜力。很早之前就有人指出这种通过阐述和学术论文进行评估有很大的问题，也一直在呼吁建立公正有效的评估标准，但是建立真正可以诱导创新性研究的灵活的评估标准和组建评估团队，还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

参照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的跨学科研究经验，实际性的跨学科研究只有在各方长期和持续的努力下才能实现。同时，也需要研究人员个人和研究所不断累积自由和独立的研究力量。 只有在学术资源确保研究所的独立和研究课题的自由实施这一前提下，才能促使跨学科研究产生真正的成果，并形成新的研究体系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的HK项目虽然与其他研究所的HK项目在具体课题上虽有所不同，但是研究活动却大同小异。针对“人文韩国（HK）”项目的具体目标，开展长期和持续性研究，通过共同研究实现跨学科研究、构建研究所中心的学科体系以及确保国家学术力量和信息等将成为诱导学科实现量的发展和体系变化的有利条件。

(飜譯: 胡莎 (韩国国民大学國際學部碩士課程))

從傳統士人的日記來看其對清末新式教育發展的反應 / 周東怡

從傳統士人的日記來看其對清末新式教育發展的反應

周東怡(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課程)

一、前言

清末新式教育的發展一直是個受重視的研究課題。清廷為重振國勢而自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宣布實施新政，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改革，而其重點即為教育。在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公布的《欽定學堂章程》與1904年（光緒三十年）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中詳細的制定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等教育系統，以及課程、修業年限、科目、授課時間等等內容。在近代教育制度如火如荼展開的同時，各地也紛紛設立各種新式學堂，使得原本以私塾為主、塾師為首、且科舉取士取向的教育方式面臨了必須改變的局面。從制度面來看，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完全廢除科舉取士，並成立有別於禮部，完全獨立管理教育的行政機構－－學部，開啟了清末新式教育發展的里程碑。然而若是單純從制度的變化來看清末新式教育的發展不免顯得過於單調，因此如何能更生動的釐清這個課題值得加以深入思考。

二、相關研究成果

廢除科舉取士與建立新式學堂可謂清末史上劃時代的大事，特別是科舉制度一直發揮著將文化、社會、經濟等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結構緊密連繫的統合功能，其改廢自然會帶來許多的變化。而學界先進早已留意到這點，進行研究這個變化對獻身於科舉的士人以及廣大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的影響。

余英時〈試説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二十一世紀》2005年6月，頁4。

羅志田便認為在科舉正式廢除的前十餘年中，因取士標準已經鼓勵新舊學兼通，因此士人所讀之書亦隨之而變；至科舉正式廢除後為學內容更是出現大幅變動。他表示由於新式學堂所教的內容與鄉村社會的現狀相異，因此無法達到當初所預期的成果。而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則是科舉的廢除與新式教育的發展對鄉村社會帶來的影響，其中之一便是新式教育並其實無法取得鄉村人民的信任；新式學堂不論是成立的場所或是經費都集中於都市，其教學內容與鄉村社會有所落差、而且專門學堂的數量又相當有限，再再都加劇了城鄉的分離。

羅志田〈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郷村中的社會後果〉，《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郷村中的社會後果〉，頁113。

陳慶璠〈近代新學體制與城鄉分離的加劇〉，《教育學》，2005年11月。

而近年郝錦花更是以鄉村近現代化的發展這個角度，全面性探討了新式教育在鄉村社會實施的狀況，以及私塾與新舊學制轉換期對鄉村社會的經濟、文化機能所造成的影響。他認為清末民初時期鄉村社會教育的特徵是「新舊混雜」，由於城鄉新式學堂的分配不均，因此無法取代私塾、菁英分子也大量流向都市。

郝錦花《新舊學制更易與鄉村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三、問題提起

我們會發現，以上的論點主要集中在鄉村社會的變化，似乎欠缺從「人」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這裡所謂的「人」，是指不管是否擁有科舉功名，立志於應考科舉的傳統士人。這些士人具有在教育現場學習的「學生」與進行教學的「教師」、或是「教育相關人員」的雙重身分，身處新式教育發展最前線的他們，是如何看待、又是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新式教育，是相當饒富深意的問題。例如蔣純焦便以一直以來負責傳承學問的塾師為焦點，分析他們對新式學堂的看法、實際上的體驗，以及對自身地位與生計造成的影響。

一般而言多是使用紳士或士紳等詞，關於其定義與相關內容請參考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蔣純焦《一個階層的消失――晩清以降塾師的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如前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科舉的改廢與新式教育的發展對鄉村社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而身為鄉村社會一份子的傳統士人亦無法避開這個潮流而置身事外。因此可以說在討論這個課題時我們無法忽視他們的反應。羅志田注意到這點，他利用傳統士人留下的日記來闡明在清末改廢科舉的過程中出身於內陸的士人的心境及其生活中所產生的變化，透過該士人的看法來研究社會變遷；簡而言之其目的在於透過士人來看近代社會的變遷，而關於改廢科舉則重視傳統士人的心理反應。另外關曉紅則利用兩位傳統士人的日記，並將論點集中於科舉的改廢與傳統士人此一角度來探討士人對科舉的看法、士人在科舉被廢後採取的應對措施與其新出路，指出科舉的廢除並未削弱士紳的勢力，他們依然保有各種權力與社會地位。

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内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新竹）第25巻第4期，1995年2月。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人――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的確，利用傳統士人留下的日記來看他們心理上對科舉被廢除的反應、或是分析士紳勢力衰弱與否提供給本稿一個研究方向。若站在前面所提及的「人」這個角度並擴大視野，我們也可以透過分析傳統士人的日記來考察他們對新式教育的看法、新式教育在各地發展的狀況，以及相關的社會反應，希冀能更生動的描繪出新式教育實施發展的樣貌。然而這裡要先說明的是，利用士人日記並非是要尋求他們彼此之間的共通點，因為較為基層的傳統士人所留下的日記原本就有限，無法帶有統計學上樣本的意義。但是日記所提供的內容可讓我們考察新式教育在實施發展之際所顯現出的多樣化反應。

四、科舉的改廢與新式學堂的成立

在進入士人日記的內容之前，有必要先簡單介紹科舉改廢與新式學堂建立的經緯。

（一）科舉的改廢

到1905年科舉正式被廢為止，有關廢除八股文等等改革科舉制度的意見大概已持續了十年以上。然而除了百日維新時期曾一度廢除八股文、明文規定實施經濟特科之外，有關科舉取士的真正改革要到光緒新政時期才正式開始。

1901年8月（光緒二十七年七月）清廷頒布上諭，公布自明年開始，鄉試、會試、生童的歲考與科考以及殿試，「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兩年後的1903年3月（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張之洞與袁世凱上〈奏擬遞減科舉中額辦法摺〉，認為「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學校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今縱不能驟廢，亦宜酌量變通，為分科遞減之一法」。建議自明年會試結束後年年遞減各項考試取中之額，如此十年之內能使學堂取代科舉成為培育人才的正途手段。然而清廷並未接受此建言，於是隔年（1904年1月（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張之洞與張百熙、榮慶上奏學堂章程之際，再度提出〈請試辦遞減科舉摺〉，指出「當此時勢阽危，非人莫濟，除興學堂外，更無養才濟時之術」，雖然「必須科舉立時停擺，學堂辦法方有起色，學堂經費方可籌設。惟此時各省學堂尚未能徧設，……其不欲遽議停辦科舉者，未始非老成持重之見」。建議自隔年開始遞減中額並振興學堂。至此清廷終於頒布上諭，下令自明年起遞減鄉會試中額。然而就在預備開始遞減中額的1905年，張之洞等人再度於9月（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上奏〈會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認為「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徧設，亦必須數十年後，人才始盛。如再遲至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為了解決這個緊迫的狀況，強烈要求立即廢科舉興學校。清廷眼見廢除科舉已是大勢所趨，便下詔於翌年停止所有鄉會試，至此，實行千年有餘的科舉制度正式畫下句點。

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四），中華書局，1958年，總頁4697。

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張之洞全集》（以下簡稱《張之洞全集》）第四冊奏議，頁133 -135。

《張之洞全集》，第四冊奏議，頁171 -172。

《張之洞全集》，第四冊奏議，頁233 -235。

周振鶴曾指出清末官員與士紳之間基本上存在著接受以新式學堂教育為培養人才手段的默契，這是科舉取士最終被廢的社會性原因。也因此有必要看看當時的輿論是如何看待科舉的改廢。其實當時的報紙多半是刊載贊成廢除科舉的言論，例如《大公報》1905年9月25日的社論便稱「廢科場」是近日朝廷三大善政之一； 1905年9月7日的《時報》也認為廢科舉是「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薄海臣民之觀聽」。

周振鶴〈官紳新一輪黙契的成立――論清末的廢科舉興學堂的社會文化背景〉，《復旦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4期。

然而也有一些報導雖然從標題來看是贊同廢除科舉，但從其內容則無法忽視仍存在著許多視科舉為唯一出路而無法接受科舉被廢事實的傳統士人。1904年（光緒三十年）七月初六日《嶺東日報》有一篇〈論科挙誤人之深〉的社論提到「今歲會試借闈汴中，遠省之人往往跋涉千里，冒露數十日而得達，而人數依然巨萬，不聞稍減」，可看出即使是科舉被廢前夕應試情況依然盛況空前。另外1905年5月10日《大公報》的〈守舊熱心科舉〉社論一文描述兩位應舉士人一個感嘆若是科舉被廢則一生心血付諸流水，另一人則安慰科舉絕不會被廢，兩人定能結同年之誼。從這些文章多少可看出傳統士人對科舉的改廢仍有某種程度的抗拒與不安。

轉引自《東方雜誌》第一巻第八期（1904年）頁178－180。

（二）新式學堂的建立

除了針對科舉改廢的聲浪與建言之外，關於有建立別於傳統私塾的新式學堂的建議也持續不斷。早在1902年的《欽定学堂章程》與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公布之前，各省督撫便陸陸續續設立學堂，並向清廷提出各種相關奏摺。例如1901年7月（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張之洞與劉坤一共同上奏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摺〉之一的〈變通政治人材為先遵旨籌議摺〉中針對「育才興學」提出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遊學四條方案。針對建立學堂則建議應分別在州、縣、府、省城成立小學校與高等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與專門學校和大學校；另外原本應該是以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大學校的順序來興學，但「今日為救時計，惟有權宜變通」，認為需「先自多設中學及高等學始」。在此奏摺提出約兩個月後（1901年9月（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清廷便頒布上諭，表示「人才為政事之本。……近日士子或空疏無用，或浮薄不實，如欲格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規定「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酌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為近代學制的正式公布作好鋪路準備。隔年（1902年10月（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張之洞再奏〈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摺〉，其內容為遵照上述上諭下令改革湖北省各學堂，並命各省內府州縣設立中小學堂；還於奏摺內條列湖北省各學堂辦法十五條與湖北省籌辦各學堂要旨八條，展現出其人於該省積極興辦新式學堂的意欲。

《張之洞全集》，第四冊奏議，頁7 -14。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 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5 -6。

《張之洞全集》，第四冊奏議，頁87 -95。

爾後近代學制終於底定，新式學堂也因為有更正式的中央法令為依據而迅速增加；然而報章雜誌的文章與輿論卻隱約透露出在此趨勢下新式學堂的不足之處與問題點。1904年四月二十日的《警鐘報》中〈教育普及議〉一文便指出教育不能普及、民智不開是因為「塾師為之障」，進而建議讓塾師進入師範速成科學習，使其可轉任小學堂教員。同年九月二十日《中外日報》社論〈論學堂之腐敗〉中提及官紳興學「以急務之名，為中飽之實」，侵吞公款中飽私囊；並且官紳就算設立新式學堂也是「各行其事，而教育一端則全置諸度外」，諷刺當時的學堂不過是「養老院」罷了。

轉引自《東方雜誌》第一巻第四期（1904年），頁75－78。

轉引自《東方雜誌》第一巻第九期（1904年）頁200－202。

上述報章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新式教育發展的實際狀況。然而不論是改廢科舉或是成立新式學堂，最直接面對這些變化的傳統士人實際上又抱著怎樣的想法。下面將試圖透過其日記來加以分析這些問題。

五、傳統士人日記的內容

本稿主要是想透過傳統士人的日記來看新式教育發展的狀況，以及他們的看法與反應。這類只擁有秀才或是舉人等較低科舉功名的基層士人相關一手資料原本就有先天上的限制，因此本稿除了先進們曾於研究中使用過的劉大鵬（山西）的《退想齋日記》、朱峙三（湖北）的《朱峙三日記》之外，另外再加上還較未為人所利用的張棡（浙江）的《張棡日記》來加強分析。並且試圖根據他們各自的經驗與所處地區再加上年齡等因素來看其對應的異同。

（一）三人的生平

劉大鵬（1857 -1942、咸豐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山西省太原縣赤橋村人。1878年（光緒四年）考取秀才後曾就讀於太原縣的桐封書院與省城太原的崇修書院，1884年（光緒十年）中舉人後又於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和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三度參加會試但均落榜。另外劉大鵬為了生計自1886年（光緒十二年）起擔任家塾的塾師近二十年，民國成立後還擔任過太原縣縣議會議長及蒙養小學堂教習、縣立小學校長等職，但為時短暫，後來以農耕與買賣度過餘生。

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言的頁1。以下簡稱為《退想齋日記》。

與劉大鵬年紀相仿的是浙江省瑞安縣汀川里人的張棡（1860 -1942、咸豐十年―民國三十一年）。他於1880年（光緒六年）入邑庠，為縣學廩生；然而多次應鄉試皆未中，最後於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捐廩貢。他終生以教書為業，1891年（光緒十七年）為瑞安著名學者孫詒讓和孫詒澤兄弟聘為詒善祠塾主講，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時被聘為瑞安中學堂教習，民國成立後除了在家鄉成立書塾之外，還擔任省立中學教師，前後任教職近四十年。

張棡撰・俞雄選編《張棡日記》（温州文獻叢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前言的頁1。以下簡稱為《張棡日記》。

朱峙三（1886 -1967、光緒十二年―民國五十六年），湖北省鄂城縣建明鄉人，年齡與前兩人相差將近三十歲。1904年中秀才、入府學，1905年時進入武昌縣一年制師範學堂就讀，隔年考上兩湖師範學堂。其曾任報社編輯者，民國成立後一度成為中學教師。1926年（民國十五年）以後轉任湖北省縣政府與省政府的官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並擔任湖北人民政府參事。

朱峙三《朱峙三日記》，中南地區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0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28 -229。以下簡稱為《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xx輯。

從上述簡介可以看出三人活動時期大致相同，同時擁有應試經驗、並擔任過塾師或學堂教師。

（二）傳統士人日記的内容

這三人的日記內容包羅萬象，相當繁瑣，本稿僅針對與為學、改廢科舉以及新式教育有關的內容加以分析。以下筆者嘗試從為學態度、對塾師一職、對清末改革風氣、對科舉取士及改廢，以及對新式學堂成立的看法來整理其內容。

在為學態度方面，劉大鵬自詡為真正的士人，認為「近來讀書之士，只是讀時文而已，一切經史子集並不翻閱，誠有負於讀書名也」。而張棡雖志於科舉，但其所涉獵之學問不限於經史子集，他就曾閱讀《盛世危言》並稱之「頗有言中肯綮處」。從這點還可連帶看出其人對清末改革風氣的看法。劉大鵬認為由於改革風氣使為學之人也分成「守舊」與「維新」兩派，對「守舊則違於時而為時人所惡，維新則何於時而為時人所喜」的現象感到不滿。相對之下張棡的想法則開放許多，他從1895年開始便廣泛閱讀《申報》、《蒙學報》、《新聞報》、《萬國公報》、《東亞時報》、《知新報》、《同文滬報》、《中外公報》、《工藝報》等報紙，從中吸收時事與西方教育的知識，以增廣見聞。附帶一提的是他開始閱讀報紙的契機雖不明，但可推測可能是因地處沿岸容易收集資訊。這兩人也同樣具有多年塾師的資歷，然而對塾師一職的態度卻迥異。劉大鵬自始至終都認為是為了維持生計才迫不得已擔任塾師；而擔任孫詒讓・孫詒澤一族祠塾講師的張棡則絲毫未覺是為生計所迫。

《退想齋日記》，頁55。

《張棡日記》，頁30。

《退想齋日記》，頁143。

《張棡日記》，頁24、41、56、58、68。

《退想齋日記》，頁55、57、70、72。

《張棡日記》，頁15。

至於對科舉的看法，劉大鵬認為為學的最終目的即為「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澤民」，因此科舉的廢除對他造成相當的打擊，感嘆「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託」。與他同輩的張棡則對廢除科舉抱持樂觀的看法，早在1901年時便建議應趁新政「將天下一律停試五年」，「此五年中各省各縣各鎮遍設大中小學堂，凡是士子均由學堂出身」，這樣不及十年後將輩出人才。而相較之下比兩人年輕的朱峙三面對科舉的態度就現實許多，他明言應科舉目的為「謀生、求出路、顯親」。1903年17歲的朱峙三首次參加科舉應試，卻也同時聽說張之洞等人將制定學堂章程，科舉即將被廢的消息。他雖持續應試，但根據情勢判斷科舉應該即將被廢，因此轉而以進入新式學堂就讀為新目標，於1904年考武昌縣師範學堂，隔年入學同時科舉也正式被廢除。

《退想齋日記》，頁72。

《退想齋日記》，頁147。

《張棡日記》，頁76。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285。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299、 頁303。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339。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343。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348。

而這樣的態度自然也連帶影響到三人對新式學堂的看法。對廢科舉不滿的劉大鵬自然亦對新式教育也有所不滿，直稱「現在變法，改書院為學堂，而學堂規模只是敷衍門面，務悅庸俗之耳目，並不求實，凡設學堂，鋪張華麗，經費甚巨，意在作育人才而人才終不可得」。並指出「凡設學堂必加徵加稅」，批判造成人民負擔。而張棡基本上則積極看待新式教育，由於自身喜愛閱報因此肯定瑞安學計館內設置「閲報公所」，雖然利用者有限使他感嘆「民智之不易開也」。另外他還參與地方上改聚星書院為河鄉學堂的計畫，由於經費難籌，因此張棡建議比起設學不如先購買書及與報紙以開民智。他自身的經驗使其不排斥新式教育的發展與成立學堂。朱峙三更是積極融入新式教育的潮流中，他在考取武昌縣師範學堂後又於1906年年初參與成立小學堂並擔任教員。並認為「非求高深學問，以後難以立足新時代矣」，因此又去報考兩湖師範學堂。

《退想齋日記》，頁140。

《退想齋日記》，頁160、158、159、162。

《張棡日記》，頁72。

《張棡日記》，頁86。

《張棡日記》，頁88。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360。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365。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368。

六、小結――從日記之所見

這三人的活動時期大致相同，皆擁有應試科舉的經驗，也擔任過塾師或是學堂教師，然而對科舉的改廢與新式教育發展的看法各自相異，以下將從三個方面來加以整理歸納。

（一）維持生計

劉大鵬與張棡年齡相仿，同樣屢試不中而以塾師為職，但兩人對科舉的改廢和發展新式教育則表現出完全相反的反應。張棡的態度是積極對應，活用自身的教學與學習經驗，致力參與地方上設立學堂的活動。並且從日記的內容並看不出他生活拮据、或為生計所迫。

另一方面，劉大鵬排斥廢除科舉與新式教育的理由，除了思想上的守舊與保守之外，恐怕還有恐懼與不安。他曾表示，「自國家變法以來，校士皆以策論考試，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洋各國語言文字者，即命為學堂教習，束脩極厚」，導致「當時人士俱捨孔孟之學而學西人之學，以求速效」。然而劉大鵬自身應該明白由於自己不具備西洋語言文字的能力，因此將來能轉任新式學堂教習的可能性不高。在私塾總有一天會被新式學堂取代的情勢下，為了維持生計而成為塾師的劉大鵬預想了自己將來可能會遇到困境，因此可說他是以不滿來表達對新式教育即將可能會對他帶來的衝擊所導致的不安。

《退想齋日記》，頁126。

朱峙三則明言參加科舉考試的目的為「謀生」。他與劉大鵬和張棡兩人相差約三十歲，在弱冠之年即面臨科舉被廢的現實巨變，但由於他相當執著於謀生一事，因此轉換跑道的速度亦十分快速。朱峙三在科舉即將廢除前夕即掌握資訊，並判斷科舉之廢已不可避免，因而能快速做出可能的對策。不論是成為小學堂的教員、進入師範學堂就讀、或是在報館的兼差，無一不是為了能有收入以維持生計。

（二）傳統士人的出路

伴隨著科舉的改廢，立志於科舉應試士人的出路便成為重大的課題。在前述的〈請試辦遞減科舉摺〉中，張之洞便提案，「舊日舉貢生員年在三十歲以下者，皆可令入學堂肄業。三十歲以上至五十歲者，可入師範學堂之簡易科」，讓這些士人將來能充當新式學堂的教員。另外同一時期公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則規定具有科舉功名者可入初級師範學堂，另外初級師範學堂與中學堂畢業者、學堂仍未普及的地區則是舉有科舉功名者可入優級師範學堂。特別是1905年正式廢除科舉取士後，這些擁有科舉功名的士人被視為師範學堂學生與新式學堂教員的重要來源。意即充當新式學堂的師資對傳統士人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出路。

〈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 清末編》，日本學術振興匯，1972年，頁321、頁325－326。

朱峙三即為善於利用這條出路的絕佳例證。在他的日記中曾記載湖北省「各學堂學生，如五路小學、農務、方言等學堂學生，亦有童生報考者。該堂係中學程度，當時係童監並收者。武普通亦有童生，文普通及省、道、府三師範簡易科，則盡秀才」。由此可以推測朱峙三早已掌握新式學堂與師範學堂為收容並提供擁有科舉功名者新出路的場所。他考量到科舉即將被廢，因此先進入一年制的師範學校就讀，畢業之後成為小學堂的教員；其後又為了精進學問，再度進入兩湖總師範學堂就讀。朱峙三本身即為一個快速且正確與掌握資訊與情報，並且適當即時轉換跑道的良好例證。

《朱峙三日記》，《辛亥革命史叢刊》第11輯，頁329。

另一方面，一直擔任塾師一職的張棡在科舉被廢除未久後即轉任瑞安中學堂與温郡中學的教員。他雖是未曾中舉的塾師，但因為受聘於孫詒讓與孫詒澤兄弟，因此也得以與著名學者孫衣言、還有地方人士林和叔、李炳光、林左髓等人交往。張棡能順利的從一介塾師成功轉任新式學堂的教員，除了與自身二十五年的教學經歷有關之外，其豐沛的人脈亦為可視另一個重要的關鍵。從以上內容可看出，進入師範學堂再深造、或是充當新式學堂教員等等為了減緩廢除科舉對傳統士人造成的衝擊與影響的之措施有達到某種程度的作用，並非僅僅只是紙上談兵而已。

《張棡日記》，頁119。

《張棡日記》，頁131。

《張棡日記》，頁16、32、41、68。

（三）新式學堂的成立

如前所述，雖然〈欽定學堂章程〉與〈奏定學堂章程〉的公布才算正式的由中央明文規定成立新式學堂，但早在那之前各省督撫已陸陸續續在地方上積極的設立學堂。然而不論是報章或雜誌的輿論，一直以來都極為詬病建立新式學堂的經費不足與籌措經費的手段。

劉大鵬的日記中就記錄了許多相關內容。他首先就對新式學堂的成立感到不滿，認為「現在變法，改書院為學堂，而學堂規模只是敷衍門面，務悅庸俗之耳目，並不求實，凡設學堂，鋪張華麗，經費甚巨，意在作育人才而人才終不可得」。其後又注意到經費問題，認為「凡立一學堂則經費甚鉅，初以公款充其費，繼則搜括民財，不肖官吏藉此漁利，所以民變之害至。學堂學生非但欺虐平民，而且凌虐君父，可畏哉」；還聽「聞太谷陽邑鎮今春設立學堂，經費至二千金。即在本處起派，人民嗟怨，無所控告」。指出這是民間發生暴動的原因。另外對於學堂經費，認為「凡設學堂必加徵加稅，致使民怨沸騰，動輒生變，情形如此，豈能久乎？恐不到十年即有改變之勢，現在學生多入革命黨，天下已危殆不安也」。害怕民變會助長革命黨的勢力。的確，劉大鵬本身對新式學堂一直以來是採取反對與批判的態度，但卻不得不承認他對以徵稅來確保學堂經費而導致人民不滿的觀察相當貼切。

《退想齋日記》，頁140。

《退想齋日記》，頁158。

《退想齋日記》，頁159。

《退想齋日記》，頁162。

而張棡雖然積極投入地方上學堂的設立，卻也深切感受到經費籌措的不易。他在參與改建地方的聚興書院為河鄉學堂的計畫時便初次體會到經費問題，及至自身參與創辦小學堂，但卻因為「無常年經費，則難乎為繼矣」。進而寫信給孫詒讓，表示「現今學界困難之勢，總以籌費為第一問題，而籌費一經官府變生出無數波折，非藉口成例之難援，即責以輿情之不協」，於是建議「於鹽厘帶收學費外，再……曉諭諸佃於五百文外每畝酌加租錢幾百文，作本地小學常年之費」。透過兩人的日記內容，可以從某個層面了解到在成立新式學堂之既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張棡日記》，頁120。

雖然這三位傳統士人並不能代表全體士人的看法，但從微觀的角度可以一窺他們各自的為學態度、教育相關經歷等等對新式教育的看法造成影響。這些日記的內容提供給了一個側面讓我們了解清末新式教育在推行之際的情況。透過士人的眼睛，可看到他們對清廷採取向民增稅來籌措成立學堂經費的做法感到不滿，並認為那將會是造成民怨擴大的隱憂。果不其然自1904年到1911年在沿海與長江和黃河流域各省，因為苛捐等原因發生了超過一百五十件的毀學事件。另一方面，從其反應與對應還能了解部分士人其實是正面接受新式教育的推行與發展，並且試圖適應與融入新的政策和未來的走向。這種種都呈現出多樣化的反應。當然也希冀能再透過傳統士人日記的內容來進一步釐清地域社會各自以何種型態接受新式教育，而傳統士人的各種反應又對新式教育的相關政策與制度帶來怎樣的影響，這將作為今後的課題。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93年，頁161－213。

变法前后湖南省书院教学以及运营本质 / 李暎兰

变法前后湖南省书院教学以及运营本质

-以岳麓书院以及校经书院为中心

李暎兰

序语

Ⅰ. 1896年改章前岳麓书院的教学以及经营

1.  院长们的教学方针

2.  组织机构以及教科课程

Ⅱ. 校经书院以及岳麓书院的改章

1.  改章模式-校经书院

2.  变化转型

Ⅲ.  改章后岳麓书院的新教育体系

1.  专业教师的设立

2.  转向实用学问的教科课程

结语

序语

在19世纪末被称为近代的课题中，湖南知识人所重视的改革中的一部分便是教育改革。特别是书院所处的位相占据了所有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位置。

* 本论文是根据登载在『明淸史硏究』第31辑中「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省的新式书院-以岳麓书院及时务学堂为中心-」之拙稿行修改补充，并将重点放在了湖南省书院改章前后的的变化。

以八股文为主准备科举考试欲进入官僚社会的清代绅士阶层在清朝末年仍想通过儒学寻取名分。但也有些人从清末科举制度中逃脱并通过新理学传统的再分析与西洋学问的学术研究主导新知识体系构成改革，这些人在本文中被称为‘知识人’。

前近代时期可以称得上湖南省知识人系谱的湖湘学派为了经学研究而实施过的讲学和学术研究曾是一种重要的书院教育方式，同样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省知识人们也主张恢复非西洋教育方式的书院所具有的学术性格，并要求解决自身的时代问题。

湖南省知识人们提倡通过书院体制改革和教育内容的再制定来创制中国近代的教育体制。即他们提倡的教育改革扎根于湖湘学派，再制定经典研究的就学方式而嫁接新的教育方式。

1986年各省提出整顿书院，养育人才的争论，随之湖南省的知识人也开始对书院改革产生兴趣。他们察觉到兴学的焦点成为书院的弊端，因此强调把书院整顿和培育人才作为书院改革的重点，同时强调通过书院改革的教育体制的变化。

「禮部议覆整顿各省书院摺」(光緖22年11月),『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学制史料』下，157-158页,

189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刑部侍郞李端棻，总理衙门，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等人组织各省书院进行整顿。

「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月课改章手谕」,『湘学新报』第9册, 光緖 23年(1897.7.10)。

主张修改湖南省教育根本的书院章程以及养育可以领引中国近代人才的湖南省知识人的这一举动，成为湖南省教育改革的焦点。受此影响，作为湖南省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正视书院的弊端而进行改定，由此开辟了书院改革的先河。王院长浏览了1987年礼部的各项条目，本着实事求是的见解，提出了适合新学科设立的章程。

最近在中国为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补充完整，对过去儒教文化的肯定评价作为书院研究中的一环正在积极进行中。邓洪波在「83年以来中国书院研究」（国民大学韩国学研究处，2007）中整理了至2005年的书院研究的近况。鹤成久章在「中国で进む书院硏究资料の整备」(『东方』228,东方书店,2000-2)中整理了关于近代中国书院的出版研究资料并介绍了概要。国内想要整理开始尝试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到现在书院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作为“比起清末书院的继承问题更集中于变化的近代学制“这一问题作为解决方案在传统教育到近代学堂的连接下整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有金裕利的『从书院到学堂』（韩国学术研究，2007）。只是分析了从制度层面上书院的改革到学堂改编，没有详细讨论书院的学术思想传授方法还有就学方式及管理体制的继承变化。

收集整理书院史料的有『中国歷代书院志』, 陈谷嘉ㆍ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资料』上, 中, 下, 浙江敎育出版社，1998, 季啸风, 『中国书院辞典』, 浙江敎育出版社, 1996, 『近代中国敎育史资料』, 淸末编日本学术振兴会。1972~1974。整理中国书院的发展以及章程规定及学规的有李兵,『书院与科擧关联硏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江堤, 『书院中国』,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邓洪波, 『中国书院学规』,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中国书院章程』,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李国钧, 『中国书院史』, 湖南敎育出版社, 1994, 朱汉民, 李弘祺, 『中国书院』, 湖南敎育出版社, 1997, 陈谷嘉 ㆍ 邓洪波 主编, 『中国书院制度硏究』, 浙江敎育出版社, 1996；阐述明清时代的书院发展的有大久保英子, 『明淸时代书院の硏究』, 东京, 国书刊行会, 1976；收集近世时期书院教育研究的有多贺秋五郞编着,『近世アジア敎育史硏究』,文理书院, 1967等等。

本论文以现存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提倡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湖南省改革改制章程的湖南省书院为中心进行研究。首先把代表湖南省的岳麓书院作为事例来分析改革方向。在第一章中要把1986年岳麓书院改革以前作为对象来考察教学方针及运营，在第二章和第叁章中分别要整理关于改革后新的学习内容、教学方针以及他的运营机制。

Ⅰ. 1896年改章前岳麓书院的教学以及经营

1. 院长们的教学方针

自宋代以来，朱熹、张栻、王守仁等就曾在岳麓书院讲过学，也有众多的人才在这个书院接受教育。被称为中国第一书院的岳麓书院从它的管理以及学习内容来看，它是一个不仅仅代表湖南省，同时也代表了前近代时期书院学风的机关。但前近代的书院学风根据书院院长的个人方针和管理的不同会存在稍许差异。所以，按照各界在任院长来分析当时书院的方针变化可以作为了解建院以前岳麓书院变化的一个基准。

一般总管书院业务担任主讲任务的人被称为院长。唐宋代以后大部分的书院中都是由学识丰富的大学者或者着名的老师来担当院长，明末清初随着八股文的发展院长的学问也与以前相异，因此，根据书院的位相或者院长不同，书院的教育方针也会摇摆不定。但一般书院院长都是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担当，在普及自身学派和思想的同时维持经营书院，因此与书院经营相比院长的作用更被重视。书院主持院长曾被称为‘馆师’、‘掌教’、‘山长’，乾隆中期1765年随着诏谕的颁布正式被改为‘院长’，至此一直惯用的‘山长’正式被‘院长’取代。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叁百九十五礼部, 学校 各省书院乾隆30年谕旨, “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

岳麓书院也是实行院长一人书院管理体系的院长制，即院长作为决定教学和行政的负责人总体管理及运营书院，这种管理制度一直被维持下来。从清初1652年岳麓书院修复至新政1903年改编为学堂约250余年间，主持岳麓书院的院长共有38位。岳麓书院历代院长名录如<表3-1>所示。

〈表3-1〉 岳麓书院历代院长(1652∼1903)

『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443-444页, 唐子畏，陈海波，岳麓书院歷代山长略传『岳麓书院一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硏究所，1990，81-93页.

序号	院长名	出身地	职位	任期（年）	备注
1	刘自烶	湖南 攸县	县学生	1652
2	王祚隆	湖南 常宁	廪生	1657∼1663
3	蔡上宽	湖南 攸县	廪生	1664∼1673
4	车万育(1632∼1705)	湖南 邵阳	进士	1681∼1684	任兵科给事中官职
5	郭金门	湖南 善化	擧人	1684∼1687
6	李中素	湖南 麻城	贡生	1687	改建御书楼, 重建讲堂, 增修文昌阁
7	刘大抚	湖南 浏阳	擧人	1690∼1710
8	刘琪	湖南 茶陵	擧人	1696∼1710
9	程佑祉	湖南 宁乡	岁贡	1690∼1706	制定《学约》及《学则》
10	陈际鼎	湖北 黄冈	科贡	1707∼1716	历任十年
11	廖俨	湖南 宁乡	贡生	1717
12	李文炤(1627∼1735)	湖南 善化	擧人	1717∼	制定《岳麓书院学规》 8条, 着作甚多
13	易宗涒(1682∼1771)	湖南 湘乡	博学鸿词科	1724∼1733
14	李天柱	湖南 长沙	擧人	1733∼1736	1740∼1745年 乾隆时期再次任职
15	曹耀珩(1674∼1740)	湖南 益阳	贡生	1737∼1740
16	房逢年	湖北 嘉鱼	进士	1745
17	黄明懿	广西 临桂	进士	1746
18	王文淸(1688∼1799)	湖南 宁乡	进士	1748∼1749 1764∼1772	历任10年, 制定《王九溪先生学规》 18条 , 着作甚多
19	刘暐泽	湖南 长沙	进士	1748∼1754
20	周焘	湖南 茶陵	进士	1748∼1754
21	旷敏本(1699∼1782)	湖南 衡山	进士	1754
22	欧阳正焕	湖南 衡山	进士	1757∼1761	任御史官职
23	刘元燮(1701∼1768)	湖南 湘潭	进士	1762	编修, 御史
24	万菜峰			1765
25	万年茂(1718∼1808)	湖北 黄冈	进士	1772∼1776
26	张檀亭			1774
27	张九镒	湖南 湘潭	进士	1776∼1778	岳麓书院掌敎
28	熊为霖	江西 新建	进士	1779∼1781
29	罗典(1719∼1808)	湖南 湘潭	进士	1792∼1808	掌敎27年
30	王坦修(1744∼1809)	湖南 宁乡	进士	1809	同年逝
31	袁名耀(?∼1855)	湖南 宁乡	进士	1812∼1817	创建濂溪祠, 重修六君子堂
32	贺长龄(1784∼1848)	湖南 善化	进士	1817/ 1847
33	欧阳厚均(1766∼1846)	湖南 安仁	进士	1818∼1844	主讲27年, 弟子叁千, 门生-曾国藩
34	龍瑛	湖南 湘潭	进士	1843∼1845	编修, 左春坊左赞善
35	丁善庆(1790∼1869)	湖南 淸泉	进士	1846∼1868	主讲23年
36	周玉麒(1804∼1875)	湖南 长沙	进士	1868∼1875	掌敎, 内阁学士兼禮部侍郞
37	徐棻(1811∼1896) 徐棻曾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1876∼1984年）主讲２５年．1885年（光绪11年）巡抚庞陈云提倡‘雕琢德行以形晚生’，授三品卿衔。后1893年（光绪19年）巡抚吴大澄提倡‘书院主讲养成后进’、‘经师人师’，进二品卿衔，『中国书院辞典』, 507-508页.	湖南 长沙	进士	1876∼1894	主讲21年
38	王先谦(1842∼1917)	湖南 长沙	进士	1894∼1903	10年, 内阁学士, 着作甚多

如上表所示，1748年以前17位院长之中科贡1名，廪生2名，贡生3名，举人5名，博学鸿词科1名，进士3名（其他地区2名），县学生1名，岁贡1名，通过列表可以看出乡试出身的科举合格者也不占少数。但1748年以后至1903年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的21名中，除姓名、身份不详者院长2人、湖北1人外，其馀的院长全部是由湖南省出身的进士担任。

若以1748年为分界点从大部分的院长都是进士出身的层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岳麓书院的位相与先前相比甚被重视。但是湖南省进士出身以上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的事实使学院不能免除书院向国立教育机关转型的批判。而考虑到乾隆1741年间为了编撰四库全书所下集天下书籍的国家政策，宋代建立以后书院作为书籍管理的重要机能，便应该给与积极的评价，特别是在说明拥有悠久传统的岳麓书院所受国家重视程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众院长中王文清、欧阳厚均、丁善庆、王先谦等湖南省出身的着名学者在岳麓书院长期主持，因此通过他们来查看岳麓书院的教育方针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王文清作为岳麓书院修復后第一位湖南出身进士的岳麓书院院长，在教学方式上强调经史和时务。此人1748年制定了<王九溪先生学规>18条、1764年制定了<王九溪先生学箴>9首，强调经史的学习方法及学习态度。<王九溪先生学规>中前十条收录了道德教育方面的学习方针，其余8条收录了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内容如下：

『湖南人物志』上册 (1), 187-188页, 王文清号九溪(1688∼ 1779; 宁乡县), 1748年就任岳麓书院院长一职，对疏远的规定以及学风有很大帮助。特别是他著述了「读经六法」正义, 通义, 馀义, 疑义, 异义, 辨义以及「读史六法」记事实, 玩书法, 塬治乱, 考时势, 論心术, 取议論，并认为读书方法很重要。

“1. 时常省问父母,         2. 朔望恭谒圣贤,        3. 气习各矫偏处,

4. 擧止整齐严肃,         5. 服食宜从俭素,        6. 外事毫不可干,

7. 行坐必依齿序,         8. 痛戒讦长毁短,       9. 损友必须拒絶,

10. 不可閒谈废时,        11. 日讲经书叁起,      12. 日看纲目数页,

13. 通晓时务物理,        14. 参读古文诗赋,      15. 读书必须过笔,

16. 会课按刻蚤完,        17. 夜读仍戒晏起,      18. 疑误定要力争”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每日学习经书及纲目、领悟时务与万物道理、阅读诗词歌赋并将所阅之文誊写于纸上便是王文清向学生强调的学习方针。虽然校规本身并不具体，不容易掌握学习内容的具体情况，但可以大体看出其强调以诗赋经书为主练习文章写作的广泛学习方法以及院长希望让学生练习的意志。不仅如此，他还在道德、日常生活中的品行德行、孝敬父母、尊重圣贤及勤俭、恭敬长辈等儒教道德方面对学生们的一般生活进行了规范。

『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436-437页。陈谷嘉,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 浙江敎育出版社, 1998, 1579页。

再有<王九溪先生学箴>九首中还向做学问者明示了‘学问应以孝悌为先，崇敬古人；应致力于变化事物基质，兼有勇敢与谦逊；儒生应有节操，择友而交’等9项告诫。

这种一般学习方法和生活规范及求学警言虽不能说是王文清首创，但从其特别创制并强调<王九溪先生学规>、<王九溪先生学箴>来看，可以推论这样的学习方法与学习规范是清朝中期以岳麓书院为首的湖南省众书院的一般情况。

另外，湖南清泉出身的进士丁善庆与1846至1868年23年间连任院长职务，其在任职院长时期正值清朝太平天国混乱时期。太平天国于1851年在金天起义威胁到湖南省，1852年攻打长沙之时，丁善庆组织训练众学生练习火器，体现了湖湘学的经世层面。

『湖南人物志』上册 (2),  271-272页, 丁善庆(1790∼1869; 淸泉)。

丁善庆与任期中重建岳麓书院的斋舍和房舍等，并于任期末年的1867年纂辑了『续修岳麓书院志』。塬岳麓书院康熙26年（1687年）有一位叫做赵宁的人与众诸生一起收集材料纂修了『长沙府岳麓志』并被传下来，但因时间久远内容缺失严重，进而由丁善庆重新纂修并命名为『续修岳麓书院志』。『续修岳麓书院志』中不仅阐述了岳麓书院当时的现况，而且将年表、庙祀、田额、规条以及艺文、书籍等也记录在内，纂修前岳麓书院的情况也被详细记载。虽然『续修岳麓书院志』中并未言及学生教学方针，但从丁善庆藏书楼中收藏的14130卷私藏图书中也已读出这位岳麓书院院长想让学生接触各种思想的学习方法。他的代表弟子就是活跃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曾国荃和刘长佑。

『湖南人物志』上册 (2), 391-392页, 刘长佑(1818∼1887, 新宁)与江忠源一起继广西, 浏阳后，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曾与太平军交战的人物。

除此以外，院长中值得一提的人物要数1838年在岳麓书院求学的长沙出身进士周玉骐。此人在1858年城南求忠书院主持3年后，于1868年至1875年8年期间都在岳麓书院任职院长和主讲职务。此期间他收集学生课艺200余篇编制成『岳麓书院课艺』，并由此闻名。与他同是长沙进士出身的末任院长王先谦在1894年至1903年10年间主持书院，主导书院改革并继承传统。有关王先谦书院改革的详细内容将在第Ⅱ章中予以阐述。

『湖南人物志』上册 (2), 336页, 周玉骐(1804∼1875; 长沙)。

『湖南人物志』上册 (2), 513-515页; 『戊戌人物传稿』上,  597-601页, 在王先谦(1842∼1917; 长沙)成为岳麓书院院长以前，1891年(光緖17; 50岁)曾是思贤讲舍的主讲者, 此外于城南书院1893年(光緖 19; 52岁)讲过学。

当阐述院长们的教学方针时，虽然书院败落为一个準备科举的机关，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岳麓书院以院长为中心进行经世讲学、院长通过着书言传身教以及推行实用学问等努力。本文认为以这种教育方针为根本，结合书院教育中院长与弟子共同进行的经世致用学术研究，并以讲学讨论为中心，才使得湖南学的学风得以传授。戊戌变法时期曾任岳麓书院院长的王先谦以岳麓书院为首形成势力并与地方官僚以及改革势力一起促进改革，一度成为变法核心力量。

2. 组织机构与教育课程

王文清院长在《王九溪先生学规》以及《王九溪先生学箴》中制定了学习方针，并作为书院的教育方针予以强调。同时本文认为丁善庆院长以《续修岳麓书院志》纂修工作树立了岳麓书院的位相，对岳麓书院学习的学生们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院长的教学方针在其书院任职期间，对教学及学校运营起到了的深深作用。与书院中的诸教官相比，处于绝对地位的院长所担当的角色应该从他作为书院组织机构中心对学校的经营以及学生的管理方面来体现。因此，这是在本文阐述改章前书院的教学和运营特征必须要先进行的工作。

《A》	《B》

山长

董理书院敎官

堂 门 各

斋

火

夫 夫 夫

各

斋

生

徒

学 驿

道

书

书 办

乾隆 28年(1763年)

院长

监院

首

士

斋

长

淸  监

书  院

书  衙

办  门

各  斋  生  徒

门  堂  斋  更  看  看  看

夫  夫  夫  夫  司  书  碑

同治 7年(1868년)

〈图 1〉 岳麓书院组织构成图

邓洪波外3, 『岳麓书院史略』, 岳麓书社, 1986, 118-122页; 朱汉民『岳麓书院的歷史与传统』,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4页。观察组织成员所起作用可以看出, 山长或者院长主要管理书院的组织并且负责教学。监院帮助院长管理疏远的制定、图书、学生膏火奖赏、人员管理等书院一般业务。‘董理书院敎官’属于这里。驿道书办在1763年前后设立此职位i，负责书院文册事情。学书与驿道书办在同一时期被设立。首士(事)负责书院的出纳、房舍修理以及机构建立。斋长为每斋一人或者两斋一长，监督众生的学习，帮助监院、首士管理财物。此外，管理大门、讲堂、寺庙、书楼以及各斋的清扫卫生等事宜的管理人员各设一人，还设有门夫, 堂夫, 斋夫, 看司, 看碑, 看书，同时在书院东西两区个安排一人作为夜晚巡夜的更夫。

在王文清任职期间的1765年，书院迎来了组织机构上的重大变化。如上所述1765年依据乾隆的公式谕旨山长之名称被改为院长，此时的组织体系通过《图一》岳麓书院组织结构《A》可以进行简单的了解。乾隆28年，即1763年，岳麓书院组织机构如图《A》中所示，院长直属下的董理书院教官负责管理教学、学生管理以及此外的杂役管理（驿道参判、学书为图书管理、各斋火夫、门夫、堂夫为杂役管理）。

但是镇压太平天国后的1868年，岳麓书院院长丁善庆按照湖湘学的经世致用理论来整顿岳麓书院。首先将董理书院教官改名为监院，并打算建立由管理财政的首士以及负责课程的斋长来共同分担管理书院业务的体制。（参照《图1》《B》）如上所述，通过太平天国时期动员学生死守书院的努力以及<续修岳麓书院志>中体现出的岳麓书院的重要性，可以看出丁善庆是一位意志超群的人物。他痛恨当时岳麓书院卷入准备科举世态的漩涡而限制自由讲学，并因反对为准备科举考试存在的教育制度而广为人知。岳麓书院在这一时期将优秀学生选举为斋长主管教育，实行大胆的组织改编，创造以斋长为中心的自由讲学氛围，看出了岳麓书院方面的意志。这些举动在湖湘学的经世致用中可以找到。

杨布生, 『岳麓书院山长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217-219页。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32, 兵考 31, 考9776.

选举代表院长和监院下届学生的斋长，并由此斋长主管教育的讲学学风与王文清时期相比差异相当分明，清楚体现了比起经书解译更重视让学生自治讲学和讨论的岳麓书院的特色。但首先让学生主管教育的这一组织机构对于成为斋长的儒生资质以及教育水准应有极好评价，而且书院自身也认证此优秀儒生的存在。本文认为能够成为斋长的学生的存在，既是通过相互间的自由讲学可以成为真正促进学习的通道，也是使书院更受关注的原因。

随着书院受关注程度的加大，学生的选拔和待遇也变得特别起来。生员以上进入岳麓书院的通过1、2月或11月的入学考试进行选拔，4月还追加一次考试。考入书院的学生中，按照德行和学业成绩进行评价，成绩优异者在学期中受到优待，可以成为由官衙提供钱财和粮食的廪生。从这点来看，王文清通过《王九溪先生学规》和《王九溪先生学箴》向学生们强调的学习方向和生活方针也与优秀学生的选拔标准十分相似。总之，被称为岳麓书院正规学生的正课生可以从书院那里拿到每月银一两，即一年11两，以及每年3.3石的大米。把银子和大米换成钱约有白银20两，因为这和国子监的贡生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学生们可以专注所有精力来学习。

〈表2〉岳麓书院经费

「长沙岳麓书院续志-附录 书院旧规」(同治 6; 1867年), 赵所生, 薛正兴 主编, 『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江苏敎育出版社, 1995, 433-434页;  邓洪波外3, 『岳麓书院史略』, 岳麓书社, 1986, 134-135页。

项目	人数	总金额	备 注
馆师(院长)	1	516两
监院	1	36两
正课生监	68	748两	每年按照11个月结算, 乡试年增数额20名, 银220兩
附课生监	70	385两	每年按照11个月结算, 乡试年增数额10名, 银55兩
斋长	2	22两	每年按照11个月结算
书役门堂斋夫人 等	13	91两 7钱	每年按照12个月结算
祭祀		36两
合计		1,834两 7钱

书院将向学生支付生活费的奖学金包含在内，对书院的运营来说需要不小的财政规模。这种学生生活费、教师薪酬以及教育、祭祀、行政费用等将通过学田课程来得以实现。学田是建立在从官府获得的土地银钱或者绅商的捐款基础上的。清朝中叶以后，学田除地租收入以外，还有从官府得到的援助、捐赠以及‘息金’、‘岁钱’等利息收入，这些都是书院的主要收入来源。本文认为书院经济的独立与书院自由的学术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隶属官府的书院的财政不免会限制书院的学术研究。只是院长们在学生们奖学金方面花费了较多费用，起到提供学生们一起研修的空间。

「长沙岳麓书院续志」田额 (同治 6; 1867年), 『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421-422쪽页。

考入岳麓书院的学生以四书五经和书院大师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教材进行学习。此外，还以儒学学者们的讲义和语录著书为教材，研修小学和大学的课程。小学是指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基本内容以及深化课程。大学是指四书五经，特别是经学。即朱熹的‘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的叁纲以及‘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八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讲学。

岳麓书院的教授方式完全运用清代书院分年法、自学法、讲会法这样的一般教授方式，以及让学生们积极参与讨论的教育方式来进行指导。因此，即使清代的书院以科举学习为主，但还会经常进行讨论和讲学为主的自由讲学，通过书院一直延续。特别是反对科举学习为主的院长们仍然维持书院的这一现象，说明了自由讲学的学风受到了与官学不可匹敌的重视。岳麓书院也不能忽视准备科举的学习，只是与其他书院相比，倾向于科举为主的讨论和自由讲学的学习方法，这也是岳麓书院的特色所在。

陈元晖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上海敎育出版社, 1981, 141-143页;『中国书院资料』中, 1575-1576页, 岳麓书院院长李文炤(1717年(康熙 56))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中提到学生应该每日去讲堂通读经书辩论对错，如有不明应反复阅读直至领悟。若仍不能领悟则应记录下来向院长求教，不应怀疑问在心。

就如清代大部分书院都成为准备科举的教育机关一样，岳麓书院也不例外。随着官学化现象发生，岳麓书院也逐渐败落为科举考试书院。但是岳麓书院中因为有像王文淸,、丁善庆,、王先谦等这样重视自由讲学、学术研究、期刊产业的院长们，所以自由讲学的传统和学习才会存在维持命脉的可能性。

片山兵卫在「近世中国の书院について-西南部地域を中心にして-」(『日本の敎育私学』敎育史学会纪要第18集, 讲谈社, 71-72页)中收录了一篇以中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此论文中言及了因清朝的干涉导致书院原来的自由精神削弱、书院教育变得形式化乃至停滞。

岳麓书院的院长们虽然不能全面否定科举，但是湖南省的湖湘学传统通过岳麓书院，不仅影响到湘水校经堂，还影响到校经书院。有关岳麓书院的这种改章影响所导致的有机关系的发展内容将在第二章中予以阐述。

Ⅱ. 校经书院以及岳麓书院的改章

1. 改章的模型- 校经书院

1830年代岳麓书院并非是为科举考试而设，书院是为了儒学新解学术研究的自由讲学而设立的空间。岳麓书院内创建的湘水校经堂正是如此。1831年巡抚吴荣光与岳麓书院院长 欧阳厚均和城南书院院长贺熙龄等一道在岳麓书院内设置了‘湘水校经堂’，用来学习汉学，积极进行指向湖湘学经世致用的学术活动。

巡抚吴荣光作为阮元的门下弟子与阮元创立的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实学精神不同，特别是八股文为主的科举制度相异，效仿另一个学习方向的学术书院性质，创建了湖南省湘水校经堂。这里依据分斋法树立经义、治事、词章，却并不学习科举考试相关内容。这里学生数有24名，在岳麓书院或城南书院以及湖南各地优秀人才中选拔。然而，巡抚吴荣光离开以后仅仅维持其命脉，并于1860年前后被巡抚毛鸿宾将其整顿，因此，事实上湘水校经堂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 『湖南省志』第1卷, 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 上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152-153页; 唐子畏，陈海波，「湘水校经堂」,『岳麓书院一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硏究所，1990，13页。

后来，湘水校经堂的毕业生郭嵩焘于1879年从海外归来，向学政朱逌然建议恢复湘水校经堂。郭嵩寿在自己的日记一篇发起书中提到“讲求经史为先储致用之才以通知古今为要”，可以看出其重视时务人才教育。

张亨嘉 辑, 「校经书院志略」(光緖 17; 1891年), 『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691-692页, 楚南新建校经书院碑记(1891年(光緖 17))中有所记录。 『郭嵩焘日记』卷3,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898页; 光緖 5年 6月 15日记录了建议湘水校经堂修复的内容，7月28日在日记中记录了宗旨。

他的这种谋求实用性学问的建议马上被接受，湘水校经堂从岳麓书院中分离，在长沙城北拥有了独立的书院体系，并于1890年由学政张亨嘉及巡抚张煦商改名为‘校经书院’。根据分斋法分成经义与治事两斋，讲学经史的意义和当时应做之事。这种书院教授方法与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的一样设定教学方式为分斋法。与当时一般书院重视经义轻视治事相反，校经书院讲学经义和治事两者，以所谓的讲求经学实用性学问来维持继承湖湘学的学术研究。

朱汉民, 『岳麓书院的歷史与传统』,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8-49页。

校经书院与其他书院相比在相对早期的1891年通过改编读书科目接受新的知识体系。当时「校经书院章程」中介绍了学问目标以及应当学习的读书科目，具体内容如下：

“专精学业; 诸生在院肄业塬欲讲求实学非仅以厨顾俊及标榜为高已也朱子敎人曰居敬曰穷理理何以能穷舍读书无由矣今定每日必读所习本经本经注疏几叶资治通鑑几叶小学为经学之阶梯舆地及史学之关键及诸兵谋农政行水筹边朝章国故之书百家衆流之論各随其性之所近攷证旧闻发明疑义载入日记...”

「校经书院志略」章程,『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698页。

校经书院依据分斋法分成经义与治事教育学生。在这里特别为学生们建立了涉猎实用性的学问，即地理、军事战略、农业政策、治水、边境事务、朝廷法典、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相关书籍以及传统儒学经典之资治通鑑、小学等。这种教科安排是逃避科举制度指向学术研究的校经书院的一种强化教学方式的尝试。然而，1896年随着学政江标的上任，校经书院的科目被扩充许多。他的『湘学新报』中登载了「湖南学政奏请推广书院章程讲求新学以励人才摺」一文，并以此文为校经书院的根本进行了湖南省书院的改革。

“先自推广季课捐廉给奖幷于书院隙地建造书楼广购经籍并添置天文舆地测量诸仪光化矿电试验各器俾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且拟添设算学舆地方言学会兼立湘学新报专述各种艺学开人知识”    .

「湖南学政奏请推广书院章程讲求新学以励人才摺」,『湘学新报』, 49-50页;『『湖南人物志』, 152-153页; 「严复等人传记江标」,『戊戌变法』Ⅳ , 85页.

曾在同文馆学习外务、在北京参加过讲学会的进步知识人江标为了和湖南众多知识人一起掀起改革的风气，选拔人才时在『湘学新报(湘学报)』上强调过应分经、史、天文、算学进行选拔。同时江标也提交了人才选拔的考试改革的方案，主张将生员岁试、科试的出题形式分成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词章等6种。另外出于优先选拔通晓现代人才的意图，又建议出实学考题。

大久保英子, 『明淸时代书院の硏究』, 488页;『湘学新报』,「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兩试完竣情形摺」(光緖 23年 4月 21日), 47-49页.

虽然他建议的实施深度是一个疑问，但是可以看出他以此建议为基础通过校经书院试图进行书院改革。如此，湖南省校经书院在接受新的学校体制以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为主的书院模型安排了实用性学问科目。因为学生们准备科举考试是首要的，所以他又主张要将实学领域加入到科举考试问题中去。

另外，校经书院还实行了选拔录用负责教师制度。因原书院的院长中心制弊端太多，为了避免这些弊端采取了这一措施。在众多学生当中选拔8名，类似‘指导教师’一样指导管理学生。这样的学长制度与1860年前后岳麓书院院长丁善庆设置的斋长制度相似。

在强调院长和学长学识的同时，也强调他们的品行。第一，研究经史论谈当下义务，拥有古今实质和应用的人才被设为督抚、学政的典范。第二，由抚部负责经管和书院一切事物。第三，规定在甲班、敎授以及举人当中挑选品行端正者担任监院 选拔院长。

「奏为湘省设立校经书院顾恳」, 『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692页, 「校经书院章程」, 『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697页.

院长直属中安排监院，选拔有学识品行端正的举人教授甲班。这样一来校经书院就与院长中心运用基准的书院相异，在院长下面设置监院和学长职位，将负责学术的责任人和指导教师分开来，互相辅助教学，目的在于广泛深入研究学术以及培养优秀人才方面。而且还能够消除大部分书院的院长独裁以及财政不透明的弊端，将书院财政交给提调。

湘水校经堂的转型代表是阮元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但在湘水校经堂转变为校经书院的这一过程中，湘水校经堂追求的实用学问一直是由校经书院继承的。校经书院这一讲求实用学问书院的设立在培育湖南省具有经世思考的知识人方面打下了基础，可以看作是依据湖湘学的经世致用学风。这种湖南省省城学院岳麓书院内，以湘水校经堂为出发点的校经书院的教学运营毋庸置疑在湖南省全省的书院改革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897年2月24日在学政江标主张湖南省书院改革之时，改革模型就是校经书院。从他只有书院教育为基础辅助学校才能人才辈出的见解中可以看出，其书院改革主要目的就在于人才培养。为此，扩大了以前校经书院实施的一年教科课程，主张提供奖学金，同时建立图书馆购买书籍。其实光绪年间他购买的洋务、时务图书就已经有7,000种以上了。

「湖南学政江标奏推广书院章程」, 『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 1995页.

再者为了培养人才必须以书院的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成为基础，因此财政独立就是重中之重。本文认为当时改革指向的校经书院中需要相当多的金钱。因为在以科举制度为指向的世态面前，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需要特别的财政支援。

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上奏了关于校经书院经费的奏折中说道“奏湖南校经书院常年经费不敷授案请在每年学租馀银内酌拨膏火之费”。

「户部议復湖南学政奏请推广校经书院经费摺」, 『湘学新报』,  79-83页; 『湖南省志』第1卷, 152-153页; 朱有瓛, 上书 1986, 430页.

此时校经书院的经费状况如下：

〈表3〉校经书院经费(收入以及支出 1891年)

「校经书院志略」,『中国歷代书院志』4册,  696-697页.

收入		支出
预金	绅捐 银 8,250两	院长	束修	银 500两
长期收入	湘岸淮商 银 4,800两		膳敬	银 120两
	釐息 银 660两		节敬	银 120两
			聘敬	银 40两
			程仪	银 20两
			酒席	银 50两
		提调 薪水		银 200两
		监院 薪水		银 120两
		釐局匀还		银 400两
		地租		银 40两
		学生４４名每月生活费		银 8两 每10个月 银 3,520两
		馆课奖赏		银 200两
		辰沅永靖郴桂以及4厅诸生		银 30两
		收支节奖		银 12两
		轿央节奖		银 15两
		杂费		银 6两
		年下纸张缮册		银 4两
		管书人		每年 银 50两(2人)
		管木器人		每年 银 16两
		书办工食		银 12两
		门堂夫工		银 14两
		斋夫工食		银 24两
		灯油		银 6两
		更夫		银 18两
		各役节奖		银 18两
年总收入	银 5,460两	年 总支出		银 5,338两
余银 124两 购买图书

校经书院年度主要财政收入与其他书院一样，除了绅士捐赠以外，还有湖南省的两淮盐商交的税金与这些相关金融机关的利息。与收入相应的支出1/5用作院长、监院、提调等人员的薪酬，并每月支付44名校经书院学生生活费8两，同时支援学生们经学、史学的学习以及实用学问学习。学生们的生活费总支出银5,338两中，近3,520两用在学生的特别优待上面。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书院在筹划以学生生活安定为根本使学生安心学习知识培养人才方面的意图，而且这也是校经书院培育人才的目标在运营中确确实实得以体现的又一例。

2. 变化的尝试

1) 改章的方向以及目标

王先谦在清日战争开始的1894年赴任岳麓书院。赴任后便传来清日战争败北的消息，又正值当时的教育主张是人才培养必要性之际。因此，他感到自己作为从事教育的一员，负有莫大的责任。1896年他满怀热情，欲改革湖南省第一书院，以新的方式来培养人才，实行书院改革。

虽然王先谦实行的岳麓书院改革方向在于培养时务人才，但根本仍是站在维持书院教育方式的立场上。他在岳麓书院改章项目中详细规定了外语教育课程，在「译学会章程」中强调了时务人才的必要性，在岳麓书院内将语言领域作为重要科目来建设。只是他在改章前实行德育并行，强调作为师生间自由讲学空间学术研究的传统教育方针，特别是依据湖南省书院湖湘学学派传统的教育方针。他在「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中提到如下内容：

有关语言教育的尝试和改章章程中出现的教育方法和学习方法将在第Ⅲ章中加以说明。

……先生入塾诸生皆立待先生坐后再坐背书亦问字立不许私语出入时师生各宜问安. ……学生学问虽优不遵约束或品行不端者斥退.……学生课时亲友来院探望不能入塾须待其课完后始可到斋房相见.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 『湘学新报』 , 267-270页。

其强调了师生关系间的严格性，其中关于对老师的礼仪以及作为学生应该 具备的品行都有规定。在强调师生关系的这一改章中，如同传统书院以师徒之间关系为基础形成学派一样，岳麓书院新改章以后也希望新知识体系的学风通过师生之间的关系得以传授，站在这个角度再次强调师徒之间的关系。

他继承这种书院学派传统的基本方向，同时他也叮嘱同学们应该熟悉扩展多种实用性学问，增进学业知识。具体内容如下：

“......自来学问一途, 当先屛除意见, 方能啓牖灵明. 中国学人往往因私成蔽, 言词章者谓考据害性灵, 讲训诂者轻文人为浅陋, 理学兴则朱陸争, 朴学兴则汉宋争, 地球通则中学与西学又争. 在学中亲尝甘苦之人, 辩论折衷, 尙为有说, 而浮嚣浅薄者, 相与剽窃唾馀, 逞其簧鼓, 专欲阻人务实, 以自盖其空疏, 终朝饭食, 口舌纷纭, 一瞬百年, 诚何足惜. 而中材为所瞀惑, 志士亦被阻挠, 同此无成, 深堪浩嘆. 夫天下有导人以不学而误人者, 未闻有敎人以学而害人者也. 院长老矣, 于时务幷无通晓, 惟以己身不学之故, 而幷室人向学之路, 则断断不敢出此, 诸生务当博览兼精, 累进益上, 庶几周知当世之要, 成为有用之材, 以毋负抚部院嘉惠盛心, 及院长掖劝微意, 有厚望焉.......”

「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月课改章手谕」光緖 23页(1897.7.10).『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 2015-2016页;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 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431-432页。

他坦白说到自己并没拥有主导学问的势力，同时说到人们应该正确认识时务，还应该告诉学生经世致用实学是世上很重要的道理。这般的批判和自我省察以及对后辈实现实学的期待，恰恰是跟人才培养的故乡岳麓书院的改章相承接。岳麓书院则根据王先谦院长的意图变成了新模样。

2) 实用专门图书的扩充

藏书保管原本是书院重要作用之一，岳麓书院也不例外。只是改章前书院保管的书籍主要是经史百家，改章后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等书籍与传统书籍一起被保管。特别是开放港口以后，在和西方国家关系密切的1846年至1868年间，曾任岳麓书院院长的丁善庆对新思潮的书籍显得极其喜爱，藏书收集的积极性在前面也已经谈到。结果从此时开始了与以往不同的藏书保管，但收进大规模的外国书籍还为时尚早。不仅如此，还有介绍朝鲜、日本、安南以外的多种西方著作。

介绍西方著作这一举措和近代中国翻译书籍的发达有着深深的关联，但这种书院藏书变化的本身使得在书院学习的学生们自然而然地接触到西方图书，在制造扩大读书范围的机会方面很有意义。

岳麓书院的大部分藏书都是采用各种办法购入收藏的。除了皇帝的赐书，从地方官衙购入以及书院自身购入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社会人士捐赠和书院自身出版的图书。书院自身出版的图书有『岳麓志』、『岳麓书院志』、『岳麓课艺』、『岳麓诗文钞』。并且有关西方科目的西方书籍也不少。下<表3-4>是『湘报』第61∼70号中记载的一篇目录，通过此表可以 了解当时岳麓书院收到了哪些捐赠书籍。

1898年观察使蔡德钧、观察使刘麒祥、庶常熊希龄共同捐赠的书籍主要与数学、科学以及富国强兵等相关，大约120种400余册。随着与数学有关的书籍如『数学理』、『数理精薀』、『弦切对数表』，与科学有关的书籍如『电学』(electricity)、『声学』(acoustics)、『化学考资』、『光学』(optics)、『煉石篇』、『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以及医学书『类症活人书』，还有与富国强兵相关的『东方时局論略』、『保富述要』、『工程致富』、『井矿工程』、『美国水师考』、『海军调度要言』、『兵船气械』、『航海要术』(地学书)等在国内的翻译出版，知识人开始重视，并向岳麓书院的藏书楼捐赠。戊戌变法前后，岳麓书院近代专门书籍的相关藏书以捐赠方式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书院学生和湖南省知识人接受新知识的通道，岳麓书院的 藏书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강희제时期编撰的数理精蕰1713∼1722年间完成。作为初等数学百科全书，上篇5卷以及下篇40卷, 数学表4种8卷，是清代算学振兴的重要标志。

〈表 4〉向岳麓书院捐赠的书籍

「蔡观察德钧刘观察麒祥熊庶常希龄同捐入」,『湘报』, 532页; 蔡德钧和熊希龄在1897年春参加了设立湖南内河輪船的事情，后来也共同参加了时务学堂设立。刘麒祥作为湖南湘乡人士在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上任并活动。

记载号数	书籍名	分量	书籍名	分量	记载号数	书籍名	分量	书籍名	分量
湘报 第61号	製火药法	1册	化学鑑塬续编	6册	湘报 第65号	测候丛谈	2本	平远地球图	1副
	地学浅释	8册	金石识别附表	6册		化学补编	6本	临阵管见	4册
	化学鑑塬	4册	四裔编年表	4册		电学镀金	1本	宝藏兴焉	16册
	御风要术	2册	铁路记要	1册		水雷秘要	6本	格致小引	1册
	防海新论	6册	海道图说	10册		兵船汽机	8本	西药大成	16册
	汽机发执	4册	水师操练	3册		航海章程	1本	鍊铜要言	1册
	轮船布阵	2册	交食引蒙	1册		叁角数理	6本	西艺知新	6册
	攻守礮法	1册	绘地法塬	1册		水师章程	16本	西艺知新续刻	8册
	微积溯塬	6册	礮準心法	2册		水师保身法	1本	列国藏计政要	6册
	航海简法	2册	石印八省沿海全图	79张		行军铁路工程	1本	英俄印度交涉书	1册
	纒离引蒙	2册	器象显眞	3册				开地道轰药法	2册
	运规约指	1册	各国交涉公法论	16册	湘报 第69号	保富述要	2册	铸钱工艺	2册
	恒星图表	1册	克虏伯礮说	2册		礮乘新法	6册	船䲧論畧	1册
	开煤要法	2册	克虏伯礮药弹造法	3册		西药表	1册	东方时局論畧	1册
	滊机必以	6册	化学分塬	2册		汽机表	1册	英国水师考	2册
	汽机新制	2册	行军测绘	2册		化学表	1册	行船免衝章程	1册
	算式集要	2册	治金录	2册	湘报 第70号	临阵伤科	4册	鍊石编	2册
	海塘辑要	2册	测地绘图	4册		工程致富	8册	营工要览	2册
湘报 第65号	谈天	4册	代数术	6册		九数外录	1册	子药準则	1册
	兵船礮法	3册	光学	2册		公法总论	1册	对数表	4册
	数学理	4册	爆药记要	1册		八缐简表	1册	鉄甲丛谈	2册
	电学	6册	东方交涉记	2册		算法统宗	4册	畴人传	12册
	代数难题	6册	电学纲目	1册		前敌须知	5册	美国水师考	1册
	行海要术	3册	内科理法	12册		勾股六术	1册	英国水师考	1册
	化学考质	6册	银矿指南	1册		礮法昼谱	1册	附开方表	1册
	电气度缐	1册	化学求数	14册		佐治刍言	3册	数理精蕴	3册
	艺器记珠	1册	考工记要	8册		算学啓蒙	2册	衍元要义	1册
	声学	2册	儒门医学	4册		董方立遗书	1册	海军调度要言	2册
	井矿工程	2册	格致啓蒙	4册		弦切对数表	1册	英国水师律例	2册
	营城揭要	2册	营垒图说	1册		类症活人书	4册

蔡德钧、刘麒祥、熊希龄参加了岳麓书院的书籍捐赠，他们捐赠的书籍主要是与数学理论书、医学、科学等各种知识相关。此外，外交和地理相关书籍『东方交涉记』为那些疑惧新西方各国的知识人提供了帮助。而且清末数学家丁取忠还将自己数学研究著书『度里表』、『数学拾遗』与21种数学书籍的『算学总书』一同捐赠出来。除了实用书籍以外，曾国荃还将收集王夫之58种著书的『王船山遗书』捐赠出来

陈谷嘉 ㆍ 邓洪波 主编, 『中国书院制度硏究』, 浙江敎育出版社, 1996, 181-184页。

随着岳麓书院的藏书种类越来越多样化，教师和学生也能够开展更高水准的学术研究，因此书院的学术水平也开始提高。通过各种渠道，收藏于书院藏书楼中的书籍使书院的学术研究更上了一层。书院在维持藏书机能的同时，还购买收藏中国传统书籍以及西方各种图书，向各界知识人提供阅读材料，将其功能扩大到类似图书馆的性质。书院的藏书机能向除经学以外的其他学问领域感兴趣的各位研究者提供了可以轻松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只是仍然以实用学问书籍为主这一点有一定的限制性。

继承传统书院购买书籍收藏的传统书院，其藏书一般面向书院的师生，但其性质逐渐向公共图书馆方面转变，馆内还设有阅览空间以便阅览图书。书院的藏书根据各书院制定的图书管理制度以及借书制度等来运营，可以看出其与近代图书馆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虽然书院可以接受捐赠来收藏近代专门知识书籍，然而书院经费中仍然有不小的一部分用来购书。就像前一章中提到的，书院的收入源多种多样，但岳麓书院财政仍然靠学田来维持。学田根据公田和个人捐赠由书院拥有的田地、宅地、水塘等构成，形成了书院财政的根本。改章后书院也接受各省征收税金的援助和捐款用来充当经费，财政支出用于院长薪酬、学生生活费、书籍购买以及祭祀费用。

Ⅲ. 改章后岳麓书院的新教育体系

1. 专门敎师的设置

岳麓书院虽然是准备科举考试的机关，但岳麓书院院长中有几位仍然讲求实用学问。特别是1868年院长丁善庆选出优秀学生担任斋长主管教育,营造书院自由讲学的氛围。戊戌变法时期岳麓书院的院长王先谦也是促进书院改革的中坚力量。

他批判说以八股文为主的书院教育已经到达培养人才的极限，并为了自由讲学和学术研究整顿了岳麓书院的组织结构。下<图2>为光绪年间岳麓书院的组织构成图。岳麓书院在院长下面基本上都设置了各科目的学长，建议由他们培养担当教科课程专门教师的组织体系，招聘可以讲授专门讲义的学者，这些就是岳麓书院的改章方向。前面<图2>中看到的组织结构和差异的部分是院长下属中管理斋长的学长职务之存在。在这里导入的教师制度与校经书院的学长不同，不仅讲授专门学问，而且还指导学生。

戊戌变法以后，岳麓书院开设经学、史学(舆地)、掌故学、译学、算学5个科目，每科聘学长一人都为院长直属，并设置学长主持各科进行专门教育。从学生中选拔的斋长再进一步地投入到学长制中，形成更加专门化的教师制度。尤其是5个科目中的译学和算学是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新学问。因此，改章以后岳麓书院设置斋长，在普及各实用学问的同时，显示出了补充新学问学习的强烈意志。

岳麓书院方面如此安排译学和算学等实用科目来体现专门化，但新设的科目并不是所有学生要学习的必修科目，而是将其推荐为选修科目，只是学习算学且精通者可以担当斋长的职责。

1868年院长丁善庆在组织改编岳麓书院时，于监院直属中设置了管理财政的首士和管理课程的斋长，选拔优秀学生为斋长，试图主导学生们的自由讲学。不但如此，书院的业务和课程全部都由绝对地位的院长掌控。但是改章以后，在各科投入学长制，学长和斋长应该是熟悉所有实用学问的人才，并且他们在专门教育中起到中坚作用，这几点成为其最大特征。

监

院

斋

长

各

科

学

长

门  堂  斋  更  看  看  看

夫  夫  夫  夫  司  书  碑

各  斋  生  徒

淸   监

书   院

书   衙

办   门

首

士

院长

〈图2〉1896年岳麓书院的组织构成

邓洪波外3, 『岳麓书院史略』, 岳麓书社, 1986, 118-122页; 朱汉民, 『岳麓书院的歷史与传统』,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4页。

以院长为中心的书院教学体系在改章后变成了专门教师制度，这种书院的专门教师制度在传授专门知识的教育方法论上，对湖南省知识人的培养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种与专门教师制度相似的指导教师形式是校经书院首次实施的内容，可以说1890年代初校经书院的运营方式对岳麓书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岳麓书院通过湖湘学的学脉成为了连接师徒间学术的思想舞台。我们可以评价说，正因为有培养专门教师以及实用人才的书院院长积极投入到岳麓书院，才使湖南省人才辈出。

2. 实用学问的教科课程

正如前面所说，岳麓书院的教科课程中，除了经学、史学ㆍ舆地、掌故三门传统科目以外，还设置了算学、译学两门实用性科目，这五个领域构成了可以进行专门学习的体系。前面三科是熟悉传统经、史、掌故学问的科目，由院长亲自讲授全部课程。算学是将课程中理解科目最好最精通的人任命为斋长进行学习，译学则是从外部招聘老师进行学习。

新设置的译学和算学是3年的课程，算学定学生60名，译学定学生40名。入学岳麓书院的学生在自由申请后，采取算学和译学同时学习的政策，为此并不吝啬各种援助。申请算学和译学的学生将给予钱20串文，但算学和译学同时学习的学生可得钱40串文。如此岳麓书院根据以前书院实施的学习方法论使其学习经学，更进一步推荐学习新学问，特别是译学和算学这样的实用性学问。从岳麓书院大力支援学习算学和译学这一实用性学问的学生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对新学问重要性的认知。湖南的译学，即外国语教育，在戊戌变法时期就予以强调，事实上在湘乡东山精舍1896年就已经第一次规定在章程中，并试图实施，但因经费不足没能进行实质的外国语教育。

「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月课改章手谕」(1897年(光緖23)),『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 432页; 丘凡眞,「淸 嘉庆∼道光初兩淮盐商没落的塬因」,『东洋史学硏究』第107集, 2009, 225页, 随着银价暴涨为了解决问题国家财政的出纳主张银和钱并用，时间是1844年(道光24)以后。一般1串文是1兩, 1兩是1,000文(钱)。因为银价上涨，所以推断其不用银的单位两进行换算，而用一般铜钱进行换算，向学生们支付。

「湘乡东山精舍章程」(1896年(光緖21)), 『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 2205页。

与其相比，岳麓书院是湖南省紧接着校经书院开设外国语科目的书院，其用比较具体的支援和学习方法向学生教育，相关内容在『湘学新报』中有所记载，对考察外国语科目的分阶段学习过程是非常有用的。通过报道内容可以知道译学课程中学习的外国语是英语和法语，学习内容如下：

今年下半年英文入门倂法写字并学杂语杂字. 明年上半年第一本英文倂法写字作句并学杂语杂字. 下半年第二本文法入门倂法口述笔录作论写字并学杂语杂字. 后年上半年第叁本英文文法上半 作论繙译口述笔录倂法写字. 下半年第四本英文一半文法下半本作论繙译口述笔录倂法写字写信. 后年上半年第四本英文下半本作论繙译写字写信温文法全体倂法口述笔录.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1897年), 『湘学新报』 , 267页; 书课。

根据『湘学新报』中介绍的岳麓书院的英语和法语学习课程，译学课程是需要3年这样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的课程。整体看来英文语法和会话、法语书写为主的课程分几个阶段进行，学习课程本身相当系统化。英文特别分为英文语法和会话来教育，比起其他外文最受重视，每学期必读与英文相关的书籍，在练习作文等写作后的第四个学期开始，便可进行包含翻译在内的写作。

学习译学的学生不仅每周要考一次关于所学课程的考试，而且每班每50天要进行一次大考和小考，大考允许50%合格小考允许25%，学习时间规定为开始学期的每天上午3个小时，以后学期的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一共6个小时。通过书院考试可以使学生自主学习严格的课程，另外通过其设定学习时间、进行外语系统学习，适当考试和时间排定，也可以看出其细心之处。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 『湘学新报』 , 267-268页; 考试, 时候。

总之，通过严格的学生学习管理，首先筹备一个班，在以第二年上半期的40名学生为对象，区分天资和学问的优劣，学业优秀者分为头班，其余的以及新入学者分为二班。分优劣的过程也是竞争的过程，可以看出书院方面让学生学习外国语培养人才的坚决果断的意图。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不仅上课时师生间的问答全部使用英语，即使课外时间遇到也是用英语，连日常生活也尽量用英语。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 『湘学新报』 , 268页; 班数, 269页; 额数。

定员40名的译学课程中，新入学的学生如果不能通过两个月后的阅读考试，按照不合格处理使其退学，再随时招新的学生。40名定员以外还可以再追加一个入学名额。

「岳麓书院新定译学会课程」, 『湘学新报』 , 269页; 额数, 黜退。

这一章程中对以后的招生计划也有说明，在新招生的预定中表明了可以让提前学习英文的学生入学的想法。虽然很难了解到当时入学需要的英文语法的水准，但是清日战争以后的1895年在同文馆内开设了东文（日语）馆，却和致力于日语学习的氛围不同，指向英语和德语为主的外语学习这一点显得十分特别。只是当时有关这种外语学习毕业生的数字和毕业后的发展方向等并没有详细资料，关于岳麓书院译学课程对社会做了多少贡献也无法判断。但是改章后新制定的译学课程计划案中，书院方面以外国教育为中心进行实用教育的强大意志是可以充分推测到的。

湖南省的实用学问教育体系并非始于岳麓书院。对岳麓书院改章产生深远影响并起到改章典范作用的其实是校经书院。戊戌变法时期岳麓书院将算学和译学设置为教科课程，导入学长制度，任用专业指导教师，并且为了使算学和译学分阶段熟练掌握还制定了具体的计划案。但岳麓书院改章后在组织、学习内容、财政等方面仍然保持着原书院的运营方式，只是早一些主张了致用的实学，并且果断地采用带头改革的岳麓书院的专门教师制度，即学长制，同时设立了学习实用学问的科目。因此其书院改革的意志应该受到高度评价。

结语

以上我们阐述了岳麓书院改章前后的变化以及岳麓书院改章的范例校经书院的情况。岳麓书院也和其他书院一样被官府化，开展为准备科举考试的教育，但是1840年以后院长们为了继承书院的传统学术方式一直在不断努力。岳麓书院院长中王文清、丁善庆、周玉麒、王先谦等在促进讲学活动、学术研究以及出版事业、继承书院传统的同时，还谋求了书院实用学问的发展。

1896年选择改章方法的岳麓书院仍然保持并继承着传统书院学术研究和教学方式，湖南省出身的院长既是主讲，又向弟子们普及湖湘学经世致用的思想，欲培养中国近代的人物。即维持着强调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自由讨论、学生的品德等儒教道德的教学方法。相反岳麓书院也安排了算学和译学等实用学问教科课程，导入招聘译学教习专门教师制度，采取分阶段学习算学和译学的教学方式。

岳麓书院改章范例就是校经书院已经讲求过的实用学问内容。岳麓书院内部为了追求实用学问设立了湘水校经堂，在其基础上发展的校经书院目标很明确，就是保留湖南省湖湘学的实用性，并适用到教科课程中来培养人才。

这种学风和单单准备科举考试的一般书院存在明显差异，在恢复书院学术传统方面，可以说校经书院是湖南省书院改革的导火线。这种改革的导火线始发于扎根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的校经书院，这一点十分有意义。 ，

这些目标对湖南省省城书院岳麓书院以及改章的实质内容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湖南省知识人以书院为根本，改变教科课程和运营方式，怀着培养人才的信念，带头进行书院改革。

其方式既是追求实用学问培养人才的近代目标，也是包含湖湘学传统的目标。即使岳麓书院的改章因1896年清日战争的失败而白热化，但岳麓书院内建立了湘水校经堂，而且了解从校经书院到岳麓书院相承的改革内容，可以看出湖湘学学风每每流传下来时的过程。

最后，以丁善庆等为中心的湖南省岳麓书院院长们不断地追求变化和学习的意志时时刻刻与岳麓书院的改编同行，而且还建立了湘水校经堂，并以此为典范又建立了校经书院。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实行相似的制度，并投入相对专业的指导教师制度，还让学生阅读各种书籍追求实用性。1896年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虽说是准备科举考试的书院院长，但他带头进行书院改章，他的改革构想受校经书院学习方法的影响不小。如此这般，校经书院或者岳麓书院等书院以湖湘学学风为基础，以实用为目标坚决实行教育改革。

那些认为完全接受西洋制度并不是上上策的人们主张改变湖南省书院。以校经书院为范例进行改章的岳麓书院，为了培养近代人物，最大限度地利用湖南省湖湘学传统之经世致用学风，以书院为起始点，尝试进行教育改革。

明治期間日中領事裁判權的運用 / 川口 瞳

明治期間日中領事裁判權的運用

川口 瞳

《日清修好條規》簽訂後，日本和中國雙方在各通商港口安置理事官（相當于領事），互相承認領事裁判權。此條規并不是不平等的“條約”，它實現了两國之間對等平等的關係，是日本和中國正式建交的通商航海條約。明治維新後，日本爲了與中國建立友好的關係，經過了柳原前光的初步交涉，最終于1871年9月18日在天津由伊達宗城全權與李鴻章簽訂了此條規，雙方的友好關係一直持續到1894年7月日清開戰爲止。該條規分別使用日語和中文記載，内容中含有18款條規、33款通商章程以及海闗稅則。第8條中規定了本文所要討論的理事官（領事）的權限和民事、刑事案件的審判程序。

青山治世「領事裁判権を行使する中国 -日清修好条規の領事裁判規定と清朝在日領事による領事裁判事例を中心に -」『東アジア近代史』第13期、2010年3月、第31－75頁。當中概括了至今爲止的研究情況。

【日本文】

「両國の開港場には彼此何れも理事官を差置き自國商民の取締りをなすへし。凡家財産公事訴訟に干係せし事件は都て其裁判に帰し、何れも自國の律例を案して糺辨すへし。両國商民相互の訴訟には何れも願書体を用ふ。理事官は先ず理解を加へ成丈け訴訟に及ばざる様にすへし。其儀能はざる時は地方官に掛合い双方出会し公平に裁断すへし。尤盗賊欠落等の事件は両國の地方官より召捕り吟味取上げ方致す而。已にして官より償ふ事はなさざるへし。」

【中國文】

「両國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設理事官。約束己國商民。凡交渉財産詞訟案件。皆帰審理。各按己國律例覈辨。両國商民。彼此互相控訴。倶用禀呈。理事官応先為勧息。不成訟。使不成訟。如或不能。則照合地方官、会同公平訊断。其竊盗逋欠等案。両國地方官、只能査拏追辨。不能代償。」

闗于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民事、刑事訴訟，本文從明治十七年（1884年）《日清両國人ニ係ル裁判手続関係雑件》（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審判程序）中的《（一）日清両國人ニ係ル裁判手続ニ関シ在清國帝國公使ヨリ伺出候件》（駐中國的日本公使向外交部公信局詢問關於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審判方法）以及《日清両國人民ノ間ニ民事訴訟ノ起リタル節ノ慣例各開港場地方裁判所ヘ問合之件》（外交部向各通商港口詢問“日中兩國人民之間出現民事訴訟時的處理方法”）等資料剖析中國的牛莊、芝罘、廈門、上海、香港在處理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訴訟的方法，以及日本的橫濱、神戶、長崎、函館清國理事官與各通商港口地方法院在處理相闗訴訟時的程序。

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4.1.1.18）1884年6月16日吉田臨時代理公使向公信局長淺田咨詢關於如何處理在中國和日本的通商港口的訴訟程序時的解答。

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4.1.1.25）該資料記錄了1891年6月9日，橫濱、神戶、長崎、函館各通商港口地方法院對外務省調查局長黑川誠一郎所發問卷的回答。

《日清両國人ニ係ル裁判手続関係雑件 ―（一）日清両國人ニ係ル裁判手続ニ関シ在清國帝國公使ヨリ伺出候件―》記載了1884年6月16日吉田臨時代理公使向公信局長淺田咨詢關於如何處理在中國和日本的通商港口的訴訟程序時得到的解答。關於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訴訟程序，當中記載了在中國各通商港口的審判程序以及簡單提到在日本國内的審判程序。表1中對這些程序進行了概括。

（表1) 根據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4.1.1.18）《日清両國人ニ係ル裁判手続関係雑件 ―（一）日清両國人ニ係ル裁判手続ニ関シ在清國帝國公使ヨリ伺出候件―》製作、／為沒有記載的部分。）

	中國人為原告	日本人為原告	控告程序	公使・領事（代辦領事）的權限
上海	中國会審衙門委員出差前往日本領事館	日本總領事翻譯官前往中國会審衙門	地方官向外交官傳達不服判決的意見而受到外交官詢問的時候，公使可命令理事官再次審判或者從公使館派遣职員親自判決
牛莊	可受理訴訟和提供帮助，但審判事務由天津或芝罘領事館兼管	審判事務由天津或芝罘領事館兼管		ハンジネル（？國人） 可受理訴訟和提供幫助，但沒有裁判權
芝罘	兼任牛莊的審判事務	兼任牛莊的審判事務		東次郎 現在不具有裁判權，不過打算讓其兼任法官
廈門	可受理訴訟和提供幫助，但審判事務由上海領事館兼管	審判事務由天津或芝罘領事館兼管		チヨムリー Cholmondeley （普魯士人） 可受理訴訟和提供幫助，但没有裁判權
香港				町田實一 現在不具有裁判權，不過打算讓其兼任法官
日本國内	通過理事官向防審・輕罪法院（刑事案件向檢察官）提出訴訟，等待觀審官吏出席才進行審判	按照明治八年（1875年）司法部第三號通報和明治九年（1876年）司法部第十二號、第十三號通報進行辦理	原告為日本人的情況下，可向公使請求復審

以下的法令記載了在日本國内當日本人為原告時的詳情。

明治8年（1875年）5月7日 司法部甲第三號通報

『法令全書第10冊』第1745頁。近代數碼圖書館 http://kindai.da.ndl.go.jp/info:ndljp/pid/787955/944（最後閲覽2011.10.12）

「内國人ヨリ外國人へ係ル民事刑事ノ訴訟手続き左之通相定候條事（日本人和外國人之間發生民事、刑事案件時應遵照左邊的規定）

内國人原告ニテ外國人ニ係ル民事刑事ノ訴訟ハ原告人其事由ヲ各開港市場ノ府県廳ニ申出其廳ノ添状ヲ得テ被告人管轄ノ各國領事へ申訴ス可シ（出現日本人為原告、外國人為被告的民事、刑事訴訟時，請原告先向所處通商港口所在地的政府説明原因並領取隨附的説明，之後再向被告方的領事提出訴訟）」

明治9年（1876年）9月28日 司法部甲第十二號通報

『法令全書第11冊』第1363－1364頁。近代數碼圖書館 http://kindai.da.ndl.go.jp/info:ndljp/pid/787956/742（最後閲覽2011.10.12）

「明治八年當省甲第三號ヲ以テ布達候内國人ヨリ外國人ニ係ル民事刑事訴訟手続中今般左ノ通相定候條此旨布達候事（關於被通報的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民事、刑事訴訟程序，應遵照左邊的規定）」

第一條 内國人原告ニテ外國人ニ係ル刑事並ニ民刑附帯ノ訴訟ハ検事其他ノ警察官東京ニテハ警視廳其他ノ府県ハ地方官ニ於テ之ヲ承ケ直ニ被告人管轄ノ外國領事エ照会シ裁判ヲ求ムヘシ（發生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刑事訴訟”或者“刑事附帶民事的訴訟”的時候，在東京由警視廳負責，在其他地方則由地方官員進行處理。檢察官和警察直接向被告方的領事進行詢問，之後再開庭審判。）

第二條 前條ノ場合ニ於テ犯罪ノ為メ損害ヲ受タル者其償ヲ求ル民事ノ訴ハ総テ本人ノ望ニ任スヘシ（按照前一條規定，當受到犯罪傷害的一方通過民事訴訟請求補償時，該訴訟應全部聽從原告的意見）」

明治9年（1876年）10月4日 司法部甲第十三號通報

同注5，第1364頁。近代數碼圖書館 http://kindai.da.ndl.go.jp/info:ndljp/pid/787956/743（最後閲覽2011.10.12）

「昨明治八年五月當省甲第三號布達條中内國人ヨリ外國人ニ係ル民事ノ下（刑事）ノ二字削除候此旨布達候事（把明治8年5月公佈的通報（日本人和外國人之間發生民事、刑事案件時應遵照左邊的規定）中的“刑事”二字刪除）」

不過，這些法令在明治12年（1879年）3月8日已被廢除。

在《内外交渉法例類纂》(R1 -no.83)裡是這樣記載的，「外国人ニ係ル詞訟府県庁ノ添書ヲ受ケテ訴出スルハ不便且内国人ノ損失ニヨリ八年甲第三号布達廃度キノ事 」（涉及外國人的訴訟，要先到當地政府部門領取資料再提出訴訟的這一做法非常不方便。另外，明治8年的通報對日本人不利，應當廢除）。日本法令索引明治前期編 http://dajokan.ndl.go.jp/SearchSys/Details.pl?ID=06300008&FLKEY=0024273318522298（最後閲覽2011.10.12）

《日清両國人民ノ間ニ民事訴訟ノ起リタル節ノ慣例各開港場地方裁判所ヘ問合之件》記載了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六月九日外交部調查局長黑川誠一郎向橫濱、神戶、長崎、函館各通商港口地方法院長進行了以下的詢問，從中可知道日本國内各通商港口的訴訟程序。

明治ニ十四年六月九日 石井主任

御調局長 黒川

送第 横 七四號

送第 神 七五號

送第 長 七六號

送第 函 七七號

橫濱神戸長崎函館

地方裁判所長宛  吾通

外交部取調局長 黒川誠一郎

當省ニ於テ取調之都合有之左ノ件ニ詳細承知仕度候ニ付至急御調査ノ上御回答相成度此段及此照会候也

一 貴港在當清國人ト本邦人トノ間ニ民事訴訟有起候節ハ原告方官吏被告方裁判所ヘ出張シ観審ヲ為シ来リ候哉（原告方官吏是否有到被告方法院進行觀審？）

一 清國人ニ対シテ貴港駐在清國理事館於テ刑事裁判開廷ノ候節ハ貴裁判所ヨリ必ス派員観審セシメ来候哉（中國人（被告）：貴法院每次都会派人去清國領事館進行觀審嗎？）

一 本邦人カ清國人ニ対シテ為シタル行為ニ付當貴裁判所ニ於テ刑事裁判開廷ノ節ハ清國理事館員必ス観審ヲ為シ来候哉（日本人（被告）：中國理事館員每次都会到貴法院進行觀審嗎？）

一 貴裁判所ニ於テ為シタル裁判ノ事情ヲ貴港駐在清國理事官ヘ照会セシコト有之候哉（在貴法院進行審判後，要把結果通知給駐貴港的清國理事官嗎？）

有闗觀審，從日清修好條規中的「双方出会し公平に裁断すへし」「会同公平訊断」裡面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拒絶「会同審問」，取而代之的制度在1882年被實施。明治17年（1884年）1月14日頒佈的「日清交渉之件ニ付民事ハ勿論刑事ハ公判予審共総テ観審スヘキ事（〔司法省〕司法卿第130號達） 」中提出了更詳細的規定。但是，在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觀審中，觀審官既不能表達對審理的不满，也不能在審判過程中發表自己的意見，只可以出席所属國的法庭而已。日本政府之所以会拒絕「会同審問」，是為了避免中國官府對日本的審判進行干預和提出相闗的命令。也可能是怕如果在中國的会審中接受「会同審問」的話，根據最惠國條款歐美諸囯也会向日本提出同樣的要求。還有，日本也希望能和歐美諸囯一樣獲得在中國的特權。當初日本政府曾經嘗試與中國签訂一項特別的契約，内容中規定必須服從居住地的法律和審判。但是，這一嘗試在中國政府的不同意之下，于明治11年（1878年）以失敗告終。

『内外交渉法例類纂』(R1 -no.238) 、日本法令索引明治前期編http://dajokan.ndl.go.jp/SearchSys/search_top.pl（最後閲覧2011.10.12）

浅古弘「日清修好条規に於ける観審の成立」『東洋法史の探究』、汲古書院、1987年、第585頁。

浅古弘、同上、第582－585頁。

儘管觀審制度已經被使用了10年，外交部還是向各通商港口地方法院就以下4点内容進行了確認。1、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發生民事訴訟的時候，原告方官吏前往被告方法院進行觀審嗎？2、在駐貴港的清國領事館開庭進行的刑事審判中，當中國人為被告時，貴法院每次都会派人去觀審嗎？3、日本人為被告、中國人為原告的情況下，在貴法院進行刑事審判時，中國理事館員每次都会到貴法院進行觀審嗎？4、在貴法院進行審判後，要把結果通知給駐貴港的清國理事官嗎？從中可以看出，儘管制定了觀審制度，但其一部分實行權委任給了各通商港口，因此未能充分掌握外交部在各通商港口對審判的處理情況。雖然只是以問卷的形式，但是從外交部的問題中可以推測到，外交部試圖統一處理日清之間的民事、刑事訴訟的程序。

针對外交部的問卷調查，橫濱、神戶、長崎、函館的各通商港口地方法院長所作出的回答可以歸納于以下的表格。

（表2根據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4.1.1.25）「日清両國人民ノ間ニ民事訴訟ノ起リタル節ノ慣例各開港場地方裁判所ヘ問合之件」製作。）

外交部的問题 各通商港口 的回答	1、【民事訴訟】 原告方官吏是否有到被告方法院進行觀審？	2、【形式審判】 中國人（被告）： 貴法院每次都会派人去清國領事館進行觀審嗎？	3、【刑事審判】 日本人（被告）： 中國理事館員每次都会到貴法院進行觀審嗎？	4、在貴法院進行審判後，要把結果通知給駐貴港的清國理事官嗎？
橫濱	原告方官吏出差到被告方法院進行觀審。	本廰每次都会派審判員出席觀審。	中國理事館員每次都会參加觀審。	不通知清國理事廳，若有要求的話可把審判書副本交付給原告（中國人）。
神戶	相互之間覺得有必要的時候才会派人進行觀審，實际上很少会這樣做。近年来几乎没有觀審過。	與民事處理程序一樣，不一定要派人進行觀審。	與民事處理程序一樣，不一定要派人進行觀審。	闗于民事案件，只把交付給原告的判決書的正本送到中國理事官；闗于刑事案件，檢察官只簡单地把審判結果寄出去。
函館	原告方官吏不出差到被告方法院進行觀審。 理由：函館没有設置清國領事館。駐橫濱領事官兼任函館的領事官，但平時不在函館。實际很少会開庭。還有，函館比較少中國人居住且其大多数為外國人的雇員，發生事件的時候通過委任外國人来處理。	本廳不派人出席觀審。 理由：與前面所說明的一樣，本港无設置理事館，也没有與刑事相闗的案件。	中國理事館員不出差進行觀審。 理由：除了前面所說明的理由之外，還有是因為没有需要開庭解決的刑事案件。	只有通過中國理事官起訴的案件，才会把審判的結果通知給該理事官。
長崎	中國人為被告的時候，地方行政官吏会出席觀審；日本人為被告的時候，会要求中國領事出席觀審。 ⇒後来與地方官達成协议，改成由法官出席觀審。	在本廳由檢察官負責觀審。	无論是預審公判還是其他審判，都会通知中國領事并要求其出席觀審，但有時候不需要進行觀審。	從来没有把審判結果通知給清國領事。

《日清修好條規》第八條“則照合地方官、会同公平訊断。其竊盗逋欠等案。両國地方官、只能査拏追辨。”中闗于民事、刑事訴訟的處理程序，写得不是很不明確。從以上的回答可得知一項基本程序，即被告在被告方的法院接受審判，原告方官吏前往被告方法院出席觀審。而且闗于實际的觀審，各通商港口的情況不盡相同。在函館，因爲没有設置清國領事館，所以不能進行觀審；在橫濱，每次都会出席觀審；在神戶則不出席觀審；在長崎，地方行政官吏、檢察官会出席觀審。通過以上可以得知，各通商港口在某些時候能自由地依照情況進行處理。

查看各領事館所處理的案件，發現在橫濱，買賣鸦片和吸鸦片、賭博、賣淫較多；在神戶，可找到有闗打击賭博案件的事例；在長崎，和日本人相比，闗于向中國人討還债款、討還赊销貸款、討還物件的訴訟比較多。函館地方法院長在回答中提到“函館比較少中國人居住且其大多数為外國人的雇員，發生事件的時候通過委任外國人来處理”。但是，有資料記載了闗于中國人和商人争夺海带、海参等海產品的情況（表面上是ブラキストン（Blakiston）、デュース（Deuce）、ハウル（Howl）和商人之間的爭奪。雖然没有出現中國人的名字，但是從所涉及的商品可以知道背後一定有中國人的参與）。

青山治世、同注1、第57－58頁。

『函館市史』通説編第3巻、1997年、第1050－1052頁。

明治13年（1880年）各居留地在留外國人國别表

（表3内田直作「明治年間における華僑資本の特性（一）」成城大学経済学会編『成城大学経済研究』18號、1964年、第197頁拔萃。）

從表3中可以知道，在函館的中國人非常少。但是在函館的對外貿易中，出口至中國的海產品数量很多，其中面向中國的海带出口量達到了全國的80%左右。這些都是由数十名中國人垄断支撑着。其中，最有利的買賣方法是使用歐美人的名義。與此對比，根據明治2～3年（1869～1870年）的資料，在橫濱，大約1000人中有3%為商人、大約6%為家僕・工人、剩下的大約90%為半失業的短工。

同注11、第1050－1052頁。

在神戶和長崎，商人的比例占大多数。除了貿易之外，從事飲食、縫紉、雜貨業的人也很多。

對于問题“4、在貴法院進行審判後，要把結果通知給駐貴港的清國理事官嗎？”，橫濱方面的回答是“不通知清國理事廳，若有要求的話可把審判書副本交付給原告（清國人）”；神戶方面的回答是“闗于民事案件，只把交付給原告的判決書正本送到中國理事官；闗于刑事案件，檢察官只簡单地把審判結果寄出去”。從中得知参加審判的當事人可領取審判結果的副本。而且，還可以知道在橫濱把該副本稱作“裁判言渡書謄本”。雖然長崎方面的回答是“從来没有把審判結果通知給清國領事”，但是在泰昌號和泰益號的文書當中有闗于“裁判言渡書謄本”的記載，因此可以知道接受審判的當事人是可以領取副本的。

長崎地方法院在接受外交部的調查後與地方官協商，把“由地方行政官吏觀審民事訴訟”改成“由法官進行觀審”。通過這次調查，各通商港口對于民事、刑事訴訟的程序应該有所統一。今後的研究课题是，弄清楚外交部在得到這些回答之後，對于日清之間的民事、刑事訴訟程序的運用，還有查明闗于在各通商港口出現不同處理程序的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闽南华侨汇款网络的变化 / 金钟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闽南华侨汇款网络的变化

金钟湖

序论

经过近百年所形成的华侨汇款网络与地域社会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并且是以侨批局为中心发展而来的。如此形成的以侨批局为中心的华侨汇款网络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更加地系统化，它已经深深地扎根于闽南地域社会与东南亚华侨社会中，从而形成了地域社会的优化关系网。

与关于广东地区的研究不同，关于福建地区华侨汇款的研究不太活跃。戴一峰关于闽南地区华侨汇款在企业近代化的方面考察了。焦建华发表通过与邮政局的竞争考察侨批局的高深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都讲论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华侨汇款。

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 第1期;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4年 第1期。

焦建华,「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试析近代批信局的经营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5年 3月; 焦建华,「近代批信局特色探源—以福建为例」,『福建论坛ㆍ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 第5期; 焦建华,「近百年来中国侨批业研究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年 6月; 焦建华,「竞争与垅断近代中国邮政业研究—以福建批信局与国营邮局关系为例一」,『学术月刊』第39卷, 2007年 1月; 焦建华,「中国近代的垅断与“规制”—以福建批信局与国营邮局关系为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 第5 期。

本文以现有的研究为基础，想要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华侨汇款网络。经过百年的时间大部分侨批局垄断汇款网络了。扎根于地域社会的侨批局汇款网络占有最大的比重。可就是，有兴趣地，1935年以后3年其间中国银行厦门分行(闽行)占有50%以上的比重。戴一峰视为这种情况是因为闽行模仿以侨批局为中心的网络发展的。但是，本文通过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管制怎么影响网络的变化想要指出闽行不仅模仿侨批局。为考察那样的背景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将是重要关键。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简称“闽行”所收藏的档案资料，考察和讨论近代福建侨批局及其在东南亚的联号与闽行两者在从1910年到1940年的30多年间，面对环南中国海华人移民汇兑市场，即在通常所谓的侨汇市场所展开的竞争，合作，共生等多重关系。

『中國銀行廈門市分行行史資料彙編』編委會編,『中國銀行廈門市分行行史資料彙編』(1915-1949), 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9年。

1。闽南华侨汇款网络的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向东南亚的移民虽然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但自十六世纪以来，移民规模才逐渐扩大。并且在十九世纪后形成移民高潮。这些移居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与他们尚留在中国移出地的亲属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跟着这样的状况，因为住在外国的中国人需要汇款给侨乡，所以在华侨社会必要系统的汇款组织好象侨批局。

侨批局的经营制度源于水客时期。水客源自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间对水上贩运生意(俗称走水)的小商贩的称呼，后被用于称穿行于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间贩运土产等商品贸易的小商贩 后来，专门替华侨带款和口信回国，顺便利用款项做生意的移民也被称为水客。水客制奠定了侨批局经营制度的基础。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泉州侨批业史料』,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 pp.4-5.

然而，水客经营方式存在很多弊端。首先汇款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回批递送迟缓，如新马，印尼地区，一般每年只能往返二至四次，菲律宾最多也只五六次。 其次，收费较高，手续费多为10％，华侨和侨眷对此不满，而且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担保，个人信用不可靠，时常发生私吞侨民汇款问题。其三，水客收集汇款和派送能力有限，往返途中还要中停止收汇，营业范围小，不能适应华侨经常汇款的要求。由于这样的水客的限界，是专门的汇款结构的出现背景。

焦建华,「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试析近代批信局的经营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5年 3月, p.3

侨批业界习惯上按经营职能将国内侨批局分为三大类，即头盘，二盘和三盘。头盘局系指可以直接在东南亚收取华人移民信款的侨批局。它们或系在东南亚设有分局的国内侨批局总局,或系东南亚总局在国内的分局。二盘局指接受东南亚侨批局委托，办理连接内地信款的侨批局。三盘局则指负责将东南亚华人移民信款最后派送到国内收信款人手上的侨批局。不过，在实际经营中，部分头盘局也同时接受东南亚侨批局的委托，办理连接内地信款，即兼有二盘局的功能。侨批业界称其为头二盘。甚至有头盘局同时兼二，三盘局功能的，则称为透局。此外，也有部分二盘局同时兼做三盘，即直接向国内收信款人派送来自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信款。 业界称为二三盘。

从组织关系与经营形式上区分，则又可分为总局，分局和代理局三类。总局大多设在东南亚，但也有部分设在中国国内。东南亚的总局一般在东南亚和中国国内都设有分局或代理局，负责汇总所属东南亚分局和关联的代理局收取的信款，送往所属中国国内分局和关联的代理局。再转送给收信款人。中国国内的总局也在东南亚设立分局和代理局，负责接受当地华人移民的信款，汇到总局再由总局分派到国内各地的分局和代理局,负责把这些信款派送给收信款人。一般说来,只有极少数规模较大的侨批局才有财力设立分局，而绝大多数的侨批局都是通过代理局的关系网络来运作的。总局和代理局之间的产权，职责以及利益分配等关系，呈现一种多元化的格局。

至此，戴一峰描绘出以下一幅环南中国海的侨批局组织网络图。

<图-1> 中国福建地区侨批局组织网络

资料来源 :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4年 第1期，p。73。

另一面，华侨汇款的方法可分三类，即信汇，票汇，电汇。信汇是侨批业首创的汇兑形式，"信"，"汇"结合，又邮又汇，也是侨批汇兑的初始形式，侨批封正面左上有格式"外附大洋○○元"。汇小款的时候，华侨主要使用这样的方法。票汇是指汇出批局应汇款人申请，开立以汇入批局为付款人的汇票，写明收款人的姓名金额等，交给汇款人自行寄送收款人或亲自携带出国，凭票向付款批局取款的一种汇款方式。其业务手续基本和银行的票汇相同。票汇的支付时间通常双方约好票到即付或票到一定日子后支付。电汇是汇款人向当地批局支付本国货币，由该批局用电报通知设在国内的分号或其代理局立即付出。

王朱唇 ․ 张美寅着, 『闽南侨批史话』,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pp.139-152

这种汇款形式的最根本前提是送外国货币给国内的，即需要经过兑换的过程。如果在20世纪以前侨批局的兑换方式是币-物-币，在20世纪变成"汇票"方式。在汇款过程中侨批局买汇票给汇款人，其汇票是从银行出来的。在华侨汇款网络银行的作用是把外国货币的华侨汇款兑换成国内货币。即那有两个过程。第一，银行收侨批局接受的汇款，交汇票给侨批局。第二，在香港或上海把外国货币兑换，交给厦门的侨批局。通过这种过程，我们可以知道以外汇交易为主要业务的侨批局的特性与银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长期的外汇交易中，侨批局的搭档是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中心的外国银行。大部分的外国银行以亚洲金融中心地——香港为据点，由于他们保有大量的外汇，所以具备能根据所需在短期内调节外汇的能力，因此在以侨批局为中心而形成的华侨汇款网络中独占了外汇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资本的银行就很难介入到华侨汇款网络中。但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中国银行事实上改组为外汇银行，如此一来，情况就有所变化了。特别1930年代中期以后这样的情况开始变化，其主体就是中国银行闽行。在考察闽行的介入和华侨汇款网络的扩大过程以前，本文想要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怎么影响中国银行。

2。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国银行改造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政府的当面课题就是全国的政治经济统一。其中，币制改革和银行业界的整备是为经济统一最重要的事业。1933年春, 南京国民政府的废两改元确立了以银元为国币本位单位的新的银本位制, 然而, 废两改元仅仅是着重解决了银本位制下的货币本位单位问题,纸币的发行和流通仍未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之前, 世界主要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放弃了银本位制度，改行金本位制。因而白银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也伴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涨落不定。中国是用银国，却不是产银国，世界银价的波动对于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影响极大。以致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仍需要仰仗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要彻底摆脱世界银价的波动对于中国货币制度的冲击和影响，维护国内稳定的金融环境和货币流通秩序，顺应国际流行趋势和货币发展的客观规律, 推行不兑现纸币，实现管理通货制度，不失为是一个好的办法。

1935年 11月 3日,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币制改革的公告和宣言, 其主要内容如下。

陈新馀,「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述评」,『中国钱币』, 2002年 第4期，p。3。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又加入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 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 概以法币为限, 不得行使现金，以防白银之偷漏。

*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 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在币制改革前后，为改革成功的国民政府的动向可分两个方式。第一，通过和英国，美国的协议将法币和英钫，美元连接，同时，获得英国和美国的支持。第二，金融业界，特别银行业的改编。币制改革未实施的1934年，中央，中国，交通的3行，小四行(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商业储蓄)和中国农民银行等受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支配。在金融业界这些银行占有压倒的比重。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年, p.372.

<表-1> 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管制下的银行资本统计

银行	实收资本		资产总额
	亿元	%	亿元	%
全国银行	3.34	100	42.96	100
3行	1.34	40.12	18.79	43.74
小四行	0.14	4.19	3.35	7.80
中国农民银行	0.03	0.90	0.26	0.60
8行合计	1.51	45.21	22.40	52.14

资料来源: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年, p.372.

通过<表-1>，我们可以知道3行的比重是最大的。因此，政府为了成功币制改革和加速金融垄断，必须完全控制3行。可是，一个重要课题是南京国民政府真实质地管制3行的。如果中央银行的话，因为是政府设立的银行，所以可以说完全政府支配下的银行。虽然中国，交通银行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但是，不是政府所属的，是民间所有的。所以，为了实施币制改革的铺路，南京国民政府要掌握两行。在本文，其中，通过中国银行的例子想要说明。

中国银行建立于1912年，系由前清大清银行改组而来。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从含有少量商股的官商合办银行，逐步发展为商股占99%以上的民族资本银行。因其有代理国库，发行钞票的特权，故其职能相当于当时的国家中央银行，和当时的交通银行一起共同履行着中央银行的职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于1928年，对中国银行实行了第一次改组，明确中行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代理一部分之国库事宜，加入官股500万元，合原商股共计2500万元。此时商股仍占多数(80%)。

1928年中国银行改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張嘉璈当选为常务董事并被推选为总经理。到1935年，他不断努力为摆脱政府支配的企图。因此，在張嘉璈的领导下，中国银行关注吸引存款。

………　没有哪一家银行，单独靠资本经营的。股本之外，全靠存款。再要知道发行是国家委托我们的一时权利。存款乃是商业银行的永久基础。存款愈多，营业愈大，利益愈厚。有了存款，若没有好的放款对象，还是不能得到利益。所以顾客不论存户，借户，可说全是我们的第二股东。深望我们全体同仁，注意存款顾客，注意借款顾客，换言之，注意对于顾客各种服务。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匯编』编委会 编,『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匯编』(1915-1949),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年 (以下 『匯编』), p.138, 张嘉璈 总经理 民国 19年(1930年) 11月 为文昭告同仁表明其热切希望同仁改良服务之必要.

張嘉璈愿意摆脱政府的管制，在民间经济上用自体资本要自立。另一面，忠实于以国际汇兑银行的任务。以国际汇兑银行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将外汇尽可能多地买入，拥有的。为了做其作业，中国银行有了三个业务。第一，掌握在国外交易上发生的外汇买卖。第二，通过华侨汇款业务的扩张，愿意确保外汇。以前，这种外汇交易的华侨汇款网络是外国银行掌握的。就是说，中国银行愿意打破这种外国银行中心的体制，以介入华侨汇款网络要确保外汇。第三，为了外汇交易，在海外设置代理外汇业务的机构。

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民国史料丛刊,第29 种),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6 年, pp.119-123.

但是，因为这种中国银行的发展，努力是为转变民间商业银行的，所以根本留有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纠纷要素。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为实施币制改革的外汇确保是很重要的。但是，張嘉璈总经理中心的强调独立性的营业办法恐怕不适合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情况。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对中行实行改组,增加官股1500万元,以当年金融公债拨给,合原股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同时，任命張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由财政部派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职务。结果，从1935年，中国银行实际上变成政府支配下的银行。下面，这种中国银行的变化怎么影响闽行的华侨汇款业务。

3。中国银行"闽行"的活动与华侨汇款网络

(1)闽行的初期活动

1914年1月5日，中国银行在福州开设福建分行，对内简称“闽行”。闽行一成立就关注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市场，因而把目光投向当时东南亚华人移民汇兑中心之一的厦门。厦门地处福建南部，九龙江出海口，是一个海岛型港口城市。

民国三年八月八日闽行致总处总务处专字第8号函

兹启者，厦门一埠,素称商业繁盛之区,该处金融活泼,汇兑灵通,一般商民对于银行纸币尤所信用，当地设有海关，左近有盐厘局，局所附近各县交通甚便。兹拟请于该处设立一等分号,附设支金库,　既以图营业之扩张,　亦以谋国库之利便。

『匯编』, p.22.

特别关注联系东南亚和厦门的汇款网络。

民国三年九月二日闽行致总处总务处第57号函

(中略)  南洋汇兑每年约有二千万,汇出者少,汇入者多。此项汇兑必须我行于新加坡、西贡、安南、小吕宋、三宝陇等埠自设机关收汇方有利益,尤须于香港一埠设有分号,以为汇款之枢转。缘南洋各埠及厦门、汕头之金融汇兑,悉以香港为中枢,如香港无我行之分号,则汇款无以转移,南洋无我行之机关,则汇款无以承揽,若仅就香港南洋各埠择殷实华商委托代理,不但汇水余溢先为代理者所分,且汇款运掉,亦必不能灵活,故此项汇兑尚须缓图,非急切所能办到。

『匯編』, p.23

设立福建分行的时候，为了介入福建地区华侨汇款网络，中国银行有两个办法。第一，在东南亚的主要口岸设立代理机构。第二，以香港为汇款网络的中枢，因此，在香港设立分号。 虽不能设置分号，但是以联系和香港的代理局，可以开始正式的活动。 就是说，为了在汇款网络的汇票确保，中国银行契约和香港交通银行的分行与华侨商店，谋求买入汇票的方法。

杨建成主编,『侨匯流通之硏究』(南洋硏究史料丛刊第十五集), 中华学术院南洋硏究所,1984 年, p.128

『匯編』, p. 87, 民國 4年 4月 29日 廈門 分號 → 閩行 報廈埠每年匯入僑匯約數及與交行訂立通匯合約事;『匯編』, p.88, 民國 4年 7月 29日 廈門 → 總行 業字 第15號 函. 洽廈埠南洋匯兌擬另托港商炳記，捷盛兩莊代理事.

民国四年四月廿九日厦号致闽行函报厦埠每年汇入侨汇约数及与交行订立通汇合约事

查厦门一埠旅居南洋之漳、泉各属侨商,每年由外国银行汇回款项约计三千数百万元。敝处开幕为日无多,所有此项汇兑,自应预为延揽,以备将来推广。拟请尊处先向新加坡及香港两交通行订立契约,将来该两行如有汇厦款项,数在五万元以内,敝处均可随时垫付,设有大宗,须请该两行先发电商,敝处有所准备,亦可筹垫。至汇水照市核算。

『匯编』, p. 87

民国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厦号致总处书字第15号函洽厦埠南洋汇兑拟另托港商炳记，捷盛两庄代理事

…………　故敝处对于此项交易，暂停接做。但厦商因受外界激刺，多不愿与台湾银行往来，屢请敝处疏通香港生意。兹拟变通办理，委托香港殷实商号炳记、捷盛两庄代理。炳记东家黄猷炳、捷盛东家叶东禄,均系厦门著名吕宋华侨,资各约数百万,实堪可靠。如托该两庄代理,每年应贴手续费为数不多,则敝处接做南洋汇兑,既可沽以余润,并藉挽回利权。

『匯编』, p.88

那不能说当时闽行直接介入华侨汇款网络。这时，闽行的介入方式仅仅是间接的方式。就是，那是为了买入外汇的代理合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而且，虽然闽行要构筑汇票网络，但是其成果甚微了，因为在华侨汇款网络大部分的汇票被侨批局与外国银行掌握了。其代表外国银行是上述的汇丰银行。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对于联系东南亚和厦门的汇票网络起到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情况，闽行在于介入华侨汇款网络有困难。

象<表-2>一样，到1933年闽行的成果微不足道了，因为大部分的汇款被侨批局与外国银行掌握了。但有兴趣地1934年以后可以说闽行的成果跃进。在下面，要考察这跃进的情况与背景。

<表-2> 厦门地区汇款额与闽行办理的汇款(单位 : 万元)

年	厦门的汇款	闽行办理的汇款	%
1931	8,000	730	9.12
1932	9,000	610	6.7
1933	7,500	470	6.2
1934	5,000	840	16.8
1935	5,123	1187	27.0
1936	5,835	2341.5	40.1
1937	5,710	2997	52.4
资料来源 : 厦门全体的汇款来于 厦门华侨志编委会编，『厦门华侨志』，鹭江出版社，1991年, p. 150。 闽行办理的汇款来于 『匯编』, pp. 169~172。

(2) 闽行中心的华侨汇款网络的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侨批业界已经逐渐衰退了，那是因为竞争与国家机关的邮政局。就是，国家机关的邮政局想要通制侨批业界。根据中国银行泉州支行的经理，张公量的叙述，可以说邮政局的最终目标是侨批局的抹杀。据他的叙述，那有两个层次。

张公量 『关于闽南侨匯』, pp.22~23, 『匯编』, pp.159~160。

第一，1928年，邮政局以侨批业界的弊端为由命令对于侨批业的一齐管制。按照邮政局的规定，侨批局需要到国家注册。第二，1934年，邮政局以侨批业界为相冲与邮政局的业务，再次要管制。据此，通过交通部的仲裁，为发付执照而进行了妥协。就是说，所有的侨批局需要领取执照，每一年要交换领取执照。而且，除了现有的侨批局以外，邮政局不在发付执照。因此，侨批局的新设不可能了。这样的邮政局的管制对于侨批业界打击很大，所以，想新设侨批局的人要用破产的侨批局执照开业。如下述的内容，闽行想要承受和经营侨批局的时候，用这种办法。

以这些侨批局的衰退为背景闽行直接开始介入华侨汇款网络。黃伯權閩行經理改变现有的介入办法，想出更直接地介入汇款网络的办法。

民国23年1月9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244号复函

奉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业字第52号通函，承示为推广汇兑，调查通汇庄号及附寄合同格式等因，均经聆悉。敝以闽南闽西各属人民经商外洋及内地各处者，为数甚多。如便于华侨汇拨起见，曾经从事联络侨商，冀内地通汇已非一日，除泉州城内我泉行自办，漳州城内业由天元钱庄代办外，凡属该开各地，经与本市瑞记信局商定，均能照解。至于解款费用，统按每百元一元二角五分计算。惟是倡办伊始，尚属试验期间，故未订立正式代理契约。如联行有委解，均可由厦转托，至于兴化府属莆田一带，代解机关正在洽商。容俟商妥，再行奉告。兹先将现目可以代解地域，开列于后。至析察洽。

『匯编』, p.154

另一面，闽行承受破产的侨批局与职员代理运用了。其代表的是三美，合昌，锦昌信局等等。这样的情况是1935年以后的，因为多的侨批局由在1934年施行的执照发付破产了，所以闽行简易地可以承受执照代理运用。其具体办法如下。

民国26年2月16日闽行致总处业字第4605号函

查闽南一带解交华侨汇款，关系发行及外汇颇巨，本行在以前因治安关系，机关未能普遍，每期直接送达，多需信局转解，或统归信局办理。对于侨胞服务尚感未能十分周至。近者治安渐佳，泉州一带大信局如三美又适倒闭，天兴信局亦倒。三美积压厦门各信局委托汇交信款六万余元，按厦门信局六十余家，内地一时尚乏接替解款机关，致一时无法解送之款达六十余万元。据调查三美信局每年代解信款:泉州约三百万，安海，石狮两处共二百万，厦门，禾山等处一百万元，总计约六百万元。每千元收手续费九元或十元不等。倘本行乘此时机，将本行解款方法改为直接送达，在泉州以南较为富庶之安海，石狮两镇各设一寄庄，承接厦门各信局之委解，酌收转解费，并收三信差择用其得力者为信差，每处派行员一二人，另用信局熟手一二人为雇员，办理较易，其费用即可由所收送达转解费内开支，在初办时派一专人专任督责信差事务，即择信局得力人员充任，以雇员待遇，并令其交存价值五万元左右产业为担保，如信差有侵款情事归其垫偿。各信差所送汇款每笔不过数十元，其数百元，大数仍用汇票， 由收款人自取。再查各信局倒闭原因多由股东职员亏空所致，非因信差侵款而然，经详加研究无重大危险。

『匯编』, pp.156~157

在华侨汇款网络，这样两个活动-在汇款网络委托代理关系的扩张，通过承受侨批局直接介入汇款网络-加强闽行的影响增大。因此，现有的侨批局中心的华侨汇款网络变成闽行中心的网络。

<图-2>以闽行为中轴的华侨汇款网络结构

如果比较<图-2>与<图-1>的话，明确地可以知道其区别点。<图-1>的话，各个侨批局，分局，代理局都不依赖地相互结委托代理关系，建构以区域性为基础的复杂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图-2>的闽行中心网络是以闽行为中轴的闽行中心关系网。在这样的网络，闽行接受所有的汇款，分送各个内地地区。其网络的成员仅仅是闽行，闽行承受的侨批局(分局)，与闽行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代理局。就是说，其结构单纯，以闽行为中心的垄断网络。在这种汇款网络下，到1937年，在厦门，闽行的汇款办理比重达到50%左右。这种中国银行介入到华侨汇款网络的目的如下：第一，外汇保有量的扩大。第二，深入到闽南地域社会中去以便建立扩大其民间业务的基础。这种努力使得在闽南的金融中闽行的活动比重逐渐提高。那么，闽行跃进的原因是什么?

(3) 1935年以后华侨汇款网络的变化

当然，对于这种闽行的势力扩大现有的侨批业界强烈排斥了。有兴趣的是那段时期是1935年以后的。他们最大的不满意是闽行有要掌握侨批业界的意图的。

厦门『江声报』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本市民信业对中行附办民信已开会议定对策

本市中国银行本月起于泉州，安海，石狮等处兼办民信局，收发华侨银信，各民信局多以该行设立民信部，将来民信必于无形中渐受统制，各民信局将受影响，颇觉自危…………。故前日该途一部分人员召集开会讨论，即派代表向泉州中国银行行长张公量解析。略谓，二十五年度南洋个属汇闽款项，计为二千余万元，而民信局经手银信票，数达千余万元，每元佣金一分四厘。全年总计不上二十万元，而民信局有六十余家，每家平均获利仅三千余元，除邮费外，仅可维持店员薪伙，且须节约，方不亏空。银行可经营事业繁多，在在均可盈利，殊不必与敝途争此一杯羹云。

『匯编』, pp.160-163。

侨批业界担心闽行想要垄断华侨汇款网络。

其实，1935年前后，闽行的营业方针逐渐有了变化。1935年以后，在政府的统治下的闽行营业方针变得更具有攻击性。以实例来讲，闽行吸收了破产的侨批局，从而独占了华侨汇款网络。这是已经所上述的。 加之，初期的中国银行在新加坡分行的设立问题上，考虑到当地华侨的生存问题因而放弃了。就是说，因为如果那有新加坡分行的话，需要与新加坡华侨设立的银行竞争，所以不设立分行了。如上述的，張嘉璈总经理的业务倾向讲求以普通群众为中枢的民间商业银行，因此，他不愿意强行设立分行。但是，1936年，張嘉璈辞退以后，却强行在新加坡设立了分行。以华侨汇款为主要业务，闽行的经理兼任新加坡分行的经理。这就是简化委托代理手续的，可以说中国银行愿意通制汇款网络。

以1935年为基准中国银行的业务倾向变化的理由是因为1935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与以后的中国银行的立场不相同。張嘉璈总经理体制下的目标是以地域社会的成员的民间商业银行。就是说，闽行关注侨批局的以地域为中心的营业倾向。由此，闽行从侨批业建立与各地的银行，商店，侨批局等委托代理关系。在1935年以前，闽行自己为了介入汇款网络成为汇款网络的成员。

另一面，1935年以后，闽行的主要目标是直接管制华侨汇款网络。虽然引起侨批业界的不满意，但是在闽行的立场这样的情况是当然的。因为在1935年币制改革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的课题是稳定汇率，所以为了稳定汇率当面的问题是外汇的确保。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外汇，对于华侨汇款业务闽行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从而，闽行也死力努力确保外汇了。

闽行与宿务永捷通匯公司的委托代理汇款的合同书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4年 第1期, P. 68。

甲方:厦门中国银行

乙方:宿务永捷通汇兑信局

乙方在南洋一带办理信局汇兑业务，兹为扩展业务起见，委托甲方在闽省内地代解信款，双方同意订定条件如下:

一。乙方在南洋菲律宾所收闽省内地如厦门，禾山，鼓浪屿，晋江(泉州) ，石狮，安海，南

安，溪尾，诗山，洪赖码头等属各乡镇,委托甲方代解分发。每千实收代解费十二元。以后如有

增减，由甲方随时函告(回条邮资另算) 。

二。乙方如以菲币托甲方购买国币时，甲方允按当日净本结价,以示优待。

(下略)

闽行与宿务吳南公司的委托代理汇款的合同书

『匯编』, P.163。

立委托代解汇款合约人厦门中国银行(称甲方)，宿务吳南公司(称乙方)，今因乙方办理信局汇兑业务，委托甲方在闽省内地代介信款，双方同意订定条件如下:

一。乙方在菲岛所收闽省内地侨汇，委托甲方代解分发，每千实收代解费十二元，以后如有增减，甲方随时函告(回条邮资另算)。

二。乙方如以外币托甲方购买国币时，甲方允按当日净本结价，以示优待。

(下略)

上述的合同书都是在1937年与东南亚侨批局建立的。两个都是代理汇款的合同，那有关于代理汇款和外汇买卖的规定。特别在外汇买卖上，如果和闽行交易的话，按照原价定价。通过这种惠泽我们可以知道闽行关注外汇的买卖。

结论

综合地看，以国民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是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外汇银行，具有独立倾向的中国银行的性质以1935年为基点，在政府的统治下，提高了外汇的保有量。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这种中国银行的变化，透过闽南地区的华侨汇款网络来看，就更加地明显了。如果1935年以前的华侨汇款网络是侨批局与闽行的相互委托代理关系来维持下来的话，那么1935年以后的华侨汇款网络就不是以相互委托关系，而是通过闽行的独占，变形为归属于闽行的形式了。这可以看作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来扩充外汇保有量的情况下出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