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년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國際學術大會]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國民國家”

國際學術大會 發表論文集

○ 일 시　: 2006年 6月 17日(토)

○ 장 소　: 서울대학교

○ 主 管　: 中國國民黨史共同硏究團

서울大學校 師範大學 歷史敎育科

○ 主 催　: 韓國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 後 援　: 韓國學術振興財團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國民國家”

國際學術大會 發表論文集

“이 학술지는 2006년도 정부재원(교육인적자원부 학술연구조성사업비)으로 한국학술진흥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출판(개최)되었음.”

“This journal was supported by the Korea Research Foundation Grant funded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MOEHRD, Basic Research Promotion Fund).”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國民國家’

會議日程

黨國體制와 國民國家

國際學術大會

日時: 2006年6月17日(토요일)	場所: 서울大學校

開幕式(10:00-10:10)                         사회 : 李丙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總務)

開幕辭                                          白永瑞(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會長)

大會 主題發表(10:10-10:40)

“政治史學”的學術化: 國民黨史硏究的現況與前景

發表 : 呂芳上(臺灣中硏院近史所)

第Ⅰ部 : 國民黨의 組織, 理念과 黨國體制(10:40-12:40)

司會 : 羅弦洙(江原大)

第1主題 : 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組織與人事演變(1924-1927)

發表 : 王奇生(中國社科院近史所)	討論 : 金衡鍾(서울大)

第2主題 :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國民黨 地方黨部의 組織과 活動

發表 : 金世昊(韓南大)	討論 : 朴敬石(延世大)

第3主題 : 中國國民黨의 民族主義 理念과 革命外交

發表 : 朴濟均(慶北大)	討論 : 朴章培(西江大)

第4主題 : 國家主導下 國民經濟建設: ‘民生主義’와 <實業計劃>

發表 : 姜明喜(韓世大)	討論 : 河世鳳(釜山大)

午餐(12:40-14:00)

제Ⅱ부 : 黨國體制의 ‘國民’支配構造(14:00-15:30)

司會 : 尹惠英(漢城大)

제1주제 : 訓政時期 國民黨의 職業黨團政策과 職業團體 動員

發表 : 柳鏞泰(서울大)	討論 : 鄭文祥(暻園大)

제2주제 : 國民黨의 ‘國民’養成 : 黨化敎育

發表 : 李丙仁(敎員大)	討論 : 李在鈴(檀國大)

제3주제 : 新生活運動的派系背景

發表 : 深町英夫(日本中央大)	討論 : 車雄煥(順天大)

休息(15:30-15:50)

제Ⅲ부 : 國民黨 黨國體制의 構造와 性格(15:50-16:50)

司會 : 曺焄(總信大)

제1주제 : 國共兩黨“黨国”体制比较研究：1924-1949

發表 : 江沛(中國南開大)	討論 : 朴尙洙(高麗大)

제2주제 :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中國的 國民國家”

發表 : 裵京漢(新羅大)	討論 : 孫準植(中央大)

綜合討論(16:50-18:00) 및 閉會

司會 : 白永瑞(延世大)

晩餐(18:30-20:30)	主催 :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國民國家’

目次

目  次

大會 主題發表

呂芳上(臺灣中硏院近史所)

“政治史學”的學術化: 國民黨史硏究的現況與前景	------------ 1

第Ⅰ部 : 國民黨의 組織․理念과 黨國體制

1) 王奇生(中國社科院近史所)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演变(1924-1927)	------------23

2) 金世昊(韓南大)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國民黨地方黨部의 組織과 活動	------------39

3) 朴濟均(慶北大)

中國國民黨의 民族主義理念과 革命外交	-------------------60

4) 姜明喜(韓世大)

國家主導下 國民經濟建設: ‘民生主義’와 <實業計劃>	------------88

第Ⅱ部 : 黨國體制의 ‘國民’支配構造

1) 柳鏞泰(서울大)

訓政時期 國民黨의 職業黨團政策과 職業團體動員	-----------115

2) 李丙仁(敎員大)

國民黨의 ‘國民’養成 : 黨化敎育	-------------------------140

3) 深町英夫(日本中央大)

新生活運動的派系背景	--------------------------------170

第Ⅲ部 : 國民黨 黨國體制의 構造와 性格

1) 江沛(中國南開大)

國共兩黨“黨国”体制比较研究：1924-1949	------------------189

2) 裵京漢(新羅大)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中國的 國民國家”	------------------216

“政治史學”的學術化—中國國民黨史研究的現狀與前景

“政治史學”的學術化: 國民黨史硏究的現況與前景

呂芳上

一、前言 二、「黨國」體制下的黨史與國史 三、國民黨史研究新契機：史料的開放	四、國民黨史研究學術化的走向 五、研究遠景：代結論

一、前言

「變」是歷史研究的焦點，世局的變遷也深深影響史學的研究。近百多年來，中國政治局勢有很大的變動，近代政黨在長時期以來的中國，是以西方制度移植的方式出現的，目前許多國家，都還在尋求或適應政黨政治的建立和發展，因而要明瞭近代政治的變遷，政黨史研究無疑是必要的。

不過，也許因為政黨與當前政治關係太過綿密，一如現代史，政黨史研究，飽受當代政局的牽累，形成學術的、獨立的、有個性的學科重點研究，是相當晚近的事。

這篇文章將嘗試以中國國民黨史的研究為例，觀察現代政治史中的一個專門領域，如何從為政治服務的「政治史學」轉而學術化的過程；也將試著討論一個政黨史在研究時機成熟時，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與前景。

二、「黨國」體制下的黨史與國史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孫中山注意到國家歷史的重要，因此有「國史院」設立的動議， 因時局動盪，不易實現。五四前後，國民黨人在野，鄒魯和朱執信有志編辛亥三二九之役的信史，1920年朱執信不幸在虎門遇難，工作乃由鄒魯一手承擔，1923年出版時，孫中山給了一篇序文，有發揚先烈精神，期勉同志「繼事述志」的意味。 接著孫中山要鄒魯接續編著黨史，這應是國民黨人動念編印「黨史」的開端。 在胡漢民的支持下，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1929年由上海民智書局正式出版。這部書敘事起於興中會（1894）止於孫中山病逝（1925），分組黨、宣傳、革命及傳記四編，劃分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五時期，初步建立革命史的分期敘述模式。本書敘事之餘，奠以相關史料，正文之外並有附註，卷帙浩繁但重複亦多。初名「中國國民黨史料」，後改名「史稿」。 後人雖有視為黨的正式歷史，但於今視之，宜屬史料之作。

孫中山在1912年3月16日對胡漢民等建請設立國史院的批文，見《臨時政府公報》，42號（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1912年3月16日。

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事略序〉，《國父全集》，冊4(下)（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1433‐1434。

鄒魯，〈回顧錄〉，《鄒魯全集》(一)（台北：三民書局，1976），頁291。

鄒魯初名之曰《中國國民黨史料》，後經胡漢民引「明史稿」之名，建議改為「黨史稿」。鄒魯，〈回顧錄〉，頁295。後來鄒魯曾在此基礎下出版《中國國民黨概史》（1939）、《中國國民黨史略》（1945）二書。

北伐完成，全國統一之後，於黨史編著相關可資記載事有二：一是興中會會員馮自由就革命軼事，先後完成《革命逸史》、《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華僑革命開國史》、《中國國民黨二十六年組織史》等著作，相當程度的提供辛亥前後革命歷史的研究資料。鄒、馮二革命元老因而被視為是國民黨史家的老前輩。二是國民黨於北伐統一全國之後，進入訓政時期，黨國一體，以黨領政，國民黨中央為廣蒐革命史料，1930年五月正式成立了「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黨史會）， 此即當今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黨史館）的前身。除作為發揚黨的歷史精神機構之外，日後也的確保存了大量的黨史資料，為現代史研究奠定了一個深厚的基礎。

馮自由，1882‐1958，興中會員，1912年任南京總統府秘書，政府北遷任稽勳局長。著《革命逸史》全五集，1936至1946年陸續出版，著重在個人傳記及革命軼事。

黨史會成立前，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為獎恤開國有功人員，有「臨時稽勛局」之設，順便徵集開國史料，1914年裁撤。1930年5月1日，黨史會正式成立於南京，職司革命文獻、文物之徵集與典藏，二戰時遷重慶，戰後遷回南京。1949年遷運台灣南投草屯，1979年遷臺北陽明山陽明書屋，1998年10月遷臺北市黨史館現址。黨史會初採常委制，胡漢民、林森、戴季陶、葉楚傖、邵元冲為常委，1936年後改為主委制度，邵元冲、張繼、羅家倫、黃季陸、杜元載、蕭繼宗、秦孝儀、李雲漢、陳鵬仁分任主委。參見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邵鉻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史料之典藏與運用〉，《近代中國》，期102，（1994年8月），頁111‐122。

依照中國傳統，立史館是為後朝修前朝的歷史，北京政府成立清史館，用意在此。黨史會先國史館而成立，顯示了「黨治」的一個特色：黨史先於國史，當代人修當代史。孫中山創黨的目的在推動國民革命、建立民國，於是「國民革命雖若有專指，而此時間之一切政治、外交、社會、文化上之活動，胥涵育於其內，名屬專史，而實則猶國史也。」 黨史等同於國史，由此可見。「國父為革命而造黨，以造黨而革命，故黨之於革命，實如形影之不可分離；革命之經過，即黨之經過，黨之歷史，即革命之歷史。」 在1980年代以前，黨史是被視為近代中國史的主要內容。

1947年，國史館正式成立於南京，1949年遷台，1968年黃季陸出任館長，主持編修《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特別標榜了公開史料、便利研究，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意涵。見黃季陸，〈中華文化大國的建設與民國史的研究〉，《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冊3（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3），頁1‐26。

王扶生，〈中國國民革命史編芻議〉，《新政治》，卷6期3、4合刊（重慶：1941年8月），頁37。

王扶生，〈中國國民革命史編芻議〉，頁37。1954年，張其昀出版《中華民國史綱》，序中說「振興中華為本黨之宗旨，亦為治史之目的」，表明史為革命所用。

中國國民黨在本質上是革命政黨，民國前以推翻滿清為職志；民國後，倒袁、除軍閥、滅共、反日本帝國主義為職志，來台後以拒共為任務。依此任務，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1949年把「國民革命」分為三個時期：1912年之前是民權革命期，1912至1945年是民族革命期，戰後是社會鬥爭而兼民族、民權主義的革命時期。這大體上也成了學者書寫「建國史」、「國民黨史」、「國民革命史」的依據。另一方面，國民黨訓政時期約法由一黨制訂，規定國民應服從黨的領導，行憲所依據之中華民國憲法，由國民黨主導，黨的主義載入憲法，可見由訓政到憲政的設計，實不離一黨專政和一黨獨大的政治。由於國民黨人強調黨與國不可分離關係，訓政時期又以黨先於國，這一觀念應用於歷史，即衍生「黨史即國史」的說法，亦即使黨史與國史內容難於清楚劃分的背景與原因。在訓政時期，黨史、國史不分，爭議不大，四○年代進入憲政後，黨史與國史的分際開始引人注意。五Ｏ年代後，冷戰形勢下，深化國、共對立，國民黨一黨獨大，使命感強烈，「黨史國史化」情形益趨明顯，形成所謂「廟堂史學」。八○年代台灣解嚴，禁忌的藩籬撤除，翻案風也大為盛行，黨政分離的呼聲鵲起，黨史、國史的關係益受重視，以「人民的歷史」為國史的呼聲，主「黨史為國史之骨幹」論競起，說明國史與黨史分開書寫的時機已漸成熟。

蔣中正，〈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係〉，1949年6月26日講，秦孝儀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卷23，頁1‐11。

以早期中國國民黨史的著作為例，張其昀《中國國民黨史》（簡編）（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凡九節，除引言、結論外，「中華民國的創造」、「擁護約法、捍衛民國」、「北伐勝利、完成統一」、「安內攘外、雪恥圖強」、「抗戰勝利、躋於四強」、「行憲與戡亂」、「中興建國的大業」，均與國史無異。

國民黨意識形態的擴張，1967年起大學院校包括中研院陸續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是一個標誌，（80年代解嚴後相繼易名）；1973年教育部令各校加開中國現代史為共同必修科。為爭奪歷史語詮釋權，教育部還主編《中華民國建國史》。1967年黃季陸繼羅家倫之後為國史館館長，主張開放史料、便利研究，設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秦孝儀出主黨史會，倡黨史與學術、教育、大眾傳播相結合，出版《近代中國》雜誌，規劃《蔣總統秘錄》的出版，均被視為「黨史國史化」的一環，所謂廟堂史學即官方史學之意。參見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下冊，（香港，中文大學，1988），百262‐268。

彭廣澤（潘光哲），〈黨史、國史，還是人民的歷史？〉（《首都早報》，1989年11月1日）一文，認為國民黨把中國現代史界定為國民革命史，是國民黨政權透過合理化「過去」，以合理化現在的作為；同時把歷史變成黨史，使歷史變成一種意識型態，用以馴化人民、支配人民。

曾任國民黨黨史會主委的史家李雲漢，始終主張「黨史為國史之骨幹」說：「我是國民黨人，也是國民黨黨史的研究者，我個人不太同意黨史即是國史的說法，因為國史的範圍廣，黨史的範圍狹，況且在民國歷史舞台上出現的人物和團體，確實並不完全是國民黨人。但我更反對為要推翻「黨國觀念」而故意貶抑國民黨人的地位與貢獻，那是不公平的，是意氣用事。就我個人的體察，認為「黨史為國史之骨幹」這一觀念，應當是顛撲不破的。我不否認國民黨以外的個人與團體在民國史上應佔的地位，與其所作的貢獻，但就整個中華民國史實而言，毫無疑問的，中國國民黨是個決定性的力量，它影響最深，貢獻最大，始終居於歷史主流的地位，不斷的開創新局面，創造新時代，把國家一次次的從艱危中救出來，一步步的向進步—或者說是現代化—的道路上推進。」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研究的幾個層面〉、〈漫談國史纂修與研究〉，載《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評論》（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71‐72、116‐117。

歷史的研究當然不僅止於史料的蒐集、整理、編纂或考訂，不過歷史資料的編纂、研究和出版，不能不說是研究的基礎工作。國民黨史早期的出版品，的確有相當的數量是屬於史料性質，馮自由、鄒魯之外，陳少白的《興中會革命史要》（1935）、鄧澤如《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蹟》（1948）、丁惟汾《山東革命黨史稿》等私人著作均屬此類作品。史政機構有眼光的領導人，也都認識史料的重要。羅家倫二○年代埋首於大英博物館查抄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資料，在三○年代即提出「歷史研究法祇是史料研究法」，「大史學家是從史料的灰堆和凌亂的文件裏產生出來」的說法。1944年，黨史會創刊《黨史史料叢刊》（共7期），目的在刊布史料，彰明史實。遷台後羅家倫出掌黨史會會務，1953年起刊印《革命文獻》，至1989年，共117輯，以專題大量發表原始檔案和資料；1968年出版「中華民國史料彙編」，影印庫藏重要孤本資料，大有助於革命黨歷史的研究。國民黨史畢竟與中國近現代史關係綿密，因此只依靠為數仍然有限的史料出版品，仍難滿足學者的研究需要，史政機關開放史料，便成為史學界共同的呼聲。同時由於時局的變化，黨面臨極大的挑戰，於是史料開放，黨史研究的學術化，便成為八○年代中國現代政治史研究的明顯特色。

羅家倫、傅斯年、蔣廷黻當時都有類似的看法。參見羅家倫，〈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異議和方法〉，《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卷5期1，1931年3月。羅的看法相當程度的影響了郭廷以，郭1942年商務版的《中國近代史》第一冊，內容多為史料的排比；後來主持中研院近史所，採出版史料與專題研究並重的策略，正是實踐羅的觀念。

三、國民黨史研究新契機：史料的開放

時局的變動往往會牽引學術的發展。五○年代之前，國民黨史還談不上有什麼重要研究成果。蒐集史料、保存史料，已功莫大焉。這時黨史列入教育範疇，形成「革命史觀」，為黨形塑意識型態，黨史最多只能是訓政教條（黨義）與宣傳的一環，難入學術之林。戰後國共內戰，旋即分裂對峙，雙方以「共匪」、「蔣幫」互詆，醜化對方。大陸方面劃國民黨史為研究禁區，台灣則因戒嚴，強化了革命史觀，直至二十世紀七○年代末期，始因東西冷戰結束，緊張對立局勢疏解，民國政治史研究鬆綁，史政機構資料大量開放，國民黨史開始有了新的研究契機。

1930年黨史會成立之後，以搜集史料為首要任務。抗日戰爭前計畫在南京建立史料陳列館，兼具宣傳之意。1937年7月，抗戰軍興，11月，黨史會奉命西遷。1938年3月抵達重慶，先駐北碚之紹隆寺，再遷沙坪垻對岸江北縣屬之磐溪培園。1939年5月，第三度搬遷至山洞亞光寺，並以附近一天然大石洞吳家大洞為空襲移藏史料之用，1940年1月起，恢復進行各項工作。徵集史料方面，仍依原訂辦法採實地徵集、通訊徵集及廣告徵集等進行。1945年8月，抗戰勝利；1946年5月，黨史會隨同政府還都，返回南京。1948年底，國共戰爭局勢逆轉，黨史會奉總裁蔣電令疏散史料至台灣，經選擇重要史料180箱隨總統府專輪逕運台灣。1949年1月，又將次要史料263箱及檔案、圖書等，隨中央秘書處專輪運抵廣州；8月，將所有存穗史料、檔案、圖書等420箱轉運台灣。見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頁425‐426、597‐605。

的確，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十多年，最令歷史學者興奮的發現其實是政治史資料的大量開放。台灣拜八○年代民主化之賜，到九○年代更帶動了學術研究的自由化。1994年6月，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宣佈開放1961年之前的所有檔案；1995年年初，以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為中心的大溪檔案（現名蔣中正總統檔案）由總統府機要室移送國史館，1997年2月對外開放；稍後，外交部也正式准許學者參閱外交檔案。研究現代政治史黨史會資料之所以值得重視，一是該會成立時間早、史料典藏豐富；二是國民黨自1928年起即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幾十年的訓政，「以黨領政」的體制下，黨的決策主導政府的政治走向，其檔案自屬重要。三是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自大陸撤退到台灣，黨史會有如「近代史學界的故宮」，庫藏現代史瑰寶不斷向史學界開放。在政黨輪替下，如今「黨史館」的氣勢雖已大不如「黨史會」時代，但史料不只大幅度解密，更出人意表的公開提供海外學術單位製作史料數位化複本，分散典藏，便利研究。

台灣民主化的重要進程：1949年5月20日，戒嚴；1987年7月15日，解嚴；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DPP）成立；1987年7月開放黨禁；1988年1月，解除報禁；同年1月「集會遊行法」通過，並開放大陸探親；同年12月，政府宣佈放棄對大陸主權，停止動員戡亂條款；1989年1月，「人民團體組織法」通過，政黨合法化。1991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1993年，無線電頻道開放，1994年，電視頻道開放；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其中影響學術自由化最大的是解嚴、開放報禁和政黨輪替。

國民黨黨史館典藏史料總數大約三百萬件，與國民黨史研究攸關的檔案有三類：(一)一般史料，包含黨內重要人物如孫中山、蔣介石、吳稚暉、李石曾、汪兆銘等人之文件，以及自興中會（1894年）以降各時期史料。這類資料查考易、開放早。(二)黨務會議紀錄及組織專檔。在會議紀錄方面，有自1923年孫中山著手改組中國國民黨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歷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中央評議委員會議、中央黨務工作會議紀錄；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會議）會議紀錄；國防最高會議紀錄；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紀錄；中央撫卹委員會會議紀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等，名目繁多，檔案數量極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還包括1925至27年西山派的會議紀錄，以及還少有學者使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紀錄（1924‐1949），乃至於1926至1928年各地政治分會的會議紀錄，這些材料在1980年之前均列屬「機密」，如今學者已可運用自如，今昔真有如天壤之別。黨務組織設專檔保存者，主要有上海環龍路檔案、漢口檔、五部檔、中央政治會議檔案及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簡介如下：

一般史料的使用，除黨史館有分類目錄可供查考外，其中總理孫中山先生專檔目錄已於1995年11月出版，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孫中山先生史料目錄彙編》。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史資料調查目錄》二至七冊（1969年，油印打字本），即為黨史會一般史料之目錄彙編，久為研究者所運用，惟該書僅編至1949年。此後的史料及黨史會陸續新增史料，付之闕如，部分類號亦有調整，研究者為求完備，仍需查閱黨史會之分類目錄。

關於會議紀錄，劉維開曾撰有〈中國國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會議史料的內容與運用〉，見《一九九六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台灣代表部分）論文集》，頁95‐112。

(1)上海環龍路檔案：包括1914年至1925年間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的檔案，以黨本部所在上海環龍路44號命名，內容大部分為總理孫中山與黨員間，或黨員同志之間往來函電，以及黨本部相關文件，共14,135件。

(2)漢口檔案：全名為「中央第一、二屆執行委員會檔案」，簡稱「漢口檔」，包括1924年至1927年間，中國國民黨第一、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特別委員會之各類檔案，共17,975件。內容豐富，大多為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及地方各黨務機關往來的公文書，為研究中國國民黨自改組至清黨前後最重要的一批資料。

(3)五部檔案：全名為「中央特別委員會農民等五部檔檔案」，又稱「中央前五部檔」，簡稱「五部檔」，包括1924年至1927年間，中國國民黨中央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商民等五部的檔案，共計16,439件。其中工人部最多，達6,394件，其餘農民部2,569件，青年部2,210件，婦女部2,084件，商民部2,021件。另有1,161件史料，或涉兩個部以上，或為五部以外其他各部會，如組織部、民眾訓練委員會等的檔案。五部檔為研究國民黨改組後至北伐時期，亦即國民革命時期的重要資料。以上三部的檔案，均於1991年全面開放提供研究。

詳見高純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五部檔」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4（1992年9月），頁133‐135。

(4)中央政治委員會檔案：包括民國1927年至1948年，中央政治委員或政治會議各類檔案。依性質分為外交、內政、國防、黨務、總務、國務、軍事、政治、工作報告、五院暨地方自治、雜類等11門。其中黨務門共91號、104卷；政治門176號、190卷；工作報告共14號、14卷；特種會議共10號、19卷；五院暨地方自治共139號、147卷；雜類共6號、6卷。每號即為一案，各卷內容豐富，對於戰前及戰後國民政府與黨務相關問題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資料。

中央政治委員會或中央政治會議為中國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政治最高指導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居於黨政關係運作的樞紐地位。中央政治委員會於1924年7月成立，1926年7月更名為政治會議；1927年9月，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取消政治會議，至1928年2月，二屆四中全會恢復成立。北伐完成，施行訓政，二屆中常會第一七九次會議修正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暫行條例〉，以政治會議為全國實行訓政之最高指導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1935年12月，五屆一中全會通過將政治會議改為政治委員會，以政治委員會為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抗戰軍興，1937年8月12日，五屆中常會第五十次會議通過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國防最高決策機關，對政治委員會負責；是年11月，五屆中常會第五十九次會議通過政治委員會暫行停止工作，其職權由國防最高委員會議代行。抗戰勝利，中國國民黨於1946年3月舉行六屆二中全會，決議縣市以上各級黨部設政治委員會。1947年4月，政治委員會恢復成立，並於是月28日舉行第一次會議。1950年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組織重整，不再有政治委員會之設置。

(5)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國防最高委員會於1939年2月7日正式成立，至1947年4月23日結束，前後八年又二個月，相對於戰前的政治委員會，為對日抗戰中期至戰後初期之最高決策機構。檔案共分五門，第一門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本身業務檔案，共75號、293冊，第二門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相關檔案，共33號、56冊；第三門為國民參政會、中國國民黨全代會、全會的報告、提案、決議案；法案規程、人事任免，與中央設計局、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國防重工業委員會等附屬機構檔案等，共4,026號，4,829冊，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一門；第四門為與國防有關的各類案卷，共156號、169冊；第五門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奉令研擬外交方面相關事務的建議、意見、報告書等，共43號、54冊。

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的目錄已由黨史會於1995年9月出版，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製作完成檢索系統，可供研究者參閱時使用，並於近期內完成網路系統，提供研究者運用。劉維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藏「國防最高委員會檔案」介紹〉，《近代史學會通訊》，期5，頁111‐115。

(6)特種檔案。屬中央調查統計局相關檔案，主要時間是抗日戰爭及戰後時期的調查資料，其內容主要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及地方、海外黨務檔案，另有部分政府機構黨務活動檔案，共33類，包括東北黨務幹部會議卷(12宗)、中央訓練卷(2宗)、中央及各省黨務工作計畫(62宗)、教育部特種檔案(37宗)、財政部特種檔案(96宗)、外交部特種檔案(33宗)、中央及地方黨政工作報告與黨務概況(119宗)、青年黨有關資料(5宗)、海外黨務(11宗)、有關各地奸偽卷(44宗)、戰時中外關係(4宗)、有關越南各種檔案(38宗)、馬來亞各種檔案(7宗)、中印關係資料(24宗)、有關緬甸泰國檔案(18宗)、泰國資料(23宗)、韓國資料(30宗)、台灣資料(7宗)、琉球及新嘉坡資料(5宗)、菲律賓資料(5宗)、南洋僑務(4宗)、港澳工作卷(4宗)、糧食部特種檔案(1宗)、憲政會檔案(5宗)、三民主義青年團資料(25宗)、黨團統一卷(14宗)、國民大會資料(17宗)、總裁官邸會報暨批回各種簽呈(63本)、青年部訓練工作計畫(9宗)、中央與地方黨部黨務概況(27宗)、中央秘書處檔案(524宗)、國民參政會資料(50宗)、各種法令規章卷(24宗)，全計2,191本。

參見高純淑，〈黨史會藏特種檔案的介紹與運用〉，《史學與文獻》，2（台北：學生書局，1998），頁1‐18。

以上各類檔案，均已在1994年6月全部開放。這些檔案對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及黨國體制下的政治運作研究，有極大價值。

有關黨史館資料的介紹，參閱林養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之資料簡介〉，《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與研究》（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9），頁375‐405；邵銘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史料之典藏與運用〉，《近代中國》，期102（1994年8月），頁111‐122；劉維開，〈台灣地區中國國民黨史史料典藏與研究〉，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7）。

蔣介石自1920年代之後便是中國政治界炙手可熱的重要人物，三○年代後，一手操持黨、政、軍大權，他的影響力持續到七○年代。身為中國國民黨總栽，長期隱密的蔣介石個人檔案，無疑的是最受重視的第一手材料。1949年，蔣檔由南京運滬轉台灣，先存放桃園大溪頭寮賓館，故史學界稱為「大溪檔案」。1979年7月移存台北陽明書屋，仍由總統府機要室管理，1995年初移送台北市近郊的國史館庋藏。1997年，這批檔案定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簡稱大溪檔），正式揭開神秘面紗。在開放前，史學界有限度的使用過「大溪檔」的只有梁敬錞，其後由官方作選擇性公開的是1981年9月起，由秦孝儀主編、黨史會出版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共七編二十六冊。這當然只占蔣檔的極少數，不能滿足學者的要求。1997年公開的「大溪檔」，從性質分為十類：(一)籌筆：蔣介石函電、諭令，分北伐、統一、抗戰、戡亂四時期，1923‐1972年間，計291冊；(二)革命文獻：以歷史事件為主題的記錄報告與函電，1923‐1945年，計167冊；(三)特交文卷：多為蔣對政事情勢之規劃，包括親批文件及交擬稿件二種，1927‐1964年間，5,709件72冊；(四)特交文電：為部屬呈報之電文及蔣之批示，分別依領袖事功、日寇侵略、共匪禍國、俄帝陰謀四部編成，計436冊；(五)特交檔案：均為幕僚、部屬、各地區之原始報告，其中分類資料，又分政治（1932‐1964）；軍事（1928‐1961）；國共關係（1932‐1961）；外交（1932‐1971）；國際（1935‐1947）；經濟（1935‐1954）；財政（1935‐1954）；內政（1950‐1953）；教育（1937‐1964）；交通（1932‐1952）；社會（1929‐1948）等類，合計15,993件，455冊。在一般資料中，按年編排，自1926至1958年文件，計90,597件，分622冊。(六)領袖家書，包括1924‐1967年間，蔣給夫人宋美齡、公子經國、緯國及親友信函，共968件，分12冊。(七)其他文物圖書、含印章、勛章、書畫等888件；(八)蔣氏宗譜48冊；(九)照片影輯：照片集243冊，照片67卷、底片23,732袋，縮影29卷；(十)其他類，包括事略日記115冊、蔣經國文電資料48冊。

例如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務印書館，1971）。此書收用部分「蔣檔」史料，相信係由總統府機要室提供。

這一套叢書的出版，是採公布史料的方式，共分緒編、作戰經過、戰時外交、中共活動真相、傀儡組織、戰後中國七編26冊，文件以「蔣檔」及黨史館原始檔案為主。

詳參：陳進金，〈國史館典藏「蔣中正檔案」始末〉，《國史館館刊》，復刊期21（1996年12月），頁363‐374。

除了「大溪檔案」之外，史學界對蔣介石個人的日記（1917‐1972）充滿了好奇與期待。2005年有了答案，這一年2月16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宣布成立「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中心」，收藏蔣介石日記和蔣經國日記（1937‐1979）原件、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檔案及國民黨黨史館檔案數位化資料。蔣介石日記1917‐1931年部分並於2006年3月24日，正式向學術界開放。胡佛研究所本典藏有宋子文檔案，近又獲藏孔祥熙檔案，加上國民黨黨史會全份數位化資料，已然成為國際近代中國史、國民政府史、國民黨史研究的重鎮。猶憶當年（1962）治史厚古薄今，主張考史不著史的胡適，一直認為民國史不能研究，因為史料不開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今，此種陰霾已一掃而空。在台灣，2000年政黨輪替，國民黨成了在野黨，從革命政黨兌化為競爭政黨，人事、環境、生態劇變，國民黨史研究條件，實已趨成熟。

蔣家人把兩蔣日記原件「暫時」（五十年）存放美國，當然引起台灣學界的不滿與惋惜，台灣媒體以史料「負氣出走」、「流亡」稱之，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心境和想法。其實胡佛研究所以「合作」之名，擲下重金（300萬美元）「購置」黨史會全部重要的檔案資料數位化微片，可以想見胡佛已挾打造了國際近代中國史研究中心的企圖。參見林博文，〈兩蔣日記負氣出走？〉，《中國時報》，2005年2月19日；傅建中，〈兩蔣日記存美反映的問題〉，《中國時報》，2005年4月17日；Ramon H. Myers and Tai‐chun Kuo, The Modern China Archives and Special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2005；Tai‐chun Kuo and Hsiao‐ting Lin, T.V. So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Look at His Role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World War II,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2006.

胡適說：中研院近史所為什麼不能研究民國史，就是材料不易看見，……蔣介石保留的材料最完備，他在民國的歷史中最重要，但誰能看到這一部分的材料？這個時候寫民國史，誰肯做客觀的判斷？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冊10，頁3852‐3853。

研究國民黨史另一個可注意的收藏，是存放在中研院近史所的「朱家驊檔」。朱家驊（1893‐1963），1938年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次年調任組織部長，並兼領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達六年之久。朱在這段時間對中央及地方黨務涉入甚深，因此檔案內容主要為各地方黨務幹部所呈送人事及工作報告，其中以各省、地區及學校黨務部分最為可觀，且具有相當私密性，對於探討抗戰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地方黨務運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特別是朱氏任秘書長及組織部部長期間，黨內有所謂「朱家驊派」形成，其與長期主持黨務之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及所謂「CC派」間的關係，外界諸多傳言和揣測，這批檔案當可為學者提供一定的背景和解答。

一九九○年代以後，由於世局驟變，在台灣、美國之外，研究國民黨史還可注意中國大陸與俄國莫斯科史料機構的典藏。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庋藏，以民國史資料為主，其中涉及國民黨史比較重要的有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民眾訓練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黨政考核委會等資料，可以補國民黨黨史會典藏之不足。不過，涉及人事檔案，該館基本上仍未開放，學者查閱資料有時得靠運氣，這是學界期望建立檔案管理制度的緣由。中國大陸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地區性檔案館的典藏，尤其像國民黨勢力所及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等地的省檔案館，存有國民黨省級執委會的檔案，這對國民黨基層的研究，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一九八○年代，莫斯科前蘇聯的檔案解密，透過德文、英文的轉譯，對二○年代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及中共關係的了解，有直接的貢獻，當然也帶動了相關的研究。

施宣岑、趙銘中忠主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簡明指南》，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該館近年出版《中華民國史料長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帙多，有一定参考價值。

例如王奇生的《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一書，即曾運用湖北、福建、江西、安徽等省檔案館中省執委會檔案資料。

1993年後俄羅斯檔案館逐步開放，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和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有關聯共（布）、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1920‐1949），1994年開始出版。1997年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為中文，開始陸續出版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系列資料叢書。

現代史研究本有問題複雜、人事牽扯、史多禁區的困擾，對史學研究而言，史學家對史料多貪求無厭，故而公私檔案的解密或開放，為學界所歡迎，尤有助學者釐清史事真相，解答謎題。其實走向學術化較難的，倒是政治意識型態藩籬的撤除和研究禁區的突破，這在二十世紀末倒是呈現了樂觀又美好的氛圍。

四、國民黨史研究學術化的走向

早期國民黨歷史的書寫，多半基於「以黨治國」的理念下，或為保存史料，或為發揚黨的歷史精神而來，黨史、國史難分，雖還沒達到「穿靴帶帽」以論代史的地步，不過也談不上進入純歷史研究之林。真正展開對國民黨史的研究，先是來自七○年代西方學界，然後是八○年代之後的海峽兩岸。

五○年代，在台灣時期的國民黨史，塑造了革命史的譜系，「自總理倡導革命，總裁繼承遺志，回溯往事，如創立民國，完成統一，抗戰勝利，以至於今日反共抗俄中興建國之大業，本黨的每一努力，莫不與國運息息相關。」見張其昀，《中國國民黨史簡編》（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頁1。從二○年代末陳希豪《過去三十五年之中國國民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到五○年代張其昀的《黨史概要》、《中華民國創立史》（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2），類似黨的通史性著作，都屬教育、宣傳意義大於學術創作的書刊。中共的現代史研究，在十一屆八中全會之前，在「中國現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史」的模式下，歷史論著前言、結論均需呼應唯物史觀、毛澤東思想，亦即均需「穿靴戴帽」式的以論代史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結論。見楊奎松，〈中共黨史〉，曾業英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0），頁582‐612。

美國史學界早期對國民黨的歷史有興趣，是因為對中共所以能占有大陸的歷史好奇和需要引發的。1970年之後，楊格（Arthur N. Young）和薛光前的南京十年的回憶性著作，首開其端，然後田弘茂、易勞逸（Lloyd E. Eastman）的著作，引起學術討論和研究的效應。美國學界第一個重要的討論是國民黨的屬性問題。這個主題本不新穎，因為北伐清黨後，國民黨內引起左右派理論之爭時已有戴季陶、陳公博、施存統等人的不同看法。不過到了三○年代，國民黨思想定於一尊之後，反由中共來為國民黨「定性」：國民黨是代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資產階級」的政黨，自認為代表「全民」利益的國民黨，當然反對階級屬性說法，但真正破解中共論點的卻是美國歷史學界。1974年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與1980年柯博文（Parks M. Coble Jr.）的《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書，持「自主理論」（autonomy thesis），認為國民黨並未與資本家連成一氣，而是具有獨立自主的勢力，政策不為任何階級服務，其政權為「精英式」。但隨後梅諾華（Noel R. Miner）、蓋斯白（Bradley K. Geisert）、卜睿哲（Richard C. Bush）對江、浙、長江下游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國民黨的屬性曖昧，且政出多門，地主仍有左右政府政策的可能，故國民黨政權又被視為「多元化政權」（pluralistic regimes）。一九八○年代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研究上海商會，更提出所謂「專制協合政權」模式（authoritarian‐corporatist regimes），認為國民黨政權建立在彼此利益矛盾的各階級聯合上。1982年齊錫生研究戰時中國，否定國民黨是精英式、親商、法西斯或群眾運動的政黨，乃是一個道地的軍事政權。歷史家往往會拿自己之所長，作一方面的側重，也有可能生搬硬套一些理論，作出自己的詮釋。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持國民黨無階級論，這對九○年代之後大陸史家逐步擺脫先入為主的、為國民黨定性的史觀，不無先導的思考作用。

楊格曾任南京政府的財政顧問，薛光前等人也是當年歷史的參與者，參見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aul K. T. Sih ed.,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g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直到九○年代中國大陸出版的國民黨通史性的著作，還是承襲老套，一開始便從「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切入，參見劉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編，《中國國民黨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季鴻生等著，《中國國民黨史綱》（上海百家，1990）。

Parks M. Coble Jr.,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Noel R. Miner, “Chekiang: The Nationalist’s Effort is Agrarian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1927‐1937”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3); Bradley K. Geisert, Radicalism and Its Demise :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Factionalism, and Local Elites in Jiangsu Province, 1924‐1931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Michgan University, 2001) ; Richard C. Bush, The Politics of Cotton Textiles in Kuomintag China, 1927‐1937 (New York : Garland Pub., 1982).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His‐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以上相關討論，可以參考Republican China, vol.9 no.2 (Febuary, 1984).

本來史學是跟著環境走的，往往世變愈急，史學也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史學益新，故而歷史的研究常會跟著求變、求新。六○年代，在東西冷戰情勢下，海峽兩岸互懷敵意，國民黨對政治緊抓，對學術也抓緊，因此一直到八○年代前，台灣政治氣氛肅剎，學術自由受到一定的約束；當時反共國策是大專學校歷史教育的重心所在，中國現代史以中華民國史為主幹，又以國民革命運動的全部歷程為範圍。教科書直接以政治史的概念建構歷史的主線，以「資治」作為歷史主題的認識，其結果自然傾向於述說滿清的腐敗，諷斥北洋政府的無能，貶抑共產黨的地位。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史等同於國民革命史，國民革命史又等同於國民黨史，「國民革命史觀」有如學術中的「政治正確」，成了台灣官方近代史的論述主軸。七○年代之前，中共出版品列為禁書，中共史屬「匪情」範圍，有些學者如吳相湘、沈雲龍等，主持影印或主編四○年代以前的出版物及論文集，以解學界的渴求；占有地利之便的學者，則集中精力研究北伐以前的歷史，因此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期間早期國共關係的研究成果，例如張朋園、張玉法立憲派的研究，蔣永敬、李雲漢對鮑羅廷（M. Borodin）、容共清黨的專著，最引人注目。1974年，教育部列中國近代史為大專院校共同必修科，強化了自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以降的革命正統史觀。所幸的是政治教條之外，歷史別有引人魅力，而這一國民黨史觀則多用在近代政治史的解釋上，法力有邊，更難和中共無遠弗屆的革命史觀相媲美。不過這個階段，已如前述在台灣的史政機構如國民黨黨史會、國史館、史政局等，逐步開放史料，出版資料叢刊，鼓勵研究，召開學術會議，一方面促使黨史學術化，一方面也培植了一些研究人材。黨史與國史的界限，此時雖不易釐清，而且若干研究領域依然存有忌諱。不過，以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史為內容的研究成果的確陸續展現，打破後朝人修前朝史的觀念，當代人也可以修當代史，直接間接有助於國民黨史研究的學術化。

可參見比較兩本著作：張其昀，《黨史概要》（1953）和李守孔，《國民革命史》（台北：國父百年誕辰籌委會編印，1965）。

張玉法，《清末的革命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5）、《清末的立憲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5）；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3）；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台北：中國學術獎助會，1963）；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獎助會，1966）。

一九八○年代全世界許多地方都有重大變動，台灣不能例外，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也當然受到波及，開始轉型，尋求新出路。

台灣近代史學術研究的變動主要來自政治的牽引。一九七○年代末期一黨獨大的局面已開始鬆動，在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聲浪下，1987年7月15日的解嚴，不啻為一場寧靜革命的開端。思想言論自由的結果，三民主義的教條受到冷落、意識形態和黨國體制不再，廟堂史學宣告消失，學者不再有過去類如「稱謂有制，忤時罹罪」的顧慮，於是反彈史學、平反史學、本土史學等新面目的近代歷史著作，紛紛出籠，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而言，實一嶄新局面。這一時期尤其受歷史學者歡迎的是史政機構史料的空前開放，國民黨黨史會機構雖日見萎縮，但史料已開放到一九五○年代。國民革命史觀不再，中國現代史不再等同於國民革命史，也不等同於國民黨史。顯著的變化是：「革命」氣燄大見削弱，近代歷史人物重新評價，國民黨史不同方向問題的研究與發掘、中共史與台灣史研究的「禁區」，也因此解除。

同樣作為大專學生的中國現代史讀本為例，1974年幼獅書店出版的《民國史二十講》，涉及中共的三講，題目分別是第10講「中共的長成與滲透陰謀」，第18講「行憲與共匪之擴大叛亂」，第20講「共匪暴行與台灣新政」；1986年，張玉法在東華書局出版的《中國現代史》（2001年修訂），涉及中共的章節名稱已大不相同：第6章「國共關係」，第9章「戰後國共鬥爭」，第12、13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與建國」。

可參考拙著，〈從改革、革命到告別革命：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省思〉，收入孫康宜、呂芳上，《變：新局面的創格》（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頁27‐73。

在台灣，八○年代前中共研究屬「匪情研究」，學者多不涉足，台灣歷史被視為禁區，國民黨派系問題的討論更是忌諱。但八○年代以後，已然不同。中共史有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台灣史已成為台灣歷史學界的「顯學」，見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北：麥田出版社，2991），頁113‐206。

八○年代以來，在台灣，以中國國民黨史的研究而言，拋棄舊思維，運用新資料，提出新問題，已逐步呈現出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視野。舉例言之，1994年，長期致力於國民黨史研究的李雲漢，完成數百萬言的《中國國民黨史述》，這部大書有幾個特點：第一，具完整性。起自1894年興中會創黨，迄於1994年國民黨十四全代會，剛好百年，時間綿長，坊間的國民黨史，少能企及；第二，具有較大的視野。由於作者運用豐碩直接史料，又參用中外文各類著作及研究成果，因此推論及詮釋較深且廣，非其他同類書籍可比；第三，具學術性。本書在外型上有正文、有附註，有附錄（含重要文件選錄、重要會議簡表及職名錄），有主要參考書目，均合乎國際學術規範；內容上對爭議性問題不迴避、不曲意維護，表現適度的客觀。不過，本書因作者身份特殊，加上架構不能完全擺脫傳統論述模式，官書味道仍濃。解嚴之前，台灣地區的近代政治史研究的確存有若干「禁忌」，例如國民黨內部派系問題，坊間除了政治敵對者的宣傳品外，學術性的著作從來諱莫如深，九○年代之後鄧元忠、林能士、陳進金、王良卿等，開始利用原始檔案對三○年代地方實力派、藍衣社、三○至四○年代的黨團糾紛、戰後派系與政治糾葛等問題，有深度的討論，使國民黨的內部組織和蔣介石對派系的運用，有了比較清晰的輪廓和掌握。五○年代後，台灣在官方政策影響下，蔣介石研究一直很難走入學術界，八○年代後黃仁宇及汪榮祖、李敖的著作，可視為「大歷史」角度及「反彈史學」的代表，表現多元的視角。近年來由於大溪檔的開放，學者如張瑞德致力於軍委會侍從室的研究，從題目與題旨均可見其新穎之處。其次，五○年代後汪兆銘（精衛）及其改組派，一直不為台灣學術界所正視，此中涉及蔣、汪關係、非國民黨主流系統、「漢奸」重新評價問題。近年這些議題已開始由街頭巷議的談話資料引入學術殿堂的討論。八○年代之後，王克文、邵銘煌、羅久蓉等學者，分別對汪精衛一生的重大史事、戰時中日誘和與談判、汪政權本質的再評價，有新的資料和看法。由「妥協」非「投降」，「投降」不必是「賣國」的思維，及「漢奸」與「通敵者」（collaboration）的文字分殊中，可見端倪。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期間，統一與抗日、軍事與內政，涉及蔣、汪關係，也涉及內政、外交的互動，年輕一輩的學者如劉維開、周美華、許育銘、李君山等，大量利用大溪檔案完成的博碩士論文和著作，對戰前黨政關係、內政與外交的糾結，已有比較清楚的著墨。三○年代法西斯主義在中國一時的流行及中共黨史的研究，八○年代前一向不是史學家涉足的領域，到了九○年代，馮啟宏、陳永發在這方面都有不錯的研究成果。陳永發的中共黨史雖無法運用中共原始檔案，但既非國民黨的「共匪觀」，也非中共框架之下的革命調調，的確有新角度與新說法。二次戰後到五○、六○年代史的研究，格於史料的開放，過去的研究殊為不足，近年來學者已能充分利用海峽兩岸資料，作出成果。林桶法專書指出戰後國民政府的接收，不能僅以「戰禍」搪塞，國民黨在組織、派系、中央與地方、政治與財經策略均有檢討空間；海峽兩岸分治以後，台灣的民主政治至今仍在學步階段，但五○到六○年代，有其先驅者的努力，過去因為政治因素未獲歷史公平的對待，利用原檔儘量恢復歷史的真相，正是史家的責任。對五○、六○年代臺灣地方政治中國民黨的運作及與地方派系關係，過去多為社會科學界的研究地盤，今則已見史學界任育德提出的研究成果。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全五編，40章289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94）。又參見蔣永敬，〈評李雲漢著《中國國民黨史述》〉，《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19（1995年3月），頁117‐123。

九○年代前，台灣可以看到的國民黨派系問題的著作，仍是香港或大陸的出版品，例如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9）、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范小方，《二陳和C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等。

鄧元忠在1979年出版過《三民主義力行社史》（台北：實踐出版社），後來改寫為《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林能士寫過〈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和談——以「重慶會談」為例〉《歷史月刊》，期89（1995年6月），頁71‐75；〈國民黨內派系之爭與國共商談——以《王世杰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輯，《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下（台北：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頁920‐938；〈國民黨派系與韓國獨立運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期14（1997年5月），頁197‐209；陳進金，《地方實力派與中原大戰》（台北：國史館，2002）；王良卿先研究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關係，近又研究1950年代國民黨改造中內部派系問題，見《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動盪中的改革：中國國民黨從「革新」走向「改造」，1945‐1950〉（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反彈史學」意謂戒嚴時代的研究禁區，解嚴之後史家作出完全不同評價的著作。黃仁宇與汪榮祖、李敖有關蔣介石研究的著作對蔣的評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風格方法各異。參見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1994）；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台北：商周文化，1995）。

張瑞德已發表的作品有〈無聲的要角——侍從室的幕僚人員（1936‐1945）〉，《近代中國》，期156（2004年3月），頁141‐166；〈遙制——蔣介石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期5，頁27‐49。

早期正面寫汪傳的是雷鳴，《汪精衛先生傳》（南京：政治月刊社，1944）。另外較早談汪政治運動的是湯良禮（Tang Liang‐li）的英文書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7 reprinted)，五○到六○年代，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1959至64年連載），為汪的偽組織做辯護。

早期討論改組派如山田辰雄，《中國國民黨左派の研究》（東京：慶應通信，1980）；John Hunter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1937‐194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Wai‐chor So（蘇維初）, The Kuomintang Left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均為外文著作。1990年代之後台灣學者對汪及汪偽組織的研究開始注意，例如王克文，《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台北：國史館，2001）；邵銘煌，〈高宗武對日謀和活動〉，收入中研院近史所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1941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期24（1995年6月），頁815‐842；Jiu‐jung Lo, “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 1937‐1945,” in David P. Barnett and L.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 Press, 2001), pp.116‐132；羅久蓉，〈中日戰爭時期蔣汪雙簧論述〉，《新史學》，卷15期3（2004年9月），頁147‐202。

參見劉維開，《國難期內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台北：國史館，1995）；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台北：國史館，1999）；周美華，《從九一八到七七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台北：國史館，2000）；李君山，〈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1931‐1936〉（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馮啟宏，《法西斯主義與三○年代中國政治》（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8）。

參見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3）；任育德，《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政大歷史系，1999）；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台灣時期國民黨及其政治發展的研究，多先在歐美學界且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為多。例如Bruce Dickson,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 Adaptability of Leninist Parties,Oxford: Clardon Press, 1997; Kuo, Julian Jeng‐liang,(郭正亮), “The Reach of the Party‐State: Organizing Local Politics in Taiwan”,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5.; Lin, Chia‐lung, (林佳龍),” Paths to Democracy: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Dept.of Political Science, 1998.; Wu, Nai‐the,(吳乃德),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D.Dissertation, Dept.of Political Science, 1987.

至於中國大陸地區，改革開放後，若干歷史研究的「禁區」開始鬆綁，國民黨史的研究，也由「險學」而成為「顯學」。八○、九○年代中國大陸至少出版十種左右的通史性國民黨史，在缺乏專門研究的基礎下，多半的內容是把現代史、革命史、甚至共產黨史，有關國民黨部分拿來擴充或改寫，以應市場的需要。內容流於膚淺、錯誤百出，自是不免。用黨派立場寫黨派史，仍難擺脫意識型態的牢籠，國民革命本質、國民黨屬性、三大政策、蔣介石地位、抗日與否等問題，海峽兩岸的說法，似乎仍在各說各話的階段。不過，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地區的學者也開始利用海峽兩岸及□同地區資料，紛紛出版令人矚目的國民黨史著作。1997年開始陸續出版的一九二○年代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運動史料，是莫斯科檔案館的珍藏，這批史料的公開，當然帶動了史學家對一九二○年代蘇俄、俄共、中共與國民黨關係史研究興趣。近年郭恆鈺和李玉貞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研究，以及日本、台灣、大陸及英國分別出版了四本「一九二○年代之中國」論文集，均涉及國民黨史，顯示這批史料直接間接的影響。對於蔣介石的研究，北京社科院近史所的楊天石，近年勤遊各地，廣蒐資料，發表了不少具創義性的論文，「目的是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以便進一步準確的闡述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在專書方面，王奇生有關1924‐1949年間，國民黨組織形態的研究，重在組織架構、黨員成分、黨政關係、派系問題上，認定其為一「弱勢獨裁政權」。姑不論此說能否成立，嘗試以豐富的史料、學術的立場討論國民黨史，少了政治味多了學術味，終究是可喜現象。另外一位學者陳紅民，新近利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胡漢民檔案，完成了從函電檔案中的人際關係看史事的有趣切入方法，推論胡漢民三○年代的政治活動。其中最引人注目，又是過去鮮為人知的「新國民黨」史，多少補充了國民黨史研究的空闕。2004年，梁尚賢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國民黨與廣東農民運動》一書，打破了過去一直認為共產黨包辦農民運動的迷思，給二○年代國民黨羣眾運動新的定位。同一年，復旦大學馮筱才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北伐前後的商民運動，1924‐1930》，討論商人與政治的曖昧關係，在商言商，多少觸及到國民黨的屬性問題。上述二書均大量運用黨史館所典藏的五部檔史料，說明台灣地區史料開放，不同地方的學者，同蒙其益。

台灣學者對大陸學者所著國民黨史的評價，參見：李雲漢評李友仁、郭傳璽《中國國民黨簡史》（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蕭效欽《中國國民黨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宋春《中國國民黨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蕭建廷《中國國民黨史》（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90），均見李雲漢，《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評論》，頁173‐268；謝國興〈評劉健清《中國國民黨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見國史館編印，《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14（台北：國史館，1995），頁123‐146。1991年10月底，上海師範大學舉行首次「中國國民黨學術討論會」，仍說國民黨性質為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者而已，抗日戰爭國民黨走了既抗戰又避戰，既抗日又降日，既聯共又反共，既矛盾又統一的曲折道路來敘述，可見仍不脫教條化的思維。見朱敏彥，〈全國首屆中國國民黨史學術討論會綜述〉，《歷史教學》，1992年期5，頁54‐56。1993年11月，北京中國社科院近史所《近代史研究》召開中國國民黨史研究及書評座談會，已更清楚認識國民黨史研究的必要和方向。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第一冊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隨後陸續出版《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郭恆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

日、中、英文四本書名：狹間直樹編，《1920年代の中國》（東京：汲古書屋，1995）；中華民國史料中心編，《1920年代的中國》（台北：中華民國史料中心，2001）；Mechthical Leutner, Ronald Felber, M.C. Titarenko, A. M. Gingoriev, ed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1920s: Between Triumph and Disaster (London: Routledge and Curzon, 200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二○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楊天石，〈自序〉，《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一九二四—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上海：上海書店，2003）。本書未能參考台北黨史館的資料，應屬憾事。

陳紅民，《函電裏的人際關係與政治：讀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胡漢民往來函電稿》（北京：三聯書局，2003）。

在韓國、日本，有關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起步稍晚。依照裴京漢教授的分析，1990年代冷戰體制解體之後，民國史的研究才正式展開。早先由閔斗基教授首開國民革命史的研究風氣，然後尹惠英、白永瑞、裴京漢等教授繼其後。研究重點多圍繞在五四運動、二○年代的國民革命運動與文化運動。這屬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歷史，再往下延伸的黨國體制問題，顯然是目前研究的趨向。這一來國民黨史、國民政府史已是未來不可逃避的研究範疇。日本學界學風在戰後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較深，近十多年來以其固有學術積累、國際視野、研讀文本習慣、善於糾合團隊進行研究下，已展開民國史不同面向的研究。在國民黨史的研究方面，早期雖有通史性的著作，但真正從事國民黨史學術性研究，是以研究國民黨左派知名的山田辰雄教授首開風氣。1990年代之後，史學界受到世變牽引及史料開放影響，許多人注意到國民黨政權史的研究，姬田光義、西村成雄、久保亨、家近亮子等，都是此一領域的佼佼者；針對國民黨史本身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有深町英夫、松田康博等人。他們共同的特色是揚棄革命史觀的影響，批判主觀主義的歷史研究法，重新審視革命的意涵，賦予國民黨及其政權應有的評價。

裴京漢《韓國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219‐256。

例如山內喜代美的《中國國民黨史》（東京：巖松堂書店，1941）、波多野乾一的《中國國民黨通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43）等。

山田辰雄原為東京慶應大學法學部教授，退休後轉任開放大學教授，著有《中國國民黨左派の研究》（東京：慶應通信，1980）；《近代中國人物研究》（東京：慶應通信，1989）。

姬田光義，《重慶中國國民黨在港秘密機關檢舉狀況》（東京：不二出版, 1988）；《戰後中國國民政府史の研究 : 1945‐1949年》（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01）；西村成雄，《20世紀中國の政治空間：「中華民族的國民國家」の凝集力》（東京：青木書店，2004）；久保亨、石島紀之編，《重慶國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家近亮子，《蔣介石と南京國民政府》（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2）；深町英夫，《近代中國における政黨‧社會‧國家：中國國民党の形成過程》（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1999）；松田康博，〈中國國民黨の地方統制試論—一九五○年代初頭の台灣を中心に〉，小島朋之、家近亮子編，《歷史中の中國政治  近代と現代》(東京：勁草書房，1999)；松田康博，〈台灣における中國國民黨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の關係關する一考察—一九五○年代を中心に〉，《法學研究》，卷75期1，2002年1月。

參考久保亨〈近幾年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現代史的情況〉，《民國研究》，總7輯，（2003年9月），頁183‐185。

總的看來，中國國民黨史的研究因外在環境的改變，成為一個客觀、獨立、有個性的歷史研究領域，已逐步呈現。在這一條件下，如果各國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學者願意携手開發，此正其時。

五、研究遠景：代結論

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台灣的民主化，這種大氣候的確有助黨史研究學術化的走向。近年中國各地區檔案館程度不一的史料開放，和出版期刊公布史料，是學界歡迎的事。台灣重要史學和史料機構，檔案不只大幅解密，同時又積極進行資料數位化和網路化，未來利用將更為便捷。此外，口述歷史的推動，當然有助於當代歷史資料的保存。台北國史館近年將大溪檔文物圖書類中的《事略稿本》（1927‐1949）270冊，分年按月分冊出版，其內容和重要性並不亞於蔣介石日記；中研院近史所近年把《王子壯日記》正式影印問世，由此聽到一位重要黨工的心聲，對1946年之前國民黨黨務運作、中央監察委員會功能的了解，有極大作用。足見新資料的出現，絕對有助於黨史研究領域的開拓。

近年中華民國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的國家數位典藏計畫，故宮文獻、中研院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近史所外交及經濟檔、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台省文獻館之日治時期總督府檔案，均納入其中，將來上網查閱，甚為便利。

《事略稿本》係蔣介石秘書參酌各方函電令告並節抄蔣日記，仿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方式編成，2005年12月已出至第24冊（1934年2月）。王子壯，1901‐1948，山東濟南人。北大畢業後先在山東國民黨省黨部任識，1927年追隨丁惟汾任中央黨部秘書；三Ｏ年代後歷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中監會秘書長十年之久。日記起於1921年，止於1946年，其中1935年至1946年部分最完整。見《王子壯日記》，10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詭譎多變，現代政治史的研究雖有資料繁富、問題複雜、事多隱晦、人多在世、史多禁區的困擾，但在脫開現實政治糾纏，重新檢視史實並淡出黨國體系，擺脫革命史觀的影響後，一如章太炎所言：「字字徵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從細緻處見真實，歸納長時段歷史的發展過程，客觀理出史事發展的研究方法已成為可能。

章太炎，〈再與人論國子書〉，《章太炎全集》，卷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355。

由於時局變動，史學跟著變動，以近十多年來中國國民黨史研究而言，的確可以觀察到幾個明顯的走向：

第一，中國國民黨史資料的大量開放，將有助於研究領域的擴大。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史料，例如台灣地區國民黨資料的空前開放，蔣介石總統檔案全盤的解密，大陸地區中央及地方檔案運用的日趨便利，海外個人專檔的儲存與利用，對國民黨史研究、議題的開發、歷史問題的解答，均有積極正面意義。第二，在歷史解釋中，以多元取代單元，亦即把政黨史從傳統革命史觀中「解放」出來，歷史不再為革命服務，歷史不再為政治服務已完全可能。史學本是講能夠找資料證明的學問，不是憑「諭旨」辦事的學問，因此如能擺脫僵化史觀（如革命史觀），遠離「偉人教條」（如孫中山主義、蔣介石教條、毛澤東思想），去除條條框框（例如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面目一新、客觀、公正，以不同角度切入的政黨史，應該可以期待。第三，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很難不注意國、共兩黨活動。幾十年來，除了短暫的合作之外，兩黨長期對抗，互為仇讎。「政治史學」使求真的史學蒙塵，因而要「重現」歷史真相，必得跳開敵對立場，勇於超越「黨見」，不「漢賊不兩立」，也不「黨同伐異」，如能避開雙方的敵對思維與話語系統，以學術角度思考問題，以學術語言展現成果，必會予人耳目一新的感受。這用在具韓國、日本或西方主體性史觀的歷史學者，如何回到中國主體性進行檢視，情形也會是相同。第四，黨史與國史宜有分際。國史範圍廣，重在近代國家的建立、發展的進程，內容包羅萬象。黨史可以是國史的重要內容，但非全部，國家與黨的關係可在黨政關係中盡情發揮。黨史既以黨為主體，則黨體制的型塑、黨領導精英背景分析、黨員流動與社會構成、派系矛盾與調節、理論與路線的形成與發展、思想與行動的一致與落差，黨際互動問題，黨的監察功能、財務運作、組織形態、宣傳方式、重建與新生等，均可成為重要研究主題，所謂「黨治史」與「治黨史」的區分，大約亦即國史與黨史的分界所在。由此一思維衍生出來的諸多議題，例如黨與社會下層關係，精英與幹部、黨員背景與流動分析、黨監察訓制度的設立與運作，CC派、改組派、復興社、朱家驊派問題，國民黨黨權、政權、軍權、民權的關係，黨營事業問題，黨在省級以下的運作研究，黨與地方族群、團體的互動，如何從革命黨轉型為競爭性政黨等，均係國民黨黨史中值得學界深思研討的議題。

借用杜贊奇的話語，見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久保亨的研究討論已注意及此，見久保亨，〈近幾年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現代史情況〉，《民國研究》（南京大學），輯7，2003，頁185。

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自序，頁2。據悉楊天石教授刻正主持編撰七卷本的中國國民黨史，分題、分人，將以不同往昔黨史的書寫方式呈現。

「把政治放回到二十世紀中國史」，近年來政治史研究因新社會史、新文化史研究的興起而有邊緣化的危機。不過，由於史料的大量開放，和學術研究自由環境的出現，善用社會科學為研究輔助工具，則政治史中黨史研究實已具備相對的優勢。現在，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研究國民黨史、重寫國民黨史最好的時機已經到來。我們應該好好思考黨史的學科架構，試著從新建立黨史的研究傳統，也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國民黨史列入學術研究之林。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學術》，輯1，2004年春。

第Ⅰ部

國民黨의 組織․理念과 黨國體制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演变(1924-1927年)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演变

王奇生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进而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五六年后，李剑农撰写《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时，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申言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531页。

与李剑农的观察相似，胡适从另一侧面也注意到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变化。他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以1923年为界标，中国现代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思想倾向于个人主义，之后思想倾向于集团主义。“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李、胡两人之观察视角虽有不同，但都敏锐感受到了192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与思想的转型与转折。

《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习惯以1927年为界标，将之前的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与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革命”与“反革命”或“容共”与“反共”的不同标签下截然两分，过度凸显两者之间的断裂而漠视其传承。其实，在国民党党史上，1924年的改组，比1927年定都南京，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

国民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治”政权，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日。这样一种党国一体、党在国上的“党治”国家体制最初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在政治实践中又是如何运作和蜕变的？其未来又将会如何转型？这些问题均值得学界深入探讨。

本文选取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这一国民党的党治核心机构作为考察对象。国民党中政会，自1924年7月建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其间名称、组织与人事虽迭有更易，但其作为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最高政务决策机构，其基本职能大体未变。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考察早期中政会的源起与演变。

学界对国民党中政会的研究，多侧重1927年以后，对1927年以前中政会的组织演变或语焉不详，或存有误解。相关研究请参见：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下），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增订4版；钱端升、萨师炯等：《民国政制史》（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增订2版；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12月初版；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7年6月；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5年10月。近年来较出色的研究，见刘维开：《训政前期的党政关系——以中政会为中心的探讨》，《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四川成都，2005年8月。

（一）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以俄共党章为蓝本，制定新的党章。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以后国民党党章虽历有修改，此一规定则基本未变。就人员构成而言，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两者并非同一。这意味着国民党中央实际上有两个并列的“最高机关”。按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执会应从属全代会，但因全代会不常开，中执会实际上成为党常设的“最高机关”。

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详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7页。

不仅如此，为了迁就和尊重孙中山在党内崇高地位之事实，国民党“一大”在党章中特别规定“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并对全代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中执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意味着“总理”居于全代会与中执会之上，总揽党的最高权力，对全党行使独裁。这样一来，全代会和中执会实际上均非真正的“最高机关”。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半年之后，孙中山又另设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国民党党章中没有规定。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两个“最高机关”之外，还叠床架屋另设一个机构？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国民党中政会的原型，实脱胎于俄共中央政治局。1919年，俄共鉴于人数众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运转不灵，乃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分别负责政治和党务工作。这两个机构成立后，隐然取代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政治局的权力又逐渐超乎组织局之上，实际成为俄共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

俄共的这一体制，经鲍罗廷介绍，被孙中山采纳。鲍罗廷向孙中山进言：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一些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不能及时做出反应，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因而难以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实际上，鲍罗廷还有一个更深切的考虑，即当时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有一批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反对“容共”政策，对孙中山时加掣肘。另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意在将中央执监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转移过来，从而使孙中山摆脱那批“老同志”的影响。

参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1924年7月，中政会正式成立。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旋辞职，易为瞿秋白）、戴季陶、邵元冲、伍朝枢等7人为委员，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孙中山所指派的委员，都是当时鲍罗廷眼中的“左派”人物。孙中山显然在中政会人选上参考了鲍罗廷的意见。张继等老同志听说中政会是鲍罗廷建议设立的，而且孙中山要聘鲍氏为中政会的“高等顾问”，曾极力表示反对，但未能如愿。

《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10页。

《国民党中央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98页。

一般的看法，中政会最初只是孙中山的一个咨询机关，并非一个有显明职权与责任的机关，其权力有限。这一说法不尽符事实。在鲍罗廷的设计中，中政会应是一个类似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权力机构。孙中山所指派的中政会委员，都是其最信赖的左膀右臂和忠实追随者。而中政会的实际运作，也显示它是一个比中执会更核心的权力机构。从中政会设立，到孙中山北上以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1924年7月11日至11月1日），中政会共召开过12次会议。其中孙中山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8次。而自5月以来，孙中山已甚少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就是说，孙中山北上以前已有将权力重心由中执会向中政会转移的趋向。另外，作为政治顾问的鲍罗廷竟一次不落地列席中政会。此种迹象亦十分微妙地反映了中政会实际地位的重要性。

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国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5年10月，第32页；陈之迈：《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7年6月，第608页；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鲍罗廷私下直呼国民党中政会为政治局。见《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年7月18日）。

委员的出席次数：孙中山8次，胡汉民11次，汪精卫7次，廖仲恺9次，伍朝枢10次，邵元冲6次，瞿秋白6次，鲍罗廷12次。根据政治委员会第1—12次会议记录统计，中政会档，卷号：00‐1/27，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下文所引中政会档，出处均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参见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载《国民党周刊》（第9期以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周刊》）各期。

论者多以为，孙中山设立政治委员会的目的，是出于军政党务分工办理的考量。因为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后，又议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这样一来，似乎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政治，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之分工格局。不过，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初期，其职能之分工并不如此清晰。在中政会成立后第三日，胡汉民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提出政治委员会之权限案，经会议议决：（一）关于党事，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由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二）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办理。以此观之，中政会不仅可以处理政治及外交问题，也可以处理党务，但地位居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细察12次中政会所讨论和议决的内容，涉及内政外交、财政金融、党务宣传、地方自治、军事训练、国共关系、人事任免等各个方面。相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讨论党务，中政会的决策范围明显宽泛得多。其中，政治决策确是中政会的主要职责。该会第10次会议决议案称：“本会为唯一讨论政治之机关，至于实行，则一方面由于政府，一方面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此案可以解读为：一、除中政会外，别的机关（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讨论政治问题；二、中政会是政治决策机关，而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执行机关。此点与中执会第43次会议之决议又有所不同。中政会的权力隐然超乎中执会之上。

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卷号：00.1/2。另参见林桂圃《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一文。

参见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

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

政治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卷号：00‐1/27。

自1924年7月中政会设立，至11月孙中山北上前，因时间不长，总计开会仅12次，中政会的职能和角色不大为外间和后来研究者所关注。实际上，在1924年下半年间，广州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多是通过中政会作出的。如9月3日第7次会议，议决发表北伐宣言，并决定国民运动大会的宣传宗旨；11月1日第12次会议，议决和北方合作的条件，中山先生决定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在此期间，国共关系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展开过多次激烈的论争，最终也是通过中政会加以解决的。事缘于1924年4月，国民党老党员们寻获到一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以此作为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组织活动之证据。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开会讨论，均发生激烈争执而未得结果。最后决定请孙中山召集中央全会讨论解决。 8月15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开幕。但全会论争数日，亦未能达成任何结论。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此问题拟出两个草案：一是《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一是《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21日，汪精卫将两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全会表决一致通过。草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与共产国际“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据鲍罗廷给莫斯科的报告，孙中山怀疑中共企图通过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乃建议成立一个直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以后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都透过该委员会来传递。这样一来，国民党就能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态度，并可切断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直接联系。孙中山将国际联络委员会直属于中政会，使中政会的权力更为集中。只是因共产国际与中共消极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没有实际运作起来。

《张继等三监察委员弹劾共产党呈文》，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及人书局，1987年影印2版，303－305页。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0次会议情况通报》（1924年7月3日），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497－502页。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记录》，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8－329页。

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之政治委员会暂时停开。孙中山在北京病重住院期间，加委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李大钊、丁维汾、王法勤、张国焘等人为政治委员，在北京另外组织一个政治委员会，代替孙中山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据张国焘回忆，鉴于广州有一常设的政治委员会，北京的政治委员会只是临时性的，没有设主席，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汪精卫当时是北京政治委员会与孙中山之间的唯一联络人，不仅经常代表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外发言，而且在孙病危之际，是国民党内少数能直接见孙的同志之一。汪虽然名义上不是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但委员会实际以汪为中心。汪在孙中山逝世后，很快在国民党内脱颖而出，成为“革命接班人”，与其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不无关系。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代理孙中山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决策作用。在此期间，广州之政治委员会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有时西南与广州政局的处理和应付，亦须由北京之政治委员会加以决策。兹举一例：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将不起之时，北京政治委员会讨论决议：“帅座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汪精卫将此决议电告广州。广州政治委员会依据汪电，于2月19日开会（是次会议是孙中山北上后广州政治委员会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决议广州政府应改为合议制。从此例看，广州政治委员会对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既似追认，又似接受和执行，折射出两会关系之微妙性。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380—384页。

《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35页。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72页。

既往论者多以为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理广州大本营大元帅，是孙中山有意让胡接班，而甚少注意到汪精卫在北京代理孙中山主持政治委员会这一重要事实。在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心目中，亦认为汪精卫是随孙中山北上办外交的，无论如何也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实际上，汪精卫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这一段经历，为其日后角逐国民党领导权，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二）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全党愿意接受他的“独裁”。中政会虽然在党章中缺乏依据，但因是孙中山主持，党内对中政会的运作并无质疑。孙中山逝世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不一，加之委员散处各地，很难有效运作，中政会乃成为实际权力中心。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国民党内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因之而起。

1925年6月14日，胡汉民在广州大本营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是次会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会议的序列，被称为第14次会议。这意味着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没有被纳入到中政会的会议序列之中。二是此次会议规定：“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政治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之进行”；“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之名义执行之。”这一规定可能理解为政治委员会为整个国民革命的指导机关，而不止限于政治指导；对于中执会，中政会应对其负责；对于政府，则中政会是指导和决策机关，政府是执行机关。

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卷宗号：00‐1/27。

6月19日，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6次会议，决议设立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并确定新政府的组织大纲及成立日期。6月22日，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国民政府的人选问题。6月28日又开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令。6月30日再开会决议“推本会主席为党代表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这意味着，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不是通过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出的，也不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的，而是由一个在党章中没有法理依据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1929年3月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印的《政治总报告》载，成立国民政府是6月14日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此后之相关研究多沿袭此说。查政治会议之原始记录，知此说有误。

政治委员会第16、17、24、26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卷宗号：00‐1/27。

国民政府于7月1日在广州宣告成立后，政治委员会于7月5日开会决定：“政治委员会之议决，如须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之者，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通过；遇紧急时得先行之，然后请求追认政治委员会之议决；如迳以政治委员会名义行之者，汇报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此而观，中政会应从属于中执会。

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卷宗号：00‐1/27。

但三天以后，政治委员会又开会议决：“党与政府及军事之政策，未经政治委员会讨论以前，无论何项机关都不能决议；如有决议，即认为无效”。这意味着即使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亦不能在政治委员会讨论以前有所决议，实际否定了此前中政会从属于中执会的规定。

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案卷号：00‐1/27。

对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中政会要求两会于开会之先，其议事日程须在政治委员会先行讨论。不久又明确规定：“军事委员会不作为政府一部之性质，而为政治委员会之一手足。”

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卷宗号：00‐1/27。

政治委员会第23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案卷号：00‐1/27。

中政会还颁布了《政治委员会处理事务细则》，规定应由该会讨论的事项为：（甲）关系国家全体利害者；（乙）关系政府全部利害之政策者；（丙）关系本党主义或决定者；（丁）有使本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者。细则还规定了包括国家政府各部、监察院、审议院、军事委员会及广州市政府等在内的各高级政府机关，每月以书面形式将施政经过、成绩、计划及困难，报告中政会，接受中政会审查。

转引自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7月15日，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集中党务于政治委员会问题”，决定“政治委员列席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对于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只能提议修正文句，不能变更意义。”7月27日，政治委员会议决，中央组织部应直接受政治委员会领导，中央组织部长应出席报告全国各地党务。9月2日，政治委员会更明确议决：“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会议议事日程先期送交本会。”

政治委员会第35、40、52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卷宗号：00‐1/27。

上述决议，意味着中政会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明确规定其权力至高无上，集权的范围和力度均属前所未有。中执会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掌控。原由中执会主管的党务，中政会也要加以干预。如政治委员会第73次会议讨论决定广东省省党部各委员人选，第75次会议又议决广东省党部于政治委员会在粤期间，直接受政治委员会之指导等。

政治委员会第73、75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案卷号：00‐1/27。

在孙中山时期，中政会之召开不定期，或一周一次，或二周一次。国民政府成立后，中政会每周召开三次（一、三、五召开）。召开频度的增加，与其决策职能的强化有关。

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日隆。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州几乎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57页。

在孙中山时期，孙是中政会的当然主席，孙不出席时，由胡汉民代行。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的会议记录上仍署“汉民代”或“汉民代行”。自1925年6月30日（国民政府成立前夕）第26次会议起，正式由胡汉民署名，不见“代”或“代行”字样。7月15日第35次会议记录上，首次出现“主席胡汉民”字样（此前会议记录只在最后署上“孙文”或“汉民代行”）。在廖仲恺案发生以前，中政会主席均是胡汉民。这意味着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至廖案发生的一个半月时间里（1925年7月初至8月中旬），广州政坛呈现双雄共主之局：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中政会主席。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亟欲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但是时中共中央视胡汉民为“中派”，视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为“左派”。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鲍罗廷有意抑胡抬汪。汪精卫联络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朱培德等重要军政领袖，私下达成政治联盟，共同孤立胡汉民。以往认为胡汉民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只得了一个空头的外交部长，因而失势。实际上，胡的真正失势，是在廖仲恺案发生以后。

苏维初：《国民革命时期的西山会议派》，载吴祖明主编《中国大革命与亚洲》，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廖案发生后，汪精卫利用廖案与胡汉民堂弟胡毅生有牵连，趁机将胡汉民逐往苏俄“养病”及考察。鲍罗廷还致电莫斯科，希望共产国际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回国。与此同时，政治委员会（第52次会议）增补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委员，并由汪精卫接替胡汉民为中政会主席。

汪精卫利用廖案逐胡并排挤国民党右派之举，在国民党高层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广州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第193、195－197页。

由于中政会过度集权，中执会权力被侵蚀，导致部分中央执监委员很难参与机要。而中政会委员中，如蒋介石、孙科、许崇智、伍朝枢等人皆非中央委员，从而出现中委无权，非中委有权之畸形。邹鲁、林森、邓泽如等一批受到冷落的国民党中委“老同志”自然心怀不满。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民党中央一批“老同志”在北京西山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与广州的党中央相颉颃，组成“西山会议派”。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反共分共相号召，故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相，其实，从党内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西山会议派”的形成，更有意识形态以外的因素。

李国祁：《邹鲁与西山会议》，《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209页。

“西山会议派”除主张取消共产派之国民党党籍外，还要求取消政治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其中指责鲍罗廷与汪精卫的主要“罪状”，即是“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鲍在政治委员会内大权独揽，汪则遇事听命于鲍，以致“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

《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开除汪精卫党籍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359页。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17‐425页。

对于政治委员会，“西山会议派”指责其违法越权，认为政治委员会本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级机关，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挥，但政治委员会逾越权限，导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如其收发机关，而政治上之事，自国民政府以及市政府，事无大小必须开列议事日程，经其核准，方得置议”；其次，政治委员会只应讨论党中关于政治的事件，不能过问党事，但实际上，政治委员会“关于党部之事亦擅自决议”。

《取消政治委员会案》、《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61、385页。

除共产党外，政治委员会显然是“西山会议派”攻击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西山会议派”的举动，并非单纯的国共党际之争，亦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国民党党章及相关规定而言，“西山会议派”的指责不无道理。针对“西山会议派”的言论，汪精卫辩称：“政治委员会是总理决定的，鲍顾问先生在里面真是尽职，总理在不在都是如此。鲍先生没有一次不为我们详细计划，不过表决时候他必完全处顾问地位，没有表决的。现在西山会议攻击鲍罗廷先生，说鲍先生操纵政治委员会。但政治委员会是各机关都有人在内的，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在政治委员会内充分讨论，讨论之后，或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或交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委员会止是一建议机关，还不是执行机关。”汪的这一说法，不仅未能替鲍罗廷“开脱”，相反道出了鲍罗廷在幕后操纵政治委员会以及政治委员会侵夺中执会权力的事实。政治委员会讨论之后，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即意味着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凌驾于中执会之上的决策机关，而不是如汪所言“止是一建议机关”。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以及海峡两岸学者均过份强调“西山会议派”“反共”的一面，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面相。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时，“西山会议派”不仅没有揽得“反共”头功，反而沦为与共产党一样受打击的对象，其设在上海环龙路的“中央党部”亦被查封。此实亦国民党内权力斗争之延续。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95页。

（三）

1926年1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可能是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最为激进的一次。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也达到了鼎盛。作为政治委员会顾问的鲍罗廷则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

1月23日，二届一中全会通过《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案》，规定：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任之；政治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在某地方组织分会；政治委员会设委员和候补委员若干人，并聘任顾问，候补委员和顾问只有发言权；政治委员会由委员互选一人为主席，并设办事机关。这是国民党中央第一次对中政会的组织、性质及职能做出正式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中政会与中执会的隶属关系：中政会为中执会所特设，并对中执会负责，其委员亦由中执会推任，并将中政会的职能限定在“政治指导”方面。这一条例似有纠正此前中政会凌驾于中执会并过度集权之意向，亦可能有回应“西山会议派”攻击之考量。检阅此后半年（北伐前）之中政会记录，其议决事项基本上恪守了“政治指导”之原则。以往学界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一直到1927年宁汉合作以前，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的“党政最高机关”，其地位基本上没发生过变化。这一看法显然不确。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456页。

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

广州“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党中委80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名，中央监察委员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虽设有常务委员，但无常务委员会之组织；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设立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接着，又推定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等9人为政治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4人为候补政治委员。

中常会与中政会均为9名委员，其中5人兼任两会委员。按规定，中常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代行中执会的职权。既如此，中政会亦应对中常会负责。但在实际运作时，中常会主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两会似各独立，不相上下。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会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255页。

“二大”后，汪精卫仍被推选为中政会主席。自廖案以后至中山舰事件以前（1925年8月至1926年3月），中政会主席均为汪精卫。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权力之巅峰时期。

查中政会会议记录，廖案发生后，第50、51次会议汪精卫为“临时主席”，第52至62次会议为“代理主席”，第63次会议开始署名为“主席”，直至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中政会档，卷宗号：00‐1/27。

“一大”时，蒋介石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中委，随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一大”之际，蒋介石因未获党中高位而倍感失落，而“二大”之后，蒋又因“高处不胜寒”而自我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误断为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负气出走海外。广州政局从此为蒋介石所掌控。

汪精卫走后，中政会主席一职，初由谭延闿代理。4月16日，谭延闿正式被推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二大”当选的9名政治委员中，因胡汉民与汪精卫流亡海外，经常出席者只有谭延闿、孙科、伍朝枢、宋子文、朱培德等人，其次则为甘乃光、陈公博、林祖涵等候补委员。

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1926年1月）时，中常会没有设主席。二届二中全会（1926年5月）时，根据蒋介石提议，中常会设主席，并选定张静江担任。张静江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系蒋介石的安排。因张实为蒋之代理人。

蒋介石同时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6年3月24日至7月15日，出席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主要有：谭延闿（39次）、甘乃光（39次）、孙科（31次）、陈公博（30次）、林祖涵（28次）、伍朝枢（23次）、宋子文（23次）、朱培德（22次）、蒋介石（7次）、张静江（6次）、邵力子（5次）、谭平山（4次）、胡汉民（3次）、鲍罗廷（26次）。见政治委员会第124—163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案卷号：00‐1/27。

令人诧异的是，身为实权派的蒋介石，却甚少参加这个时期的中常会和中政会。蒋似乎更习惯于幕后操纵，而让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在前台替他打理。这无形减削了中常会与中政会的实际决策职能。到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夕，蒋介石试图取消中政会，或将中政会归并于中常会。蒋的这一想法，表明他对中政会的职能及其独立存在，心怀疑义。最后与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商议的结果，政治委员会停开，改由中政会与中常会合开一政治会议，并指定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枢、孙科、朱培德、谭平山、张静江、于树德、丁惟汾、王法勤、吴稚晖、陈友仁、何香凝、顾孟余、宋子文等21人为政治会议人员。

参见《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会议录（1926年2月1日—10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461—711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617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录（1926年7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604页；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编：《政治总报告》（1929年3月），中政会档，卷号；00.1/2。

这意味着组织精干、权力集中的政治委员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会议。有学者认为，此次中政会改组，“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因而权力更大，甚至超过中常会。实际上，两会并非合并为一，中常会仍然独立存在。而中政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后，意味着中央常务委员可以参加政治会议，而政治委员却不能参加常务委员会议。而且人数增多以后，政治决策的机密性与运作的灵敏性均将受到影响。

彭厚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演变述略》。

改组后的政治会议没有常设主席，其会议次数不再赓续以前的中政会。1926年7月9日第163次会议是中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7月15日，政治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统计第1—52次政治会议（1926年7月15日至12月9日）的出席情况，26名政治会议人员中，实际经常出席者只有一半左右。蒋介石仅出席过2次。这个时期蒋之甚少出席，显系北伐出征的缘故，但出席者不踊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该时期政治会议地位下降的表征。中共中央看到，北伐出师告捷后，蒋介石顿时声势煊赫：“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会议有可能沦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橡皮图章。

第1—2、53—54、57—67次政治会议，主席为蒋介石；第3—29、32—52、55—56次，主席为谭延闿；第30—31次，主席为徐谦。政治会议第1—67次记录，中政会档，案卷号：00‐1/31。

李济深、陈果夫、徐谦、李烈钧、戴季陶5人为后来加推者。

经常出席者有：谭延闿、陈果夫、李济深、丁惟汾、张静江、甘乃光、孙科、何香凝、徐谦、宋子文、于树德等。政治会议第1—52次会议记录，中政会档，案卷号：00‐1/31。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262页。

（四）

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矛盾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同时也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迎汪复职运动、迁都之争、提高党权运动等，均是国共之间和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激烈冲突的反映，而矛盾的焦点则集中于蒋介石一身。在军事方面，势力日涨的唐生智对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极度忧虑鲍罗廷、中共和国民党左翼亲汪势力对其权位的颠覆。

大体言之，在北伐出师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为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抬汪制蒋。但实际上，汪如回国并无职可复。因为汪离粤前，国民党中常会并无主席制度，现设主席由蒋担任。而汪原任之中政会主席，又因该会改为政治会议而无形取消。此外，由谭延闿代理的国民政府主席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位置。故汪回实无职可复。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1926年9月6、7日，国民革命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势力正向长江流域进展。武汉因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有望继广州之后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蒋介石担心这一中心沦入唐生智之手，故而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中共有意将广东建设成为一个左派革命中心，乘蒋介石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如政府北迁，则有可能失去这一基地，因而反对迁都。11月7日，北伐军攻克南昌。9日，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南昌。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率先改变了对国民政府北迁的看法，同意蒋介石先前的主张，理由是：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已失败，国民政府将向全国发展，要以武汉为中心进行第二期北伐，巩固广东省的基础已不是当前主要的工作。

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外交、司法、交通、财政4部部长和顾问鲍罗廷北上，前赴武汉作政府迁移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作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决议。

国民政府4部部长及鲍罗廷等一行12月10日抵达武汉。13日，在鲍罗廷的提议下，在武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正式对外宣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在武汉办公，财政、外交、交通、司法4部开始行使职权。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532－533页。

蒋介石对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变局，最初并未十分警觉，虽有所不满，却未公开表示反对。经过几天短暂的思虑后，他越来越觉得由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之危险性，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下架空自己的权力。鉴此，蒋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委员路过南昌之机，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8页。

鲍罗廷本来设想等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的矛盾，削弱蒋的权力，将党权和政权转移到国民党左派之手。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未料蒋介石将中央政治会议留驻南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形成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对峙抗衡的局面。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鲍罗廷俨然成为武汉政权的领军人物。武汉与南昌之间的对峙升级，俨然形成两个中央：一方坚持以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一方坚持以中央政治会议行使最高权力。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也一分为二：武汉方面掌握宣传部、农民部、工人部、妇女部和海外部，南昌方面则掌握组织部、青年部和秘书处，双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2月21日，武汉方面决定即日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宣布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昌开始办公。23日，增选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等5人为政治委员，在武汉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同日，南昌方面召开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以纠正武汉方面宣布在武昌办公之通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58页。

武汉方面想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乃决定于3月1日前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并大造声势，呼吁提高党权，指责蒋介石操控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中常会主席，中常会主席差不多成了一国的大总统和一党的总理。

2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请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3月1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二届三中全会展期一周召开，希望南昌之中央委员赴汉出席。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66次会议。会上，蒋介石发现谭延闿、何香凝、陈公博等人均已动摇，有意去武汉参加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只好表示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这意味着持续两个多月的南昌中央寿终正寝。据统计，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自1月3日至3月4日，共开会17次，出席较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等人。 与此前不同的是，南昌时期之政治会议，蒋几乎每会必到，并亲自担任主席。出于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抗衡的考虑，南昌时期政治会议的地位显然得到了蒋介石前所未有的重视，又一度成为行使最高职权的机构。

王正华：《国民政府北迁鄂赣之争议》，《近代中国》（台北）第114期，1996年8月。

（五）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由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掌控。会议决议：（一）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取消主席制，由9名常务委员组织之；（二）政治会议恢复为政治委员会，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其成员由中常会全体委员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6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之，指定其中7人组成主席团，不设主席：（三）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之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对于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之。

《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68—769、775页。

根据上述决议，政治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大致是：对于常务委员会，直接受其领导，本身不能行使最终决议权；对于国民政府，可以行使决策权，但不能直接指导其执行；对于军事委员会，同处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下，与之平行并列。这一系列调整，意在限制中政会过大的权力，显然是针对前一阶段蒋介石在南昌挟政治会议以行使最高职权而起。蒋介石原来的职位如中常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要职，均被撤销或被替代，只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总司令的权限，亦由全会通过的条例加以限制。二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基本上恢复到了中山舰事件和二中全会以前左派掌权的局面。

全会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但亦因此成为蒋介石大踏步走向清党反共的转折点。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17日，蒋在南京另行召开政治会议，接续南昌之政治会议，议决次日国民政府开始在南京办公，并发表定都南京宣言。国民政府于是一分为二，形成宁汉对峙的局面。

武汉方面，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至宁汉合流以前，共计召开了46次政治委员会会议，议决案共约780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交通、司法、教育、劳工等十类。中政会的权限实际并无明显低减。这与中政会的人员构成有关。因为按照二届三中全会之相关规定，中政会由国民党中常会全体委员及另选6名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其时，中常会委员规定为9人，中政会委员也就是15人。就影响力而言，9名中常会委员显然在中政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政会主席团7名成员中，有6名是中常会委员。人事的高度重叠，使本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两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几乎难分高下。有时在职能分工上也难免混淆。如1927年4月5日中政会第9次会议，收到军事委员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呈文，要求颁发明令讨伐张作霖，并将军队编制改为集团军，废除总司令。会议主席提出，呈文是上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是否要在政治委员会内讨论？孙科回答说：“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不是这几个人，大家同意就可发表。”4月13日中政会第12次会议，吴玉章提出要让四川代表报告万县惨案的情况，会议主席提示说：“这一类的事，是在常务委员会报告的”。吴玉章说：“政治委员会跟常务委员会差不多的。”可见在当事人认知中，中政会与中常会并没有多大差别。按规定，中政会虽然是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但对政治问题的最终议决权掌握在中常会。不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中政会通过的决议即使提交中常会复议，也很少被否决。因为从人员构成而言，中政会几乎是中常会的扩大会议。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工作报告》（1927年3月14日至8月14日），中政会档，00.1/3。

中政会委员名单：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徐谦、蒋介石、吴玉章、陈公博、孙科、谭平山、宋子文、宋庆龄、王法勤、林祖涵、陈友仁、邓演达（前9名为中常会委员）。中政会主席团名单：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谭平山、宋子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16—817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9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25、1051页。

（六）

在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在国民党由区域性执政党向全国性执政党迈进的过程中，国民党在创制和尝试实施一种新的政党政治体制。这种新的党治体制，用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公开宣示的话讲，就是“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14—15页。

在党治的具体运作方面，国民党自上而下设立了一套双轨并行、以党治政的制度化管道。在中央一级，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代会，全代会闭会期间是中执会，中执会闭会期间是中常会。此外还有中政会负责最高政务决策。这些机构均实行委员制。而委员制存在着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即当委员会成员太多时，运作成本高，而且运转不灵敏。委员会越大，越不易召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逐步缩小这个委员会。全代会→中执会→中常会，即是层层缩小的结果。

但层层缩小之后，又难免形成机构之间的叠床架屋。而且在党的法理上，全代会、中执会、中常会与中政会，在某种意义上均有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这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实际处于分割状态。另一方面，每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均由若干委员组成，于是每一个最高权力又被众多委员所分割，从而导致各个最高权力机构之间和每个最高权力机构内部的多元冲突，并导致整个结构的极不稳定。

孙中山在世后，全党听从他独裁，党的最高机关名义上是委员制，实际上是总理主导制。孙中山逝世后，委员制正式推行。委员制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1924—1927间，国民党中政会几番改组，几度浮沉，其演变的周期大多仅在数月之间，而人事之嬗递，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胡汉民、汪精卫之间的党魁继承人之争，西山会议派掀起的中执会与中政会之争，蒋介石主导下的南昌政治会议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之争，均无不以中政会为中心而展开。

中政会的权力，时而被擢升，时而被限制；中政会与中执会、中常会的关系，时而相统属，时而被逾越；机构之内，时而主席制，时而常委制。法无定规，权随人转，一切又都在“党章”、“党纪”、“党权”、“党治”、“党统”等旗帜和名义下进行。党治的规章和形制虽是外来的、现代的，而实际运作的潜规则与其所依循的政治文化则是本土的、传统的。

从传统“帝治”向现代“党治”的转型，变化的更多是外在形式，而不变的，则延续在深层政治文化之中。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國民黨地方黨部의 組織과 活動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國民黨地方黨部의 組織과 活動

-湖南省 地方黨部의 실태 분석(1927-1937)을 중심으로-

金世昊

1. 머릿말 2.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제도화: 이념과 현실	3. 호남성 지방당부의 조직과 활동 4. 맺음말: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역 할과 한계

1. 머리말

본고의 목적은 남경국민정부 시기 국민당 통치의 전국적 지배 실현을 위해 지방당부가 어떻게 조직되고 운영되었는가를 살펴보고, 이를 통해서 그 지방당부의 조직과 역할에 구현된 ‘黨治’의 메카니즘을 이해하는데 있다. 달리 말하면 ‘훈정 원리의 제도화’ 문제를 지방조직의 측면에서 살펴보고자 하는 것이다.

주지하듯이 남경국민정부의 정치체제는 以黨治國을 원리로 하는 훈정체제로 요약된다. ‘훈정’이란 ‘국민당이 훈도하는 정치’를 의미하며, 이는 불가피하게 ‘당치’의 형태를 띤다. 당에 의한 지도 감독이 국정 운영 전반에 관철되는 이른바‘당치체제’는 직접적으로 레닌의 볼세비키 전위정당 이론에서 유래했다고 알려진다. 국민당의 개조는 이 당조직의 원리를 수용한 것이며, 손문이 ｢건국대강｣에서 제시한 바 훈정체제는 헌정 이행의 과도적 단계로서 ‘일당전정’의 정당성을 인정한 것이었다. ‘모든 문제에서 당의 우월성이 인정되는 이 같은 당치제도는 중국공산당의 당조직에도 동일하게 적용되었으며 이후 중화인민공화국의 정치체제에도 계승되어 현재에 이르고 있다.

국민당사 연구자들은 서구의 대의정치제도와 구별되는 이러한 정치운영의 시스템을 ‘당국체제’(party state system)라는 개념으로 설명하기도 한다. 이러한 시각에는 이것을 순전한 박래의 제도로 이해하기 보다는 중화민국 성립 이후 근대적 국민국가의 수립 과정에 나타난 구체적인 역사적 산물로서 파악해야 한다는 함언이 담겨있다고 보인다. 이런 점에서 국민당의 당치체제는‘삼민주의를 體로 하고 소련 공산당 조직 모델을 用으로 하는’ 특유한 정치체제였다는 지적은 매우 시사적이다.

呂芳上, ｢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與省思｣, 日本愛智大學 中國現代史硏究會 國際學術大會 發表原稿 (2005.10) 및 William C. Kirby, "The Nationalisty Regime and the Chinese Party-State, 1928-1958", Merle Goldman & Andrew Gord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Harvard Univ. Press, 2000

한편 국민당의 공식적 해석에 따르면 소위‘당치’는 ‘국민당원의 의한 통치가 아닌 국민당의 이념에 의한 통치’를 의미한다고 한다. 그러나 당 이념에 의한 통치도 결국 그 이념의 담지자인 국민당의 조직을 통해 행사될 수밖에 없다. 즉 국민당의 이념을 구현하는 매개항은 역시 국민당 조직이고, 이 국민당의 조직을 통해 정부의 정책 집행을 지도, 감독하는 것이다. 그렇다면 당치체제를 이해하기 위해서 국민당의 지방당부의 조직을 검토하는 것은 불가결하고 핵심적인 사항이 된다.

그렇다면 우리는 먼저 정부의 정책집행을 지도·감독하는 국민당의 조직 원리와 실태를 구체적으로 파악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당치’의 전국화를 위해서 불가불 지방당부의 조직에 의존해야 한다면, 과연 지방당부의 조직화가 어느 수준까지 진행되었고, 상하 당부의 통속관계를 포함하여 각급의 당부와 정부의 관계는 어떠한가, 구체적인 당무활동이 어떤 방면에 치중되어 있는가를 살펴보아야 할 것이다. 그를 통해서 ‘이당치국’의 원리가 중앙에서와 같이 지방당부의 기층조직에까지 동일하게 관철되는가, 만약 그렇지 못하거나 다르다면 어떤 이유이고 그때의 각급 지방당부 조직의 역할을 어떻게 규정할 수 있는가? 이러한 문제들이 검토되어야 할 것이다.

본고에서는 이 지방당부의 조직의 구체적인 사례로서 1927년 마일사변 이후부터 37년 중일전쟁 이전까지의 호남성 지방당부 조직 실태를 분석하고자 한다. 구체적인 논의는 다음과 같은 순서로 진행될 것이다. 우선 남경국민정부가 전국 지배를 실현해가기 위해서 지방정부 조직과 함께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조직화가 진행되는데, 이때 각 지방당부의 건립이 어떠한 목표와 원리를 가지고 진행되는가, 각급 당부에 부여된 제도적 역할과 기능이 무엇이었는가를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물론 이때 조직 원리와 제도의 형식적 내용 뿐 아니라 그것이 작동되는 구체적 현실의 맥락이 검토되어야 할 것이다. 다음으로는 본고가 분석 사례로 삼은 호남성 지방당부의 조직과 활동을 조직, 선전, 훈련의 3가지 측면에서 분석하고자 한다. 첫째 하급당부의 조직화가 어느 수준으로 진행되었고 그 조직이 어떤 기제를 통해 관리되는가, 둘째 국민당 당의의 선전과 계몽을 위해 어떤 활동을 전개하는가, 셋째 당치의 구현을 위해 당원과 민중단체들을 어떻게 훈련하고 규율하는가를 추구하고자 한다.

1.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제도화: 이념과 현실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조직은 대체로 국민당 개조 이후에 본격화되었다. 중앙에서 지방까지 국가 행정구획에 상응하는 각 지방의 당기구를 수립한다는 소련의 공산당 조직의 원리를 모방하여 국민당도 각 지방조직의 건설에 착수하였다. 지방당부의 조직 편성과 직권에 대해서는 ｢국민당총장｣에 자세히 규정되어 있는데, 그 내용을 간추리면 다음과 같다.

우선 국민당의 각급 권력기관은 중앙의 전국대표대회 밑에 성대표대회, 현대표대회, 구대표대회, 구분부 당원대회로 편성되고, 각급에 상응하는 집행기관으로서 중앙집행위원회, 성집행위원회, 현집행위원회, 구집행위원회, 구분부집행위원회를 두며, 아울러 이들을 기관을 감독하는 각급 감찰위원회를 두게 되어 있다. 또한 각급 대표대회에서 동급 집행위원 및 감찰위원을 선출하고 각급 집행위원회는 상급당부의 명령 및 동급 대표대회의 결의를 집행하며 하급 당부의 활동을 지휘한다. 각급 집행위원회는 상급당부의 명령과 동급 대표대회의 결의를 집행하고 동급 당무기관의 당비 및 재정을 지배하며, 상급 집행위원회에 공작 상황을 정기적으로 보고한다. 각급 감찰위원회는 소속당부 당원의 기율 위반을 처분하고 성집행위원회 재정 수지를 감사하는 등의 감찰을 실시한다.

이처럼 최고당부 밑의 지방당부 조직은 성당부, 현당부, 구당부, 구분부 4개의 층급으로 되어 있으며, 원칙적으로 각급 권력기관은 상급기관의 명령을 받아 그 결의를 집행하는 통속관계를 갖는다. 각 지방행정 단위에 대응하는 성·현·시·구당부와 달리, 최하급의 구분부는 모든 개별당원이 직접적으로 귀속하는 기본조직으로, 구분부 당원대회는 당의 이념과 정강을 연구하고 당무, 정치 문제에 대해 토론하는 장이며, 구분부 집행위원은 당원의 모집, 심사, 훈련을 실시하고 당의 선전품을 돌리며 당비와 당원특별연을 징수하는 등 개별 당원을 직접 상대하는 존재이다.

｢中國國民黨總章｣ 2장(당부조직), 6장(성당부), 7장(현당부), 8장(구당부), 9장(구분부),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이하 □國民黨歷次資料□로 약칭), pp.663-665, 669-674.

그런데 지방당부 조직의 제도와 기능을 이해하기 위해서는 우선 지방당부에게 부여된 직권과 당무활동의 범위를 살펴봐야 할 것이고, 이를 토대로 타 권력기관과의 관계성에 대한 검토, 즉 중앙당부와 지방당부, 그리고 지방당부와 동급 지방정부의 제도적, 실질적 관계에 대한 검토가 있어야 할 것이다.

먼저 ‘훈정에 대한 당과 정부의 권한’을 살펴보자. 먼저 국민당 중앙당부는 하급당부를 지휘·감독하여 다음 5가지 사업을 추진한다. 첫째 지방자치의 사회적 기초를 배양하고, 둘째 훈정 방침을 선전하며, 셋째 국민들에게 4권(선거,파면,창제,복결) 행사의 훈련을 계몽하고 넷째 지방자치의 선결조건을 갖추도록 국민들을 지도하고 다섯째 기타 지방자치에 관한 일을 촉진한다는 것이다. 중앙정치회의는 이러한 현자치제의 모든 원칙 및 훈정의 근본정책과 방략을 결정하고, 국민정부는 현자치제의 실시계획과 훈정의 근본정책과 방략을 집행한다. 즉 모든 훈정의 원칙과 정책은 중앙정치회의에서, 집행은 국민정부가, 중앙당부는 훈정과 지방자치 추진을 위한 선전과 지도의 역할을 수행하도록 되어 있다.

｢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1929.3.), □國民黨歷次資料□ p.659 및 ｢訓政時期黨務進行計劃案｣(1929.6.), 同 p.757

이러한 중앙당부의 역할은 그대로 지방당부에게도 이어지는데, 각급 지방당부의 공작 내용 및 당원의 역할 등에 관한 좀더 자세한 규정은 1930년 3월 3개중집위 3차회의에서 통과된 ｢訓政時期黨務工作方案｣에서 찾아볼 수 있다. 이에 따르면 훈정시기의 당무공작은 지방자치의 조직과 선전, 훈련에 치중되어야 한다고 전제하고, 특히 현을 지방자치의 단위로 하는 손문의 遺敎에 따라 현당부는 지방자치를 독촉하는 주요기관이 되어 그 공작의 진행을 확정해야 한다고 하였다. 즉 지방정부가 지방자치를 추진하는 데 있어서 충실한 조력자여야 하며 그 중에서도 현당부의 중요성을 강조하고 있다.

먼저 현당부는 하급당부를 지도하거나 직접 각향에 내려가 인민들을 상대로 黨義를 선전하고, 정부가 추진하는 지방자치의 각종 사업의 이익을 선전하여 순조롭게 훈정을 추진할 수 있도록 하며(즉 지방자치에 대한 계몽활동을 전개하며), 현경제의 발전을 위한 합작사업을 주창하고, 교육의 보급에 힘쓰고, 자치기관의 조직을 지도하고 인민의 4권 행사를 훈련한다는 것이다. 여기서 현당부가 지방정부의 각종 사업의 내용으로 거론한 호구조사, 기관 수립, 지가 산정, 도로 개수, 황지 개간, 학교 건설은 이미 손문이 현자치 주장의 초보적 구상을 밝힌 ｢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方法｣에서 제시된 것이다.

구당부도 관할 구내에서 당의를 선전하고 자치공작의 진행을 도우며, 각종 직업·문화·사회단체의 조직 및 활동을 지도하고, 민권의 운용을 연습하며, 구내 교육, 문화, 생산 등의 사업기관 설치를 주창한다. 구분부도 당원이 구내의 각 자치단체의 실제공작에 참가하도록 지도하고, 구내 우수분자를 흡수하며 당의 조직 및 주의의 선전과 실행을 확대하고 당원 및 인민의 지식과 능력을 증진시키는데 노력한다.

｢訓政時期黨務工作方案案｣(1930.3.) □國民黨歷次資料□ pp.792-3

그러나 그 중에서도 특히 현당부(및 이하 각급당부)는 ‘당의의 선전, 사회의 조사, 지방자치의 독촉’이라는 3가지 수단을 통해 ‘현자치에 공작을 집중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삼아야 하며’, 현정부가 지방자치를 실시할 때 현당부는 지도·독촉의 지위에서 선전,추진의 조력자가 되어야 한다는 것이다.

｢訓政時期黨務進行計劃案｣(1929.6.) □國民黨歷次資料□ p.757

이상의 내용을 정리하면, 지방당부의 역할은 당의의 선전과 지방자치 추진의 충실한 조력자, 정치 훈련과 교육의 보급에 치중되었다는 점이고 이점에서 지방당부 조직에서 현당부가 갖는 위치는 중요하다고 보인다.

본고가 분석하고자 하는 호남성의 현당부 상황을 보면, 현당부의 지도위원회에게 주어진 사항을 7가지로 열거하고 있다. 1. 상급당부의 명령 및 결의를 시행 2. 하급당부의 조직을 조정하고 그 활동을 지도, 3.사회의 우수분자를 모집하여 입당시킴, 4. 전현 당원 및 민중을 훈련, 5.당의 및 정부의 시정방침을 선전, 6.전현 당무 및 정시사회상황을 조사, 7.전현의 지방자치 및 기타 사회사업을 추진. 그리고 특히 당정을 연계하여 7번째의 공작을 진행하기 위해서 동현정부와 함께 지방자치추진위원회를 조직한다고 규정하고 있다.

｢中國國民黨湖南省各縣黨務指導委員會組織條例｣ (1936.8)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717(4) 698

다음으로, 중앙당부와 지방당부와의 관계에 대해서 살펴보기로 하자. 원칙적으로 중앙당부는 지방당부를 지휘·감독하여 주어진 직권을 수행하며 양자는 상하 통속관계에 있다. 중앙당부는 여러 가지 기제를 통해 지방당부에 대한 영향력을 행사한다. 예컨대 중앙위원회는 순회 시찰을 통해 각 성·시당무를 지도하고, 필요시 각 성·시당부위원회 및 부장회의를 소집하거나  각 위원과 부장에 별도로 조회할 수 있다. 또 각 성·시당부위원은 수시로 중앙 복무에 동원될 수 있고, 필요시 지방의 인력을 중앙 각 부처의 실제 공작에 지원한다. 또한 중앙과 지방의 소통을 위해 중앙의 소식 및 각 성·시 당무공작을 지도하는 전간을 간행·배포하고, 매월 말 각 하급당부 주관부 보고에 근거하여 각지 각항 당무공작의 진행상황을 수합하여 비평을 붙여 각 하급당부에 배포한다. 특히 훈정초기 신등기나 당부 기능 정지, 신당원 모집 등을 통해 각급당부를 재정비하는 과정에서는 당중앙의 적극적 역할이 요구되었다. 중앙당부는 각성당부에 당무지도위원을 파견하여 성당무 정리 및 등기의 일체 사무를 처리하게 하였고 이 당무지도위원회가 당지의 집행위원회 직권을 대신하였다.

｢訓政時期黨務進行計劃案｣ (1929.6.) □國民黨歷次資料□ p.757.

｢整理各地黨務決議案｣(1928.2.) □國民黨歷次資料□ p.521.

상급당부와 하급당부도 기본적으로 상하 통속관계에 놓여 있다. 상급당부는 하급당부 위원이 올린 당무공작상황 보고를 검토하여, 각지의 현실을 참작하여 필요한 지도와 규정을 주어야 하고, 각당부가 자율적으로 정한 것은 상급당부에 보내 비준을 받아야 한다고 되어 있다.

｢黨務推進工作案｣ (1930.3.) □國民黨歷次資料□ p.787-788

이처럼 중앙당부에게 하급당부에 대한 포괄적인 지도·감독의 권한을 부여하고 있지만 이것은 당부조직에 한정될 뿐이며 중앙당부와 중앙위원회가 직접 지방행정사무를 간여할 수 없음은 물론이다. 예컨대 1931년 1월 국민당중상회에서 통과한 ｢중앙위원분구시찰방법｣ 규정에 의하면, 중앙위원은 각지 시찰 시 지방당부의 당무공작을 지도하는 책임만이 있고, 지방정무를 시찰하지 않는다고 되어 있다. 또한 각급당부와의 관계도 일방적인 상하관계만은 아니다. 성당부, 현당부는 각기 동급 당무기관을 조직하는 인사권과 당비 및 재정에 대한 지배권을 독자적으로 행사하는 등 상당한 자유재량을 가지고 있었다.

｢中央委員分區視察辦法｣(1931.2) 國史館(臺北) 檔案 1268-1269

｢國民黨總章｣ □國民黨歷次資料□ pp.670-671

다음으로 지방당부와 지방정부와의 관계에 대해서 살펴보기로 하자. 지방급에서의 당정관계는 중앙급의 ‘이당치정’의 원리와는 달리 ‘黨政分離’에 입각하여 지방당부와 지방정부는 각자 독립적 계통을 형성하고 각급 지방당부는 동급 지방정부에 대한 직접적인 지도감독을 행사하지 않는다는 원칙이 관철된다. 우선 각급 당부와 동급 정부의 관계에 관한 제도적 규정을 보면 다음과 같다. 첫째 각급 당부는 동급 정부의 인사, 행정, 사법, 기타 조치에 대해 불합리한 점이 있을 때 상급 당부에 보고하고, 상급당부는 이를 상급정부에 넘겨 처리한다. 둘째 각급 정부는 동급 당부의 조치에 대해 불만족한 점이 있을 때 상급정부에 보고하고 이를 상급당부에 넘겨 처리한다는 것이다. 이 양개 규정의 함의는 지방당부와 지방정부가 각자 독립한 계통을 이루고 평행 병존하면서 상호 견제한다는 것이다.

｢各級黨部與同級政府關係臨時辦法案｣(1928.8.) □國民黨歷次資料□ p.543 및 ｢訓政時期黨務進行計劃案｣ (1929.6.) 同 p.757.

훈정강령 중 ‘국민정부에 대한 지도와 감독은 국민당 중앙 정치회의가 행사한다’는 규정은 곧 ‘당과 정부간의 유일한 연쇄’인 중앙 정치회의 외에 각급 당부와 각급정부 사이의 연쇄관계는 없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다시 말해 당의 정부에 대한 지도·감독은 단지 중앙정치회의를 통해 국민정부에 전달한 후에 국민정부가 지방정부를 지도하는 것이고, 그 외에 지방당부에게는 동급 정부기관에 대한 직접적인 지도감독의 관계를 허용하지 않는다.

따라서 ‘당권이 모든 것보다 우선한다는 것’은 실제적으로 중앙당권을 지칭하는 것이며 지방당권은 지방정권의 위에 능가할 수 없다는 것이 국민당 중앙의 근본적 인식이었다. 따라서 국민당 중앙집행위원회도 지방정부에 대해 직접 명령을 발동할 수 없으며 반드시 중정회와 국민정부의 간접 지도를 통해야 한다. 이러한 간접 지도는 주로 국가 대정방침 정책과 관련된 정치적 지도이지 정부 행정과정에 대한 구체적 지도는 아니다.

그리하여 지방에서의 당·정간의 구체적인 관계는 다음과 같은 형태로 나타난다. 즉 성·현당대표회의 성정·현정과 관련된 결의는 동급 정부에 건의할 수 있을 뿐이고 동급 정부에 집행을 강제할 수 없으며, 동급 정부는 자유 취사와 선택의 권한이 있다. 성·현당부의 위원은 동급 정부 회의에 참석할 수 없다. 정부기관 인원의 선거는 동급당부가 監選할 필요가 없다. 각급당부는 民刑소송안건을 간섭 접수, 비답할 수 없다. 각현 사법·행정사무는 각 당해 현장이 법에 따라 처리하고 현당부는 간여할 수 없다. 각급 당부는 당외 단체에 대해서 명령식 공문을 사용할 수 없다. 인사 권력에서도 당부도 각급관리의 조사 및 임명에 간섭할 수 없다. 정무관 규정에 중정회 의결, 임명에 따라야 하는 것을 제외하고 기타 각급 지방정부 관리는 모두 당부에 의해 선발, 고핵하지 않는다는 것이다.

이상의 지방의 당정관계에 대한 서술은 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  p.184-187에 의거함. 이 연구는 중국국민당 조직형태에 대한 가장 포괄적이고 실증적인 연구로서, 본고를 작성하는 데 많은 도움을 주었다.

그런데 이러한 당정분리의 원칙이 처음부터 확립된 것은 아니었다. 사실 국공합작 시기의 당정관계는 각 지방의 상황에 따라 3가지 형태를 취했다고 한다. 즉 성정부가 성당부의 지도 하에 있거나, 성정부가 중앙특별정치위원 및 성당부 지도 밑에 있거나, 성정부와 성당부가 합작하는 경우인데, 어느 형태를 택하느냐는 중앙집행위원회가 결정하였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전반적으로는 지방당부가 지방정부보다 우위에 있었다고 보이는데, 호남의 경우는 그 중 첫 번째에 해당하였다. 1926년 10월 개최된 국민당 호남성당부 2차대표대회에서 통과된 ｢시·현당부와 현장의 관계 결의안｣에 의하면 ‘현장과 시현당부는 동등한 지위에서 협상 형식으로 일을 처리한다. 다만 본당은 이당치국을 채택하고 있어서 현장은 반드시 시·현당부의 지위를 존중하고 그 지도·감독을 받는다’고 되어 있다. 이처럼 당부의 권한이 강한 것은 군벌 정권 치하의 국민당 조직의 건설과정이 먼저 임시성당부가 생기고 나중에 성정부가 성립하는 방식을 밟았기 때문에, 성당부가 국민당 통치의 주도성을 가지고 성정부를 지도, 감독하는 것이 자연스런 상황이었다. 따라서 夏曦가 2개3중전회에서 제출한 ｢호남정치당무보고｣에 의하면 북벌 직후에 호남성당부는 성정부에 대해 지도적 지위에 있으면서 ‘성당부에 결의한 바를 성정부가 집행하고, 성정부가 판단하기 힘든 문제가 있어도 성당부의 결의를 요청해야 하는’ 관계에 있었다.

｢省黨部與省政府之關係議決案｣(1926.10.) □國民黨歷次資料□

王奇生 p.183

蔣永敬編, □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 臺北 正中書局, 1981, pp.332-334.

그런데 지방의 당정관계가 당정분리라는 새로운 관계로 조정된 것은 남경정부 수립 이후 혁명당에서 집권당으로서의 국민당의 역할 변화가 가져다 준 필연적 결과이기도 하다. 즉 초기 정권 획득 과정에서는 혁명의 전위로서 당의 권한이 중요시되기 마련이지만, 전국적 권력이 수립된 후의 당면 과제는 집권세력으로서의 전국적 지배망을 확립하는 것이고 그러기 위해서는 지방정부의 제도적 확립이 더 일차적인 문제였을 것이다. 따라서 정식 지방당부가 각 행정 단위마다 주밀하게 설치되지 못하여 지방당부 조직이 양적으로 크게 약체인 상황에서 지방정부에 대한 지도, 감독의 관계가 현실적으로 성립되기는 어려웠다.

남경 국민당 정권 성립 후 지방행정개혁의 추진과정과 성격에 대해서는 味岡徹, ｢國民黨政權の地方行政改革｣, 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硏究所編, □民國後期中國國民黨政權の硏究□, 中央大學出版部, 2004 참조

西村成雄, □20世紀中國の政治空間□, 2004, pp.121-122

지방당부의 권한이 제한되었던 것은 당시 지방 군권의 팽창과도 관련이 있다. 남경국민정부에 의해 군사적인 통합이 달성되었다고는 하지만 지방의 군사실력자의 위치는 여전히 강고했다. 호남도 예외는 아니었으니, 군벌정권 하에서처럼 북벌 시기에도, 또한 남경정부 하에서도 호남의 ‘군사 제일주의’적 경향은 여전히 계속되었다. 북벌 이후 호남의 국민당 정부를 이끌었던 唐生智, 魯滌平, 程潛 모두가 군사장령 출신인 것도 그러한 상황의 결과였지만, 何鍵 역시 ‘反共淸鄕’이라는 군사적 과제를 담당함으로써 호남의 지방권력을 장악할 수 있었다. 그후 홍군의 공세가 계속되는 상황에서 지방정치의 군사적 비중은 여전히 높을 수밖에 없고, 지방 군권의 팽창이 지방당권을 제약하는 경우가 많았던 것이다.

아무튼 지방당부와 지방정부는 당정분치의 원리에 입각한 독자적 체계를 이루며 以黨治政의 지도·감독의 관계를 갖지 않는다는 것이 제도적 규정이었다. 오히려 지방 당·정간의 현실적 역관계는 지방당부가 지방정부의 국가행정 수행을 보조하는 ‘지방정부의 附庸’의 위치에 있었다고 보인다. 권력기구도 성정부는 민정, 재정, 건설, 교육 등 방대한 기구를 가지고 성의 정무를 담당하지만, 상대적으로 성당부는 조직, 선전, 훈련 기구 외에는 정부에 대응할만한 부서를 설치하지 않고 그 職掌도 당원의 조직훈련, 당이념의 선전, 당의교육의 추진, 민중 교화 및 사회단체의 관리 선전 정도에 국한되었다.(이에 대해서는 2장에서 후술). 그밖에 당원에 대한 사회적 인식도 政府委員을 ‘官’으로 본다면 黨部委員은 일종의 ‘파견인’ 정도로 여기는 경향이 존재했고 지방정부의 관리와 지방당부의 위원 간의 경제적 대우도 현격한 차이가 존재했다.

王奇生, pp.193-198

1930년 11월 국민당 중앙이 각급당부에 보내는 훈령은 이러한 당정관계의 현실을 잘 드러내 주는데, ‘당원들은 왕왕 지역의 당부와 정부를 대립적 기관으로 잘못 생각하고, 인민들은 당부와 정부를 동급의 衙門으로 잘못 생각하는’ 잘못을 지적하면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고 있다.

“본당 주의의 실시와 정강, 정책의 추진은 마땅히 당의 최고 권력기관을 통해서 정부에게 맡겨진 것이고 결코 당부가 매급 정부에 대해 세세한 간섭을 해서는 안되는 것이다. 우리는 (각급 당부를 대표하는) 전체 당의 최고 권력기관으로서 (각급 정부를 대표하는) 전체 국민정부를 독책하여 당치를 시행해야 하고 그래야만 정령 일관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있다.”

｢對於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之訓令｣, (1930.11.) □國民黨歷次資料□ p.905

2. 호남 지방당부의 조직과 활동

⑴ 호남 지방당부의 건립 과정

우선 호남 지방당부 조직이 어떤 과정을 통해 이루어졌는지, 지방당부 건립이 시작되는 국민당 개조부터 37년 중일전쟁 이전까지의 과정을 간단히 개관해보기로 하자.

이하 호남 지방당부 건립과정은 특별한 주기가 없는 한 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湖南省志 3권 □黨派群團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 pp.147-166 및 宋斐夫主編, □湖南通史□ 現代卷, 湖南出版社, pp.103-247에 의거함.

호남 지방당부의 조직은 국민당 개조 이후 본격적으로 시작되어 북벌 이후 급격히 당세가 확대된다. 이 시기의 국민당의 이름으로 전개된 대부분의 대중운동은 대체로 공산당의 주도에 의한 것이고 국공합작기의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조직화도 역시 공산당의 활동에 크게 의존하였다.

국공합작 시기 호남의 정치적 상황변화와 국민당의 당세확장 과정에 대해서는 졸고, ｢호남군벌정권의 붕괴와 변모｣, □중국현대사연구□ 3집, 1997 및 ｢호남 군벌정권의 재편-북벌시기 당생지정권의 성격｣, □동양사학연구□ 86, 2004 참조.

1921년 覃振이 호남성지부장으로 명하여 湘支部주비처를 설치한 이래, 1923년 하희,유소기 2인을 장사에 파견하여 공·학 양계를 중심으로 조직에 착수한 것이 본격적인 국민당 호남 조직의 시작이었다. 호남의 조직은 장사의 학계와 노동계, 그리고 寧鄕 및 강서 접경의 萍鄕에 4개 분부가 조직되었고 이를 기초로 동년 9월 4분부의 연합당부가 정식으로 성립했다. 그러나 당시는 조항척 군벌 치하였으므로 조직과 훈련당원에 대해서는 철저히 비밀로 할 수밖에 없었다. 따라서 공개적 활동이 불가능한 상황에서 각종 직업단체의 공개적 정치선전을 빌어서 국민혁명의 당위성, 제국주의 반대 활동을 전개하였다. 그후 1924년 국민당 호남임시성당부 성립(李維漢, 邱維震,夏曦 등 임시집행위원)을 거쳐 25년 봄, 각지의 대표들이 장사 악록산에 모여 비밀리에 제1차 전성대표대회를 개최함으로써 정식으로 호남성당부가 성립되었다. 당시 집행위원으로 선출된 자들의 면면을 보면 다양한 출신과 경력의 인물들이 포진되어 있지만 그중에서 핵심적 활동은 공산당원이 주도하였다. 당시 선출된 집·감위원중 공산당원이 77%를 차지하여, 성당부의 핵심을 이루었다.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 □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 國民黨黨史會, 1993, pp.16-18

1926년 7월 북벌이 시작되자 성당부집행위 夏曦, 王基永 등은 상남선후독판 당생지와 연락하여 ‘反趙’투쟁과 북벌에 참가한다. 북벌군의 장사 입성 후 호남성당부는 비로소 공개적인 당무활동을 진행하는데, 이 때부터 각 현·시당부가 성립하고 전성의 정식 등기를 한 국민당원이 약 5만명으로 늘어났다. 1926년 8월 16일부터 9월 3일까지 중국국민당 호남성제2차 대표대회가 장사에서 거행되었는데, 여기서 이영식, 이육요, 당생지, 릉병 등 32명을 제2屆 집·감위원으로 선출하였다. 성당부는 中共湘區委의 건의를 받아들여 이유한, 하희 등 일부 공산당원이 집행위원에서 물러나고 국민당 좌파를 증가시켜 당생지를 중심으로 하는 성정부 요원의 국민당원을 흡수하였다.

국민당호남성당부 2屆 성집·감위원회는 농민운동 공작과 더불어 농민과 향촌교원, 지식분자의 입당을 적극 추진하였다. 25년 6월 당시 전성의 국민당원이 약 6100여명이었는데(현시당부 56개, 구당부 75개, 구분부 323개. 그중 대부분이 노동자, 학생, 도시교원), 26년 5월부터 27년 3월 사이에는 34,400명(현당부 74개, 시당부 8개, 특별구당부 6개)으로 급증하고 당원 중 노동자, 농민의 비율이 크게 증가하였다. 이후 국민당원은 급속한 발전을 계속하여 27년 5월 마일사변 전야의 전성 국민당원수는 일설에 의하면 16만에 달하고 당원의 성분도 농민이 다수를 차지하며 전성 각 현·시에 국민당 조직이 확대되었다. 가히 국민당 호남조직의 전성시기라 할 수 있겠다.

상동, p.89, p.101,

이러한 과정에서 호남의 1927년 5월 국민혁명군 35군장 何鍵은 33단 단장 許克祥, 학생교도대 대장 王東原 등에게 밀령을 내려 5월 21일 정변을 발동했다. 馬日事變으로 불리는 이 군사정변으로 국공합작 하의 국민당 호남성당부는 해체되었다. 폭력적으로 공산당을 몰아낸 국민당 성당부는 그때부터 전면적인 개조에 들어간다.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개편는 중국국민당호남성 救黨委員會, 改組委員會, 그리고 常務指導委員會의 조직의 3단계를 거쳐 일정한 형태를 갖추어 간다.

1927년 5월 24일 허극상의 소집으로 회의를 열고, 彭國均, 仇鰲 등을 위원으로 하는 ‘國民黨湖南省救黨委員會’를 조직하였다.(주임 仇鰲이고, 구오 외에 蕭翼鯤, 陳其祥을 상무위원으로 함) 구당위원회는 무한정부로부터의 이탈을 선포하고, 장개석에 복종하여 전성의 각 기관단체에 포진한 공산당을 체포하고, ‘공산당이 국민당의 당권, 정권을 침탈한 경과’를 민중들에게 선전하였다. 또한 전성의 지주무장인 단방무장 및 도단조직의 회복을 지령하고, 성당부가 발표한 이전의 토지문제 결의 및 각 민중운동의 취소를 선포하였다. 이러한 상황에서 각지의 ‘토호열신’들은 농민협회를 해산하고 이른바 각종 반공세력을 규합하여 공산 ‘폭란분자’ 숙청에 나서게 된다. 이 모든 과정은 국민당 구당위원회의 주도로 진행되었으며, 공개적으로 남경 중앙당부 및 국민정부 지지, 蔣汪합작 및 장개석의 淸黨反共 지지를 선포하였다.  6월 들어 구당위원회는 성정부 군사청이 발포한 ‘청향’ 명령을 통과시키고 전성을 10路로 나누어 공산당에 대한 무자비한 유혈탄압을 전개하게 되는데, 이 때부터 호남은 공전의 백색 공포시기에 들어간다. 공산당에 의해 사실상 장악되었던 국민당 현당부도 농민협회 등의 민중단체와 마찬가지로 해산되거나 활동이 정지되었다.

6월 하순 무한정부는 당생지를 ‘호남문제’ 선후 처리를 위해 장사로 보내 구당위원회를 해산하고 다시 唐生智, 雷鑄寰, 周斕, 曹伯聞 등 9명을 위원으로 하는 ‘國民黨湖南省改組委員會’를 조직하였다. 이 개조위원회는 이미 돌이킬 수 없이 극단적 상황으로 발전하는 ‘반공청향’의 추세를 현실로 인정하면서도 마일사변 직후 국민당의 명령 계통을 무시한 일탈 행동에 대해 일정한 교정을 수행하고자 했다.

7월 무한 분공, 9월 영한 합작으로 이어지는 과정에서 호남의 당·정은 ‘鏟共’ 공작에 더욱 박차를 가하여 군대를 동원하고 각현의 단방 조직을 통해 농민운동과 공산당을 탄압하였다.  국민당 호남성개조위원회가 성립한지 반년 동안은 무력 갈등과 정치적 보복의 연속이었고, 각 현의 분규 때문에 정상적인 당무활동은 완전히 중단된 상태였다.

당생지가 호남을 떠난 후 28년 1월 程潛, 白崇禧가 이끄는 남경정부의 ‘西征軍’이 호남에 진격하였다. 정잠은 국민당 중앙 2계 집행위원회 4차 전체회의 黨務整理案 중 ‘각지 각급 당부를 일률적으로 잠시 행동을 정지하고’ ‘각지 당원은 일률적으로 새로 등기를 하고, 등기 기간에는 당원모집을 정지한다’는 규정에 의거하여, 28년 2월 당생지가 부식한 국민당호남성개조위원회의 활동을 정지시키고 따로 ‘國民黨湖南省臨時黨務指導委員會’를 조직하였다. 3월 국민당 중앙은 陳容, 劉岳峙, 張炯 등 9인을 지도위원에 임명하고 4월 1일 정식으로 湖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가 성립하여(彭國鈞,劉召圃,陳嘉任 등 9인) ‘淸黨反共’을 계속했다. 이듬해 29년 2월 호남 마일사변의 주역으로 장개석의 총애를 받은 何鍵이 湖南省主席 겸 淸鄕督辦으로 임명되고, 동시에 국민당 중앙에 의해 湖南省黨務指導委員으로 임명되었다.

성당무지도위원회는 해체된 하급당부 조직을 복구 정비하기 시작했다. 당원의 ‘총등기’를 실시하여 당원을 선별 심사하는 한편으로 ‘湖南淸鄕督辦署’를 통해 ‘共匪淸剿’를 호남 당무공작의 중점으로 삼았다. 이를 위해 ｢湖南省懲治共産黨徒暫行條例｣, ｢湖南省共産黨徒自首暫行條例｣, ｢湖南感化院及分院組織條例｣ 등을 제정하고 관련 법규를 대폭 수정하였다.

그런데 1930년 6,7월 중원대전 중의 桂軍이 장사를 공격하고, 7월에는 紅軍의 공격을 받아 잠시 長沙가 점령되는 사건이 잇달아 발생하여 何鍵 호남성정부에 큰 충격을 주었다. 호남성당부도 끈질기게 이어지는 공산당 세력의 근절을 위해서 각지에 挨戶團 조직을 명령하고, 전성에 호구조사를 실시하여 ‘十家連坐’를 실행하며, ‘자수’를 도모하고 새로 등기를 실행했다.

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회는 4년 가까이 지속되면서, 권력 쟁탈 등으로 중앙에서 경질된 위원이 20명에 달하였다. 1931년에 이르러 호남성당부는 구당위원회, 개조위원회, 당무지도위원회 3개 단계를 거쳐 반공의 기치 하에서 점차 당풍의 정돈과 당무의 쇄신이 이루어진다. 그해 9월 개최된 3차 전성대표대회에서는 마침내 중단되었던 선거제를 회복하여, 何鍵, 張炯 등 12명을 집·감위원으로 선출하고 중국국민당 호남성 제3개집·감위원회가 조직되었다. (집행위원회 위원은 何鍵,張炯,王祺,朱浩懷,謝祖堯,黃家聲,譚常愷 등 7인, 상무집행위원은 하건,장형, 황가성, 서기장은 주호회) 1934년 4월에는 국민당 호남성 제4차대표대회가 장사에서 개최되었고, 何鍵,黃家聲,劉岳厚,彭國鈞,朱浩懷,陳大榕 등 7인을 새로운 집행위원으로 선출하였다.

1932년부터는 미등기 당원들에게 적극적으로 당원 등기를 輔行하는 명령을 발하고, 언론기관의 선전과 등기 방법의 간소화를 통해 적극적으로 추가 등기의 기회를 부여하였다. 또한 예비당원의 모집에서도 시간과 구역에 제한을 두지 않고 각 현시당부에게 당원 모집을 명하였다. 그밖에도 전성 당무의 시찰과 조사를 위해 성당부에서 시찰원을 각지로 파견하는 등 적극적인 당무활동을 전개하였다.

湖南省政府秘書處, □湖南年鑑□, 1933, pp.29-44

그러나 국민당 성당부 조직이 갖추어지면서 1930년대 중반에는 당부 내에 甲派(중앙CC파) 대 乙派(지방세력)의 갈등이 나타나기도 했다. 30년대 이후 계속되는 파계투쟁은 30년대 이후 호남 지방당부의 중요한 특징이기도 하므로, 이에 대해 간단히 살펴보기로 하자.

하건은 장개석에 의해 당정의 최고 권력자로 중용되었지만 장개석의 적계는 아니었고, 더욱이 당시 ‘蔣家天下 陳家黨’이라는 정치 지형 하에서 중앙당부를 장악한 陳立夫의 CC계와는 부류가 다른 지방세력일 뿐이었다. 따라서 하건은 성당부 내의 상대적 열세를 만회하고자 사단조직 ‘전국도로협회호남분회’(‘道協’)를 거점으로 세력을 규합한 하건파(성당부 선전부장 譚常愷, 성정부 건설청장 譚就范, 성당부위원 黃家聲, 후보감찰위원 劉岳厚)와 호남성당부 내의 주류파이면서 CC계와 가까운 彭國鈞, 張炯 집단과 일정한 경쟁관계가 형성되고 전자를 乙派, 후자를 甲派라 부르며 양자가 은밀히 대항하게 된다. 특히 1933년 5전대회 대표를 선출하는 경선에서 호남성당부 내의 갑·을파간의 투쟁이 격렬히 전개되었으니, 선거의 결과는 을파의 승리로 끝나 그동안 호남당무를 장악해온 팽국균, 장형 집단이 처음으로 패하였다. 이에 진립부는 ‘도협’의 불법성을 지적하며 을파를 견제하고자 하지만, 1934년 4월 호남성당부 4차대표대회의 집·감위원 선거에서 양파의 각축 끝에 또다시 을파가 절대 우세를 차지함으로써 호남의 당권은 하건에 의해 장악되었다. 물론 이후에도 갑을파의 당권 투쟁은 계속되었다.

갑·을파의 투쟁 외에도 28년 임명된 7인의 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 중 彭國鈞, 張炯, 王鳳喈, 李毓堯 등 4인은 학벌을 매개로 상당기간 당무를 장악하여 사람들에게 ‘小組’로 지칭되었다. 앞의 ‘갑파’와 상당부분 중첩되는 이들은 성당부의 중심 세력을 자부하면서 은밀히 衡社, 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 등을 조직하는데, 그 과정에서 이들에게 반대하는 ‘反小組’파가 형성되고, 그 반소조파의 배후에는 호남성자치주비처장 曾繼吾와 何鍵의 지지가 있었다. 이상 갑을파 및 소조·반소조파 파벌투쟁에 대해서는 호남성지 3권 □黨派群團志□ 5장 pp.59-68 참조.

마침내 국민당 중앙은 각성의 지방당무가 제어되지 못하는 상황에까지 이르지 않도록 하기 위해 중국국민당 5차 전국대표대회에서 장개석은 ‘중앙은 각지 당무를 추진하기 위해 각급 당부는 중앙에서 인원을 파견하여 당무를 주지하고 일체의 조직을 조정하도록 한다’는 안을 제출하여 호남성당부는 집행위원회 책임제에서 중앙특파원 책임제로 개정되었던 것이다.

｢國民黨五全大會記｣,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下, p.366.

이상 호남성당부의 조직화 과정을 살펴보았는데, 끝으로 지방당부 중에서 중요시되는 현당부의 조직과정을 살펴보기로 하자.

1924년 임시성당부 성립 후 장사,영향 외에 현당부 조직이 확대되기 시작하여, 1년의 노력을 통해 전성에 17개현에 국민당 조직을 수립되었다.(정식 현당부가 7처, 임시현당부가 4처, 현당부주비처가 3처, 성직할구분부 5처, 현할구당부 26처, 구분부 136처) 1926년 북벌군이 호남에 진입하여 공개적인 당무활동 하에 현당부 조직이 빠르게 발전, 1927년 3월에 전성에 현당부 74처(단지 1개현만이 미건립), 시당부 8처, 특별구당부 6처가 조직되었다.  그러나 마일사변이 일어나 일시 성당부가 해산당하고 현당부 조직도 파괴되었는데, 그후 1928년 4월 성당무지도위원회 성립과 함께 각현(시)에 당무지도위원가 파견되어 각 현·시에 정식 당부를 회복하는 공작이 재개되었다. 각 현·시당무지도위원회 성립 후 ‘社會조사’, ‘共黨조사’, ‘附逆조사’를 거쳐 당원 총등기가 진행되고 기존 당조직의 정리와 개조를 통해 1931년 9월 국민당호남전성 3차대표대회 시 각 현·시당부가 대부분 회복되었다. 그리고 1934년 국민당 호남성 4차대표대회 때에 전성 78개처의 현·시당부가 모두 건립되었다. (정식 현시당부 43개, 현당무지도위원회 10개, 성직할분부 3개, 특별당부주위회 1개, 현당원임시등기처 1개, 현당무선전원 판사처는 13개)

⑵ 호남 지방당부의 당무활동

이상으로 국민당 개조 이래 훈정 개시 후 30년대 중반에 이르기까지 호남성 지방당부의 외연적 조직이 어떻게 발전하고 변화했는가에 대해서 개관하였다. 그렇다면 이제 그러한 당부조직이 수행한 활동의 내용을 검토할 차례이다. 각급 당부의 활동 내용을 분석함으로써 각 지방당부의 역할과 한계를 사실적으로 살필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여기서는 조직, 선전, 민중훈련이라는 3가지 측면을 중심으로 살펴보고자 한다. 각급 당부의 당무기구가 (일반 당무를 처리하는 총무부 외에) 기능적으로 이 조직부, 선전부, 민중훈련부 3개 부서(후에 科로 개칭)로 나뉘어져 있고, 지방 당무활동에 관한 대부분의 보고서가 이 3개 부분으로 작성되어 있다는 사실은 각급 당부의 활동이 이 3개 영역으로 설명될 수 있음을 말해준다.

예컨대 1937년 4월부터 6월까지의 호남성당부의 공작계획이 상세히 열거된 보고서(｢湖南省黨部工作計劃辦事細則等｣(1937) 第二檔案館 717(4) 696)에도 조직, 선전, 민중훈련의 3개 부분으로 작성되어 있다.

㈀ 조직

우선 ｢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辦事規則｣(이하 ｢성당부판사규칙｣으로 약)에 규정되어 있는 조직부의 직무를 열거하면 다음과 같다.

1. 하급당부조직을 조정하고 그 활동을 지휘함. 2. 전성당원을 훈련함. 3.전성의 당무를 조사함. 4. 전성당원의 당적을 관리하고 당증을 발행함. 5. 당원을 모집함, 6.당원 처분 안건을 처리함. 7.하급당부조직 방면의 공작을 지도함. 8. 조직방면의 원고를 작성함. 9. 기타 조직방면의 사항.

｢湖南省黨部工作計劃辦事細則等｣(1936.7) 第二歷史檔案館 717(4) 696

위 열거된 내용을 요약하면 조직부의 직무는 하급당부의 조직을 유지·관리하는 것으로, 구체적으로 당원의 모집, 당적의 관리 및 당증의 발행, 당원 및 당간부의 훈련,  당원의 처분, 각 지역간 당무의 조정, 당무 분규의 해결 등을 포함한다.

먼저 당원의 모집과 당적 관리에 대해서 보자. 마일사변 이전까지 전성 국민당원 수가 16만 이상 증가하고 정식 등기당원도 5만여명 정도 추산되는데, 마일사변 이후 청당과정을 통해 급속히 감소하였고, 민중들 사이에도 국민당에 참가하는 것 자체가 두려운 일로 간주되면서 1928년말 당적 정리 총등기 시 정식 등기자는 2.1082만명에 불과했다. 1929-31년에 조직의 정리정돈을 추진하면서 새로운 당원을 모집하여 31년 8월 당원총등기를 다시 진행할 때 심사에 합격한 당원이 모두 2.3769만명이었다. 1932년 홍군 주력이 호남 경내에 진입하여 일부지구의 국민당 조직이 파괴되자 당원의 수도 줄어들어 등기 당원은 1.6742만명으로 다시 줄어들었다. 그해 7월 성당부 6차회의 결의에 따라 당원 모집을 추진하여 각 현·시당부에는 예비당원의 모집을 시작했다. 모집은 ‘양보다 질을 중시’한다는 원칙 하에 “본당의 주의를 믿고 본당을 위해 노력할 것을 결심한 자, 사회사업에 열의가 있고 활동 능력을 갖춘 자, 심신이 건전하여 사회적 공의를 실천하는 자, 희생정신이 있는 자, 확실한 직업이 있는 자, 특히 농민, 노동자,청년”을 많이 모집할 것을 강조했다. 반대로 “본당에 반대하는 언론과 행동을 한 자, 부정,부패의 사실이 증명된 자, 공민권이 회복되지 않은 자, 행동이 불량한 자, 군벌 잔당과 그 측근자, 연로하여 업무능력이 없는 자, 기타 모든 투기분자, 1928년 총등기시 부패행위로 등기를 거절당한 자 혹은 본당에서 영원히 당적 박탈처분을 받은 자”는 모두 제외되었다. 동시에 성당부는 전성각현에 모두 예비당원 3만여명을 (농계 60%, 공계 15%, 학계 13%, 교육계 5%, 기타 7%의 비율로) 모집할 것을 규정하고, 기타 長沙市區, 水口山區 등지의 예비당원 모집을 주도했다. 그리하여 1937년 10월 통계에 의하면 전성에 정식 당원 및 새로 모집한 예비당원의 수는 모두 2.15만여명이었으니, 당시 전성 총인구수(2800만)으로 계산하여 1000명당 당원 1명도 안되는 비율이었다.

□黨派群團志□ p.24-25

이처럼 마일사변 후 ‘청당’의 일환으로 黨籍整理 總登記를 추진하고 동시에 신당원도 모집하였지만, 정식 등기에 참가한 수는 상당히 한정되었다. 사실 공산당 세력의 배제를 위한 당적 등기 문제는 대단히 중요시 되었고, 조직부의 공작 중에서 가장 중요한 부분 중에 하나였다. 그런데 호남의 민중들 사이에는 격렬한 좌우 갈등을 겪으면서 국민당 참여를 꺼리는 경향이 농후했고, 당원 모집에서도 중앙당의 방침에 따른 까다로운 입당 심사 절차, 그리고 홍군 공격으로 인한 일부 국민당 조직의 손실 때문에, 당원 수의 증가는 대단히 완만하였다.

훈정시기 진행된 ‘청당반공’은 공산당에 대한 영향 못지않게 국민당 자체에 초래한 영향도 매우 컸다고 생각된다. 구체적으로 호남의 경우, 성당부가 ‘공산당의 소굴’이었던 공포스런 기억이 국민당 지방당부 자체에 대한 불신으로 이어지고, 그 청당은 국민당 자체의 조직 역량에 의한 ‘청산’이라기보다는 군경의 무력을 빌어 진행된 피비린내 나는 학살의 과정이었다는데 특징이 있다. 1927-8년 사이 공산당으로  체포 피살된 희생자가 전국 중 압도적으로 많은 호남의 경우 많은 사람들이 국민당에 가입하는 것을 대단히 두렵게 생각하였다. 따라서 이 ‘청당반공’은 결과적으로 국민당의 영향력이 기층사회로 침투하는 것을 가로막는 작용을 하였다고 말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다음으로 당원 및 간부의 훈련에 관한 활동을 살펴보자. 우선 당무간부훈련을 위해서 1927년 성당부는 중공상구위와 공동으로 장사에 湖南省黨校를 운영하여 黨務,農運,軍事 간부를 훈련시켰다.(이 때 당생지가 교장을 겸임하고 부교장은 凌炳,夏曦였다.) 마일사변 후에도 호남성당교는 유지되었지만 대신 그 역할은 ‘鏟共’의 인원을 육성하는 방향으로 전환되었다. 그러다가 1928년 당중앙의 ｢성당무훈련조직통칙｣에 따라 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회는 당교를 湖南省黨務訓練所로 개조되었는데(유악치를 소장) 여기서 배출된 졸업생들은 각지로 파견되어 7항운동의 선전, 鏟共 추진, 민중단체 공작의 지도 등에 종사하였다.

1928년 4월 성당부에 성당무지도위원으로 구성된 黨員登記委員會가 성립되어 현시당무위원 선발 및 성당부 공작인원의 등기업무를 담당하였다. 여기서 총 630명의 현·시당무지도위원을 선발하였다. 현시당무지도위원을 선발하는 방식은 대단히 엄밀한 절차를 거치고, 여기서 통과한 자는 엄격한 훈련을 받아 각현에 파견되어 현시당무지도위원회를 조직하였다.

당적 정리를 거쳐 성당부는 직접 우수당원을 선발하여 각현시에 파견, 현시당부를 조직하였다. 그리고 당무 간부의 지속적인 培訓을 위해서 성당부는 1931년 1월 湖南省黨務訓練會를 구성하여 성당무지도위원회 공작인원 및 각 현·시당부 훈련부장에 대해서 당무훈련을 진행하였다. 훈련내용은 각종 당무법규, 민중단체의 조직 및 훈련실시의 순서와 방안, 산공의 방법, 國貨 매입의 의의, 지방자치의 촉진 방법, 민중학교의 운영 방법, 각종 합작사업의 의의 등이었다. 훈련 원칙은 첫째 손문의 삼민주의의 관철을 강조하고, 둘째 국민당이 혁명 영도의 유일 정당임을 설명하며 셋째 국민혁명은 민족과 세계피압박민족을 해방하는 선구임을 확인하는 것이다. 전성당무훈련회는 상당한 성과가 있어서, 이후 각 현·시당무가 매우 빠르게 발전하고 간부훈련 공작도 개선되었다. 이때 간부훈련의 교재로서 성당부는 □黨員須知□, □黨史槪要□, □總裁言行□, □組織工作要領□, □宣傳工作要領□, □地方自治□ 등을 편집하여 사용하였다.

□黨派群團志□ pp.38-42

간부훈련과 더불어 당원 훈련도 조직부의 중요한 업무였다. 당원훈련은 주로 小組 훈련의 형태로 실시하였고, 신당원들은 입당 선서후 6개월 동안 각 현·구당부 및 그 소속 구분부에서 집체훈련 및 개별훈련을 실시하였다. 훈련의 목표는 첫째 ‘혁명적 인생관’을 확립하여 신당원으로 하여금 선서 입당일로부터 혁명집단에 강한 귀속의식을 갖게 하고, 둘째 당의 정치주장과 당의를 이해하여 적극적으로 당의 주의·정강을 실현하기 위해 분투하는 것이다. 훈련내용은 주의 해설, 당가 학습 및 석의, 총리유촉의 해석, 총재언론 해설, 당국기의 의의 해석, 당사 제요, 국민당총장 석의, 정강정책의 설명, 당원필독 서간의 지시, 공작기술 지시 등이다.

신당원 훈련 이외 성당부는 무학당원에 대한 식자훈련을 실시하였다. 또 ｢失學靑年黨員救濟規定｣에 근거하여 입당 3년 이상인 자로 성적이 우수하지만 진학·유학할 여력이 없는 사람을 선발하여 국내 대학 또는 외국대학에서의 수학 기회를 제공했다.

□黨派群團志□ pp.31-34

㈁ 선전

선전 역시 국민당 당무활동의 중요한 부분으로, ｢판사규칙｣은 성당부 선전부의 직장을 다음과 같이 열거하고 있다.

1. 본당의 당의 및 정부의 시정방침과 정치 업적을 선전. 2. 선전 문서, 선전 도화를 제작. 3.신문 및 문화기관의 간행물을 심사·등기·지도함. 4.반동간행물을 취체, 5.본부 영화선전을 담당함. 6.연극,영화를 심사. 7.하급당부의 선전공작을 지도. 8.선전방면의 원고를 작성.

즉 당의 이념과 시정 방침을 선전하고 그러한 선전 간행물 및 화보물, 선전 영화물을 제작하며, 반정부적 언론을 다스리기 위해 신문을 비롯한 문화기관의 간행물을 심사, 취체, 지도하고, 연극·영화물에 대한 심사를 실시하는 것이다. 오늘날과 같은 미디어가 발달하지 못한 당시로서 정부의 정치적 홍보에 있어서 지방당부가 차지하는 위치는 매우 중요했으리라는 것은 쉽게 짐작된다. 또 새로 수립된 중앙권력이 각 지방에 침투하고 그에 역행하는 반정부적 여론을 제어하는 일은 지방당부에게 맡겨진 또다른 과제였다.

국공합작 시기 호남성당부 선전부는 국민당의 기관물로 □新民□ 주간과 □湖南民報□를 발행하여 국민혁명을 선전하였다. 그러나 27년 국공분열 후 국민당 호남성지방조직의 선전공작은 ‘擁蔣反共’의 기조 하에서 공산당 토벌과 노농운동 탄압을 선동하는 것으로 180도 전환되었는데, 28년 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회가 성립하여 비로소 성당부에 선전부가 설치되었다.(1931년 호남성 3개집행위원회 이후 선전부가 선전과로 바뀜)

마일사변 후 선전공작의 중심은 ‘청향반공’에 두어졌지만, 일본 침략 이후에는 항일 선전도 실시되었으며, 그 선전에는 여러 가지 방법이 강구되었다.

우선 부정기적으로 민중집회를 열거나 각종 선전대를 조직하여 대중을 상대로 직접 선전을 실시하는 방법이다. 또한 국공합작 시기 제정되었던 급진적인 법령, 규정들을 취소하고 새로 제정된‘청당’과 ‘청향반공’ 및 지방자치 관련 법령의 선전에 주력했다. 또 국민당 중앙의 규정에 따라 매주 첫째주 월요일 오전에는 ‘總理記念週’행사를 거행하였는데, 호남에서는 최고 당·정·군기관 및 학교에서 매주 1회씩 이를 거행하고 이를 국민당 당의와 정강,정책을 선전하는 기회로 삼았다. 그밖에 중앙당의 ｢宣傳品審査條例｣에 따라 예술 선전에 대한 통제와 내용 심사를 강화하여 ‘공산당의 침투’를 방지하였다.

28년 관세자주권 회복을 기념하는 關稅自主宣傳週를 거행하거나 만주침략 이후 抗日 宣傳週를 병행하기도 했지만, 여전히 반공선전은 국민당 선전공작의 중점을 이루었다. 31년 8월 홍군으로부터 장사를 수복한 후 성당부는 각 공법단체 대표들을 모아 ‘湖南人民鏟共宣傳委員會’를 조직하여 ‘湖南人民擴大鏟共宣傳週’를 거행하기도 했다.

□黨派群團志□ pp.77-87

한편 호남성당부는 각 현당부마다 기관보를 발행하도록 하는 선전활동을 전개하였다. 북벌시기 호남성당부 기관보였던 □湖南民報□가 정간된 후 28년 9월에 성당부는 과거의 예를 모방하여 각 현·시당부별로 □民報□를 발행하도록 지시하였다. 그리하여 각 현·시마다 □민보□사가 건립되고 각 현의 이름을 앞에 붙인 68종의 □민보□가 발행되었다. 각현의 □민보□들은 항일전쟁 중반 재정 부족으로 정간되는 경우가 많았지만, 훈정시기 국민당의 대변지 역할을 충실히 수행했다.

□黨派群團志□ pp.88-95

그 외에 여론 통제의 수단으로 마일사변 이후 도서,잡지, 공연물(연극)의 심사와 신문에 대한 검열을 강화했다. 성당무지도위원회가 도서,잡지의 심사를 강화하고 이를 선전부가 전담하도록 하였는데 나중에 성당부 調査統計室의 中統特工인원이 가세하여 통제를 강화했다. 물론 이 심사는 성당부가 성정부 민정청, 교육청, 보안처, 성회경비사령부에게 인원 파견을 요청하여 구성된‘호남성도서잡지심사위원회’에 의해 수행되었다. 각 현·시당부의 도서잡지의 심사·검열도 성당무지도위원회 선전부에서 작성한 금서목록에 근거하여, 각 현·시당부가 당지의 우체국, 서점, 기타 문화기관과 협동하여 진행되었다. 그밖에 선전부와 민정청, 교육청, 長沙市정부, 경비사령부, 장사시공안국 등에서 파견된 대표로 조직된‘長沙戱劇審査委員會’가 연극 및 영화 공연물에 대해서 심사하여, 국민당의 주의와 정강에 반하는 내용, 미풍양속과 공공질서를 해치는 내용, 미신적 색채와 봉건사상이 농후한 내용 등에 대해서는 공연을 금지하였다.

□黨派群團志□ pp.99-101

다음으로 선전부의 중요한 활동 중에서 특무활동이 있다. 마일사변 후 국민당 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회 장형, 팽국균 등은 ‘衡社’, ‘三民主義革命同志社’를 비밀리에 조직하여 특무활동을 전개하였다. 성당부 명의로 ｢共禍調査綱要｣를 제작하여 각지에 뿌리고 공산당의 활동을 조사하여 이를 모아 책으로 만들어 반공 선전의 중요자료로 삼았다. 1930년 10월 형사와 삼민주의혁명동지사는 성당부 선전부 및 성정부 민정청과 협동하여 ‘萍유鏟共促進會’를 조직, 무자비한 도살을 진행하였다.

1932년 성당부 특무실은 형사, 삼민주의혁명동지사에 지시하여 도서, 간행물을 조사 판금시켰다. 그 때 판금조치된 것을 보면 공산주의 선전, 무정부주의 선전, 국가주의 선전, 개조파, 桂係, 염석산, 풍옥상, 장발규 등에 대한 문건 등 다양하였다.

㈂ 민중훈련

먼저 앞서 ｢판사규칙｣에 있는 민중훈련부의 직장에 대해서 살펴보자.

1. 전성 민중을 훈련. 2. 사회상황을 조사. 3. 전성 지방자치 및 기타 사회사업을 추진. 4. 민중단체의 조직성립 및 개조를 지도. 5.민중단체의 활동을 지도. 6.훈육주임, 공민교원의 자격을 심사. 7. 하급당부 민중훈련 공작을 지도. 8.민중훈련 방면의 원고를 작성.

즉 민중훈련부는 각 지역의 사회조사를 실시하고 이를 바탕으로 지방자치 및 기타 사회사업 추진을 돕는 것과, 민중단체의 조직과 개조를 지도하고 민중단체의 활동을 지도하며 민중훈련에 종사하는 당의교사에 대한 자격을 심사하는 일들을 수행한다는 것이다.

국민당 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회 훈련부에서는 28년-30년간 민중훈련부의 공작개요, 부무회의, 중요 법규 및 방안 등을 편집하여 □部務彙刊□(1930)을 발행하였는 바, 이를 통해 그 활동 내용을 자세히 알 수 있다.

북벌시기 호남의 농민협회, 총공회 등 급진적 민중운동에 대한 기억 때문에, 마일사변 이후 호남성당부는 이들 민중단체에 대한 관리, 지도의 필요성을 절감하고 이를 정리, 개편하는 작업에 착수한다. 본격적인 착수는 28년 4월 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회가 성당부에 임시민중훈련위원회를 성립시키면서였다. 이듬해 29년 7월 민중운동위원회는 성당부 훈련부로 귀속되고 민중훈련과를 증설하여, 민중조직 관리와 민중훈련 사무를 전담 관리하게 된다. 그런데 ‘대혁명시기’ 농,공,상,학,부녀 각종 단체의 법규가 당중앙에서 폐지되고 새로운 법규가 반포되기까지 민중운동 공작은 의거할 기준이 없어 대단히 부진하였다. 더욱이 총공회, 농민협회를 이끌었던 공산당원에 대한 대규모 유혈 살상을 목도하면서, 당시 대중들은 민중단체에 참가하는 것 자체에 대한 극심한 공포를 느끼고 있었다.

1930년에 와서야 국민당중앙의 ｢人民團體組織方案｣, ｢工商團體組織法規｣를 받아서 정식으로 조직공작을 진행하게 되는데, 이때 또다시 계군의 장사 공격으로 인해 성당부는 모두 소실되고 민중조직훈련 공작도 또다시 주춤하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사후에 ｢湖南人民團體訓練實施程序大綱｣과 ｢湖南人民團體訓練實施程序｣를 마련하여 장사시부터 시작해서 각 현들이 점차로 이를 추진하였다. 또한 각 현·시당부 훈련부장회의를 소집하여 사상을 통일하고 인민단체의 진행방침을 확정했다. 여기서 아직 법규가 마련되지 않은 농회, 교육회 등은 잠시 성립을 늦추고 나머지 민중단체는 1931년 2월 이전에 개조와 중건을 완수한다는 방침을 세웠다. 그러나 마일사변의 영향은 상당히 커서 공작에 많은 장애가 있었으니, 성당부는 중앙에 중건 기한을 연장해줄 것을 요청하면서 한편으로는 민중단체 지도원을 각 현·시에 파견, 선전공작을 전개했다. 그리하여 그해 1931년 말에 가까스로 호남전성상회 등 19개 단체를 조직하였다. 1932년 2월 국민당 호남성 3전대회 후 당무 진전이 전보다 순조로워지면서 민중단체 조직에도 상당한 발전이 있었고, 그리하여 湖南全省商會聯合會를 비롯한 성당부 직할의 인민단체가 많이 조직되었다.

인민단체의 조직과 함께 각급 당부에게 맡겨진 또 다른 역할은 민중단체의 구성원과 당해지 주민 중에 공산당 세력을 철저히 조사하여 검거하는 일이다. 그리하여 각급 당부와 당원들은 정부와 협조 하에 保甲制를 실시하여 공산당의 잠행 활동을 막고, 체포된 공산당원에게  ‘자수’를 독려하는 방법을 취했다. 그리하여 자수를 이끌어내기 위해 ‘湖南黨感化院’을 세우는 등의 강온 양책을 겸용하였다. 또한 성당부는 국민당 중앙이 반포한 ｢共産活動情形調査表｣를 각 현·시에 배포하여 그 실정을 상세하게 조사하게 하였다.

1930년대 호남성의 보갑제도 추진에 대해서는 冉綿惠·李慧宇, □民國時期保甲制度硏究□,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5, pp.89-91

한편 마일사변 이후 성당부는 공산주의 사상의 영향을 받은 청년 학생들에 대한 사상통제가 필요하다고 생각하여, 黨義교육을 강화하고 교육과정에 三民主義 이념을 주입하였다. 또한 ｢湖南省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敎師條例｣에 따라 자격을 갖춘 당의교사는 청년 학생들에게 당의교육과 평가를 실시하여 학생에 대한 훈육공작을 강화하였다. 또한 성당부는 중등 이상의 학교를 당화교육 실시 단위로 정하고 전성의 각급학교 당의교육 과정과 학교 당의교육 방침을 규정하였다. 성당부는 ‘충실한 동지’들로 ‘시내 中等以上學校 總理記念週 指導委員會’를 조직하여 이들이 각 학교가 매주 거행하는 총리기념주에 참석해서 강연과 국내외 정세 보고를 하도록 했다.

□黨派群團志□ pp.112-118

이때 ‘八德主義’로 불리는 何鍵의 유교 윤리가 이러한 성당부의 당의교육과 결합되어 당치를 고취하는 이념 공작에 동원된 것도 주목되는 점이었다. 평소 하건은 ‘孝, 悌, 忠, 信, 禮, 義, 廉, 恥’의 八德을 선양하고 이것을 국민당의 삼민주의 이념과 결합시켜 정치 강연에 즐겨 사용하였다. 1931년 초 ‘鏟共’을 독려하기 위한 全省訓練會가 개최되었을 때도 그는  예의 팔덕주의를 표방하며 사상통일을 강조하였다.

何鍵, ｢三民主義之精神與八德｣, □八德主義□, 上海 明善書局, 1933.

또한 1932년 성당부는 훈정시기에 민중교육을 확대해야 한다는 방침 하에 각 현·시당부를 독려하여 다양한 형태의 ‘민중학교’를 개설, 운영하였다. 그리하여 상덕, 안인, 다릉, 형양, 상음, 형양 등지에 識字班, 商民야학, 工人야학, 貧民도서관 등을 운영하고, 현·시당부 및 교육회는 필요한 교재를 편찬하였으며, 성당부는 □三民主義千字文□ 교재를 번인하여 각 현시당부에 배포하기도 하였다. 그밖에 1934년 국민당 호남성집행위원회의 이름으로 編한 □湖南全省社會調査□도 민중훈련부의 사회조사의 성과로서 중요시할 만한 것이다. 이것은 지방당부가 지방자치 추진의 조력자로서 역할을 수행한다는 것이 결코 근거없는 것이 아니었음을 보여준다.

이 보고서는 省黨部 民衆運動指揮科(民衆訓練科)와 湖南省政府 秘書處가 공동으로 편찬한 것인데, 역사지리, 민정풍속, 당무정치, 산업교통 등의 항목으로 나누어 호남의 산업과 관련된 객관적 자료들을 제시하고 있다.

맺음말: 남경정부 시기 국민당 지방당부의 역할과 한계

이상으로 국민당 통치의 전국적 지배를 위해 국민당 지방당부가 어떻게 조직되고 운영되었는가, 그 지방당부의 활동은 어떠한 측면에 치중되는가를 살펴보았다. 그리고 구체적인 사례로 호남의 지방당부의 조직 실태와 구체적인 당무활동을 조직, 선전, 민중훈련 3개 측면을 중심으로 살펴보았다.

이미 보았듯이 지방당부와 지방정부의 당정관계는 당정분리의 원칙에 입각하여 각기 독립적 계통을 형성하고 각급 지방당부가 동급 지방정부에 대한 직접적인 지도·감독을 행사하지 않았다. 뿐만 아니라 오히려 당·정간의 현실적 역관계는 지방당부가 ‘지방정부의 附庸’이라 할만큼 지방정부의 국가행정 수행을 보조하는 위치에 있었다. 중앙당부는 하급당부의 당무활동에 대해 지도·감독을 실시하지만, 이것은 당부조직에 한정될 뿐이며 중앙당부와 중앙위원회가 직접 지방행정사무를 간여할 수 없게 되어 있다. 또한 훈정기의 중심과제인 지방자치(현자치)를 추진하는데 있어, 지방당부의 일정한 역할을 부여하고 있다.

이상의 논의를 통해, 우리는 다음과 같은 진부한 결론을 확인할 수 있었다. 즉 국민당 지방당부 조직은 주로 국민당의 이념을 보급하고 국민정부의 정책을 선전하며 민중에 대한 훈련을 실시하는 ‘계몽’과 ‘선전’과 ‘규율’의 역할에 국한되었다. 따라서 훈정시기 국민당 지방당부는 단지 지방정부의 권력 집행을 보조하는 존재였다고 말할 수 있고, 현실적으로 지방정부에 대한 포괄적인 지도·감독을 수행하거나 정치적 ‘후견’(tutelege)으로서, 또는 훈정의 과제인 지방자치 추진자로서 부여된 역할을 충분히 수행하기 어려웠다고 보인다.

‘훈정제도의 설계자’인 胡漢民은 당부와 정부의 역할을 政과 敎의 기능으로 설명하면서 ‘政과 敎의 역할은 다르지만 합해져서 黨治를 이룬다’고 주장하였다 예컨대 ‘자치’에 국한해서 말하자면 지방자치를 실행하는 것은 정부의 일이지만 인민에게 선전하고 이끌어서 인민으로 하여금 자치의 원리를 알게 하는 것은 당의 책임인 것이다. 따라서 당은 정부와 인민 사이에 교량과 유대의 역할을 하는 것이고 당부의 책임은 바로 ‘민간으로 들어가’ 인민을 ‘영도’하고 ‘훈련’하는 일이다. 이러한 점에서 보면, 호한민은 당원들에게 전통시대 신사층과 유사한 역할을 기대했던 것이고, ‘관민의 가교’인 그들로 하여금 직접 정치에 관여하지 않는 대신, 인민에 대한 교도와 훈련의 책임을 부여했던 것이다. 훈정시기 국민당 당원의 역할을 이렇게 규정할 수 있다면, 국민당 지방당부 조직은 이같은 당원의 역할을 조직적 형태로 이어주는 체계였고, ‘향촌에서의 신사 헤게모니를 관철시키는 거점’에 상당하는 조직체라고 말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러나 국민당의 지방당부가 위의 역할을 이상적으로 수행했다는 것과는 전혀 별개의 문제이다. 오히려 호한민이 지적했듯이 당시 省·市 이하의 당부는 적극적 효능을 거두지 못하고 단지 당의 직무가 당원의 ‘호구지책의 위치’로 전락하여 각지의 당무가 해이하게 되었음을 개탄하고 있다. 특히 남경국민정부가 중국공산당에게 패한 이유로서 당 기층조직으로의 권력침투가 실패했다는 점이 지적되기도 한다. 따라서 남경정부 시기 국민당 지방당부가 주밀한 조직을 갖추었는가, 그리하여 이러한 당부조직이 실제 국민당 지배를 실현하는 거점으로서 작용했는가는 앞으로 여러 가지 실증적인 검토가 뒷받침되어야 할 것이다.

胡漢民, ｢黨部在訓政時期的責任｣, □胡漢民先生文集□ 3冊, 臺北, 1978, pp.185-187

家近亮子, ｢南京國民政府の權力浸透の一側面-黨基層組織からの視點-｣, 同氏, □蔣介石と南京國民政府□, 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2002

中國國民黨의 民族主義理念과 革命外交

中國國民黨의 民族主義理念과 革命外交

朴濟均

1. 머리말 2. 중국국민당의 민족주의 이념	3. 남경국민정부의 ‘혁명외교’ 4. 맺음말: ‘혁명외교’의 좌절

1. 머리말

현재 중국은 ‘통일적 다민족 국가’의 건설을 통한 중화민족의 국가건설을 목표로 한다고 하며 신중국의 민족주의에 대한 입장을 정리하고 있다. 이러한 신중국의 민족주의에 대한 견해는 중화인민공화국이 중화민국을 혁명으로 구축하고 세워진 국가이며 중화민국과 이념적인 차이에서 출발하여 민족 문제에 관해서도 서로 다른 입장위에 서 있다고 주장하고 있지만 실제로는 오히려 연속적인 측면이 더 많다. 그런 점에서 중국의 민족주의에 대한 올바른 이해를 위해서는 1920년대 후반부터 1930년대의 남경국민정부의 국가적 이념이나 민족주의 정책을 살펴볼 필요가 있는 것이다. 남경 국민정부는 오사운동이래의 중국 민중의 민족주의의 기반 위에 성립된 정권이었다. 19세기말부터 1920년대 후반 남경국민정부가 성립할 때까지의 중국은 민족주의가 성립하여 대단히 고조되었던 시기였다. 당시 중국의 민족주의 문제의 가장 중요한 특징은 서구 열강과 일본의 제국주의적 침략으로 인하여 중국이 멸망할지도 모른다는 강렬한 위기의식을 기반으로 한다는 것이었다.

呂芳上, <<革命之再起>>,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 1989, pp.558-560.

엄밀한 의미에서 민족주의는 비록 서구 근대의 산물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중국의 민족주의는 한족 중심주의를 핵심으로 하는 전통적 원민족주의 내지 중화주의와 분리하여 생각할 수 없는 문제이다. 즉 전통적 중화주의는 구망이 초미의 과제였던 이 시기에도 여전히 강력한 영향을 미치고 있던 요소였다. 아울러 청말부터 남경국민정부가 성립할 때까지의 이 시기는 救亡이라는 가장 중심적으로 대두된 초미의 난제와 더불어 많은 과제가 새롭게 부가된 상황이었다. 그들을 종합하면 근대적 산업의 진흥과 농민을 포함한 모든 국민의 국가적 단결체제 즉 국민국가의 건설이라는 큰 두 가지의 과제로 정리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남경국민정부의 민족주의에 대한 입장은 기본적으로 신해혁명 당시의 민족주의를 1924년 국민당 개조와 더불어 새롭게 해석한 손문(孫文)의 신삼민주의(新三民主義)에 입각해 있었다. 신삼민주의에서 민족주의란 ‘중국민족 자신의 해방’과 ‘중국국내의 각 민족에 대한 일률적 평등’ 이라는 두 가지를 목표로 하고 있었다. 그를 위해 민족해방투쟁의 목표로 모든 제국주의에 대한 반대 투쟁을 전개하고 중국국내의 각 민족의 ‘자결권’을 승인하며, 반제 반군벌 투쟁에서 승리한 이후에는 자유롭게 통일된 각 민족이 연합한 중화민족국가를 수립할 것을 목표로 제시하였던 것이다. 장개석이 주도한 남경국민정부는 손문의 삼민주의를 충실히 계승한다고 표방하고 외교적인 측면에서도 손문의 민족주의에 입각한 ‘혁명외교’를 주장하고 있었지만 몇 가지 점에서 손문 생전의 국민당의 민족주의적 입장을 그대로 견지하기에는 어려운 상황의 변화가 있었다. 첫째, 이전의 혁명 정당의 입장에서 이제 국가 통치를 책임지는 통치정당으로 변화한 것이었다. 당시 중국이 불평등조약체제 하에서 제국주의 열강의 반식민지적 지배라는 상황에서 벗어난 것은 아니었지만 남경국민정부는 오사운동이래 고양된 민족주의를 바탕으로 정권을 장악하였으므로 북경정부보다 대외적으로나 대내적으로 강화된 주권을 행사할 수 있었다. 둘째, 제1차 세계대전의 종결 후에 동아시아 지역 질서를 규정한 워싱턴체제를 주도한 미국을 비롯한 열강은 중국의 민족주의적 동향을 중시하고 있었으며, 남경국민정부가 소련 및 공산당과 결별한 후 외교적 관계를 돈독하게 가지려고 했던 미국은 남경국민정부의 많은 정책에 대해서도 기본적으로 지지를 표명하고 있었다. 셋째, 오사운동이래 중국의 자본주의는 급속히 성장하였으며 남경국민정부는 그것을 바탕으로 성립하였을 뿐 아니라 중국의 자본주의화와 민족주의를 대표하고 있었다. 이러한 변화된 상황에서 남경국민정부는 기존 혁명 정당의 이념이었던 삼민주의의 원칙과 그에 입각한 외교정책을 묵수할 수 없는 입장이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변화된 상황을 고려하면서 이 연구에서는 주목하고자 하는 것은 민족 혹은 국가의 ‘독립’을 쟁취하기 위한 실제적인 방안으로 제시되었던 남경국민정부의 이른바 ‘혁명외교’가 손문의 민족주의의 이념적 목표를 얼마나 충실하게 반영하였는가 아니면 굴절 왜곡되어 갔는가를 추적함으로써 국민국가 창설의 주도자로서의 국민당 내지 남경국민정부의 성격에 접근해보려고 한다. 특히 혁명외교에서 핵심이었던 불평등조약철폐운동(廢約運動)의 실상을 집중적으로 검토해보려고 한다.

2. 중국국민당의 민족주의 이념

(1) 중화민국 초기 “오족공화론” 단계의 손문의 민족주의

중국에서 근대적 민족주의가 본격적으로 출현한 것은 청말 엄복이 사회적 다윈이즘을 소개하면서 ‘망국멸종’의 위기의식을 환기시키기 시작하면서부터라고 할 수 있다. 이후 엄복의 사회적 다윈이즘의 영향을 받은 양계초와 강유위 등의 변법론자들이 변법은 바로  ‘보국보종’의 길이라고 주장하면서 민족에 대한 각성을 주장하고 중국 내지 중국인에 대한 새로운 역사적인 개념을 부여하고자 하였다. 양계초는 중국을 구성하는 민족을 생존경쟁, 자연도태, 우승열패의 사회적 다윈이즘의 진화론을 근거로 아직 노예제를 기반으로 하는 추장체제에 머무르고 있는 몽고, 회강, 묘족, 여족, 생번, 토사 등의 미진화 상태의 유목 민족과 중국인, 일본인, 조선인, 섬라인 등과 같이 진화의 정도에서 더 나아간 정주 민족으로 구분하긴 했지만 부국강병을 통해 보종해야할 대상으로서의 중국민족은 청조 통치 하에 있는 모든 주민을 포괄한다고 생각하였다. 강유위도 만주족은 황제와 하, 은의 시대부터 존재했으며 그 정교와 예속이 중화에 완전히 동화되었으므로 한족과 만주족 사이에는 아무런 차이가 없다고 보았기 때문에 배만주의와 종족 혁명에 반대하였다. 그는 공양학적인 관점에 입각하여 역사는 거란, 승평, 태평의 단계를 거치면서 발전하는 것으로 보고 태평세인 대동사회는 화이의 구별이 사라지고 화이가 하나로 화가 되는 것이므로 배만주의는 대동사회의 실현에 장애가 된다고 보았다.

신해혁명 시기 혁명파의 민족주의는 종족적 민족주의로서 주권을 가진 중화민국의 국민은 절대 다수를 차지하고 있던 한족을 의미하는 것이었고 기타 소수민족은 모두 한족에 동화되어야 한다는 입장이었다. 신해혁명 후에 손문이 제창하고 있던 오족공화론도 청말이래의 혁명파들이 주장한 민족동화론적 입장에 서 있었던 것이므로 한족을 제외한 소수민족 집단의 특성이나 권리를 보장하는 이론은 아니었다.

(2) 신삼민주의 단계의 손문의 민족주의

손문의 민족주의론 중에서 남경국민정부의 민족주의 정책에 가장 중요한 의미를 가진 것은 국공합작후에 주장한 민족주의론이었다. 당시 손문의 민족주의론이 충실히 반영되었다고 볼 수 있는 1924년 1월 23일에 발표된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에서는 국민당의 민족주의가 두 가지의 의미를 가진다고 주장하였다. 하나는 중국민족이 스스로의 해방을 추구한다는 것이었고, 또다른 하나는 중국 국경 안의 각민족은 모두 평등하다는 것이었다. 중국민족의 해방은 곧 반제국주의 및 중국민족의 국제사회에서의 자유와 독립을 의미하는 것이었다. 신해혁명 이전에는 만주족이 위에서 지배하고 있었고 제국주의 열강이 다시 포위하고 있었기 때문에 만주족의 지배와 열강의 과분 정책에서 벗어나는 것이 당시의 민족주의운동의 목표였다. 신해혁명 후에는 만주족의 지배가 타도되었으나 제국주의 열강이 포위하고 있는 상황은 변하지 않았다. 다만 제국주의 열강의 과분 정책이 공관(共管)정책으로 바뀌었다. 즉 무력 침략의 정책에서 경제적 침략정책으로 바뀌었을 뿐 중국민족의 독립과 자유가 상실된 상황은 변함이 없다는 것이었다. 따라서 국민당은 중국민족의 해방을 위하여 지식계급, 농민, 노동자, 상인 등 다수의 민중에 의지하여 제국주의에 반대해야 한다는 것이었다. 국민당은 국내의 각종 평민계급의 조직을 도와 국민의 능력을 발양하는 노력하는 등 민중과 밀접하게 결합해야만 중국민족의 진정한 자유와 독립이 가능하다고 주장하였다. 이것은 손문이 처음으로 반제국주의적 민족주의를 제기한 것이라고 평가되고 있다.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歷史硏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硏究所中華民國史硏究室 中山大學歷史系孫中山硏究室 合編, <<孫中山全集>> 第九卷, 中華書局, 1986, p.118.

<일전대회선언>, pp.118-119.

민족주의의 두 번째 측면인 대내적 민족주의에 대해서 국민당은 중국내의 각민족의 자결권을 승인하고, 제국주의와 군벌에 반대하는 혁명이 성공한 후에는 자유 통일에 의한(각민족의 자유연합에 의한) 중화민국을 조직해야함을 정중히 선언한다고 하였다. 신해혁명으로 만주의 지배가 무너졌으므로 국내의 각민족이 평등하게 결합해야 함에도 불구하고 정부는 전제의 잔재인 군벌이 장악하고 있고 제국주의의 영향은 여전하기 때문에 국내의 각 민족은 불안해 하고 있다. 따라서 국민당은 국내 각 민족의 양해를 얻어 중국 국민혁명에서의 공동의 이익을 그때그때 제시하고, 국내 혁명 세력이 신장되는 상황에 따라 제민족과 조직적 연락을 취하며 여러 가지 구체적인 민족문제를 해결할 방법을 찾아가야 한다는 것이었다. 같은 날 발표된 <<국민정부건국대강>>의 민족 항에서도 국내의 약소 민족에 대해서 정부는 당연히 지원해야 하며 그들이 자결 자치할 수 있도록 해야한다고 규정하였다.

<일전대회선언>, p.119.

<국민정부건국대강>

문제는 이때 사용된 자결권과 자치권이 과연 구체적으로 무엇을 의미하는가, 그것이 그 이전까지 손문의 일관된 입장이었던 소수민족에 대한 동화론에 변화가 생겨 소수민족이 한족으로부터 분리하여 국가를 수립할 수 있는 정치적 독립권까지 의미하는가 하는 것이다. 이 문제에 대한 해석은 손문이 생각하고 있던 약소민족의 자결이란 티베트인, 신강의 이슬람인 등의 종족 군체가 영국 등의 열강 세력으로부터 독립하여 장래에는 그들이 중화민국의 진정한 동지가 된다는 의미라고 보는 견해를 주목하고 싶다. 즉 열강의 제국주의적 침략이 사라지고 광주정부가 정권을 장악한 ‘정통적인’ 중화민국의 범위 안에서의 중국국내 소수민족의 ‘민족자결권’이라는 것이다. 1924년 당시 손문은 열강세력이 변경 지역으로 침략해들어올 수 있는 까닭은 한족 이외의 4개 종족이 존재하기 때문이라고 생각했고, 군벌과 제국주의세력이 타도되기 전에는 4개 종족도 한족에게 동화되는 단계에 도달하지 않은 것이라고 생각했다는 것이다. 손문의 민족자결은 건설하고자 하는 국민국가의 국제사회 속에서의 독립이라는 측면에서 윌슨의 민족자결주의와 일치하고, 반제국주의적 측면에서는 레닌의 민족자결과 일치한다. 그러나, 손문은 윌슨이 패권사상을 가지고 있음으로써 생긴 귀화를 허가하지 않는 관점을 비판하고 레닌의 민족자결의 특징인 연방제와 분리권은 전혀 언급조차 않았다. 즉 손문의 민족자결관은 윌슨과 레닌의 사상중 필요한 것은 선택해서 취하고, 나아가 유교적(도덕적, 왕도적)이고 지역적(대아시아주의적)이며 반백인종적인(인종적) 요소를 새롭게 추가하여 형성된 것이었다는 것이다.

松本眞澄(魯忠慧 譯), <<中國民族政策之硏究>>, 民族出版社, pp.102-105.

自治에 대해서도 1924년이전의 혁명파나 손문은 모두 ‘지방자치’란 통일적인 중앙집권적 공화국을 지탱하는 조직망이라고 보았던 것이지 중앙에 대한 지방의 독립성이나 자주성, 자율성을 의미하는 것은 아니었다. 1924년에 발표된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의 소수민족의 ‘자치’라는 것도 훈정시기의 ‘자치’를 의미할 뿐이었다.

중국인은 전제적 통치를 받아온 때문에 노예근성이 생겨나 퇴화된 민족이 되었고 자치능력을 상실하였다. 또 자치능력이 없음으로 말미암아 열강에 의해 잠식되게 되었다. 어느 정도 자치능력을 가지려면 문명화된 지도자의 지도를 받아야만 한다. 그렇지 않은 상태에서 주권재민이란 것은 허울에 불과하다. 어린아이가 성년이 되기전에는 독립성이 없는 것과 마찬가지로 혁명의 시작단계에서는 국민당이 자치능력이 없는 국민을 양육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건국대강에서 말하는 약소민족의 자치란 자치능력이 없는 ‘만인’은 노예상태에서 벗어나야 하고 선지선각자인 국민당의 지도를 받는 훈정시기를 거쳐야만 계몽되어 현의 관리나 의원을 선출하는 선거를 제대로 할 수 있다. 즉 자치란 중앙정부의 상의를 지방 차원에서 잘 하달할 수 있는 능력이라고 할 수 있고 국민당이 통치하는 통일국가의 자강과 근대화에 공헌할 수 있는 능력을 갖추는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약소민족은 자기 민족에게 이익이 되게 자기 민족의 기준으로 의원을 선출할 권리를 가지고 있지 못하다고 본 것이다. 또 자치란 중국의 주권에서 이탈하는 할거를 의미하는 것이 아니었다.  손문은 지방분권을 주창한 연성자치론을 강력히 반대하였다. 손문이 실현하려고 한 자치는 자치라는 명목하에서 실제로는 할거를 추진하려는 위선적 자치가 아니라 진정한 인민의 자치라는 것이었다. 그렇다면 소수민족의 자치라는 것은 국가가 통일되어 헌정을 실시하기 이전 단계에 국민혁명을 지지하고 국민당의 정치선전에 지지하는 인민이 지방에서 획득하는 정치능력을 의미하는 것이었다. 이것은 서구에서 시민사회의 출현과 더불어 발전된 일반적인 ‘민족자치’와는 완전히 다른 것으로서 ‘상급의 정치 질서에 대한 복종’을 의미하는 ‘차자치’라고 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즉 손문이 이상적이라고 본 지방자치란 지방이 능동적으로 중앙집권에 대해 지지하는 것을 의미하였던 것이고, 한민족과 약소민족의 총체라고 할 수 있는 중화민족이 주체가 되는 되는 것이지만 약소민족이든 한민족이든 모두 자치능력이 없는 상태의 국민이므로 그들에게 평등하게 훈련과 교육을 통하여 자치능력을 배양하게 하는 공화제 초기인 훈정 단계에서 실시하는 자치로서 제국주의열강과 군벌을 타도 대상으로 하면서 몽고나 신강, 청해에도 현제도를 실시하여 국민당이 수립할 중앙정부를 지탱해주는 지방자치제를 실시하려고 한 것이었다.

(3) 장개석의 민족주의 해석

그렇다면 손문의 삼민주의를 계승한다고 주장한 장개석의 민족주의에 대한 관점은 어떤 것이었을까? 손문의 민족주의를 그대로 계승한 것이었을까? 장개석은 1926년 6월 5일 국민혁명군총사령으로 임명되었고 7월 9일 광주에서 국민혁명군총사령에 임명되고 북벌서사를 하는 의전례의 <北伐宣言>에서 불평등조약의 폐해에 대하여 다음과 같이 주장하였다.

“신해혁명으로부터 지금까지 15년간 재앙이 끊이지 않고 계속되고 있고 인민은 재난 속에서 허덕이고 있으며 그 정도는 나날이 더 심화되고 있다. 그 혼란의 근원을 살펴보면 모두 국제 제국주의의 침략 때문이다. 그들은 함포정책으로 협박하여 불평등조약을 체결하여 우리의 관세자주권을 빼앗았고 우리의 사법권의 독립을 방해하였으며 전국의 금융과 교통을 습단하여 우리의 신흥공업의 발전을 가로막았고 농산물을 장악하여 상업이 쇠락하가ㅔ 하여 민생이을 어렵게 하여 전국 각지에는 비적들이 가득차게 하였고 온갖 문제가 갖가지 문제를 야기하고 있다. ----혁명전쟁의 목적은 독립국가를 건설하여 삼민주의를 기초로 국가와 인민의 이익을 옹호하는 것이므로 반드시 혁명의 세력을 삼민주의 아래 집중하여 군벌과 군벌이 의존하고 있는 제국주의를 타도해야 한다.”

그리고 <告海外同胞書>에서도 다음과 같이 주장하였다.

“북벌의 목적은 우선 제국주의의 도구인 매국적인 군벌을 타고도하고 국민회의를 개최하며 불평등조약을 폐지하는 것이며, 그 다음으로 인민의 통일정부를 수립하여 삼민주의를 실현하는 것이다.”

장개석이 북벌의 목적이 일차적으로 군벌과 군벌이 의지하고 있는 제국주의의 타도와 국민회의의 개최에 있다고 주장한 것은 <告壯士書>에서나 1926년 7월 28일 <中央黨校弟四期同學錄序> 등 북벌시기의 여러 연설이나 전문에서도 확인되고 있다. 그리고 4․12정변을 거친 후 1927년 4월 18일 남경에서 장개석의 측근인 오치휘가 기초하고 호한민이 읽은 국민정부의 기본방침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남경국민정부의 成立宣言이 발표되었다. 그 중에서 손문의 불평등조약의 폐지에 대한 주장을 遺敎의 하나로 인정하고 실현하기 위해 노력할 것이라고 선언하였다. 같은 날 장개석은 국민혁명군 총사령의 자격으로 중국국민당남경총부에서의 연설에서 국민정부의 이러한 외교방침을 추인하였다. 1928년 2월 3일 개막된 사중전회에서 사실상 국민당의 당권을 장악한 후인 1928년 3월 6일의 연설에서도 장개석은 손문의 유촉의 핵심이 국민회의를 개최하고 불평등조약을 폐지해야한다는 것이었음을 확인하였다. 이상에서 보듯이 장개석이 남경국민정부의 수립직후까지 손문의 민족주의를 원칙적으로 계승하고 실천하려고 했음은 분명하다.

家近亮子, <蔣介石‘安內攘外’期における南京國民政府の國家建設及び外交戰略>, <<蔣介石と南京國民政府>>, 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2002, p.165.

배경한, <<장개석 연구>>, p.203.

그런데 2차북벌이 완성된 직후인 1928년 7월 18일의 연설에서 장개석은 국민혁명의 의의가 제국주의와 제국주의의 주구인 군벌의 타도였다고 하면서 군벌이 이미 타도된 당시로서는 불평등조약의 폐지가 과제라고 하면서 건전한 신중국을 건설하고 불평등조약을 폐지하려면 첫째, 시간을 준수해야 하고 둘째, 질서를 지켜야 한다고 하면서 규율 준수의 중요성을 조건처럼 제시하며 강조하였다. 12월 10일의 강연인 <北伐成功後最要緊的工作>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북벌 성공이후 우리에게 가장 요긴한 사업은 외교이다. 우리에게는 2개의 혁명의 대상이 있었다. 하나는 봉건적 제도, 즉 국내의 군벌이고 하나는 외교였다. 국내의 군벌은 북경을 함락시킴으로써 일단락되었고 군사적 사업도 역시 끝이 났다고 할 수 있다. 첫번째 과제는 완성되었다고는 할 수 없을 지 몰라도 이미 새로운 국면을 맞이하고 있다고 결론지울 수 있다. 우리들 최후의 혁명이 성공하느냐 못하느냐는 전적으로 두 번째 대상에 우리가 어떻게 대응하느냐 즉 외교상의 난관을 타파할 수 있느냐의 여부에 달려 있다. ----현재 불평등조약을 철폐하고자 하는 목적을 달성하지 못하고 있고 새로운 조약의 체결은 아직 많은 위험성이 도사리고 있으며 그들의 간섭을 받지 않을 수 없는데 그것은 무엇 때문인가? 우리들 자체의 역량과 지위와 국내의 정세가 충분히 진전되지 못했기 때문이다. 왜 그런가? 외교는 실력의 뒷받침이 필요한 것이다. 우리 외교의 뒷받침이 어떤가를 한 번 되볼아 보자. ---현재 우리 국가의 최대 약점은 바로 이상에서 말한 국민의 3대 약점이다. 첫째가 질서를 지키지 않고, 법률을 준수하지 않고 대내적으로 복종성이 없어 당의 명령을 들으려 하지 않는 것이다. 둘째, 모두가 소극적 저항만 하고 적극적으로 할 능력이 없고 적극적으로 진행하지 못하는 것이다. 셋째, 외국인을 두려워하는 것이다. 두려워한다는 이것은 우리 중국인의 가장 나쁜 성질이다. ---예를 들면 현재 우리는 어떤 조약도 맺지 않았으나 그들은 군함을 우리의 內河에 파견하였고, 그들은 군대를 우리의 산동에 파병하였는데, 우리가 그들에게 허가한 적이 없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그들 스스로 왔다. 우리가 도대체 무슨 조약을 맺어 그 중간에 그들이 이렇게 하는 것을 허락한 적이 있는가? 그래서 단순히 조약에 의존하는 것은 소용이 없는 것이다. 아무리 좋은 조약이나 무슨 자유평등한 조약에 의지하더라도 우리 스스로가 실제로 자유와 평등을 쟁취하지 못한다면 다른 사람이 와서 우리에게 무슨 자유와 평등을 가져다 줄 것이라는 그런 일은 결코 없이니 따라서 현재의 외교는 완전히 우리 국가의 생사존망에 관계된 대단히 험악한 문제인 것이다. 그러나 현재의 이러한 엄중하고 험악한 환경에서 우리는 결코 소극적인 행동만으로는 타개해 나갈 수 없으며 하루 이틀의 노력으로 해결할 수도 없는 것이다. 다시 한 마디 더 한다면 우리가 불평등조약을 철폐시키려면 우리 국가 내부에서 단결해야 하고 분투 노력해야 하며 최소한 3년은 필요할 것이며 조금더 늦어진다면 5년, 10년의 노력으로도 알 수 없는 것이다. 결코 한 마디 말로 해결될 것이 아니며 한 장의 종이로 철폐할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다.

이렇게 북벌의 완성으로 군벌 타도라는 목표는 기본적으로 달성했으므로 남은 중요한 과제는 외교 즉 불평등조약의 폐지에 있다고 하면서 적극적인 행동의 중요성을 특히 강조하는 것으로 새로운 상황에서 행동의 목표를 정리하고 있는 것인데 이것이 자신이 당장 적극적인 반제국주의의 운동에 착수하겠다는 것은 아니었다. 실제로 적극적인 행동을 하지 않고 있는 주체로 자신이 주도하는 국민당이나 군대를 지적한 것이 아니라, 소극적으로 행동하고 외국인을 두려워하며 시간과 질서를 준수하지 않는 약점을 가진 국민이라고 주장하고 있다. 결국 외교 문제를 해결하기 위해서는 국민의 지원이 필요하며 국민이 그럴 만한 자격을 갖추기 위해서는 길게는 10년이 걸릴 수도 있다는 것이다. 그 한 달후인 1929년 1월 13일 편견위원회에 대해 언급하면서 편견위원회의 결의안이 제대로 실행된다면 중국의 미래에 자유독립과 불평등조약의 철폐는 3년이내에 완수할 수 있을 것이고 편견위원회가 아무런 결과를 낳지 못하여 각지에서 과거 17년간 군벌이 했던 것과 같이 군대를 확장하고 지반을 장악하여 상호 투쟁을 계속한다면 제국주의자들에게 구실을 제공하여 불평등조약도 폐지하지 못할 것이라고 하였다. 이렇게 불평등조약 폐지를 위한 전제조건으로 국민의 생활윤리나 도덕적 태도에서 준비가 필요하다거나 국내 정치 세력의 중앙 정부에 대한 복종이 필요하다는 것은 국민당의 당권과 정부의 정권을 장악한 장개석이 집권정당 내지 집권정부의 입장에서 기존의 혁명의 목표였던 반제국주의적 민족주의를 안정적인 집권을 위한 이데올로기로 이용하고자 하는 의도를 가지기 시작했음을 의미한다고 할 수 있다. 1931년 5월 5일부터 17일까지 남경에서 개최된 국민회의에서 한 연설인 <勞力完成訓政大業>에서 장개석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불평등조약의 속박에 대해서는 국민들이 이미 하나 같이 벗어나려고 하고 있고 중국이 국제적으로 완전히 평등하고 자유로운 지위를 획득하려는 것은 정부 스스로도 고유한 직권에 기초하여 반드시 실현하려고 하고 있지만 오직 여기서 우리 국민들이 통절하게 인식하기를 바라는 것이 있다면 국가의 완전한 평등과 자유의 획득은 반드시 민족 독립의 실현을 주요한 관건으로 삼는 것이므로 참으로 민족의 경제력과 자위력이 독립할 정도로 충실한 상태에 도달하지 못한다면 국제적인 평등과 자유도 아주 요원한 것일 뿐이므로 우리 국민들은은 반드시 거짓되고 교만한 악습을 없애고 민족의 자신감을 회복하며 강인하고 인내할 수 아는 덕성을 함양하여 잠시라도 치욕을 갚고 생존을 도모해야 하는 과업을 잊지 말아야 할 것이다. 나는 감히 4억의 우수한 민족 모두에게 말하건데 한마음 한 뜻으로 각고 노력하여 3을 실천하고 3년 동안 교훈을 받겠다는 결심을 실천한다면 국가와 민족의 완전한 독립과 자유를 이루는 것도 결코 어려운 일이 아닐 것이며 또한 삼민주의의 성공을 바탕으로 세계 대동의 기초도 확립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것은 내가 확신을 가지고 믿는 것이며 또한 우리 전국의 동포들도 같이 이러한 믿음을 가지기를 바라는 바이다.

이렇게 즉각적인 반제의 주장이 아니라 반제를 위해서 준비가 필요하다는 입장의 연장선에서 그의 ‘安內攘外’론이 성립되었다. 그것은 만주사변이 발발하기 직전이었다. 1931년 7월 23일 장개석은 국민들에게 일치단결하여 '安內攘外'하자고 하면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하였다.

우리전국 동포는 지금 이러한 공비(적비)와 군벌의 반도들이 제국주의자와 연합하여 진공해옴을 맞아 생사존망이 잠시라도 방심함을 허용하지 않는 상황에서 와신상담의 정신으로 안내양외에 분투해야 하며 욕됨을 참아내고 무거운 짐을 짊어지는 꾿꾿함으로 당과 국가가 당면한 백년간에도 드문 치욕을 씻어야 한다. 무릇 양외하려면 먼저 안내해야 하는 것이며  썩은 것을 제거해야 좀을 방지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이번에 광동의 반란이 없었다면 조선의 참안도 틀림없이 발생하지 않았을 것이고 법권회수문제도 또한 일찍 해결되었을 것이며 불평등조약도 물론 폐지할 수 있었을 것이다. 따라서 먼저 공비를 소멸시키지켜 민족의 원기를 회복하지 못한다면 외국으로부터 당하는 수모도 방지할 수 없는 것이다. 먼저 광동의 반란을 평정하여 국가의 통일을 완성하지 못한다면 양외도 불가능한 것이다.

이때 제기된 '安內攘外'란 만주사변이후인 1932년부터 1936년까지 장개석의 시국에 대한 기본적인 정책이 되어 일시적인 국내안정기를 가져올 수 있었다는 평가를 받고 있기도 한 것이다. 이 안내양외시기에 남경국민정부는 법률의 정비, 교육의 충실, 경제 건설, 금융체제의 개혁, 교통망의 정비, 통신사업의 진흥, 사회사업의 확충 등 근개국가건설에 필요한 여러 가지 제도가 마련되었음은 부인할 수 없는 사실이다. 그러나 반제국주의의 민족주의정책의 핵심이었던 당장 불평등조약의 폐지를 위한 노력은 약화되고 민족주의는 국내의 안정적인 지배를 위한 이데올로기로서의 측면을 강하게 띠게 되었다. 1934년 2월 19일 장개석은 신생활운동을 제창하면서 <新生活運動之要義>라는 강연을 하였다.

家近亮子, 앞의 책, p.163.

家近亮子, 앞의 책, pp.172-180.

--독일도 하나의 국가이고 중국도 하나의 국가인데 독일은 무력도 없으면서도 다른 나라들과 평등할 수 있고 중국은 무력도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여전히 평등할 수 없는 것은 도대체 무엇 때문인가? 다름이 아니고 오로지 우리 나라의 일반 국민의 지식도덕이 다른 나라 사람들에게 미치지 못하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우리는 한 국가와 민족이 부흥하는데는 무슨 강한 무력을 갖는 것으로 가능한 것이 아니고 일반국민의 고상한 도덕지식을 가져야 되는 것이다. ---지금부터 우리가 평등을 요구하려면 우리 국가와 민족의을 부흥시키려고 한다면 반드시 근본적으로 국민의 지식도덕을 조금씩 향상시키는 것부터 시작해야 할 것이다.

3. 남경국민정부의 ‘혁명외교’

1) 무한국민정부의 ‘혁명외교’

‘혁명외교’란 국민혁명의 산물로서 ‘국민혁명의 외교’라고도 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손문 사후에 성립한 광동의 국민정부는 혁명을 계속해 나가는 속에서 국내적으로는 북벌전쟁을 시작하여 중국을 통일하려고 하면서 대외적으로 전개하기 시작한 것이 이 혁명외교였던 것이다. 중국이 열강과 맺고 있던 대표적인 불평등조약의 내용은 領事裁判權, 關稅不自主, 沿海貿易, 內河航行, 駐艦, 駐兵, 租界, 租借地 등이었다. ‘혁명외교’란 혁명적 방법과 수단으로 중국과 외국 사이의 불평등한 외교문제를 해결하고자 하는 것으로 불평등조약을 폐지하고자 하는 목적을 달성하려고 하는 것이며, 과거의 조약, 협정, 관례 및 기존의 사실을 전혀 고려하지 않고 필요할 때에는 대담하고 강렬한 수단을 사용하며 혁명정신과 민중운동의 강력한 지지를 받으며 위압적 혹은 반위압적 방법으로 중국외교의 목표---불평등조약 중의 불평등한 각 조항을 전체적으로 혹은 부분적으로 폐지하여 외국인이 중국에서 우월한 지위를 누리는 상태를 변경하려는---를 달성하고자 하는 외교라고도 할 수 있다. 이 혁명외교는 기본적으로 손문의 민족주의론에 입각한 광동국민정부의 기본적 외교방침에서 비롯된 것으로 1926년 6월 1일부터 1927년 8월 13일까지 광주와 무한정부의 외교부장이었던 陳友仁(Eugene Chen, 1878-1944)에 의해서 광동정부와 무한국민정부의 외교노선으로 본격적으로 채택된 외교정책노선이었다. 손문 생전의 광주 월해관의 ‘관여’문제에 대한 처리와 상단사건을 둘러싼 영국의 중국문제에 대한 간섭의 배제에서 이미 혁명외교가 시작되었다고도 볼 수 있으나 당시는 광동군정부는 북경에서 공식적인 외교권을 행사하는 중앙정부가 존재하는 가운데 지방정권으로서의 대외적 대응이었으며 당시 다른 국가들도 공식적인 외교적 상대라고 보지 않았으므로 그것을 외교라고 보기는 어려울 것이다.

橫山宏章, <中國國民革命と革命外交>, <<孫中山の革命と政治指導>>, 硏文出版, p.355.

于能模, <<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經過>>,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51, pp. 1-3.

李恩涵, <<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 1993, p.6. 전동현, <중국 국민혁명기 삼민주의 연구---통치이념화과정을 중심으로--->, 이화여자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1998, p. 78도 참조. 횡산굉장은 혁명외교를 피억압국의 군사운동, 민중운동을 중심으로 한 혁명적 역량을 배경으로 실력으로 국제환경의 현상변혁을 추구하는 것을 의미하는 것으로 규정하였다. 억압자인 제국주의 열강이 군사력을 배경으로 폭력적 외교를 전개하는 ‘포함외교’에 대응하는 것이며, 실력으로 현상을 변혁하는 것이라 할 수 있는데 거기에는 불평등조약의 개정이 필요하고 그것을 해결하는 데 의화단 운동처럼 오로지 실력으로 열강을 박멸하려는 배외운동과는 달리 어디까지나 외교적 교섭의 길을 추구하는 컨트롤된 반제국주의운동이라는 것이다( 橫山宏章, 앞의 책, p.356). 橫山宏章의 이러한 규정은 이은함이 격렬형 혁명외교라고 분류한 진우인 외교부장 단계의 외교만을 혁명외교라고 보는 관점이다. 본고에서는 이은함의 입장을 따라 남경국민정부수립 후 왕정정 외교부장의 외교도 포함하여 1925년부터 1931년까지의 국민당의 외교를 혁명외교로 보는 입장을 따른다.

따라서 본격적인 혁명외교는 손문 사후 5․30사건의 와중에서 광동국민정부가 사기참안과 홍콩봉쇄 등으로 나타난 전국적인 민중운동의 지지를 바탕으로 반제운동을 전개한 것이 시작이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손문의 유지를 받든다는 취지에서 진행된 1차 북벌기 무한정부의 조직적 영향을 받고 있던 민중이 1927년 1월 3일 한구의 영국조계를 점령한 사건이나 1월 4일 구강의 영국조계를 점령한 사건 등의 반제국주의운동이 이러한 혁명외교 방침에 의해서 진행된 가장 대표적인 것들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한구 조계의 회수는 1927년 2월 19일 맺어진 ‘중영교섭한구조계협정’에 의해 처리 방침이 정해졌다. 그후 같은 해에 구강 조계를 회수할 때나 1929년 진강의 조계를 회수할 때도 기본적 방식은 모두 이 때 한구 조계회수시의 방침을 따랐다. 楊公素, <<中華民國外交簡史>>, 商務印書館, 1997, pp.111-112.

한구와 구강의 조계회수사건에서도 그러했듯이 1차 북벌 시기 무한정부가 혁명외교의 주요 대상으로 설정한 국가는 영국 제국주의였다. 국민당 개조 후의 3대정책중의 하나이며 손문의 유촉이기도 했던 것이 ‘聯蘇’였고 국공합작 하에서 국민당의 좌파가 당권을 장악하고 있던 광동정부와 무한정부의 외교정책은 소련의 영향을 강하게 받고 있었다. 당시 소련은 영국이야말로 제국주의중 핵심 국가이므로 영국 제국주의가 와해되면 나머지 제국주의 세력들도 와해될 것이라는 환상을 가지고 있었다고 한다. 그리고 그 구체적인 외교전략으로는 중국과 소련, 독일, 일본이 연합하여 영국을 고립시킨다는 것이었다. 보로딘은 중국과 소련, 일본의 연합전선을 결성하여 공동으로 영국을 협박하여 중국에서의 권익을 포기하도록 하려고도 하였다. 1927년 3월 23일 보로딘은 무한의 국민당중앙회의에서 <關於上海外交問題的決議案>을 제출하여, 진우인이 선언을 발표하여 상해의 전투가 끝나면 각국은 상해로부터 철군하도록 요구하고 당이 민중을 지도하여 외국 군대의 철수를 촉구하며 담판을 통해 영국과 미국으로 하여금 상해공공조계를 회수하는 문제를 논의하도록 하였다.

陳公博, <<苦笑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六年)>>, 現代史料編刊社, 1981, p.92.

영국이 혁명외교의 대상 국가로 설정된 것은 이러한 소련의 영향이 작용한 외에도 불평등조약 체제에서 최대의 이권을 가진 제국주의국가 즉 국민혁명이 진행되던 중국의 남부와 장강 유역에 가장 많은 조계와 조차지 및 이권을 차지하고 있었기 때문이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아울러 제1차세계대전 이후 극동 지역에서 영국의 군사력이 약화되어 워싱턴체제를 이용한 자국의 경제적 이익의 방어에 만족하고자 하는 대중국 양보정책 내지 외교적 고식주의 역시 중국의 공격적인 외교노선을 초래한 요인이었다.

당시 북벌을 통한 국민혁명이 급속히 확산되는 상황에서 영국이 중국에 양보정책으로 임했을 뿐 아니라 미국 역시 중립 내지 우호적이었고, 프랑스는 영국과 보조를 같이 하고 있었다. 미국이 제국주의 국가들 중에서 비교적 우호적인 대중국 외교정책을 전개하고 있었음은 한구 영조계회수 사건이후인 1월 24일 켈로그가 발표한 대중국정책 성명서를 통해서도 알 수 있다. 성명서의 내용은 첫째, 무역상의 최혜국 대우를 포함하여 미국이 중국에서 갖고 있는 조약상의 권리를 요구한다는 것, 둘째, 미국은 중국이 지정한 중국을 대표할 수 있는 인물과 담판을 진행하여 워싱턴회의가 규정한 부가세를 인정하고 중국의 관세자주를 회복할 교섭을 준비하고 있으며, 중국이 미국 국민의 생명과 재산을 보장할 준비를 할 때 영사재판권을 포기하는 회담을 할 수 있으며 미국은 단독으로 중국과 회담을 진행할 것이라는 것, 다만 유일한 문제는 누구와 담판할 것인가 하는 점이라는 것, 셋째, 현행조약은 중국의 총통이 폐지해서는 안되며 반드시 양국이 회담을 통하여 해결해야 하며 미국 의회의 비준을 거쳐 새로운 조약으로 대체해야 한다는 것, 즉 중국 단독으로 불평등조약을 폐지할 수 없다는 것을 선언한 것이었다. 물론 이 성명이 당시 중국의 통일이 불가능할 것이라고 예측하고 협상주체가 없다는 것을 이유로 불평등조약을 유지하고자 하는 것이었다고 볼 수도 있지만 국민혁명의 발전과 미국내 여론의 변화에 대응하여 대중국정책을 전향적으로 검토하고 있음을 밝혔음은 인정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실제로 이러한 미국의 성명이 나오게 된 것은 미국의 중국관이 변하고 있었기 때문이었다. 미국은 중국의 혁명정세가 과거와는 완전히 다르다고 보고 있었다. 북경정부는 이미 유명무실하여 중국을 통치할 능력을 상실하였으며 민중의 지지를 바탕으로 한 국민정부의 혁명 역량은 계속해서 발전하고 있어 외국의 간섭으로 저지할 수 있는 단계를 지났다고 보았다. 미국의 국내 여론도 중국사태에 대한 무력에 의한 공개적 간섭에는 반대하고 있었다. 그러한 상황에서 미국은 가능한 방법이란 혁명이 과격화하는 것을 막아 미국의 중국에서의 이익이 지나치게 손상되는 것을 막고자 하는 것이었다. 이러한 정세 파악 위에서 나온 것이 켈로그의 선언이며 중국내의 정치 세력에 대해서는 온건파인 장개석에게 기대를 가지고 접근하였다. 장개석도 이러한 미국의 기대에 부응하고자 1927년 1월부터 3월까지 왕정정, 오조추, 공상희 등을 통하여 미국과 외교적 접촉을 시도하며 온건한 대외정책을 선언하여 미국을 비롯한 열강의 지지를 확보하려고 하였다.

陶文釗, <<中美關係史(1911-1949)>> 上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p. 105.

陶文釗, 앞의 책, pp. 104-106.

陶文釗, 앞의 책, p. 108.

일본 역시 중국의 혁명에 대한 직접적인 간섭보다는 장개석을 중심으로 한 온건파를 지지하여 자국의 이익이 침해되지 않는 방향으로 나아가도록 하려고 노력하였다. 1927년 1월 18일 幣原喜重郞 일본외상은 ‘중국의 영토주권의 완정성을 존중할 것’이며 중국의 내정에는 ‘절대불간섭주의’적 입장임을 발표하였다. 동시에 외상, 육상, 해상과 정우회의 대표 등이 연달아 중국을 방문하여 일본은 북경정부만을 중심으로 보지 않고 남북 양정부 모두를 평등한 우의로 대할 것이라고 표방하였다.

陶文釗, 앞의 책, p. 107.

이러한 상황에서 폭력행동을 수반한 민중운동이 지배하고 민중이 주체적으로 참여하는 과격한 혁명외교식 대결 정책은 위험성을 내포한 정책이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실제로 영국은 중국의 무한과 구강조계 회수에 대해 양보만을 한 것은 아니었다. 영국을 포함한 열강들은 무한의 상황에 대해 자국 교민의 생명과 재산을 보호한다는 명분하에 함대를 무한 강변으로 파견하여 구 영국 조계로부터 일본 조계까지 외국의 군함이 정박하고 있었다. 함정이 가장 많았을 때는 36척에 달하였다.이처럼 열강들의 혁명에 대한 태도가 강경하게 돌아서고 있었지만 공산당과 노동자들은 기존의 입장을 변경하거나 완화하지 않고 오히려 더욱더 강경한 입장을 취하였다. 심지어 진우인이 무한정부 초기에 견지한 비교적 온건하고 호혜적인 외교적 입장에 대해서도 급진파의 불만이 증가하고 있었다. 한구에 있던 외국인 공장에 대해서는 특별히 엄중한 세금을 요구하였고, 외국인 공장의 파업은 특별히 철저하였으며 외국인 공장을 점령하거나 외국인을 봉쇄하기도 하였다. 이렇게 일촉즉발의 상황이 전개되자 보로딘조차 ‘혁명퇴각’의 방침을 결정하고 외국인과 자본가들에게 양보하여 공산당 중앙으로부터 많은 비판을 받았으며 심지어 보로딘을 반혁명이라고 비판하는 자도 있었다. 공산당과 공산당의 사실상의 지도하에 있던 노동자들의 과격한 노선에 대해서는 당시 무한에서도 좌경인물로 분류되던 외교부장 진우인조차 “노동자들은 지나치게 소란스럽다. 왜 정부는 그들의 머리를 자르지 않는가?”라고 했다고 한다.

이렇게 보면 당시 민중운동을 중요한 기반으로 하고 있던 무한 정부의 혁명외교는 공산당과 공산당의 지도하에 있던 노동조합이 주도하는 반제국주의 민중운동이 국민당의 의도를 넘어서 과격으로 치닫게 되면서 위기에 봉착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무한정부의 국민당좌파조차 폭력적인 반제 민중운동으로 야기된 외국 열강의 군사적 간섭 가능성으로부터 직접적인 위기감을 느꼈으며 그렇다고 민중운동을 통제할 수도 없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배외적 반제국주의 민중운동 노선은 분명히 공산당의 지도하에 발현된 것이라고 볼 수 있으며 당시 공산당은 겉으로는 국공합작을 유지한다는 입장을 포기한 것은 아니지만 민중운동과 대외적인 외교 문제에 대한 정책의 결정에 있어서는 국민당의 지시를 받고 있었던 것은 아니었다.

공산당에 의해 주도된 폭력적인 민중운동이 전개되는 상황에서 1927년 3월 24일 혁명군이 남경을 점령하는 과정에서 민중들이 영사관을 약탈하고 외국인을 살해하여 자국민을 보호한다는 명분으로 열강이 군함을 파견하여 남경을 포격하는 남경사건이 발생하였다. 이 사건으로 인해 영국은 물론 미국과 일본도 혁명군에 대한 태도가 강경하게 바뀌었다. 4월중순이후의 淸黨과 寧漢分裂은 혁명외교가 폭력적인 위험 단계로 들어간 것과 직접적인 관계를 가지고 있었다. 장개석은 공산당과 분공한 후 즉시 영국과 타협하고 남경사건의 책임도 정잠(程潛, 程松雲)의 군대와 공산당에게 돌렸다. 당시 정잠은 무한측에 가담하고 있었고 공산당도 무한정부에 결집하고 있었으므로 열강의 원망은 모두 무한의 국민정부에게로 향하였다.

물론 중국 민중의 반제국주의적 힘은 분열되어 있던 중국을 통합시키는 데 크게 기여했고 무한정부의 혁명외교는 이른바 워싱턴체제 하의 제국주의 국가들 사이의 ‘협조시스템’을 교란시키는 요인이 되기도 하여 중국을 둘러싼 국제질서를 재편성하는 역할도 하였다. 그러나 동시에  국민당 좌파와 공산당이 주도하고 있던 무한정부는 당시 보로딘이 강력한 영향력을 행사하고 있었으며 혁명외교의 기치를 내걸고 민중의 직접적인 폭력 내지 폭력성 행동으로 불평등조약중의 특별한 부분을 폐지하는 데 주력하여 열강과의 관계에서 상당한 위험성을 내포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橫山宏章, 앞의 책, p.355.

李恩涵, 앞의 책, pp.75-83 .

2) 남경국민정부의 관세자주권 회복

광동동정부와 무한정부 시기의 외교방침이 혁명외교였다는 것에 대해서는 의론의 여지가 없다. 본고에서 주된 고찰의 대상으로 삼고자 하는 남경국민정부 수립 직후인 1927년부터 1931년까지 외교부장을 역임한 오조추, 황부, 왕정정에 의해 추진된 외교를 혁명외교라고 할 수 있는지에 대해서는 논의의 여지가 있다. 4․12정변으로 남경국민정부가 수립되면 민중의 폭력적인 행동을 기초로 한 혁명외교는 종식되고 ‘정당한 수속’에 의한 불평등조약의 개정이 개시되는 일반적인 외교로 이행했던 것이다. 본고에서는 역시 손문의 유지를 계승하여 불평등조약 철폐를 목표로 하고 국민당의 결의에 입각하여 전국민의 단결된 민족주의를 기초로 모든 외교적 사항을 공개리에 처리하고자 한 점에서 역시 혁명외교라고 볼 수 있다고 본다.  1927년 4월 18일 남경국민정부가 수립된 후 5월 10일 초대 외교부장으로 취임한 伍朝樞(1887-1934; 1928년 2월까지 외교부장 역임)가 5월 11일 외교부장 제1차 대외선언을 발표하였다.

橫山宏章, 앞의 책, p.381.

橫山宏章, 앞의 책, p.382의 주 3) 참조.

王正廷, <過去一年中外交部工作之回顧>, <<王正廷近言錄>>, p.95.

王正廷, <收回稅法兩權與適度外交>, <一年以來外交經過及今後方針>, <<王正廷近言錄>>, pp. 43, 73-76.

---본정부의 유일한 책무는 손문 선생의 지도를 계승하여 전국의 민의에 따라 중국을 국제적인 속박에서 벗어나게 하여 국제적인 평등한 지위를 얻고자 하는 것이니, 중국의 문화 재원 및 인구로 보아도 이러한 지위를 누려야 함은 마땅하다. 현재 중국을 속박하고 있는 각종 조약은 실제로 백 년전에 협박에 의해 체결된 조약에서 시작된 것인데 평등주의에 기초하여 체결된 조약도 1세기를 경과하면 낡은 것이 되는데 하물며 중국의 정치, 사회, 경제의 상황이 근본적으로 변화되어 중외인민에게 모두 영향을 주고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이렇게 과거시대의 불평등조약을 계속 강요할 수 있겠는가? 이러한 조약은 중국의 발전에 큰 장애가 되고 있으며 외국인의 이익을 보호하거나 외국인의 상무를 발전시키고자 하는 목적도 달성할 수 없는 것이다. 무릇 외국인의 이익을 보호하고 외국인의 상무를 발전시키고자 하면 쌍방의 호감이 유일한 요소인데 이러한 시의에 적절치 못하고 인격을 모독하는 조약을 계속 견지하려 하면 당연히 진정한 호감을 얻지 못할 것이다. 따라서 중외인민 쌍방의 이익을 위해서 현재의 조약관계는 근본적으로 개정할 필요가 있으므로 국민정부는 불평등조약의 폐지를 임무로 삼아서 앞으로 정당한 수속을 밟아나갈 것이다. ---본정부도 각국의 선의를 깊이 믿고 있으며 새로운 조약을 체결할 담판이 즉시 시작되어 구구한 절차에 구애되지 않고 중국과 각국의 친선관계가 빨리 회복되길 간절히 바란다.

동시에 국민정부는 보통의 국제공법에 비추어 능력을 다하여 외국인의 생명과 재산을 보호할 것이니, 중국인민이 통한스럽게 생각하는 것이 외국인 개인이 아니라 그들이 누리는 제도이며, 반대하는 것이 중국에 있는 외국인이 아니라 그들이 차지하고 있는 특수지위라는 것을 알아야 할 것이다. 외국인으로서 중국에 와서 거주하고 무역에 종사하려면 당연히 중국인민과 같은 대우를 받아야 할 것이다.

이 1차 선언으로 남경국민정부는 외교정책으로 정당한 수속을 밟아나가는 외교적 해결을 채택하여 폭력적 수단을 배제하고 무조건적인 배외로 나아가는 것을 반대한다는 입장을  천명한 것이다. 그렇지만 불평등조약의 철폐라는 광동정부이래의 국민당의 반제국주의 외교원칙을 고수한다는 것은 명백히 한 것이다. 이 1차 선언의 배경은 당시 남경국민정부가 당면하고 있었던 남경사건 직후의 제국주의 열강의 함포외교에 대응하기 위한 것이었다. 그 성과로서 영국과의 군사적 마찰을 해결할 실마리를 마련하였고 미국과 일본으로부터는 좀더 긍정적인 반응이 있었다.

영한분열후 남경과 무한의 국민정부가 각각 군사적 북벌을 재개하여 남경국민정부의 북벌군이 서주와 해주에 접근하자 5월 28일 일본이 남경사건과 같은 사건이 재발할 가능성을 있기 때문에 교민을 보호한다는 것을 명분으로 산동출병을 발표하였다. 그리고 희로 제십사단의 2,000명의 일본군이 대련에서 출발하여 6월 1일에는 청도로 상륙하였다. 그리고 북벌군이 6월 2일에 서주를, 9일에는 해주를 점령하자 일본은 7월 4일에는 군대를 제남으로 진격시킬 것을 결정하고 5일과 8일 2차례에 걸쳐 군대를 제남으로 진격시켰다. 이것이 일본에 의한 불법적인 제1차산동출병 사건이다. 그것은 1927년 4월 20일에 출범한 일본의 田中義一 내각이 외교방침으로 내걸었던 소위 ‘자주외교’, ‘적극정책’을 실제로 실행한 것이었다. 전중의 적극외교에 입각한 산동출병사건은 교민보호라는 명분을 내걸긴 했지만 실제의도는 이 사건이 진행되고 있던 시기인 6월 21일부터 24일까지 외무성 관료들이 대중국정책을 토론한 東方會議와 이 회의 직후인 7월 25일 전중이 천황에게 만몽침략을 위한 설계를 담아 상주한 적극정책의 기본 구상에서 명백히 표현되었듯이 궁극적 목적인 일본의 만몽 침략을 위한 구상을 실천하기 위하여 중국의 남부와 북부를 나누고 북부의 장작림을 이용하여 만주와 북부중국의 특수권익을 안정적으로 확보하기 위해서 북벌에 의한 통일을 저지하려는 것이었다. 당시 북벌군을 지휘하던 장개석은 무한정부의 당생지군이 남경을 점령하고자 군대를 진격시키는 상황도 있었기 때문에 북벌을 중단하고 남경으로 귀환하였지만 북벌을 완성하기 위해서는 일본의 개입에 어떻게 대처하는냐 하는 것이 중대한 문제임은 명백하게 되었다. 일본도 이 사건으로 중국의 3개 정부를 비롯한 전국민적인 항의와 일본내 야당의 비판, 그리고 중국의 경제적 절교를 초래하였고, 무한정부의 청당선언에 의한 영한합작이 추진되고 장개석이 하야하여 북벌이 중단되었으므로 군대 주둔의 명분이 사라지자 결국 8월 30일 결국 철병을 발표하였다.

李雲漢 編, <<九一八事變史料>>, 正中書局, 1982, pp.1-79.

이 산동출병사건이 진행되고 있던 상황에서 오주추는 관세자주권의 회복을 선언하여 불평등조약의 개정에서 관세자주권의 회복에 가장 중점을 두었다. 1927년 7월 20일 오조추는 남경국민정부를 대표하여 불평등조약 중의 協定關稅를 비판하고 9월 1일부터 관세자주를 실행한다고 선고하였다. 구체적으로는 수입세의 경우 현행의 5%외에 보통 상품은 7.5%, 사치품 중에서 의류에 대해서는 25%, 담배와 주류에 대해서는 57.5%의 세금을 부가하고, 남경국민정부의 통제하에 있는 광동, 광서, 강소, 절강, 복건, 안휘의 6개성에서 이금 및 연안세, 자구세등을 철폐하며 공장에서 생산하여 출시하는 상품에 대해 부과하는 ‘출창세’는 수입세의 세율에 따라 세금을 징세한다고 선포하였다.

아울러 오조추는 당시 남경국민정부가 외국과 외교관계를 맺고 있지도 않은 상황이었지만 국민당이 현재 중국의 16개성에 대한 통치권을 갖고 있으므로(당시 국민당은 명의상으로는 9개성을 통치하고 있었으나 실제 남경국민정부의 명령이 미치는 지역은 겨우 2개성에 지나지 않았다) 남경국민정부가 중국을 대표하여 발언할 권력을 가지고 있다고 주장하였다. 오조추가 당시 북경에 주재하던 일본공사 芳澤謙吉에게 田中義一 내각의 소위 ‘동방회의’ 이후 만주와 몽고에 대한 ‘적극’정책이 21개조 정책의 부활을 도모하고 있다고 항의한 것이나 일본이 북경 당국과 담판한 결과는 모두 승인하지 않는다는 성명을 발표한 것도 모두 그러한 입장에 입각한 것이었다. 오조추는 1927년 11월 2일에는 2차선언, 11월 23일에는 3차 선언을 발표하여 북경정부가 맺은 불평등조약은 존재할 이유가 없으므로 국민정부는 정당한 수속을 밟아 폐지할 것이며, 조약 개정 기한이 만기가 된 것은 효력이 중지되고 각국과 기존의 조약은 각기 따로 개정협상을 통하여 새로운 조약으로 대체할 것이므로 국민정부와 체결하지 않은 조약은 효력을 잃을 것이라고 발표하였다. 오조추는 이러한 선언의 정신에 입각하여 1927년 11월 24일에는 북경정부의 외교부장 고유균이 중비조약을 폐지한 전례에 의거하여 중국과 스페인간의 불평등조약도 폐지하고자 당시 남경국민정부의 관할 지역이 아니었던 북경의 스페인 공사관에 조회하는 형태로 1864년의 中西商約이 효력을 상실하였음을 통지하고 남북의 정부가 협력하여 불평등조약을 폐지하는 선례를 만들기도 했다.

오조추가 외교부장으로 있던 시기 남경국민정부의 외교적 문제는 다음과 같이 정리해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먼저 이 시기 외교정책의 성립배경은 무한국민정부의 민중의 폭력적인 반제국주의운동을 기초로 한 혁명외교가 분명한 성과를 거두었음에도 불구하고 열강의 무력 간섭 전쟁을 초래할 가능성을 가지고 있었음이 우려되었던 것이 사실이었으며 특히 남경사건의 발발로 열강의 공동 출병에 의한 집단적인 간섭을 초래할 상황을 효과적으로 해결할 필요가 생겨났던 것이다. 동시에 영한합작이 이루어지기까지는 중국에 남경국민정부와 무한정부, 그리고 북경정부가 존재함으로써 혁명의 정통성을 두고 남경과 무한 정부 사이에 경쟁하는 상황이 전개되어 외교적인 측면에서도 혁명성을 계속 주장할 수 밖에 없는 상황이 존재하였다는 것이다. 그 결과 나타난 것이 맹목적인 배외가 아닌 정상적인 외교적 방법을 통한 불평등조약의 폐지라고 하는 오조추의 외교노선이다. 둘째, 장강 유역이 확보됨으로써 2차 북벌의 목표가 북경을 중심으로 한 중국의 북부지역이 됨에 따라 장래 중국외교의 중심도 화북지역을 중심으로 한 중국의 북방을 둘러싼 열강과의 교섭이 중심과제로 부상하였다. 특히 열강 중에서 워싱턴체제의 중심적 역할을 한 미국과 만주의 특수권익을 주장하며 중국의 국민혁명의 진행에 괌심을 집중하고 있던 일본에 대한 외교적 비중이 급속히 증가하였다. 일본 중심의 외교는 영한합작이 이루어진 이후에는 특히 중요한 외교적 과제로 대두되었다. 장개석이 하야한 후 일본을 방문한 것이나 오조추가 외교부장에서 물러나게 된 것은 모두 이러한 변화된 상황에서 일본에 대해 어떠한 외교적 대응을 할 것인가 하는 문제와 연관이 있었다. 셋째, 국민당의 통일이 예견되는 상황에서 북경정부를 대신하여 남경국민정부가 전국을 대표하는 외교권을 행사하려고 하였고 관세자주의 회복이 가장 우선적인 과제로 설정되었다. 비록 일본을 중심으로 한 열강의 반대와 당시 남경국민정부 내부의 상황도 안정되지 않았던 것 등이 작용하여 실시를 연기할 수 밖에 없었지만 남경국민정부가 추진하고자 하는 관세자주권의 회복을 불평등조약 철폐의 중심 과제로 명확히 한 것이다.

남경국민정부의 관세자주권 회복을 위한 외교적 시도를 미국을 중심으로 추진하는 방향으로 결정한 것은 1928년 2월 21일 외교부장으로 취임한 黃郛(응백)였다. 당시 일본에서 귀국한 후 1928년 1월 제4차중앙전체집감위원회를 통하여 국민정부의 실질적 권한을 장악한 장개석의 주위에는 송미령과의 결혼을 계기로 송자문, 공상희 등의 친미파가 형성되어 친일파로 분류되던 황부와 張群 등의 친일파에게는 불리한 상황이 예견되고 있었다. 그럼에도 친일파로 알려진 황부가 비국민당원인 신분에도 불구하고 외교부장으로 취임한 것은 장개석이 국민정부의 북벌전군총사령으로 임명되어 자신(제1집단군총사령)과 풍옥상, 염석산과 연합하여 2차북벌을 계획하고 있었으므로 대일외교가 가장 중요한 과제로 예견되었기 때문이었다. 황부는 외교부장에 취임한 직후인 2월 13일 불평등조약을 개정하여 새로운 조약을 체결한다는 외교방침을 천명하는 6개항의 대외선언을 발표하였다.

服部龍二, <<東アジア國際環境の變動と日本外交 1919-1931>>, p.218.

張學繼, <<黃郛傳>>, 團結出版社, 2005, pp. 108-109; 陳公博, <‘革命評論’時代>, 榮孟源 主編,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 上冊,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6, p.600.

張學繼, 앞의 책, pp. 109-110; <蔣介石저제胡漢民孫科在歐活動函전선>, <<歷史黨案>> 1984년 제2기.

황부가 외교부장으로 취임한 후 가장 먼저 착수한 것은 남경사건에 대한 외교적 문제의 처리였으며 남경사건의 교섭을 불평등조약 개정문제와 결부시키려고 하였다. 1928년 2월 1일 영국의 주중국공사 램프슨(Sir M. Lampson, 藍普森)과 대리총세무사 에드워즈(Arthur H. F. Edwardes, 易紈士)가 상관세문제를 남경정부와 협상하기 위하여 북경에서 남하한 것을 계기로 3월 17일에는 황부와 램프슨 사이에 남경사건을 처리하기 위한 협상이 시작되었다. 기존의 <討論寧案之基礎>를 협상의 원칙으로 하여 진행된 협상의 결과로 1) 중국의 범인 처벌과 배상 2) 영국의 남경 포격사실에 대한 중국정부에 대한 사과와 배상 3) 상호주권을 존중하는 평등한 입장에서 현행 중영조약의 개정 등 3개항에 합의하였다. 그러나 3월 25일 영국정부가 2) 3)항을 1)항과 같이 다룰 수 없다는 방침을 램프슨에게 지시함으로써 회담은 중지되고 램프슨은 북경으로 돌아갔다. 남경사건의 교섭과 조약개정 문제를 연계시키는 것에 대해서 챔벌레인 영국 외상은 반대하고 있었던 것이며 일본의 田中 외상 겸 수상 역시 반대하였다.

이렇게 하여 영국과의 교섭이 결렬되었지만 미국은 남경국민정부의 입장을 수용하였다. 미국의 주중국공사 맥머레이(John Van Antewerp MacMurray)는 1928년 2월 26일 상해에 도착하여 황부와 남경사건을 해결하기 위한 회담을 시작하였다. 황부는 영미와의 타협을 조기에 달성하고자 1927년 6월 16일의 입장을 포기하고 램프슨과 합의한 6월 3일의 입장을 기초로 회담을 진행하기로 하였다. 황부는 남경사건이 비록 남경국민정부가 성립되기 전에 발생한 사건이긴 하지만 우방과의 관계를 돈독히 하고자 회담을 통하여 이 사건을 해결하려고 하며 미국정부는 중미 간의 현행 구조약을 개정하여 새로운 평등조약으로을 체결하려는 의사를 표시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하였다. 즉 남경사건의 해결을 위한 교섭에 열의를 보이고 미국과의 전통적인 우호관계를 강화하겠다는 의향을 전달하는 동시에 남경사건의 교섭을 불평등조약 개정문제와 결부시키려고 하였다. 미국도 대중국 강경론을 주장하고 있던 중국공사 맥머레이는 처음에는 미국이 중국에 우호적인데 굳이 조약개정의 문제를 개입시킬 필요가 없지 않느냐고 주장하며 조약개정 문제를 함께 논의하는 것을 반대하였다. 이에 대해 황부는 남경사건을 해결하기 위한 교섭은 조약을 개정하기 위한 준비이기 때문에 미국이 조약개정의 의사를 표시하지 않는다면 중국이 남경조약의 교섭을 중시할 수 없다는 입장을 분명히 하였다. 결국 켈로그 미국 국무장관의 결단으로 영･일과는 다르게 중국의 관세자주 문제에 대한 적극적인 자세를 표명하여 맥머레이는 3월 29일 남경사건과 미국군함의 포격사건, 그리고 조약개정의 3개항 각각에 대해 조회하는 형식으로 처리할 것을 제의하였다. 당시 영국과의 회담이 결렬되어 곤란한 상황에 처해 있던 시점이어서 이러한 미국의 제안에 대해 황부는 즉각 응락하여 1928년 3월 30일에는 남경사건의 교섭을 타결하였다. 장개석이 북벌군을 지휘하여 제2차북벌을 재개한 것은 이렇게 제남사건에 대한 미국과의 외교적 교섭이 타결된 3월 31일이었다. 2차 북벌군은 6월까지 북경을 포함한 장성 이남의 화북지역을 점령하였고 6월 15일에는 북벌의 성공으로 통일이라는 과제가 달성되었다는 선언이 발표되었다.

제2차 북벌의 성공에 의한 중국의 통일과 북벌의 와중에서 일어난 일본의 2, 3차 산동출병에 의한 濟南事件 및 張作霖爆殺事件으로 중국과 영･미･일 등 열강의 관계에 이전과는 다른 새로운 틀이 형성되었다. 제남사건(5･3慘案)을 야기한 일본의 2, 3차 산동출병의 진정한 의도는 제1차 산동 출병에서 이미 드러났듯이 혁명군을 위협하여 남북을 나누어 통치하려는 것이었다. 2차북벌군이 산동으로 접근하고 있던 1928년 4월 19일 일본의 전중내각은 산동의 일본교민의 생명과 재산을 보호한다는 명분하에 제2차 산동출병을 결의하여 천진에 주둔하던 지나주둔군임시제남파견대의 보병 3개 중대가 제남으로 파견되었고(2차 산동출병), 5월 1일 북벌군이 제남으로 진격하자 5월 2일 福田彦助 사령관이 지휘하는 熊本 6사단이 제남에 도착하였다. 그 다음날인 5월 3일 제남사건이 발발하였다. 5월 4일에는 28여단의 병력을 파견하여(3차산동출병), 2, 3차 합계 약 2만3천명의 병력을 산동으로 파견하였다. 중국이 그 동안 맺어온 각종 불평등조약에 근거하더라도 일본이 제남으로 출병할 법적인 근거도 없었다. 제남사건으로 중국측의 피해는 제남교회의 5월의 조사에 의하면 군민을 합쳐 사망자 2천명 이상, 부상자 역시 2천명 이상이었다고 하고, 제안후원회의 6월의 조사에 의하면 사망자 3625명, 부상자 1455명이었다고 하며 또다른 중국측 조사에 의하면 총 1만여명에 달하는 중국측 사상자가 발생하였다고 한다. 반면 일본측의 피해는 일본의 통계에 의하면 군인 사상자 230명, 교민 사망자 13명이었다고 한다. 이 제남사건은 제1차 산동출병사건과 같이 장기적으로는 만몽을 분리하여 일본의 지배아래 두려 하고 있던 일본이 2차북벌이 전개되는 상황에서 전중내각의 소위 ‘등거리외교’ 즉 국민정부의 중국남부와 장작림이 장악하고 있던 북경정부의 중국의 북부를 분리시켜 당시의 일본의 중국에서의 이익을 유지하려는 의도에서 북벌군의 북경점령을 방해하려는 일본정부의 방침에 의해 발생된 사건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樂炳南, <<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民國十六年-十八年>>, 國史館, 1988, pp. 149, 168, 229.

당시 산동에는 일본의 조계지나 조차지도 없었을 뿐 아니라 일본의 투자액도 전체 산동성의 경우 약 1억5,655만 일본금원이었지만, 제남의 경우에는 약 733만 일본 금원에 불과했다. 그런데 일본이 1-3차 산동출병에서 제남에 파견한 군대는 약 3만명에 달했고 군비는 1천5백만 일본 금원이었다. 그 외의 당시 산동의 상황을 보더라도 일본측이 출병의 명분으로 내건 교민의 생명과 재산을 보호한다는 명분만으로는 출병을 이해하기 어려운 것이었다. 樂炳南, 앞의 책, pp. .

樂炳南, 앞의 책.

민간인과 중국군의 피해 뿐 아니라 일본군의 외교부장 황부에 대한 고압적인 태도와 산동교섭원 채공시 살해 사건 등을 포함해서 일본군에 의해 자행된 만행은 엄청난 것이었다. 따라서 교민보호라고 하는 출병의 명분만으로는 불법적인 출병을 감행하고 이러한 엄청난 사건을 야기한 군대의 행동을 설명하기는 곤란하다고 할 수 있다. 이 사건 발생의 계기에 대해서는 사건 직후부터 중일 쌍방의 주장이 현저하게 달랐다. 중국측이 먼저 도발하여 사건이 확대되었다거나, 사건이 복전 사단이 제남에 도착한 직후 발생하였고 복전이 지나주둔군임시제남파견대의 ‘피난에 의한 결집보호’라는 기존의 교민보호책을 변경하여 ‘현재지보호’로 방침을 정하였던 것 등과 전중 등 일본 정부 차원에서 제남사건을 획책한 증거가 보이지 않기 때문에 이 사건이 이후 일본의 정책에서 나타나는 ‘현장으로부터의 확대과정’이라는 일본의 제국주의적 대중국정책의 선례가 되었다는 설명으로는 당시 일본군의 채공시, 황부에 대한 행동을 설명하기 어려운 점이 많고 특히 복전 사단장의 장개석에 대한 교섭 요구 내용은 더욱 이해하기 어려운 점이 존재한다. 服部龍二, 앞의 책, pp. 202-207.

그러나 일본 정부의 의도와는 달리 북벌을 저지하려던 목표는 무산되었고 제남사건에 항의하는 중국민중의 배일운동은 전국적으로 확산되었다. 그리고 중국을 둘러싼 열강의 태도에도 변화를 가져오게 되었다. 결국 이 사건은 북벌의 성공과 더불어 중국을 둘러싼 외교적 정세에 큰 변화를 가져온 외교상의 전기가 되었다고 할 수 있으며 중요한 변화의 내용은 다음과 같은 것이었다. 첫째, 그때까지 영국이 주적이었던 중국의 배외운동이 제남사건이후에는 일본을 목표로 하게 되었다. 둘째, 제남사건은 장개석 등 중국측 요인들의 대일관을 극도로 악화시켰고 국민정부에서는 지일파인 황부 외교부장의 입장이 약화되어 친미파인 왕정정으로 교체되었다. 셋째, 제1차 산동출병에는 동조적이었던 미국과 영국이 제남사건을 계기로 일본에 대해 비판적 입장으로 바뀌었다. 미국은 이미 이 사건이 발생하기 전부터 친국민당적 입장을 분명히 표방하고 있었고, 漢潯租界回收事件이래 일본과의 공동 출병을 계속해서 요청했던 영국조차 경제적 측면에서 일본과의 이해관계를 달리하게 된 요인도 작용하여 이 시기부터 국민당에게 접근하기 시작하였다. 이 사건은 중일관계를 악화시키게 되었을 뿐 아니라 일본의 중국에서의 독점적 지위를 우려한 열강들의 태도 변화를 가져와 워싱턴체제로 유지되어온 열강간의 협조외교에도 영향을 미쳤던 것이다.

황부가 제남사건의 책임을 지고 사임한 뒤 1928년 6월 6일 王正廷이 남경국민정부의 외교부장으로 취임하였다. 왕정정이 외교부장으로 취임하기 직전 1928년 5월 북벌군이 북경 일대로 진출하자 동북으로 철수하던 장작림이 6월 4일 봉천의 황고둔에서 일본의 관동군에 의해 폭살당하는 장작림폭살사건이 발생하였다. 6월 8일 북벌군은 북경으로 진입하였고 12일에는 천진으로 진군하였다. 6월 15일 국민정부는 북벌의 성공과 통일을 선포하고 역시 합법적 수속에 따라 조약을 개정할 것을 선언하였다. 북벌의 성공으로 남경국민정부는 중국을 공식적으로 대표하는 유일한 합법적인 정부로서의 실질적인 위상을 확립하게 되어 대외적인 위상에 근본적인 변화가 생겼다. 아울러 제남사건과 장작림폭살사건으로 일본의 대중국침략 의도가 드러나기 시작하면서 일본을 제외한 열강의 일본에 대한 의구심도 커져 대중국정책을 변화시키려는 상황이 되었다. 7월 7일에는 외교부가 중국국민당중앙상무위원회임시회의의 결의에 입각하여 역시 같은 내용의 선언을 발표하였다. 같은 날 국민정부가 제정한 임시 시행령(중화민국과 각국 사이에 구조약이 폐지되고 새로운 조약이 체결되지 않은 상황에서 적용하는 임시 시행령)이 발표되었다.

북벌군에 의한 북경점령이 임박하여 만주로 철수하던 봉천군벌 장작림이 탄 열차를 일본 관동군의 고급참모 河本大作 大佐 등의 주도하에 봉천의 황고둔에서 폭파시켜 장작림을 살해한 사건으로 광동군 사령관 官村岡太郞 중장 등 관동군의 의도가 만몽문제의 근본적 해결을 위한 괴뢰정권의 수립이었는지 아니면 봉천군의 지휘체계를 혼란시켜 만주의 치안유지를 유지하고자 함이었는지에 대해서는 논의의 여지가 있다. 당시 田中 일본수상은 장개석과 장작림의 세력권을 나누어 분할 통치케 하는 ‘等距離外交’를 추구하고 있었으며 만주의 치안유지를 위한 적극적 개입을 결정하고 북벌군의 공격에 대해서 장작림이 조기 철퇴하는 경우에는 북벌군의 추격을 저지하고, 교전상태에서 퇴각하는 경우에는 남북 양군 모두 무장해제한다는 방침이었다. 그는 봉천군을 조기철퇴시키려고 했으며 무장해제는 최후의 수단으로 상정하고 있었다고 한다. 그러나 白川義則 陸軍相은 이러한 田中의 방침에 대해 비판하고 ‘積極的 援張’에서 ‘張作霖排除’로 입장을 변경하였고 관동군 수뇌부도 이러한 육군상의 입장에 동조하였다고 한다. 服部龍二, 앞의 책, pp. 210-215.

이러한 변화된 중국의 상황에 따른 남경국민정부의 외교적 방침에 호응하면서 가장 우호적으로 조약 개정 문제의 해결에 참여한 것은 미국이었다. 켈로그 미국무장관은 7월 25일 맥머레이 주중미국공사에게 1929년 1월부터 중국의 관세자주권을 인정한다는 조약을 송자문 재정부장과 사이에 조인하도록 하였다. 그것은 사실상의 남경국민정부를 승인한 것이기도 했으며 다시 한번 중국을 대등한 국가로서 체제내로 수용하려는 ‘친중국적인 워싱턴 체제론’의 실천이기도 했다. 미국정부으로서는 그러한 중국정책이 다른 나라에도 영향을 미칠 것도 인식하고 있었으며 대중국정책에서 각국에 대해 지도적 역할을 하고자 하는 기대도 가지고 있었다. 이 조약에서 ‘최혜국’이라는 명백한 조항이 명시되지는 않았으나 사실상 최혜국 대우를 인정한 것은 사실이지만 미국이 중국의 관세자주권을 승인한다는 사실은 명백하였다. 미국과의 조약으로 외교적 입장이 강화된 남경국민정부는 1928년 가을까지 영국, 이프랑스, 이탈리아 등과도 남경사건의 교섭을 타결하였다. 이와 더불어 관세자주권의 회복과 밀접한 관련을 가진 통상조약의 개정도 탄력을 받아 1928년 12월 20일에는 영국이 중국의 관세자주권을 승인하는 중영관세조약이 체결되었고 서구의 각국도 새로운 조약을 통하여 중국의 관세자주권을 승인하였다. 일본의 제1차 산동출병 때까지도 치안유지를 위해서 대일협력의 입장을 취하였던 영국이 이렇게 대중국정책을 바꾸게 된 이유는 중국 민중의 민족주의에 입각한 남경국민정부가 북벌에 성공한 상황에서 기존의 제국주의적 이익 전체를 고수하려고 할 경우 예상되는 중국 정부와 민중의 저항과 더불어 미국과의 마찰도 우려되었을 뿐 아니라 동아시아에서 영국의 독자적 군사력으로는 일본의 중국침략을 저지하는 것이 불가능한 상황에서 제남사건과 장작림폭살사건에서 나타났듯이 일본이 중국을 독점하려는 움직임이 현재화하고 있었기 때문이기도 하였다. 그리하여 대일협조를 통한 ‘치안유지형워싱턴체제’를 포기하고 중국정부를 인정하는 미국과 협력하여 일본을 견제하며 경제적 이익을 최대한 지키려고 하였던 것이다.

服部龍二, 앞의 책, p.219.

켈로그 국무장관은 보라 상원외교위원장에게 보낸 서한에서 ‘명백히 우리의 조약을 모범으로 삼아’ 독일,노르웨이, 벨기에, 룩셈부르그, 이탈리아가 대중교섭을 하고 있다고 하였다. 服部龍二, 앞의 책, p.219.

이러한 중국의 관세자주권의 승인과 새로운 통상조약의 체결에 가장 완강히 반대한 것은 일본이었다. 1896년에 체결된 중일통상조약은 1926년 10월에 3번째 만기가 된 이후 3개월씩 연장되고 있었다. 그런데 국민정부가 1928년 7월 7일 통상조약을 폐기하고 새로운 통상조약을 체결할 것이라고 선언하자 중일 사이에는 기존의 중일통상조약의 유효성을 둘러싼 견해차가 발생하였다. 왕정정 외교부장은 1928년 7월 19일 주중일본공사 방택에게 중일통상조약을 폐기하며 새로운 조약의 체결에 의한 관세자주권이 회복되기까지는 임시법에 의한 잠정적인 조치를 취하겠다고 통고하였다. 田中 수상은 중국 정부의 이러한 외교적 조치를 ‘국제적 신의를 무시하는 폭거’라고 항의하였다. 그후 왕정정 외교부장과 일본의 岡本一策 駐南京領事와 矢田七太郞 駐上海總領事 사이에 통상조약개정 교섭이 진행되었지만 통상조약의 유효성과 임시조치법의 시행을 둘러싼 의견대립이 해소되지 않았다. 그후 외교적 고립의 위기에 몰린 일본이 기존의 입장을 크게 양보하며 제남사건의 교섭을 종료하고, 芳澤 주중국공사가 직접 교섭을 맡은 후 1929년 4월 13일 현행조약의 폐기를 전제로 한 중일통상조약개정 교섭에 들어가기로 합의하였지만 田中은 관세자주권의 승인 문제를 차기내각에게 넘기기로 결정하고 있었으므로 교섭은 장기화될 수밖에 없었다.

日本外務省 編, <<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 1, 제1부 제2권, 1928년 7월 21일, pp. 616-618.

중일간의 통상조약개정 교섭이 장기화되자 국민정부는 1928년 8월경부터 북경관세특별회의에서 제기한 중국안을 기초로 한 차등세율을 잠정조치로 도입하여 관세율을 인상하려고 했다. 그러자 일본은 대영협조를 통한 대응을 모색하였다. 그러나 영국의 볼드윈 내각은 12월 20일에 중영관세조약을 체결하여 관세자주권을 승인하고 관세자주권을 실시할 때까지의 이행기에는 차등세율을 적용하기로 합의하였다. 차등세율의 실시가 불가피한 것으로 판된되자 전중은 차등세율의 실시를 승인하는 대신 관세증수분에서 채무정리와 내지통행세의 폐지를 조건으로 내세웠다. 이러한 방침에 입각하여 矢田 주상해총영사는 宋子文 재정부장과 교섭하였고 1929년 1월 30에는 堀義貴 주중임시대리공사와 왕정정 외교부장이 공문을 교환하는 형식으로 신세율의 실시를 승인하고 매년 새롭게 증가된 관세수입 중에서 500만원을 내외채무정리에 충당하기로 합의하였다. 채무정리 문제 중에서 중일간에 가장 현안이 된 것은 서원차관으로 대표되는 불확실무담보채무의 상환이었는데 왕정정 외교부장은 西原借款의 상환을 거부하였고 채무정리를 위한 채권대표자회의의 개최도 계속 지연시키며 개최하지 않았다.

차등세율의 도입 문제와 더불어 남경정부는 외국자본기업에 대한 輸出 附加稅를 도입하고 陸境特惠關稅制度의 폐지도 추진하였다. 張福運 關務處長은 1929년 1월 28일 곧 大連과 靑島의 海關에서 수출부가세를 징수한다는 결정을 시전 상해총영사에게 통고했다. 관세자주권도 아직 승인하지 않고 있었던 일본은 수출부가세의 도입은 조약위반일 뿐 아니라 경제적으로 타격도 대단히 크다고 판단하고 전중 수상은 이러한 부당한 부가세를 해관에서 징수하는 것은 해관제도를 파괴하는 단서를 여는 것이라고 보고 해관제도의 유지에 중요한 이해관계를 가지고 있는 영국과 협조하여 저지하라고 굴의귀 주중대리공사에게 훈령하였다. 그러나 볼드윈내각은 수출부가세의 도입을 용인하고 일본과 협조하지 않았으므로 일본은 부가세징수를 막을 수 없었다. 陸境特惠關稅制度는 만주와 조선의 육상수송에 의한 수출품에 대해서는 관세의 1/3을 공제한다는 것이었는데 그 기원은 1913년 5월 29일 伊集院彦吉 주중국공사와 아글렌(Francis Arthur Aglen) 총세무사가 결정한 것이었다. 국민정부는 1929년 2월 24일 陸境特惠關稅制度의 폐지를 안동과 간도의 해관에 고시하였다. 전중은 2월 26일 이것은 조약 위반으로 저지할 강력한 결심을 가지고 있다고 엄중항의를 훈령하였다. 산리반조 조선총독은 전중에게 3월 11일 이것을 저지하기 위해서는 두만강 대안의 세관을 점령하고 천도철도를 점령할 필요가 있다고 건의했다. 반면 간도영사는 실력행사를 반대하여 결국 일본은 항의를 통하여 실시를 연기하였다가 프랑스가 프랑스령 인도차이나와의 육상수송특혜관세를 폐지했기 때문에 결국 1930년 5월 6일 조인된 중일관세협정 제2부속서에 의해 폐지하였다.

중국의 관세자주권은 浜口 내각의 성립으로 다시 幣原喜重郞이 외상으로 취임한 후 대중협상을 주장한 重光葵 중국공사가 혁명외교의 원칙에서 대일 강경자세를 취하고 있던 왕정정 대신 재정부장 송자문과의 교섭을 통하여 1930년 5월 6일 새로운 중일관세협정이 체결됨으로해서 실현되었다.

<중국에서 협정관세의 특권을 향유한 국가 및 지속 연도>

나라	체결 연도		폐기 연도
英國	1843	중영오구통상장정 제13관	1928.12.20
프랑스(法國)	1844	중법황포조약 제13, 31관	1928.12.20
美國	1844	중미망하조약 제25관	1928.7.25	整理中美兩國關稅關係之條約
스웨덴(瑞典)	1847	중서나오구통상장정제21관	1928.11.20
네덜란드(荷蘭)	1863	중하조약 제3, 6관	1928.12.19
日本	1894	중일마관조약 제3,6, 21, 22 등 조	1930.5.6	中日關稅協定
페루(秘魯)	1874	중비조약 제5,12,14 등 조
브라질(巴西)	1881	중파조약 제4,9,10,11,12 등조
노르웨이(那威)	1847	중서나오구통상장정제21관	1928.11.12
이탈리아(義太利)	1866	중의조약 제9,15,16,17,22 등관	1928.11.27
벨기에(比利時)	1865	중비조약 제10,16,19,22 등관	1928.11.22
포르투갈(葡萄牙)	1887	중포조약 제17,45,47,48,51 등관	1928.12.19
스페인(西班牙)	1864	중서조약 제7,12,13,14,16 등관	1928.12.27
덴마크(丹麥)	1863	중단조약 제9,15,16,17,21 등관	1928.12.12
러시아(俄國)	1858	중아천진조약 제7관	1924.5.31	中俄協定
오스트리아(奧國)	1865	중오조약 제9,11,36,38,39 등관
맥시코(墨西哥)	1899	중묵조약 제10,30,45 등관
독일(德國)	1861	중덕조약 제32,33,34,35 등관	1920.5.20	中德協約
스위스(瑞士)	1918	중서통호조약부건

2) 영사재판권의 철폐

일찍이 북경정부는 1921년 11월에 개막된 워싱턴회의에 대비하기 위하여 1920년 철폐치외법권위원회를 조직하였다. 프랑스고문 보도와 영국인 고문 윌을 파견하여 영국과 프랑스의 의견을 묻고 회의가 시작되자 일본의 21개조를 취소하는 것을 포함한 산동문제와 불평등조약폐지를 위한 구체적 방안이 포함된 12항을 제출하였는데 그중 치외법권철폐를 위한 의견은 1921년 11월 25일 중국대표인 최고법관 왕총혜에 의해 제출되었다. 그것에 대해 회의는 중국에 실지조사단을 파견하여 중국의 치외법권과 중국사법의 실제 상황을 조사하기로 결정하고 국제조사법권위원회를 3개월안에 조직하기로 결정하였다. 그후 북경정국의 불안 때문에 연기되다가 1926년1월 12일에 비로소 국제중국법권조사위원회는 북경에서 회의를 개최하였다.

1928년 6월 6일 왕정정이 외교부장으로 취임한 후 6월 15일 남경국민정부는 대외선언을 발표하여 삼민주의의 원칙에 입각하여 국제관계상의 평등과 평화를 추구할 것을 천명하였다. 7월 7일에는 왕정정이 국민정부를 대표하여 불평등조약의 철폐를 위한 3개항의 중요 조치를 발표하였다. 1) 만기가된 조약은 폐지하고 새롭게 조약을 체결한다. 2) 아직 만기가 되지 않은 경우에는 적당한 절차를 밟아 새롭게 개정한다 3) 구조약이 만기가 되었는데 새로운 조약이 체결되지 않았을 경우에는 임시초조치법으로 모든 문제를 처리한다.

동시에 발표된 임시조치법(임시판법) 7조 중에는 외국인의 신체 및 재산은 중국의 법률적 보호를 받으며(3조), 중국에 거주하는 외국인은 중국의 법률적 지배를 받아야 하며 중국법원의 관할를 받아야한다(4조)는 내용을 포함하고 있었다. 그리고 이탈리아, 덴마크, 프랑스 등에게 구조약이 만기를 지났으므로 임시조치법에 따라 새로운 조약을 체결해야한다고 통고였다. 7월에는 포르투갈, 스페인, 벨기에와 일본에게도 통상항행조약이 무효임을 선언하였다. 특히 1928년 7월 19일에는 일본에 대해 1896년의 중일상약과 1903년의 속약이 무효이므로 새로운 조약을 맺어야 하며 그때까지는 임시조치법을 적용할 것이라고 선언하였다. 이에 대해 일본은 왕정정이 일방적으로 조약을 폐기한 것은 비상한 폭거라고 하고 임시조치법의 적용은 국제적 신의를 멸시하는 것이라고 공격하였다. 당시는 일본에 의해 제남사건과 장작림폭살사건이 발생한 직후였으므로 왕정정의 이러한 태도는 대단히 용감하고 공격적인 외교적 조치였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는 일본의 항의에도 불구하고 자신의 입장을 견지하여 일본공사 방택겸길과 구조약철폐문제에 대한 협의 자체를 거부하고 새로운 조약의 체결을 위한 교섭을 진행해야한다는 입장을 고수하였다.

당시 왕정정은 외교 일정을 1928년내에 각국과의 관세자주권 문제해결을 위한 담판을 완성하여 북경관세특별회의에서 결의한 1929년 1월 1일부터 중국의 관세자주권의 허용을 확실히 이행하며, 1929년과 1930년에는 영사재판권의 폐지를 실행하며, 1930년과 1931년에는 조계의 회수와 외국군대의 주둔 문제를 해결하고, 1932년에는 내하항행권과 연해무역권을 회복하며, 1933년에는 조차지를 회수하여 모든 주권을 완전히 회복하는 것으로 계획하였다.

남경국민정부가 7월 7일의 선언에 기초하여 영사재판권을 철폐하는 외교적 노력을 본격적으로 시작한 것은 1928년말까지 관세자주권 문제가 일본을 제외한 각국의 승인을 받아 어느 정도 해결의 실마리가 잡히고 난 1929년부터 였다. 당시 치외법권의 특권을 행사한 외국영사들이 영사법원을 설치하고 있었던 중국의 도시는 하문, 안동, 광주, 장사, 연대, 중경, 복주, 한구, 함이빈, 장가구, 심양, 남경, 상해, 선두, 천진, 제남, 청도, 곤명 등 18개 도시였다. 1929년 4월 왕정정은 영미 등 6개국에게 중국이 신식 법률체제를 대략 완비하였으므로 1930년 1월 1일부터 영사재판권의 폐지를 하겠다는 통지를 발송하였다. 이에 대해 당시 주협상대상국이었던 영국과 미국은 1929년 8월에 발생한 중국과 소련 사이의 中東鐵路事件, 1929년부터 1930년까지 중국내에서 발생한 中原大戰 등의 영향을 받기도 하여 치외법권의 철폐는 시기상조라고 주장하면서 중국에 의한 일방적 폐지에 반대하거나 점진적 철폐를 주장하면서 교섭에 응하려고 하지 않았다. 그후 영국 외상 핸드슨은 중국의 일방적 철폐에 대해서는 경고하면서도 1930년 1월 1일을 원칙적으로 치외법권을 철폐하는 과정의 개시일로 보며 중국이 이러한 목적으로 선포한 선언에 반대하지 않겠다고 하여 교섭을 개시되었고, 1930년 12월에 이르러 미국과 협의한 중미조약초안과 비슷한 내용의 중영조약초안을 마련되었다. 그후에도 廢案權 문제, 留保지역 문제, 외국인 법관 임용 문제 등을 둘러싸고 영국과의 합의가 이루지지 않자 중국은 1931년 5월 국민회의가 개회되기 전 <管理在華外人辦法>을 선포하고 1932년 1월 1일부터 치외법권을 폐지한다고 규정하였다. 그후 교섭이 급진전되어 6월초에 12개조의 中英條約草簽에 합의하였다. 중국의 기대와는 반대로 미국의 태도는 영국보다 더욱 비협조적이었다. 왕정정은 영국과 미국과의 교섭이 이루어지면 일본을 압박하는 것이 어렵지 않을 것이라고 보고 佐分利貞男과 비정식교섭이 진행하였으나 중일간에는 만주문제 처리가 중대한 걸림돌이 되고 있었다. 중국이 계속 강경한 입장을 견지하면 일본은 전쟁이란는 수단을 사용하게 될 것이며 중국의 멸망을 초래할지도 모른다고 경고하고 있던 좌분이정남이 자살한 후에는 重光葵와의 비정식 교섭이 진행되었으나 일본에는 대중협조외교에 반대하는 군국주의자들의 조직이 급속히 증가하였다. 결국 만주사변의 발생으로 치외법권문제는 방기되었고 1931년 12월 29일 공식적으로 실시의 연기를 선포하였다.

<<東方雜誌>> 제28권 제15호, 1931년 8월.

<중국에서 영사재판권(치외법권)의 특권을 향유한 국가 및 지속 연도>

나라	체결 연도		조약 폐기 연도
英國	1843	중영오구통상장정 제13관	1943.1.11
프랑스(法國)	1844	중법황포조약 제13, 31관	1946.6.28
美國	1844	중미망하조약 제25관	1943.1.11
스웨덴(瑞典)	1847	중서나오구통상장정제21관	1945.4.5
네덜란드(荷蘭)	1863	중하조약 제3, 6관	1945.5.29
日本	1894	중일마관조약 제3,6, 21, 22 등 조	1941.12.9
페루(秘魯)	1874	중비조약 제5,12,14 등 조	구조약 폐기
브라질(巴西)	1881	중파조약 제4,9,10,11,12 등조	1943.8.20
노르웨이(那威)	1847	중서나오구통상장정제21관	1943.10.10
이탈리아 (義太利)	1866	중의조약 제9,15,16,17,22 등관	1941.12.9
벨기에(比利時)	1865	중비조약 제10,16,19,22 등관	1943.10.20
포르투갈 (葡萄牙)	1887	중포조약 제17,45,47,48,51 등관	1947.4.1
스페인(西班牙)	1864	중서조약 제7,12,13,14,16 등관	1934.
덴마크(丹麥)	1863	중단조약 제9,15,16,17,21 등관	1946.5.20
러시아(俄國)	1858	중아천진조약 제7관	1924.5.31	中俄協定
오스트리아 (奧國)	1865	중오조약 제9,11,36,38,39 등관	1919.9.10	對奧和約
맥시코(墨西哥)	1899	중묵조약 제10,30,45 등관	1929
독일(德國)	1861	중덕조약 제32,33,34,35 등관	1920.5.20	中德協約
스위스(瑞士)	1918	중서통호조약부건	1946.3.13

4. 맺음말: ‘혁명외교’의 좌절

혁명외교는 중국의 오사운동이후 급속히 고양된 민중의 민족주의에 기반을 두고 혁명적 방법으로 불평등조약조약을 철폐하려한 외교라고 할 수 있다. 그것은 북벌시기의 무한정부에 의해 본격적으로 시도되었으며 남경국민정부 수립이후에도 1931년의 만주사변이 발발할 때까지 지속되어 관세자주권을 확보하고 치외법권 문제에서도 영국과 미국을 중심으로 상당한 진전이 있었으며 조계지와 조차지의 반환에서도 부분적인 성과를 거두었다. 1930년대 남경국민정부의 소위 ‘황금10년’도 이러한 혁명외교의 성과가 없었다면 생각하기 어려울 것이다.

그리고 남경국민정부는 국공분열로 소련과의 관계가 악화되자 손문 생전에 채택한 ‘연소’ 정책을 버리고 미국과 영국을 중심으로 한 서구와의 협력 속에서 불평등조약을 철폐하려고 하였다. 그러나 당시 미국과 영국의 관세자주권과 영사재판권의 철폐에 대한 태도에는 차이가 있었고 그 차이의 이면에는 자국의 이익을 최대한 유지하려는 의도가 있었다. 이러한 이해관계를 바탕으로 한 협력은 濟南事件이나 소련과의 中東鐵路事件에서처럼 군사적 침략에 의한 문제의 해결을 용인하는 것이기도 했다. 결국 이러한 이해관계가 극단적으로 표현된 만주사변의 발발로 남경국민정부의 혁명외교는 만주사변의 발발로 완전히 좌절되고 말았다. 만주사변 직후 중국은 만주문제를 國際聯盟을 통한 국제적 해결을 모색하며 대일 직접교섭을 거부하기도 하였으나 동시에 장개석이 ‘安內攘外’를 주장하며 국면의 타개를 모색하는 과정에서 후에는 ‘安內第一’의 입장에서 對日접근이 시도되기도 하였다. 결국 혁명외교의 실패는 제국주의적 세계질서 속에서 시도된 중국의 민족주의에 입각한 외교의 실패라고 할 수 있으며 중국의 반식민지적 상황을 확인시킨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당국체제가 형성된 배경에는 당시 중국이 처해있던 심각한 민족 문제도 크게 작용하였다. 남경국민정부 내지 국민당이 통치권을 장악하고 있던 중화민국은 국제사회에서 여러 가지 지위에서 청을 계승한 국가였다. 그 청은 만주족이 한족의 천하관념을 이용하여 한족을 지배하고, 형제적 관계를 분식하여 몽고족을, 단월관계로 티벳족을 지배했으며, 특별히 이용할 이념을 가지지 못한 위구르족에 대해서는 폭압적 무력을 사용하여 지배했던 만주족 중심의 제국주의적 국가체제를 가진 세계 내지 천하였다. 그런데 서구에서 시작된 근대적 민족주의가 중국에 소개되기 훨씬 이전에 이미 서구열강과 일본의 제국주의적 침략을 받게 된 중국이라는 세계 내지 천하는 대동란의 상황에 직면하였다. 이 와중에서 청조 통치하의 전중국이 서구의 침략하에 약탈되는 상황에 있었으며 특히 청조 치하의 여러 민족 중 정치적으로 가장 큰 타격을 입은 것은 제국의 지배족이었던 만주족이었다. 그러나 당시 서구의 침략이 중국을 완전히 정복하여 통치체제를 구축하지 못하고 조계를 비롯한 부분적 영토의 할양, 불평등조약에 의한 경제적 이익을 강탈하기 위해 최소한의 질서 유지를 위한 정권을 필요로 하게 되었을 때 신해혁명을 거치면서 당시 중국의 절대다수를 차지하고 있던 한족이 주도하는 중화민국이 성립했던 것이다. 그러나 한족이 불완전한 지배권을 재차 확립한 이 시기의 중국의 질서는 이미 만주족지배시기의 천하에 대한 통치권이란 개념이 존립할 수 있었던 현실적이고 이념적인 근거는 이미 붕괴되어버린 상황이었다. 그 대신에 성립한 것이 민족주의였던 것이다. 국민당의 통치체제의 특징인 黨國體制는 전통적인 황제지배체제하에서의 중앙집권적인 일인지배체제의 문화적 유산을 다분히 받고 계승하고 있었지만 당시로서는 그 출발은 바로 기존의 중국의 상황을 혁명적으로 변화시켜야 한다는 당위론에 기초를 둔 것으로써 소련혁명으로부터 직접적인 영향을 받고 성립된 것이었다. 반식민지적 상황을 타개하려는 국민당이 그 기반을 농민을 포함한 전민이라는 전국민에 두었는지, 아니면 민족부르주아지에 두었는지의 문제는 장기적 목표를 중시할 것인가 아니면 현실적 정책을 중시할 것인가의 문제라고도 볼 수 있겠으나, 산업의 발달과 국민국가의 수립이라는 혁명의 목표를 달성하려는 현실적 방법으로 관세조약 개정과 영사재판권(치외법권)의 폐지를 중심으로 한 불평등조약철폐를 중심 과제로 설정하고 노력한 국민정부의 외교적 성과를 놓고 보았을 때 남경국민정부 초기의 당국체제하에서 추진된 혁명외교적 민족주의는 중국의 민족주의가 새로운 단계로 진입하고 있었음을 보여주는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이것을 중국의 전통적인 국제질서체제인 중화주의와의 연속성이라는 관점에서 보았을 때에는 ‘신중화주의’를 위한 핵심적 과제를 본격적으로 해결하고자 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國家主導의 國民經濟 建設; 民生主義와 <實業計劃>

國家主導下 國民經濟建設: ‘民生主義’와 <實業計劃>

강명희

1. 민생주의와 <실업계획> 2. 國民黨과 國民政府의 경제건설 원칙 과 民生主義․ <實業計劃> 계승 3. 국가자본의 발전	4. 사인자본과 경공업 보호정책 5. 경제 전반에 대한 국가 관리 강화 6. 국가 주도의 국민경제건설

국민당 일당독재 하 남경국민정부시기의 정치적 성격에 관해서 평가가 다양한 데 비하면 경제적 성취에 관한 근래의 평가는 대체로 긍정적이라 할 수 있다. 사실 당치체제의 국가 내지 중앙정부가 경제건설의 주도권을 행사하는 것은 국민경제 발달을 위해 반드시 긍정적 결과를 예상하기 어려운 위험이 내재되어 있으며 남경국민정부 또는 전후 국민정부에 대해서도 고관들의 공사불분과 소위 ‘관료자본’ 비판이 제기되는 이유도 그러한 위험에 기인하는 것이다.

당시 국민정부의 전국에 대한 지배는 제한적이었으며, 당내 반장세력, 군벌세력, 공산세력의 도전 뿐 아니라 일본의 침략도 확대되고 있었기 때문에 근대화를 위한 국민정부의 건설적 시도는 정상적으로 진행되기 어려운 실정이었다. 그러나 반장개석, 반국민당, 반중앙의 도전 속에서 국민당정부는 손문의 삼민주의 이념의 계승과 <<건국방략>>에 입각한 건설적 당치를 통해 정통성을 확립해야할 필요가 더욱 절실했으며, 다른 어떤 분야보다 경제적 안정과 발전을 통해 스스로를 입증하고 지지를 얻어내야 했다.

남경정부는 북경정부 시기 파경 상태에 빠진 중앙정부의 권위와 엄청난 내외채와 재정․  통화관리의 문란을 계승하여, 통일과 중앙화에 성공하고, 전반적으로 근대적 국민국가건설 과정에 이룬 성취는 결코 과소평가될 수 없는 정도이다. 적절한 법제 확립과 행정기구 건립 내지 테크노크라트 확보를 토대로 당정이 추진한 일관된 세정개혁과 금융개혁은 경제건설을 위한 기초를 확립하였다. 이러한 국민정부의 경제건설이 과연 민생주의 또는 <<건국방략>>의 <실업계획>의 이념, 원칙, 제안에 따라 진행되었는지, 이로 인해 나타나는 특징은 무엇인지, 국민당의 훈정체제가 경제건설의 방향을 규정한 측면이 있는지 분석하고자 한다. 항일전 과정에서의 전시경제체제를 통해 국가의 경제에 대한 개입이 통제와 독점으로 전개되어간 변화가 나타났지만, 전기경제라는 특수성 등 여러 요인이 평상적 건설시기와 다르므로 본고에서는 논외로 하겠다.

1. 민생주의와 <실업계획>

동맹회의 ‘평균지권’ 강령이 공화혁명 과정에서 토지균분을 통한 사회혁명을 추구하는 듯한 오해와 토지국유화를 지향함으로 인해 논쟁을 불러일으켰지만, 실업 발전에 따른 도시토지 증가에 대한 징세로써 토지공유를 달성하려는 평균지권 자체는 충분한 공감대를 형성하지 못했다. 혁명 후 손문은 “이제 민족주의와 민권주의 목표는 달성했으나 오직 민생주의만 아직 착수하지 못했으니 이제는 이 일에 힘을 쏟아야 한다”고 했으나, 자본주의적 경제발전의 열기 속에서 평균지권은 주목받지 못했다.

그러나 소수의 독점자본가화는 미연에 억제할 필요가 있다는 이념은 당시 광범하게 소개되고 수용되던 사회주의 사상의 영향 속에서 널리 지지받았다. 손문은 원세개에게 대총통직을 넘겨준 후 철도건설계획에 주력한 1912년경, 자본가 사인의 발전을 제한해야 한다거나 국가사회(주의)정책을 채용해야 한다고 주장하고, 민생주의는 사회주의이고 국가사회주의라는 인식을 가지고 있었다. 자본가로 인한 폐단을 방지하는 것과 동시에 자원을 개발하여 생산력을 발전시키는 과제의 중요성을 강조한 그에게 국가가 각종 대사업을 경영하는 국가사회주의는 두 목표를 동시에 해결해 주는 것으로 보였던 것이다.

劉 楓․ 曹均偉,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硏究>>,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7, pp. 61-3, 韋杰廷, <<孫中山民生主義新探>>, 黑龍江敎育出版社, 1991, pp. 60-69, 강명희, <非資本主義的 經濟建設論-節制資本을 중심으로>, <<近現代 中國의 국가건설과 제3의 길-비자본주의의 이론과 실천>>, 서울대출판부, 2003, pp. 23-32.

2차, 3차 혁명의 시도가 좌절한 불운의 시기를 거치며 10월혁명과 1차대전 종전의 국제정세 변화를 목도한 손문은 비밀혁명정당 방식을 버리고 공개정당으로서 국민당을 탄생시키며 1919년 <<건국방략>>을 집필하며 그 중 물질건설 부분인 <실업계획>에 민생주의 실현을 위한 구체적 방안을 제시하였다. <실업계획>은 무제한한 외자와 기술 도입을 전제로 한 전국적인 방대한 건설계획인데, 이러한 거대 계획의 실천은 국가에 힘에 의존하지 않을 수 없었기 때문에 국가의 주도적 역할이 당연히 중시되었다. <실업계획>에 실업개발의 두 길로 개인기업과 국가경영을 제시하며, 국가가 경영하는 것보다 개인에게 맡기는 것이 더 적합한 것은 장려 보호하고, 대규모의 실업으로 개인에게 맡길 수 없는 것이나 독점성질이 있는 것은 국가가 경영한다고 규정한 것은 1912년이래 국가사회주의 지향과 동일 궤도이며, 1924년에 선명하게 ‘절제자본’으로 표방된 신삼민주의의 ‘발달국가자본 절제사인자본’ 사상이 이미 형성되어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實業計劃>의 내용은 <<孫中山選集>>上 pp. 186-338 및  <<孫中山全集>>第六卷에 수록되어 있다.

李時岳, <“實業計劃”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 汕斗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1987-1기, pp. 1-5.

<<孫中山選集>>上, p. 191.

<실업계획>은 국가경영 문제 뿐 아니라, 외국의 자본과 기술을 적극적으로 이용해야한다는 점을 전제로 했고 강조하였다. 1차대전후 조성된 전비 중 미사용분과 불필요하게 된 열강 각국의 설비 등을 중국에 보내 국제공동건설, 관리한다는 “나의 국제적 실업발전계획에서는 일체 공업을 하나의 대회사에 통일시키고, 그것을 중국인민공유로 하고, 국자자본가로부터 공동경제적 원조를 받아 경영한다면 세계시장에 있어서 상업전쟁도 자연히 소멸되게 될 것이라고 생각한다” 고 하였다. 외자 도입의 필요성에 관해서는 1924년에 행한 민생주의 강연에서도, ‘외국의 자본을 빌지 않고는 철로, 공업, 관산 개발 등 대실업의 발달이 불가능하다’고 거듭 강조하였다.

<실업계획>은 제1~4계획에서 주로 대항구(16곳의 대항․ 2등항․ 3등항 및 15곳 어업항구) 와 내하 및 연안개항장 건설과 대운하 및 철도망(서북, 서남, 동북, 동남, 중앙, 고원철도계통) 같은 교통 기간시설 건설이 위주이며, 하북과 산서의 석탄개발과 제출소 및 시멘트공업은 시급한 수요에 대비하기 위해 1, 2계획에 포함되었다. 제5계획은 식품공업(식물생산, 식물저장과 운수, 보존), 의복공업, 건축공업, 교통기관공업, 인쇄공업을 열거하여 의식주 생활 등 일반공업을 포함시켰다. 제6계획은 철광, 탄광, 석유, 동, 특수강, 광업용 기계 제조, 제련소 설립을 제기하였다.

전국에 10만 Km의 철도망과 100만Km의 도로망 건설 등 산업기반시설을 확립하는 것부터 식품공업 인쇄공업에 이르기까지 방대하고 포괄적 내용을 가지고 있었음을 볼 수 있는데, 국제자본에 의뢰하여 중국을 공동개발하고 중국인민공유로 한다는 발상은 손문식 주관주의라 아니할 수 없지만, 당시 중국 실정에서 외자를 이용할 수밖에 없는 실정을 직시하고 구한 점은 적극적으로 평가해야 될 것이다. 물론 이 계획에 열거된 사업을 모두 국영으로 한다는 의미는 아니다.

삼민주의가 보다 계통있는 혁명이념으로 제시되고 중국 현실과 결합된 사상으로 재정립된 신삼민주의는 자본의 발전을 제한한다는 의미로 ‘절제자본’을 평균지권과 더불어 민생주의의 양대 지주로 천명했을 뿐 아니라, ‘전호에게 국가가 토지를 지급하여 경작하도록 한다’는 내용을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에 명시하여 ‘耕者有其田’을 통한 토지문제 해결 방안으로의 전환을 보여준다. 주지하듯이 절제자본은 국가자본의 발전과 사인자본의 제한이라는 두 측면의 내용을 가지고 있으며, 銀行 鐵道 航路와 같이 독점성이 있거나 규모가 너무 커서 개인이 경영할 수 없는 기업은 국가가 경영관리하여 사유자본제도가 국민의 생계를 조종하지 못하게 한다는 것이다.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이하 <<歷次大會資料>>로 약함) 上冊,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5, pp. 17-18,

신삼민주의 절제자본의 중점은 사인자본에 대한 제한보다 국가자본을 발전시키려는 데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이는데, 국가자본 경영의 영역은 국계민생에 관건이 되거나 독점의 우려가 있는 분야에 한한 것이고, 독점의 우려가 없거나 사인자본이 담당하기에 보다 합당한 부분은 민간이 발전시킬 수 있도록 국가가 장려하고 보호한다는 것이 기본 입장이었다. 사인자본을 보호 발전시키되 소수의 독점자본가가 경제를 농단하는 폐해를 예방한다는 의미에서 사인자본의 제한을 논한 것은 실업계획과 민생주의 강연에서 일관된 입장이다. 어떤 분야가 국가자본이 담당할 부분일지 사인자본이 담당할 부분인지 대체적 구분은 가능하겠지만 선명하게 구분된 것은 아니기 때문에 후에 국가경영 부분이 확대될 가능성이 열려있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孫中山全集>>第9卷, pp, 121-5, 366-7, 391-4 民生主義 講演.

2. 國民黨과 國民政府의 경제건설 원칙과 民生主義․ <實業計劃> 계승

전술했듯이 손문은 신해혁명후부터 국민당개조시기까지 일관되게 대자본가의 성장을 억제하고 국가자본을 발전시켜야 한다는 입장을 가지고 있었다. 이를 위한 전제는 국가권력이 통일된 역량을 가지고 집중된 자본을 조성하여 실업 발전을 주도할 수 있어야 할 것이다. 남경국민정부는 1928년 전국을 통일한 후에도 정권의 안정이 확고하지 못했고, 공산세력과의 대결 이외에도 1936년까지 수차례 당내 또는 군벌 중 반장세력과의 무력충돌이 벌어졌다. 공산세력과 일본의 침략까지 이중 삼중의 도전에 직면하여 군사비 지출은 재정운영에 큰 부담이었다. 따라서 中原대전에서 승리하는 1930년경까지 실질적 국가자본에 의한 경제건설은 기대하기 어려운 실정이었다.

국민당과 국민정부는 정부 수립과 함께 무엇보다 먼저 재정금융의 정상화를 추진하였다. 정권의 존립을 위한 재원 확보는 물론 경제 활동의 정상화를 위해서 무엇보다 시급한 과제임에 틀림없었다. 1928. 6, 7월 전국경제회의와 전국재정회의를 연이어 개최하였고, 여기서 제출된 6항건의안은 금융정돈(국고 건립, 국가은행 설립, 화폐 통일, 폐량개원), 재정정리(중앙에 총금고 설립과 각성에 분금고 설치, 전국통계위원회와 전국예산위원회 설립), 국가와 지방의 재정수입 획분, 관세자주의 실행, 수입세 인상․ 이금 철폐와 통세 개설, 군대재감과 군비 감축, 건설공채 발행을 제기하고 있어서 이 시기 재정과 금융 통일의 중차대한 문제의식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이 건의안은 국민당 2期5中全會에서 <統一財政,確定豫算,整理稅收,幷實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植財政基礎而利民生建議案>으로 통과되었다.(28.8) 이 회의에 工商部는 <國家資本工業興辦方案>을 제출하여 국가가 경영해야할 기본공업으로 강철, 酸碱, 수력발전, 기기, 세사, 펄프, 주정, 식염등 8항목을 제기하여 중화학공업과 에너지산업에 집중투자하여 국가경제를 발전시키고 국방력을 강화할 것을 제의한 것인데, 국민정부의 심사를 거쳐 공상부 재정부 군정부가 협조하여 강철 세사 기계제조 산감 등 4종을 우선 건설 경영하기로 결정하고 구체적 추진계획을 마련하였다. 그러나 2억원의 흥업공채를 발행하여 자금을 조성한다는 방안은 당시 정부 재정규모가 歲入 4.3억원 정도였던 상황에서 현실성이 없었고 실현되지 못했다. 통일을 달성한 국민정부는 단지 <國民政府宣言>을 발표하여(28.10) “경제건설을 진행하는 원칙은 반드시 개인기업과 국가기업의 성질에 따라 그 추이를 정한다” 하고 ‘독점성이 있는 국가의 기본공업은 국가가 경영한다’고 하여, 민생주의 절제자본 원칙의 계승을 천명하였다.

이하 국민당 전체회의 또는 중앙집행위원회 전체회의 등 기록은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를 참조.

<<革命文獻>>제75집 <<抗戰前國家建設資料 實業方面>>, pp. 42-3.

孔祥熙,<條陳擧辦基本工業之必要>, <<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12期(31.6), 久保 亨, <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國家と經濟>, 山田辰雄 編, <<歷史のなかの現代中國＞＞, 東京;勁草書房, 1996, pp. 90-92를 참조함.

<國民政府宣言>, 彭明 주편,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3冊,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pp. 41-42.

다음 해(1929.3) 국민당 제3차전국대표대회의 <對于政治報告之決議案>은 재정상 구체적 계획과 정책을 확정하였을 뿐 아니라, 정권이 안정됨에 따라 경제건설 즉 물질기초 건립의 중요성을 보다 강조하는 변화가 주목된다. 우선 전국의 재정 행정을 통일하여 국가행정경비와 省행정경비를 확정하고 국세와 지방세를 획분하고 폐제 통일 원칙을 다시 제기하였다. <<건국대강>>의 경제건설 원칙에 따라 “토지의 세수, 지가의 증익, 공지의 생산, 산림천택의 이익, 광산 수력자원은 모두 縣정부의 소유로 하고, 지방인민 사업 경영에 사용한다”는 내용은 평균지권과 지방자치 실행을 전제로, 단지 각 현의 자원과 실업이 縣 자력으로 개발하고 운영하기 어려운 경우 중앙정부가 협조하고 수입을 반분한다고 하여 지방자치적 경제건설 원칙을 천명하였다. 재정정리, 예산제, 채무와 금융 정리 및 폐제개혁 등 이후 국민정부의 중요 정책 추진이 여기서 결정된 근본원칙에 따라 진행되었다.

3전대회는 또한 <訓政時期經濟建設實施綱要方針案>(이하 <훈정시기안>으로 약함)을 통과시켰다. 이 <훈정시기안>과 이듬해 (1930. 3) 국민당 3기3전대회에서 통과시킨 <關于建設方針案>은 모두 국민정부의 구체적 경제건설계획을 제시한 것이다. <훈정시기안>은 강력한 물질기초 건립을 위해 물질건설의 실시 순서의 기준을 다음과 같이 제시하였다. 즉 “交通 개발을 첫째”로 해야 하며, 그 다음 순서는 국가 물질건설 방면으로 1)철도․ 국도․ 기타 공업, 2) 석탄․ 철 및 기본공업, 3) 치하, 개항, 수리, 관개, 간척, 이민 등의 사업을 추진한다. 다음 지방의 물질건설에 대해서도 1) 省道 및 지방교통사업 2) 농림, 목축, 간황, 수리 3) 도시개량 및 공용 위생건설사업을 제시하였다. 역시 교통건설을 최우선하였고, “전국 세수의 반은 물질건설 경비를 충실히 하는데 사용하며, 국가수입의 반을 중앙건설비로, 지방수입의 반을 지방건설비로 사용한다고 규정하였다.

<관우건설방침안>은 13조의 건설방침을 제시하였는데, 보다 구체화된 계획안이라 할 수 있다. 1) 총리의 계획에 따라 철도건설 및 수리와 전기건설을 중시한다. 2) 농업의 발전을 응당 특히 중시하며, 농민교육, 농업합작을 제창하며 농민은행을 설립하여 농촌경제의 발전을 돕는다. 3) 석탄과 철광업에 대해서 공사합판과 국가공유 내지 국유 지향을 표명하고, 미개발 석탄 철 석유 동광에 대해서 국가경영과 함께 국제발전실업계획에 따른 외국인 투자와 합자경영을 허가한다. 4) 보통공업은 “정부가 원료생산 농업을 제창하여 원료가격을 경감하고 정부가 시행하는 보호세칙의 범위내에서 자유로운 발전을 허가한다.” 5) 특종공업은 총리의 실업계획내에 규정에 따라 신설공장은 정부가 계획하여 경영하고 외자와 인재를 빌어 사용한다. 6)정부는 2년내에 “대규모 제철소와 연강공장, 조선공장, 전기제조공장을 건설”하고 “외자를 빌어 흥판한다” 이 안은 이전과 달리 농업의 개발을 우선시하였고, 철로, 공로, 수리, 광산자원 및 중요공업부문을 국가경영으로 하며 기존 사인경영을 점차 국가경영으로 전환한다는 방침을 강조한 점이 특징이다.

<훈정시기안>과 <관우건설방침안>은 국가가 주도하는 물질건설을 제시하였고, 특히 교통과 광업 부문을 국영으로 경영하며, 개항 수리 관개 건설 부문을 국가가 주관하며(훈정시기안), 철도 수리 전기 건설 및 제철소, 연강공장, 조선공장, 전기제조공장 및 특종공업 건설계획을 국가가 주도하는 방침을(관우건설방침안) 천명하여 <실업계획>의 기본방침에 입각한 경제건설 지향을 확실히 하였다.

1931년 5월의 국민당3기중앙집행위원회제1차임시회의의 <工業建設程序案>은 기본 원칙의 천명 외에 “水利 電氣 및 鋼鐵 酸碱 石炭 製糖 石油 자동차 등의 기본공업은 마땅히 국민정부가 적극 흥판하고, 그 외는 私人이 투자하여 흥판하는 것을 정부가 장려하고 절실하게 보장한다”고 비교적 구체적으로 국가자본 담당분야를 제시하였다.

“일체의 경제사업은 모두 민생주의 절제자본 원칙하에 진행되어야 한다”는 원칙은 국민당3기4중전회(30.11)에서도 다시 천명되었고, 1932년 국민당4기3중전회에서는 “평균지권과 절제자본을 시행할 구체적 정강을 신속히 제정해야 한다”고 촉구하였다. 이러한 기본입장은 1935년 국민당5전대회선언에서도 “일체의 국리민복에 관계되는 중대사업은 응당 국영을 원칙으로 해야 한다”고 다시 반복되었다.

일본의 침략이 확대되는 상황에서 실업부가 제안하여 1933년 공포된 <實業四年計劃>은 경제통제정책을 강화하여 중앙집권을 공고히 하며, 공업 광업 및 농림 건설과 교통 건설을 추진하고, 외침에 대비한 새로운 국가경제중심을 건설하되 양자강을 첫 중심구로 시작하여 전국으로 확대한다는 내용을 가지고 있다. 국가가 세수와 기타 방법과 외자를 도입하여 자금을 조성하며 官商合辦과 민간 사영도 인정하는 내용을 포함하고 있다. 이미 국민당4기1중전회에서도 “외국의 자본과 기술을 충분히 이용할 수 있다”고 천명하여, 외자에 대한 개방적 입장은 정립되어 있었다.

<,中國國民黨政策叢書>> p. 43, 朱寶琴,<論南京國民政府的工業政策(1927-1937年), 陳紅民 주편, <<中華民國史新論>>, 北京; 三聯書店, 2003, p. 9에서 재인용.

1934년 국민당 4기4중전회에서 통과시킨 <確定今後物質建設及心理建設根本方針案>도 <실업사년계획>을 보충하여 신 국민경제중심을 건설하는 문제를 중점적으로 제시한 것이다. 외국의 지배를 받지 않는 내지에 1) 중앙정부 권력 하에 통일하며 국가 및 사인의 대공업은 연안에 집중을 피하며, 각종 합작사 등의 방법으로 농촌을 부흥하고, 부세연납제도를 개정하여 공농사업의 발달을 보호하고, 도로 건설 등도 적국의 해안 봉쇄에 대비한다. 2) 경제중심구 부근에 국방군사중심지를 확정한다. 3) 전국의 대공장, 철로 및 전선 등의 건설은 모두 국방계획 및 국민경제계획을 강령으로 정부가 그 위치 및 시설 방법을 심사해야 한다고 규정하였다.

<<역차대회자료>> 하책, p. 228.

1935년에 시작된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은 新生活運動이 국민의 정신기초 건립을 의도했다면 짝을 이루어 물질기초를 건립하고자 한 것이다. 1)대외무역의 수지 균형 도모 2)합작사 건립 3) 각 중요지구에 쌀 밀 면화 연초엽 보관 공공창고 건립 4)징공제 실행으로 교통도로 건설, 수리 건설, 삼림 조림, 간황 보호, 목축 장려의 5항 기본사업 추진 5)기본공업(산류비료공장, 주정, 전기 기계 화공 동업은 특히 장려 보호한다 6)광업 보호 7)노자조절처 설립 8)봉공정책과 징공제를 동시 실행을 제안한 陳布雷의 <국민경제건설지초보> 구상을 수용한<국민경제건설운동지의의급기실시>를 발표하였으나 효과는 미미하였다.

이와 같이 국민당과 국민정부는 국가/정부가 경제건설을 주도하며 중요 공광업에 대한 국영 지향을 구체화한 결의안과 정책을 결정하고 실행하고자 하였다. <토지법>을 제정한 것과 같이 민생주의의 평균지권의 원칙에 따라 토지 세수와 지가의 증익을 지방정부 재원으로 삼는다는 원칙을 공표하였고, 절제자본 원칙에 입각한 실업건설을 추진하고자 한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또한 구체적 건설계획 수립에 있어서 손문의 <<건국방략>> 중 물질건설을 위한 실업계획이 중시, 반영되었다. 과연 이러한 계획이 어느 정도 실행되었는지, 실제 성과를 통해 민생주의․ 실업계획과 국민정부 경제건설의 연관성을 검토해 보자.

3. 국가자본의 발전

1931년을 계기로 국내외 요인으로 경제상황이 심각하게 악화되었다. 1929년 시작된 세계경제대공황으로 인한 은가 하락으로 중국경제는 오히려 인플레 효과가 나타나 일시적 호황 국면을 보였으나, 1931년 영국의 금본위제 포기를 필두로 열강 각국이 뒤따르자 은가가 상승하여 은본위 중국경제는 디플레 현상이 나타났다. 이 해 만주사변으로 대두의 산지이며 민족공업제품 판매시장인 만주를 상실하였고, 장강유역의 대 수재와 화북의 한해가 겹친 재앙의 해이기도 했다. 1931년말부터 물가가 하락하고 무역량이 감소하였고, 은가가 오르자 은이 도시 특히 상해에 집중되며 농촌금융은 고갈상태에 빠지고 재생산구조가 파괴되었다. 농촌의 위기는 경공업 중심이었던 공업의 위기여서, 대표적 공업인 면방적과 제분업 모두 조업을 단축하였다. 1934년까지 上海사변, 熱河 침공, 冀東 밀무역 등 일본의 군사적 경제적 침략으로 민족공업은 타격을 받고, 은유출로 금융공황 현상이 나타났다.

그러나 위기는 다른 한편으로 국민정부가 국가자본을 건립하고 권력을 강화하는 기회를 만든 결과를 가져왔다. 대공황으로 지방경제가 약화되고, 上海에 은이 집중되며 중앙정부의 금융에 대한 지배와 지역세력에 대한 지배가 강화되었고, 미국의 은구매법 실행으로 오히려 1935년 폐제개혁의 기회가 마련되었다. 공황을 겪으며 자본주의국가들도 국가가 경제에 개입하는 적극적 정책과 보호주의 관세정책을 시행했고, 파시스트국가들은 통제경제를 채택했다. 이러한 국제 상황과 소련의 계획경제의 성취의 영향으로 중국 지식인들도 자유주의경제에 환멸을 느끼고 국가의 통제와 계획경제를 지지하는 경향이 강하게 나타났다. 또한 일본의 침략은 국방경제 건설의 필요성과 이를 위한 국가의 주도적 역할에 대한 요구가 제기되었기 때문에, 국가가 경제를 주도하는 길로 나가고 중국이 관세를 인상하는데 대한 반대는 국내외에서 거의 제기되지 않았다. 즉, 손문의 절제자본사상, 경제대공황, 일본의 침략 전쟁 같은 요인들이 모두 후발국의 일반적인 국가 주도 경제건설 지향을 현실적 실행에의 추진력으로 작용하였다.

1) 금융자본의 국가화

국민정부는 세정을 정비하고 재정을 정돈하기 위해 관세자주권 회복, 염정 개혁, 이금 철폐와 통세 실시에 상당히 성공하여 세수가 증대하였지만, 지속된 내전으로 인한 군사비와 내외채 상환 비용으로 세출의 70% 이상이 지출되었기 때문에 경제건설을 위한 예산이 거의 없었다 해도 과언이 아니며, 재정수지 적자는 공채로 보충해 나가는 형편이었다. 1927-35년 사이 재정부는 38종의 내채로 16.34억원을 발행했는데, 이는 군비 지출을 위해 적자액보다 많이 발행한 것이었다. 1927-31년 사이에 발행된 10.58억원의 채권에 대한 연리는 3, 4분이나 되었기 때문에 정부의 실수입은 5.38억원에 불과하였고, 5.2억원이 이자로 대개 상업은행으로 유입되었다. 1931년 공업자본이 10억원 미만이었다면, 은행자본은 26억원에 달했다. 공채 이자 높아 공업 투자 소극 산업자본과 관계 악화되었으며, 공채로 은행자본 원시적 축적했으나 공업 발달을 유도하지 못하였고, 정부는 은행의 고리대를 빌어 재정을 유지하는 격이고 장래 수입을 당겨쓰는 셈이었기 때문에 정부 채권에 대한 신용 위기가 발생하였다.(1932.2)

施,正康, <南京政府的十年經濟>, 許紀霖․陳達凱 주편, <<中國現代化史>> 第一卷, 上海三聯書店, 1995, pp. 440-444.

1930년대 전반의 이러한 재정 곤란, 경제 불황, 일본의 침략과 만주의 상실, 이러한 상황 속에서 국가가 주도하는 국방경제건설이 추진되기 시작했지만 기간시설도 기술도 자본도 없는 상태였다. 이 때 미국의 은구매(1934)와 국내 경제 불황으로 인한 금융고갈의 위기에서 국민정부는 폐제개혁을 계획하며 中央, 中國, 交通 3대은행에 대한 인사이동과 증자를 통해 개조하여 재정부 직할 하에 두었다. 근20년 중국은행의 독립경영을 발전시켜온 張嘉璈를 中央銀行 부총재로 전임시키고, 宋子文을 中國銀行董事長에 임명하였으며, 중앙은행 총재는 재정부장 孔祥熙가 겸임하였다. 1935년 재정부는 금융공황 구제를 명목으로 금융공채 1억원을 발행하고 그중 3천만원은 중앙은행, 1500만원은 중국은행, 1000만원은 교통은행 증자에 각각 할당하였다. 최대 민간은행이었던 중국은행은 증자 후 자본 총액 4천만원 중 官股가 50%를 자치하게 되었고, 교통은의 관고는 60%를 점하게 되었다. 1923년말 商股가 97% 이상을 점하며 정부지배로부터 완전히 벗어나 민간은행의 독립성을 확보했던 중국은행은 1934년 총자산액이 국가은행인 중앙은행의 3배였다. 그러나 국민정부의 공채 발행과 은행 대관으로 재정적자를 메우는 정책에 동조하지 않고 중앙정부의 명령에 복종하지 않는 장가오나 이사회와 사전 동의나 상의도 없이 최고경영자 인사 이동과 관고의 증자를 통해 국영은행으로 개조하였던 것이다.

단지 주주들의 반대로 중국은행에 대해 2000만원을 증자하고자 했던 재정부 원안을 조정하여 1500만원을 증자하여, 1928년 국제회태은행으로 개조시 정부가 투자한 500만원의 관고와 합해 2000만원으로 50%를 점하게 되었다. 朱蔭貴, <試論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資本股份制企業形成的途徑>, <<近代史硏究>> 2005년 5기, pp. 3-10.

中國通商銀行․ 四明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등 上海 주요 금융기관들도 북경정부 시기 이래 누적된 결관 등 경영 부실과 자금회전 불량으로 擠兌풍조가 발생하고 법폐개혁 후에도 발행준비금을 확보하지 못하여 금융위기를 조성하는 상황 속에서 국민정부가 개입하여 증자를 통해 개조하고 정부 금융체계 속에 편입시켰다. 국가 권력을 동원한 민영은행 지배구조 전환은 중국은행이나 교통은행 경우는 다분히 자의적인 것이었고, 통상 사명 실업은행 경우는 실제 심각한 경영 곤란에 빠진 경우를 구제한 면이 강하지만, 결과적으로 국가금융자본이 전국 금융업의 주관자가 되고 국가 금융자본 발달의 돌파구가 열렸고, 금융자본에 대한 국가 지배를 통해 국가자본 강화의 길이 열리게 되었다.

陳礼茂, <論國民政府對中國通商, 四明和中國實業三銀行的改組>, <<中國社會經濟史硏究>> 2005년 3기, pp. 94-101.

1935년 11월 폐제개혁을 단행하였는데, 이후 화폐공급이 증가되고 구매력이 제고되면서 시장이 번영하고 국내 저축도 증가하였다. 사실 폐제개혁 시 국내공업이 가장 곤란한 시기였고 도산과 정산이 속출했으나, 폐제개혁 후 국내자금 유통이 원활해져 시장이 회복되고 은행업이 공상업 투자를 중시하게 되었다. 정부는 금융 지배를 통해 공상업에 대한 침투와 통제가 가능해졌다. 은매각에 의한 외국환에 의지한 폐제개혁이었다 해도 자본주의적 발전, 그리고 국가가 주도하는 경제건설을 위한 전제조건을 마련하였다. 폐제개혁을 통한 정부의 지폐발행권 장악과 금융통제력은 특히 막대한 군비 지출과 재정적자 보충을 감당하며 전시경제를 지탱할 수 있었던 결정적 조건이 되었다.

姜鐸, <略論抗戰時期國民黨經濟的作用>, <<江海學刊>>(南京), 1988-1, 복인보간자료 F7, 1988-3, pp. 105-6.

1936년 통일공채 발행, 연이어 부흥공채, 철로건설공채, 사천선후공채, 광동금융공채를 발행했는데, 이러한 국내차관의 상당 부분이 국영공광업 철로교통업과 금융업 건설에 사용되었기 때문에 정부의 채권 신용도가 회복되고, 공채정책의 성공이 국민정부 재정정책 중 중요 성취 정부는 직접 투자 방식 또는 관상합영 방식 등으로 상공업에 개입하여 이윤분배권을 확보하였다. 중국은행은 국가금융자본으로서 경방공업과 상업 투자-국가자본 취지에 부합하지 않는 측면이 있지만 일본자본 사창과 경쟁하며 압박당하던 상황 고려하면 국가은행의 중요산업인 방직업에 대한 투자도 부정적 평가만 할 수 없다. 국가금융자본의 건립을 기초로 진행된 기본산업분야에서의 국가자본의 발전 양상을 살펴보자.

施,正康, 앞에 든 논문, <<中國現代化史>>, pp. 444-450.

2) 철로- 교통건설

실업발전을 위한 사업 중 교통과 광업을 국영으로 경영해야 하며 교통건설을 최우선으로 추진해야 한다는 원칙은 손문의 <실업계획>과 국민당의 각종 결의안에 거듭 반영되어 있다. 철도건설이나 제철소 건립은 거액의 초기 투자를 요하나 자금회수가 장기화되기 때문에 민간자본이 담당하기 어려운 측면이 있는 분야로서, 국가자본이 담당하기에 합당한 것이 사실이다. 실업계획은 제1~4계획 중에 순차적으로 전국을 철도망으로 연결할 수 있는 방대한 계획을 포함하고 있다. 국민정부 성립초 국민당 중앙정치회의는 철도부장 孫科가 제출한 <철로건설대강>을 통과시켰다. 10년내 32,000Km의 철로를 건설한다는 이 계획은 현실적인 자금 조달 대책을 결하여 공문에 그쳤다. 국민당3기1차임시전체회의가 통과시킨(31.5) <실업건설정서안>에는 철로건설을 국민정부가 이후 5년내 즉 1932~36년 사이에 시행할 최우선 건설공정으로 열거하였다. 또 국민당4전대회가 통과시킨 전기한 <훈정시기안>에도 철로건설 정책을 명시하며, 기존 철로의 정리와 함께 월한철로와 농해철로를 최우선 사업으로, 다음에 광동에서 운남과 사천을 거쳐 섬서와 농해로에 연결되는 철로건설을 진행하도록 규정하였다.

陸仰淵․ 方慶秋 <<民國社會經濟史>>,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1, p, 432.

국민정부 철도부는 실제로 5년내에 우선 건설 목표였던 철로건설을 추진하며, 해당지역 각성정부와 은행이 합작하여 연합공사를 설립하는 방식으로 건설하였다. 이 시기 가장 큰 성취는 동서를 연결하는 980Km의 浙贛철로, 408Km의 朧海철로와 남북을 연결하는 粤漢철로 456Km 건설을 주도한 것이며, 월한철로는 건설자금으로 영국의 의화단배상금 상환기금을 활용하였다.

위에 든 <<민국사회경제사>> pp. 439-441, 萩原 充,, <<中國の經濟建設と日中關係-對日抗戰への序曲 1927~1937年>>, 東京, 2000,

절감철도 京粤철도 건설계획은 복건성에서 일본 권익과 관련되었으나 절감철도에 대해 일본은 소극적이었고, 국민정부와 성정부 그리고 각은행에 의한 ‘연합공사’가 설립되어, 독일에서 재료차관을 얻어 경영하는 방식으로 추진되었다. 경월철도에 대해서는 일본이 우선권을 주장하며 적극적으로 관여하고자 하였으나 국민정부는 일본의 관여를 저지하고 이권의 존재를 인정하지 않는 방침으로 연합공사에 의한 건설방식으로 대일전쟁에 대비하였다. 일본이 독일권익을 계승하여 지배하고 있던 교제철도도 중국에 이전하게 되었는데, 중국정부는 철도재산의 가격을 국고증권 교부해서 상환하도록 하였다. 국민정부는 경영 정상화를 위해 구미제품 구입하면서 일본에 대해서는 재료 공급을 한정적으로만 구매하고, 이권을 제한, 일본의 산동 권익은 형해화되었다. 영국에 의존한 월한철로를 비롯한 이 시기 철도건설을 둘러싸고 중국은 일본의 이권을 배제하는 일관된 입장을 취하면서 국가가 주도하는 건설을 추진하였다. 1932~37년 5년간 8,139Km에 달하는 철도의 건설과 기존 철도의 경영 합리화를 통한 국영화가 진행되었고, 1만2천킬로의 공로건설, 항운업 재건은 국가가 주도하여 민생주의 이념과 실업계획에 부합되는 교통건설을 추진하였다.

家近亮子, <<蔣介石と南京國民政府>>, 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 2002, p. 173.

3) 중공업 건설-제철업을 중심으로

중공업 건설의 기초이며 풍부한 자금력과 기술 수준을 요하는 제철업은 특히 후발국의 경우 정부의 보호 육성 아니면 건립과 발전이 어려운 분야이다. <실업계획> 제1계획에 제철소 건설과 탄광 및 철광 개발을 제기하였고, 국민정부 성립 후의 제 제안과 계획에 공통적으로 국가 경영 분야로 제기된 것은 철도 등 교통건설과 함께 제철업 등 중화학공업과 전기공업이 빠지지 않았다. 민국초 첫 農工部長이었던 張謇은 유명한 棉鐵정책으로 면방직과 철의 국산화를 추진하였다. 1차대전 이후 철강 수입이 격감되고 산업발전에 따른 수요 증가로 1920년대 초까지 철강 생산 피크를 이루었으나 이후 가격이 폭락하며 생산이 감소되었다. 반면 선철 수입량은 증가하여 1930년대초 수입량이 국내 소비량의 3/4차지하였고, 국내생산은 30년대에도 정체되었고, 수입가격은 등귀하였다.(세계적 군비확장 경향에서 철강수요 핍박, 폐제개혁 후 저환율기조가 수입품가격을 끌어올리는 작용)

은가격이 비싼 디플레에도 불구하고 통일화 진전에 따라 석탄, 시멘트, 전력 등 기초산업부문이 현저히 신장되는 가운데 제철업이 부진 계속, 수입의존도는 해마다 증가하였다. 폐제개혁 이래 경제건설의 가속화와 경기 호전에 의해 철강 부족이 현재화, 1932년부터 일관되게 증대해온 선철 수입량이 1936년부터 감소로 전환되었다. 1920년부터 발전 경향을 이어온 상해기계공업의 경우 1936년이래 설립 붐을 만났으나, 심각한 원료부족에 빠지게 되었다. 정부는 강철시험소를 통해 철강 공급을 위해 노력하며, 연안 기계공업 발달에 따라 발전한 민영 제강기업에 의한 철강재에 대해 면세조치를 취하는 등 보호하고자 하였으나, 원료문제에 대한 근본적인 해결책이라 하기는 어렵고 정부주도에 의한 제철소 건설만이 지속적 경제발전 및 국방경제 구축을 위해 불가결하였다.

국민정부는 철강업의 확립을 지향한 정책을 입안하고, 철강업을 국방공업으로서 강화하고자 하였다. 국방설계위원회가 1932년 10월 성립되었을 때 국방경제건설에 절실한 중공업기초는 거의 없는 실정이었고 국가의 역량으로써 모든 인적 물적 자원을 동원하여 계획적으로 투자, 건설하지 않으면 안되는 실정이었다. 정부는 한야평공사(국영기업에서 민영화 되었으나 1920년경부터 적자경영, 1922년 강생산 정지, 1926년 선철생산 정지, 대일채무이행 위한 철광석생산을 계속하는 존재)의 제철생산을 재개하고, 철강의 국내 판매를 중심으로 경영을 확대하고자 정부가 한야평공사의 채무 정리하고 인수하여 제철 재개와 확립 시도하였다. 정부로서는 인수를 계기로 공사에의 지도를 강화하고 국유화하려는 의도를 가지고 있었다. 그러나 채권국 일본, 공사의 제철사업 재개 저지하려는 태도로 인해 중국정부는 인수작업을 중지하였다. 실업부는 36.6 석탄의 생산과 판매를 통제함과 동시에, 屑철, 철강, 철광석 수출을 전면 금지함에 따라 한야평공사에 대해서도 철광의 대일본수출을 제한하고, 철 확보를 위한 응급조치를 취하였다.

공업원료를 통제하는 중국과 공업원료를 확보하려는 일본 입장의 충돌이 전쟁의 중요 요인의 하나로 지적된다. 萩原 充, 앞에 든 책,

1932년 철강공장 건설이 구체화된 것은 실업부장 진공박 하에서 실업부의 <실업4년계획>이었다. 만주의 상실로 철강 석탄의 매장지역 상실에 대한 대응이 필요한 상황에서 나온 계획이었다. 화북 화중 화남에 각 한 곳의 제철소를 건설하여 국내 수요량을 만족시키고, 철제품의 수입관세를 인상하며, 국내제품에 대한 수송상 보호정책을 제시하였다. 그러나 국민정부는 자금, 설비, 기술을 모두 결여하고 있었으며, 국세인 관세-염세-통세 수입의 증대로 재정이 안정되어 갔지만 군사비와 채무 부담으로 재정적자는 계속되고 있었다. 돌파구는 밖에서 찾을 수밖에 없었다. 1935년 개조된 資源委員會가 작성한 <중공업건설5년계획>은 外援을 전제로 수립되었으며, 실제 독일과 교섭이 진행되어 중공업 건설을 시작할 수 있는 자본, 설비 및 기술은 독일에서 제공되었다. 미국 및 영국과도 차관과 기술합작을 위한 자원위 교섭의 성과가 있었다. 독일과 합작경영으로 강철공장, 텅스텐강공장, 사천동광, 석탄창, 염기창이 건립되었고, 전기기계제조공장은 미국, 기계제조공장은 영국․스위스와의 합판으로 건립되었다. 영국은 강철공장 건립을 지원하는 등, 소비재 수출 위주로부터 생산재 수출로 대중국 수출 양상이 전환되었으며 이 점은 미국도 마찬가지였다. 일본 만이 기존의 면방업 등에서의 중국자본가와 경쟁적 경제관계와 군사적 진출과 대립정책에 고착된 채 갈등을 고조시켰다.

石島紀之, <國民黨政權の對日抗戰力 - 重工業建設を中心として＞，<<講座中國近現代史>>제6권,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8, pp. 35-38.

외자 의존도가 강한 것이 사실이지만 차관조건 등에서 중국에 유리하게 계약을 체결해갔다. 외자 도입과 주요 산업에 대한 외국자본의 국내시장 방어의 목표는 충돌 가능성이 있었지만, 외국의 원조와 차관을 환영하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자원위의 중공업 건설계획을 수행하기 위한 예산은 약 2억3천만원있었는데 정부 지출 예정은 7200萬元에 불과했고 나머지는 모두 외자에 의존할 예정이었다. 실제 정부 출자는 매우 적었고 국가 예산 중 1~2%에 지나지 않았다. 자원위 활동을 정부가 고도로 중시했음에도 불구하고 국가로부터 받은 예산은 1936년 7월~39년 3월까지 2820만원 정도였으니, 독일 미국 영국 등 외자와 기술적  도움으로 중공업건설의 국가자본 건립을 개시할 수 있었다고 해도 과언이 아닐 것이다.

施,正康, 앞에 든 논문, p. 437.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국내 국채 발행액이 1927-35년 사이 38종에 16億元이 넘었던 데 비하면 외국차관은 상대적으로 적은 액수였던 셈이다. A. Feuerwerker, "Economic Trends, 1912-49",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hina, 1983, pp. 108-110.

국민정부 실업부의 제철소 건설계획 중 유일하게 중앙강철창(화중제철공장 계획) 건립이 자원위원회로 이관되어 실행에 옮겨졌는데, 철광과 코크스탄등 원료 취득이 계획과 달리 용이하지 않았고 건설경비 문제, 중국의 정정 불안 등의 이유로 계약이 지연되어 1936년에야 계약과 건설이 착수되었다. 이때는 항일전 분위기가 고조되고 구미로부터 차관에 의한 철도 등 국방건설이 활발하게 진행되어 철강 수요가 시급한 상황이었다. 따라서 중앙강철창 외에 호남성 상담에 또 하나의 제철소 건립을 독일기업과 계약에 의해 1937년 착공되었으나 1939년 전황 악화에 따라 공사 중지 명령이 내려졌다. 독일로부터의 차관은 텡스텐과 안티몬 등 전략물자로 현물상환하는 조건이었다. 이외에 철도부도 레일 확보를 위해 별도로 제철소 건립을 추진하였으나 실현되지는 못했으나, 전시경제건설의 활발한 수요에 따라 국가가 주도적으로 제철업 건설을 주도한 것은 의심의 여지가 없다. 자원위원회는 중공업건설계획에 따라 기간산업 전반에 걸친 건설작업을 담당하며 국방경제를 건설하는 막강한 역할을 수행한 것은 주지의 사실이다.

萩原 充,, <國民政府の鋼鐵産業政策>, <<中國經濟政策史の探究>>, 第三回中國近現代經濟史シンポジウムの記錄, 1989, pp. 36-39.

1926~36년 사이 생철 생산이 거의 두배로 증가하였으며 특히 1932년 이후 연평균 11.5% 이상 급증하였고, 기계공업공장은 같은 기간 공장수는 배로 증가했고 노동자수는 68.6% 가량 증가하였다. 근대적 공장의 대대적 건설 상황을 쉽게 짐작할 수 있으며 기계공업에 대한 요구도 큰 폭으로 증가하고 있었음에 틀림없다. 대형 국영 중앙기계창이 1936년 부분적으로 완성되어 철도부에 생산품을 납품하기 시작했지만, 미완인 채 중일전쟁이 폭발했고 내지로 천사되었으며, 기계공업은 전반적으로 민영기계공장이 더 현저한 증가를 나타냈다. 이 시기 중국의 수입상품의 품목별 순위를 1위부터 10위까지 살펴보면 1930년에는 면제품, 원면, 쌀, 설탕, 금속과 광석, 석유제품, 담배, 화학 약품, 곡물과 곡분, 기계류 순이었다. 1936년의 경우, 금속과 광석, 석유제품, 기계와 공구, 서적과 종이류, 면과 면제품, 수송기관, 화학약품, 곡물과 곡분, 금속제품, 염료 순으로 변화하여, 소비물자 위주로부터 공업원료나 기계류 수입에로 무역구조상 변화를 보여주고 있다.

メルクセトフ著, 中嶋太一 譯, <<中國における官僚資本>>, p. 123. 石島紀之, 앞의 논문 p. 38에서 재인용.

4) 광업에 대한 국가 통제

광물자원에 대한 공유사상은 광범하게 공유되어 이미 청말에 이권회수운동을 통한 공유화가 진행되기도 했고, 손문도 공업 진흥을 위한 관건공업으로 교통운수와 채광 야련 연료 동력 개발을 제시하였으며, 국민당3기3중전회(30.3)가 통과한 <최근건설방침결의안>도 공업건설에 관해 煤․ 鐵․ 油․ 銅의 국가경영을 규정하였다. 1930년 5월 공포된 <광업법>(12월 시행)은 국민당 <關于礦山之開採案> 결의(3기2중전회)에 입각하여 매장광물의 국유와 국영광업권 원칙을 천명하고, 이미 채광권을 가지고 채광 중인 민간업자의 권리를 보장하되 채광 기한을 제한하고, 정부의 감독권을 규정하였다. 금, 은, 동, 철, 주석, 납, 안티몬 등 50종광산은 국가가 광업권 부여, 탐광권과 채광권의 기한, 광구면적을 제한하였고, 철광 석유광 동광 및 코크스탄 제조용 烟煤礦은 국영으로 하여 국가가 탐사 채광한다고 규정하였다(9조). 또한 개발제한이 필요한 경우 농광부가 保留區를 구획하여 채광권을 제한할 수 있다. 교통이 불편하고 광업이 발달하지 않은 지역에 대한 소규모 광업권을 개인이 취득, 채광할 수 있지만 외국자본을 끌어들일 수 없다고 제한하였다(10조).

<礦業法> 1930. 1. 9일 공포.

국민정부는 광업법에 근거하여 석탄광에 대한 정돈을 진행하였다. 기왕에 영국자본이 지배하던 開灤광무국과 福公司(河南)를 중영합판의 開灤煤礦公司와 中福股份有限公司로 개조하는 등 전국의 석탄광을 정리하였다. 여전히 중일합판, 중영 중덕 중아합자 또는 순일본자본 등 외국자본이 전체 탄광자본의 52%에 달하였지만, 자원위원회는 주요 탄광에 대해 투자를 확대하고 설비를 개선하여 석탄광 확보에 주력하였다.

동북지역에 주로 편재되어 있던 철광산지는 일본에 점령되었지만, 국민정부는 장강유역의 철광에 대한 정돈 과정을 거쳐 국가의 통제를 강화하였고, 자원위원회는 특히 사천, 호남 지역 철광을 탐사하고 국가가 투자, 새로 철광을 건립하고 광업법에 따라 국영원칙을 적용하였다. 국영철광구회 12구를 강소 안휘 사천 호북 열하에 지정하고, 행정원은 강소 안휘 강서 호북 호남 5성경내 철광에 대한 개인의 채광권을 허가하지 않기로 하고 전부 국영으로 한다고 규정하였다.

동 주석 텅스텐 아연 안티몬 납 등 유색금속광은 대개 소규모 민영사업이나 지방정부경영으로 재래식 채굴방법이 사용되는 등 낙후된 상태였는데, 1931년이후 국민정부가 비교적 큰 광산을 국가경영으로 전환해 나가면서 1937년 자원위원회 경영관리하의 유색금속광은 15곳이 되었다. 그러나 외자 도입에 대한 바터교역품이었던 텅스텐과 안티몬에 대해서는 민간업자들이 통일적 대외무역을 위해 설립한 연합무역소를 해산시키고, 국방경제건설을 명목으로 국가에 의한 통일구입과 통일판매 내지 독점경영을 선포, 실시하여 민간광업을 합병하거나 싼 구입가격으로 손실을 초래하였다.

개발이 거의 진척되지 못했던 석유자원에 대해서도 1930년 이후 섬서 사천에 석유광구를 지정하고, 실업부 지질조사소․ 전국경제위원회 公路處․  北平地質調査所․ 자원위원회 등이 陝西 四川 新疆 등지를 탐사하고 개발을 서둘렀으나, 비용과 인력 시간이 많이 드는데 비해 다른 각종 사업과 동시에 진행할 능력이 부족하였다. 이에 실업부는 행정원의 승인을 받아, 감숙 신강 靑海 3省의 석유를 민간에 특허 형식으로 개발하도록 조처하였다. 공업용, 연료용 수요가 급증하여 다량 수입할 수밖에 없었지만, 국가가 주도적으로 석유개발을 추진한 사실은 홀시할 수 없을 것이다. 석유도 동북지역 생산량이 내지 생산량 전체 보다 많을 정도였으나, 일본에 점령된 후 그 생산량은 내지와 비교할 수 없을 정도로 증가하였다.

앞에 든 <<民國社會經濟史>>, pp. 353-364 참고.

5) 전력공업

공업발전을 위한 전력공업의 중요성을 중시하고 국민정부는 국가가 투자 경영하는 원칙을 수립하였다. 그러나 외자기업이 규모가 크고 대도시 전기공급에 주도적 지위를 가지고 있었던 데 비해 중국자본은 대부분 민영의 소규모 공장이었다. 국가자본이 투여되어 기존의 공영전력공장을 확대하고, 민영공장을 다수 정돈, 인수하였으며, 건설위원회가 주관하여 내지에 대형 발전소를 건설하고 송전망을 확장하였다. 그러나 전국의 크고 작은 기존 민영 전기회사들도 국영으로 감당하지 못하는 부분을 메우며 일정한 역할을 수행하였다.

이 시기 전력공업 분야의 또 다른 변화는 외국자본 비율이 1928년 52%에서 1937년 38%로 감소되고, 중국자본 비율은 48%에서 62%로 증가한 것이다. 발전량은 외국자본 전력공장이 여전히 53%정도(28년 63%)나 점유하고 있었지만, 이 시기 증가된 중국자본 대부분이 270여 곳의 민영공장을 인수하며 전력공업에 대한 정돈을 실행한 국가자본 투여로 추정되므로 국가주도에 의한 전력공업의 초보적 발전이라고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위와 같은 책, pp. 370-2.

6) 化學․ 酒精공업

공업의 기본원료인 초산․유산․염산의 삼산을 제조하는 制酸공업과 制碱공업 분야는 1931년 실업부가 영국과 독일회사와 합자공장을 추진하였으나 비용이 너무 많이 들어 포기하고, 중국상공인의 민영기업으로 건립을 추진하며 정부가 감독 지도하는 방식으로 수요에 충당하고자 하였다. 天津의 永利化學工業公司 사장에 위탁하여 南京에 永利硫酸錏廠이 완공되었는데, 정부 대관으로 시설을 확장하여 동양 최대 제산공장으로 발전하였다. 제산공업 뿐 아니라 制碱공업도 천진에서 특히 발달하여 渤海化學工業社, 得利三酸廠, 永利制碱公司 등등 민영의 대규모 기업들이 성장하였다.

酒精은 化工․ 의약․ 화장품․ 비누․ 페인트․ 음료․ 無煙火藥 제조의 필수원료로서 중국은 줄곧 수입에 의존해 왔으며, 1932년 수입량은 220여만 갤런, 100여만달러에 상당했다. 실업부는 주정공업의 중요성을 인식하고 중앙공업시험소에 작은 주정공장을 설립하여 시험제조를 시도하였다. 1935년 실업부는 화교상인과 합자로 上海에 中國酒精制造公司를 설립하였으며, 1936년에는 상해 광주 천진 산서 섬서 등등 10곳의 주정공장에서 년 200여만갤론을 생산하여 국내공업 수요를 충당하게 되었다.

앞에서 언급한 기계공업과 같이 화학공업․ 주정공업도 기본공업 분야이며 수요도 크지만 민영공업의 토대가 어느 정도 구축되어 있거나 민영으로 추진 가능한 분야에 대해서는 국영을 확대하기보다 민영에 맡기는 정책을 폈다. 이는 물론 민영공업의 발전을 위주로 한 정책기조라기보다 국영공장 설립을 추진하다가 모든 주요 공업분야에서 국영을 발달시킬 여력이 없었기 때문이었다 할 수 있다. 앞에서 언급한 석유개발과 마찬가지로 정부가 감당할 수 있는 범위 밖의 필수 분야에 대해서는 정부가 민영을 지원하고 감독하는 형식을 취한 것이다.

7) 제당업의 국영 시도

1930년대 국가자본은 대체로 기간산업 분야 건립과 경영에 관련되어 있지만, 예외적으로 주목을 끄는 것은 실업부장 공상희가 적극 추진한 제당업이다. 소비재 공업의 국영 추진이 국가자본 발전이라는 절제자본 취지에 부합되지 않는 듯하지만, 공상희는 일찍이 28.8월 국민당2기5중전회에 국영공장 설립계획을 제출할 때도 제당업은 열거하지 않았지만, 제염공장․ 종이펄프공장․ 세사면사방적공장을 제강․ 수력발전․ 기계제조공장․ 교통기관연료용 알콜제조공장과 함께 제기한 데도 나타나듯이 수입대체의 목적이나 광대한 수요를 충족할 수 있는 분야의 국영을 지향하고 있었다. 1931년 국민당3기 중집위1차임시회의가 통과시킨 <공업건설정서안>에 기본공업 중 하나로 제당공업이 포함되어 있는데, 이는 당시 실업부장 공상희가 추진하던 국영사업과 관련되어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1931.1월 실업부는 쿠바의 사만나국제당공사 차관으로 국영 제당공장을 추진하였다. 실업부측에서는 대만을 상실한 후 설탕 수입액이 1억량의 거액에 달하므로 우선 조당 수입을 면세로 하여 수입원료를 들여와 국내에서 제당을 하면 외화 유출을 줄일 수 있으며, 쿠바교포가 본국 설탕업을 진흥시키고자 쿠바설탕상인의 중국 투자를 유치하여 제당공장을 설립하고자 하므로 국영방식으로 中古합영제당공장(國立煉糖廠)을 추진한다는 것이었다. 중국정부는 채권을 발행하여 쿠바차관에 담보를 제공하며 원료당에 대해 무관세 수입하도록 하며, 외자와 외국원료로써 제당업을 일으키고 다른 한편으로 국내에 설탕원료를 재배하여 국내 제당업을 발전시킨다는 주장이었다. 비밀리에 진행되었지만 상해제당업동업공회가 소문을 듣고 반대하고 나섰고, 반대 청원을 올렸지만, 중앙정치회의에서 결정, 통과되고 입법원에 이송하여 심사하는 등 1934년 10월까지 실업부장이 공상희에서 진공박으로 바뀐 후에도 계속 추진되었지만, 관세문제, 차관 이자 및 판매권 등등 수많은 문제가 얽혀있어 끝내 성사되지는 못했다.

<實業部與古巴夏灣拿國際糖公司借款籌辦國營制糖廠有關文件>(31.1~34.10), 第二歷史檔案館 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이하 <<資料匯編>>으로 약함) 第5輯1編 財政經濟 六, pp. 857-872.

4. 사인자본과 경공업 보호정책

절제자본은 사인자본의 비대화를 억제하는 원칙이었지만 대자본가도 없는 상황에서 오히려 민간기업을 운영하는 자본가의 성장을 장려해야될 상황이었음은 물론이다. 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灝로 이어지는 실업부장의 정책적 지향이 다소 국가 주도 중시와 민간 주도 중시라는 관점의 차이가 있었다 해도, 국가가 담당해야 할 부분과 민영기업 발전을 도모할 부분이 병존하며 양 부문을 모두 정부가 장려, 지원해야 한다는 입장은 공통적이었다. 특히 송자문의 경우는 자유주의적 경제 운영에의 지향이 보다 강한 편이었지만 경제에 대한 국가의 역할이 강화되는 국제정세를 인지하고, 정부가 민영기업 발전을 적극 지원하는 정책을 폈다고 볼 수 있다. 예컨대 관세자주권 획득에 의한 보호주의를 강화하는 관세정책을 시행하였다. 수입관세율을 1928년 5.5%에서 10.4%(1930), 14.2%(1931), 21.8(1933), 28%(1934), 30.2%(1935)로 지속적으로 인상한 결과 전체 수입액이 줄었으며 특히 경공업 부문 수입이 대폭 감소되었다. (세율 인상으로 총관세수입액은 큰 변화가 없다.) 국내자본 기업의 발달 정도 등에 따라 산업 부문별로 보호의 효과가 달리 나타나기는 했지만 전반적으로 수입대체 공업화가 경공업을 중심으로 진전된 것은 의심의 여지가 없다고 할 수 있다.

久保 亨, <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國家と經濟>, 山田辰雄 編, <<歷史のなかの現代中國＞＞, 東京;勁草書房, 1996, pp. 82-116 참조.

久保 亨, ＜＜戰間期中國 : 自立への 摸索＞＞,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9, pp. 153-170.

송자문 주도하의 전국경제위원회는 외국의 경제협력을 활용하여 경공업을 일층 발전시키는 수입대체공업 발전의 기본 전략 위에, 공업원료의 원활한 공급을 위한 면종․ 잠종․ 차종의 개량을 주도하였고, 국민정부 각 부처는 수리 개선, 도로 수축 나아가 법제와 행정기구를 정비함으로써 민영 산업 발전을 위한 기반을 확립하였을 뿐 아니고 필요한 경우 적극적 지원정책을 강구하였다. 예컨대 세계경제대공황의 타격을 가장 직접적으로 받은 잠사업과 茶業에 대해서는 적극적 구제대책을 실행하여 회생을 도왔다. 수출세 등의 세연을 감면하고, 蠶業公債를 발행하고, 보조금을 지급하고, 잠사의 철도운송요금을 대폭 할인하는 정책 실행을 위해 실업부․ 재정부․ 철도부와 국민정부 행정원․ 입법원 그리고 국민당까지 지원정책의 조속한 결정과 집행을 위해 협조하였다.

<實業財政二部關于發行救濟絲業公債及治標辦法致行政院呈>(31.1.21),<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爲山東省黨務整理委員會請免徵灰絲蠶網綢營業稅致 行政院公函>(31.10.1), <財政實業部等關于發行江浙絲 業 短期公債以救濟絲業 的有關文件>(32.8), <鐵道部關于減低蠶絲運價致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函>(1935,3.23) <<資料匯編>> 第5輯1編 財政經濟 六, pp. 212-263.

수입대체공업 진흥에 주력한 송자문과 달리 다음 실업부장인 진공박은 수출지향 공업화 전략을 추진했지만 중국 실정에는 경공업 진흥 정책이 우선되어야 한다고 보았다. 그도 국가주도 중화학공업 발전의 필요를 인정하였지만 중공업 발전을 위한 기술도 숙련노동자도 없고 자본 동원도 어렵기 때문에 민간기업 중심의 수출지향형 공업화 위주의 정책을 실행하였다.

앞에서 수입품목별 순위에서 소비재 우위 무역구조가 변하고 있었음을 언급하였는데, 경공업 제품이 전체수입에서 차지하는 비중도 1926년 4할 이상이었으나, 30년대 급감하여 36년 1/7 정도로(1926년 31%, 1936년 6%라는 통계도 있음) 감소되었다. 중화학공업제품의 수입 비중은 증대하였는데, 1926~36년 사이 경공업제품은 8할 가깝게 격감하였고 중화학공업제품은 3할정도 증가하였다. 이 시기 경공업제품 시장규모는 확대기조를 유지했는데, 경공업 국내생산의 급증과 수입대체공업화의 진전 결과였다. 경공업 발전은 생산설비나 원재료로서 필요한 기계 금속 화학제품이었던 중화학공업제품의 수요를 높였지만, 당시 중국 공업화 단계에서 국산품만으로 그 수요를 채울수 없었기 때문에 중화학공업제품의 수입은 감소하지 않았고 오히려 신장하는 경향을 보였던 것이다.

또 1936년에 급증한 분류불능 항목의 대부분은 무역통계에 명시되지 않은 군용비행기 총기 등 군수물자였을 것으로 추정되므로, 국방강화를 위해 중화학공업제품 수입은 통계에 잡히는 것보다 비중이 더 켰을 것이다.

경공업은 국내 공장제기계공업이 현저히 발전한 분야이다. 중국내 취업인구구성에 관한 추계(유대중)에 의하면 공장제기계공업 중 경공업은 9할에 가까운 비중을 차지한다.(단 추계에 군수공장 철도차량공장등을 공업생산액 중에 집계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중화학공업 부문이 과소평가된 결함 가진다.) 최신의 추계에 의하면 경공업 비중은 85% 정도로 평가되고 있지만, 이 시기 중국에서 기계제공업 중 경공업이 점하는 비중은 절대적이었고, 보호관세 하에 공업발전의 주력은 경공업이었다. 중국자본공장에서 경공업 생산액은 65%였고, 앞에서 언급했듯이 수입총액 중 경공업 분야 수입품의 비중은 남경정부 시기 현저히 감소되어, 일본자본 등 외자기업의 존재를 감안해도 경공업 분야의 중국내 발전 추세는 명백하다.

면포 생산도 불황을 겪으면서도 1927년 대비 1936년 생산은 거의 4배로 증가되었다. 총공업생산 지수는 1926년을 100으로 할 때 1936년에 186.1에 달했다. 중국은행을 비롯한 금융자본의 면방업 경영은 국가자본 성격의 기업을 포함하지만, 경공업 분야의 대부분은 사인경영으로서 이 시기 국가자본 발전이 민간기업의 발전을 도태시킨 것으로 보기 어렵다.

손문의 민생주의 절제자본원칙에 대체로 부합되는 국가자본의 발전과 민간소자본의 보호 정책이 실행되었다고 볼 수 있으며, 민간대자본에 대한 적극적 제한 정책은 시행되지 않았지만 결과적으로 대자본가는 출현하지 않은 셈이다. 공채 구매의 강요 등 절강재벌에 대한 압박에 나타나듯이 중앙정부에의 권력 집중이 북경정부 시기에 비해 강화된 남경정부 시기에 자유로운 민족자본가의 발전 특히 대자본가의 성장은 위축된 측면이 있으며, 이는 절제자본의 원칙과 경제에 대한 정부의 간섭이 강화된 당시 상황에 기인한다고 볼 수 있다.

5. 경제 전반에 대한 국가 관리 강화

1) 국가 주도의 계획과 건설

국민당 또는 국민정부가 결정한 경제건설 원칙에 따라 구체적 입안과 정책 실행을 담당한 책임부서는 실업부였지만 재정부는 물론이고 철도부 교통부 건설위원회 전국경제위원회 그리고 국방경제건설이 경제건설의 주요 정책 방향이 되면서부터 군정부와 국방설계위원회-자원위원회와 긴밀하게 공조하였다. 본격적 경제건설의 초기단계라 할 수 있는 1930년대 전반에는 통일적 계획과 건설이 이루어지지 못했고, 실업부 뿐 아니라 철도부 재정부가 자체적으로 유관사업을 추진한 경향이 있다. 실업부는 앞에서 고찰했듯이 광산자원 개발이나 제철․ 전력․ 제당․ 화학공업․ 잠사업 등 국영과 비국영을 막론하고 전산업 분야에 대해 개입하며 투자, 외자 유치, 기존 기업에 대한 경영합리화 또는 인수, 자원 탐사, 통제를 행하였다.

주관 부서가 유동적이었던 예는 龍烟鐵鋼廠의 경우, 철로 부설을 위해 철강 수요가 많다는 이유로 철도부가 경영을 담당하다가(29, 가을), 통일적 계획 관리를 위해 실업부에 이관하였다가(31.4), 다시 집중적 국방경제건설을 위해 자원위원회로 이관되었다. <<資料匯編>> 第5輯1編 財政經濟 六, pp. 852-857.

전국경제위원회는 사업관련 국내외 시장의 수요공급이나 기술 자본 문제 등을 체계적 조사하고 도로와 수리 등 기간시설 건설을 계획하고 추진한 역할을 담당하며 사업의 성격에 따라 실업부나 철도부 등과 공조하였다. 예컨대 전국경제위원회비서처는 전경위 公路處의 1933년 석유공업에 관한 보고와 중국석유공업 발전계획을 실업부에 제출하였다.(34.3.28) 실업부는 사천과 섬서의 석유를 개발하는 문제에 관해 참모본부 국방설계위원회에 보낸 서한에서 지질조사를 통해 새로 개발하는 것과 이미 국영광권이 설정된 지역에 대한 개발을 심의해줄 것을 요청하였다. 본격적 경제건설이 국방경제건설의 성격을 띠고 진행되었기 때문에 국방설계위원회-자원위원회는 대외위기가 고조되고 국방건설의 비중이 커짐에 따라 자원위원회가 경제건설 전반을 통제하고 건설하는 역할을 담당하였다.

<全國經濟委員會秘書處檢送石油工業報告及計劃致實業部公函>(34.3.28), <實業部礦業司簽復工業司有關國防礦業事項致參謀本部咨>(1934), <<資料匯編>> 第5輯1編 財政經濟 六, pp. 883-5.

철강창 건설의 사례를 보면, 재정부 군정부 실업부 전국경제위원회가 건설을 추진하며 행정원과 협의하였고, 관련부처 담당관과 전문가로 구성된 ‘鋼鐵廠計劃審査會’가 외자도입, 사업추진계획, 입지등을 심사하였다. 사업 추진 과정에서 경제적 측면을 중시하는 실업부와 국방 요소를 중시하는 군정부 사이에 입지 결정을 둘러싼 갈등도 있었는데, 국책사업이라 할 만한 규모였던 만큼 다면적 검토가 필요하기도 했지만 국민경제 건설을 위한 기본공업 건립이 국방경제의 일환으로서 외침에 대비한 입지 결정이 요구된 특수한 상황을 반영한다.

<財政軍政實業等部會商行政院交辦試辦鋼鐵廠有關文件>1(34.3-4), <<資料匯編>> 第5輯1編 財政經濟 六, pp. 889-894, 中央鋼鐵廠 건립후보지로 南京과 방어에 유리한 안휘성 馬鞍山 간에 대립하다 결국 후자로 결정되었는데, 36년 자원위원회가 건설계획을 인계 받으며 더욱 내륙의 湘潭으로 변경하였다. 萩原 充,, 앞에 든책.

35년 <석탄공업발전4년계획>수립 계기로 실업부가 에너지부문에도 개입하였으며, 경제통제가 강화되는 1936년 이후 석탄 판매와 철강 철광석 수출을 금지하는 등 광물자원에 대한 통제를 담당하였다. 국민경제 건설을 위한 기반사업인 철도 도로 전기 부문에 대해 건설위원회 계획에 따라 철도부는 철도건설을 주관하며 국가은행을 통해 자금을 조성하였으며, 공로건설사업은 전국경제위원회 중점시책사업의 하나로 추진하여 12000키로 확충의 성과를 보았다. 공업용 전력 공급은 건설위원회가 교통부와 협조하여 발전소 신설과 송전망을 확장하여 안정된 공급을 달성하였다.

1930년대 국민정부의 경제건설은 대일 국방경제건설을 항상 염두에 두고 진행되었기 때문에, 발달 상황이 부진했지만 불가결한 중화학공업․ 자원 개발․ 전력 공급․ 교통건설에 정부가 주도적 역할을 수행하였으며, 한편으로 국방건설이며 전시경제라는 긴급 상황이었기 때문에 비로소 실현성 있는 전반적 계획을 수립하고 그것을 추진 실행할 수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특히 국방설계위원회-자원위원회는 제반산업의 전반적 실태와 자원 보유 상황에 관한 지질조사나 실태조사를 토대로 절실한 계획을 세웠고, 이를 토대로 자원위원회는 국영기업을 건립하고 광물자원에 대한 국가 통제와 무역독점을 실행하며 전시경제를 지탱하였다.

資源委員會의 공업, 광업 전반에 걸친 통계 자료는 <全國各地各業資本産品總値工人數槪況統計表>, <全國各業産品總額統計表> 등등, <<資料匯編>> 第5輯1編 財政經濟 六, pp. 225-263.

자원위의 공업건설 결과 1937년까지 조업을 개시한 공장 11단위에서 전력 코크스 강철 금속광 전공기재 등을 생산하게 되었다. 경질합금의 원료로 군사공업에 필수품이지만 전량 수출되던 텅스텐도 자원위원회가 국내 군사공업의 수요를 위해 江西省에 텅스텐강공장을 설립하고 제련시험을 하기도 했다. 단시일에 가시적 성과가 있는 것은 아니었어도 국방경제건설을 위한 다방면의 사업 추진 양상은 짐작할 수 있다. 1935년 총공업생산액의 약 10%를 국영 부문이 점하기에 이르렀다.

中嶌太一, <國民黨官僚資本に關 する若干の理論的問題>, 藤井昇三 편, <<1930年代の中國の硏究>>, アジア經濟硏究所, 1975, p. 187.

생산적 투자라는 의미로 직접 국가에 의한 공업건설 투자가 필요한 부문 특히 수입상품 대체부문에 대한 투자 중심으로 국가가 투자하였고, 자금 증대에 의해 공영기업에 대한 국가의 개입이 확대되었다. 정부는 공영기업에 대한 국가자본 지배를 확대했을 뿐 아니라, 앞에서 잠사업과 차업의 경우를 살펴보았듯이 민영기업에 대해서도 필요한 경우 적극적 보호와 장려 정책을 펴서 회생과 발전을 지원하였다. 이 시기 국민정부는 재정 부족에 시달렸음에도 불구하고 수입세율을 지속적으로 인상시키는 관세정책을 통해 국내산업을 보호하였다.

久保 亨, ＜＜戰間期中國 : 自立への 摸索＞＞,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9, pp. 153-160.

2) 정책 결정과 국민당, 국민정부, 입법원

이상에서 살펴본 바와 같은 국민정부의 경제건설 과정에 있어서 훈정의 주체인 국민당은 어떠한 역할을 담당하였는가? 당치체제이기 때문에 나타난 특색은 무엇인가? 국민경제 건설에 필요한 철도, 도로, 전기시설을 비롯한 제 기본공업 분야에 대해 정부 각 기관이 추진하였음을 앞에서 살펴보았는데, 그러한 구체적 사업추진과정에 당이 일일이 간여하지는 않았던 것으로 보인다. 당은 기본적 원칙과 입장을 정해 정부가 나아가야 할 방향을 제시하는 정도였으며, 실무적 계획의 입안과 추진은 정부의 몫이었다. 그러나 실업부, 재정부, 철도부 등은 입안내용을 행정원이나 국민정부위원회에 제출하여 심의와 의결을 거쳐 정책이 결정되었다.

정책 결정과 추진과정에서 행정부서간 이견과 대립이 없지 않았지만 제도적 상호견제와 균형이 존재했다고 보기는 어렵다. 철강공장 입지 결정에 대해 경제적 마인드의 실업부와 국방 마인드의 군정부의 충돌, 수입세 인상에 대한 국내산업 보호 입장의 실업부와 재정 확충 입장의 재정부간의 이견, 轉口稅 폐지를 둘러싼 재정부 실업부 국민당의 조율과정에 드러나듯이 당중앙이 결정적 조정 역할도 수행하지 못했다. 중국 내 다른 항구로의 전송에 대한 과세인 전구세는 재정부가 그 폐지를 제안하였고 행정원 중앙정치회의가 승인하였지만(35.3) 시행되지 않았다. 上海市水船業同業公會는 재정부에 거듭 청원하다가 마침내 국민당5기3중전회집감회에 청원하였다. 당중앙은 국민정부 행정원에 대해 문제의 선처를 요청하였고, 행정원은 재정부에 당중앙의 결의를 검토하라고 명해졌지만 끝내 전구세는 폐지되지 않았다.

萩原 忠, <<中國の經濟建設と日中關係-對日抗戰への序曲 1927~1937年>>, 東京, 2000, pp.   久保 亨, <南京政府の財政經濟政策>, 中國現代史硏究會編 <<中國國民政府史の硏究>>, 1986, 東京;汲古書院, pp. 219-227.

다른 한편 국민정부 입법원은 실권이 없는 자문기관 성격이었지만 일정한 견제 역할을 수행했던 것 같다. 제당업을 위한 외국차관 도입 시에도 입법원의 심의라는 형식을 거쳐 최종 결정되었지만, 토지정책과 같은 중차대한 정책 결정과정에서 입법원은 국민당 중앙정치위원회전문위원회와 대립하며 정책결정에 영향을 미쳤다.

국민정부의 토지법은 평균지권 이념과 중앙정치회의에서 정한 토지법 원칙에 즉해 입법원이 제정하였으나, 공포된 토지법은 실시 수속이 너무 번잡했고, 처음부터 지정학회는 다른 인맥의 입법위원이 만든 토지법을 비판하고 수정안을 준비하였다. 국민당4기 중앙집위4회전체회의에 <推行本黨土地政策綱領>을 제출하였고, 당과 정부의 토지정책을 입안하는 중앙토지위원회가 설립되었다.(전경위, 내정부 재정부가 합조, 陳立夫가 주임위원)(1934.8)

山本 眞, <1930~40年代國民政府的土地政策決定過程> , <<1930~40年代中國的政策決定過程 >>Workshop報告書(2003.11),

다시 국민당5전대회 이후 성립한 당중앙정치위원회 소속 토지전문위원회가 설치되어(35.12) 중앙토지위 기능은 토지전문위로 이관되었으며, <토지법> 개정작업을 주 임무로 하는 당의 토지정책 입안기관이 되었다. 토지전문위는 <土地法修改原則>24항을 제출하였고,중앙정치위원회를 통과한 후, 입법원에 대해 토지법 개정이 건의되었다. 1937.5월 입법원에 제출된 개정안은 지가세에의 누진과세가 도입되어 평균지권 실시에 가장 중요한 조항이 포함되어 있었는데 입법원은 저항하였다. 중일전이 2년 경과한 후인 1939.3월 최종적으로 거부되었다.

당의 정책입안기관인 중앙정치위원회 토지전문위원회와 국민정부 내 법제 전문기관인 ‘훈정’기 입법원 간 직권상 충돌이 발생했고, 입법원은 통과를 지연시키고 거절하는 방식으로 결정적 영향력을 발휘하였다. 1941.12 국민당5기中執委9全會에서 <토지정책전시실시강요>가 중집위 전체회의를 통과하였다. 토지 측량, 등기, 지가 규정, 토지세, 토지금융 등 토지행정 신입법 빛 법규 개정 정비 등을 지정학회 방침대로 戰時 土地政策으로서 입법화한 것이며, 지가세의 누진과세 도입 등 <강요>에 기초한 행정원지정서의 설립안이었다. 국방최고위가 <地政署組織法草案>으로 입법원에 송부하였는데, 5일 이내 심의를 요구하는 등 입법원 심의는 형식적이 되었고, 권한은 약화되어 있었다.

다른 한편 토지법 실시를 위한 준비작업인 地籍整理를 둘러싸고 地政官僚와 공상희중심 의 財政部도 대립하였다. 지정관료는 토지측량이나 토지소유권 등기 등 지적정리사업을 추진한 데 비해, 징세에 대한 속효성을 중시한 재정부는 자신의 주도하에 토지진보를 실시할 것을 주장하여 권한을 둘러싼 대립이 노정되었고, 1934.5월 전국재정회의에서 논쟁하였던 것이다.

6. 국가 주도의 국민경제건설

남경정부의 경제건설에 있어서 교통 기계공업 광업 분야의 국가자본 건립을 통해 절제자본을 중심으로 한 민생주의와 실업계획의 성취를 분석하였는데, 경제건설의 중심축의 하나인 농업건설에 관해 거의 고찰하지 못하였다. 주지하듯이 1930년 <토지법>이 제정되었으나 거의 시행되지 못했고, 이 법은 주로 도시 토지의 증가에 대한 과세 실행을 위한 토지진보 등 준비작업부터 과세율 등등에 관한 평균지권 실현의 의미가 컸던데 비해 신삼민주의 특색인 ‘경자유기전’ 실현에 관련된 조항은 175조나 180등 전호의 경작권을 보호하는 모호한 1~2개 조항 이외에는 없다. 그러나 국민당2전대회 <改組宣言>에도 “농민이 田地가 없어 전호로 전락한 자에게는 국가가 응당 토지를 주어 경작하게 하고,. . .” 라는 경자유기전의 취지가 선언적으로 제시되어 있을 뿐 그것을 언제 어떻게 실행한다는 규정이 없다. 평균지권을 실행한 후에 토지문제를 해결할 수 있다고 낙관한 것으로 보아, 국가가 토지를 급여할 수 있을 장래의 목표라 할 수 있지 손문이 토지소유권을 부정하고 몰수 재분배하는 식의 경자유기전 실현을 의도한 증거는 그의 민생주의 강연에서도 확인하기 어렵다. 국민혁명 과정에서 전호의 소작료 25감조마저 실행이 지극히 곤란한 실정이었던 상황을 감안하면 국민당정권 초기에 그 이상을 기대하는 것은 무리가 아닐 수 없을 것이다.

金德群 주편, <<中國國民黨土地政策硏究>>,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 pp. 200-9.

<<역차대회자료>> 上, p. 18.

<三民主義 ․ 民生主義 >, <<孫中山全集>> 9卷, pp. 388-391.

국민정부의 농촌정책은 경자유기전의 실행을 도모하기보다 농촌문제를 점진적으로 개선하고 생산력을 발전시키는 정책을 실행하고자 하여 수리와 품종개량 등 상업성 농업을 중심으로 발전이 없지 않았다. 전국경제위원회는 공업원료 확보를 위한 작물지배 개선과 수리건설을 위해 적극적 지원활동을 전개하였고 성과도 적지 않았다. 앞에서 잠사업에 대한 적극적 구제정책 도입을 언급하였는데, 생사와 마찬가지로 대공황으로 타격을 받은 茶業의 부진에 대해서도 그 근본적 원인인 국내유통과 생산과정에서 茶棧에 의한 착취구조를 개혁하기 위한 금융지원과 홍차생산합작사 조직에 의한 품질 개량을 지원함으로써 다업의 소생을 적극 추진하였다. 대부분의 곡물재배 농가에 대한 생산력 발전 정책은 합작사를 통한 농업금융 지원에 의한 재생산 능력 회복 정책과 수리개선과 품종개량을 위한 농업시험소 운영 지원을 들 수 있다.

川井 悟, <國民政府の經濟建設政策における一問題點-全國經濟委員會テクノクラートの存在と意義をめぐつて->, <<中國經濟政策史の探究-第三回中國近現代經濟史の記錄>> pp. 16-17.

그러나 1930년대 전반 심화되어 가던 농촌위기 속에서 농촌부흥의 기치도 향촌건설운동도 농촌의 구조적 문제를 개선하기에는 역부족이었다. 따라서 농업분야의 건설은 우선 농촌의 개혁이 필요했으나, 전부를 성정부에 이관한 중앙정부가 농촌 개혁을 추진할 능력도 없는 상태였던 셈이다. 요컨대 민생주의의 중심축인 평균지권과 경자유기전의 실천적 노력은 토지법 제정과 토지법수정 을 통해 국민당과 정부의 지향을 보여주었을 뿐 그 적용에 의한 현실적 성과는 거의 없다고 보아도 과언이 아닐 것이다.

中嶌太一, 앞에 든 논문, pp. 179-180, 190-192, 高華, <國民政府權威的建立與困境>, 許紀霖, 앞에 든 책, pp. 419-420.

민족적 주권회복과 근대적 국민국가 건설을 추진한 남경국민정부는 주권회복을 목표로 한 외교정책과 함께 경제발전을 추구한 정책에 특히 비중 두어졌으며, 국민정부의 존재의의는 경제정책의 성패에 의해 측정될 수 있다고 볼 수도 있다.

폐제개혁 이전 국민정부는 이를 위한 실행예산을 거의 가지지 못한 상태였기 때문에 국가자본이나 국영을 논하기 어려운 상태였다. 그러나 정권의 안정과 함께 국가예산 규모가 확대되었을 뿐 아니라 세출에서 점하는 경제적 경비 비율이 계속 증가하여 12~15%를 점하는 예산 구성의 변화가 나타났다. 국가의 경제적 역할과 국가 자력의 증대를 반영한다. 1936~37년 정부경영 항목이 급속하게 증가하였는데, 이러한 변화는 1930년대 전반 동안 국방경제를 염두에 두고 정부 각 부처가 강철공장 건립을 위한 노력, 광업에 관한 지질조사와 광업법 개정, 광산 경영 개선 또는 국영화, 석유 개발, 전기, 철로건설 등 기본산업 건립을 위한 조사, 정책 결정, 외자 및 기술 도입, 주관부처 조정을 활발하게 진행했기 때문에 가능한 일이었다. 1932년 이래 국방경제건설이 중요 동기로 작용하여 특히 중공업․ 광공업 건설이 국가의 주도하에 계획되고 외자 도입으로 실행에 옮겨지기 시작했다.

<<資料匯編>> 第5輯1編 財政經濟 六, pp. 200-851 참조.

공로 건설 등 교통과 광공업 등 공업발전을 위한 산업기반 조성에의 성취가 적지 않았으며 본격적 산업화를 위한 준비가 진척되고 있었다. 1926~36년 사이, 공업발전의 기초산업이라 할 수 있는 몇몇 분야의 변화를 보면, 석탄 생산량은 73% 증가, 생철은 99%, 전력생산은 두배 이상 증가했고, 시멘트 생산은 2.5배로 증가하였다. 생철 생산의 경우는 26~31년 사이 약간의 증가(연평균 약 3.7%) 밖에 없이 증감을 반복하다가 1932년부터 급증하기(연평균 11.5%이상) 시작하였다. 근대적 공장의 대대적 건설 상황을 쉽게 짐작할 수 있는데, 기계공업공장이 같은 기간 공장수는 배로 증가했고 노동자수는 68.6% 가량 증가했던 사실에서도 확인된다. 1935년 이래 폐제개혁에 의한 통일화 진전과 국방건설을 배경으로 내륙의 원료 산지 부근에의 입지가 계획되고, 국내 공채의 이자율도 낮아졌고 외자 도입도 차관조건 등에서 중국측에 유리하게 개선되는 변화가 나타났다.

嚴中平, <<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p. 103, 石伯林, <關于國民黨政府建立初期經濟政策評價的幾个問題>, 湘潭大學學報 社科版 1985.3, 복인보간자료 F7 1985.8, pp. 133-143 재인용.

그러나 남경정부 10년간 진전된 근대 공광업의 성취에도 불구하고 1936년 전국농공광업 총생산액 약306억원 중 공업이 102억원, 그 중 근대공업은 29억원에 불과했다. 공업전체의 28%, 전체 생산액의 9.4%에 불과했으며, 특히 근대공업 중 35.3%가 외국자본 기업이었다. 경제의 근대 부문이 성장한 것은 사실이지만 경제구조의 전환을 가져오지 못했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공업화를 축으로 한 경제건설은 경제구조의 전환을 촉진하여, 제조업 연평균 신장률은 8.5%(혹 6%)여서 공황기로서 낮지 않은 수치를 기록하였다. 단지 국민총생산에서 근대기계공업 비중이 적으며 외국자본이 상당한 비중을 점하고 있음을 감안하면 국가자본 발전의 폭은 매우 좁고 제한적일 수밖에 없었다.

통일과 건설을 목표로 한 정권으로서 남경정부는 1930년대 정치적으로 상대적으로 안정된 통치와 경제면에서 경공업은 수입대체를 기본적으로 달성, 국가 주도에 의한 중공업건설에 착수하여 항전의 물적 기초를 기본적으로 마련한 정권으로 평가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주요 소비재 생산의 증대와 중공업과 전력공업 화학공업 등등 기본공업 분야가 건설되면서 국민경제가 건설되고 있었지만 1930년대 중국의 국민경제 건설은 국방경제 건설의 형태로 진행되었던 것이다. 경제 관련 법제의 정비, 금융체계의 개혁과 통일, 세제 정비, 교통망의 확대 등등 근대국민국가 건설을 위해 불가결한 경제방면의 건설이 진전되었지만, 전국의 대공장․ 철로․ 전선의 건설은 국방계획과 국민경제계획 강령에 준하여 계획, 심사후 결정되었고 국민경제건설운동을 전개하면서 경제통제가 강화되었다.

1938년까지 자원위의 <중공업건설5년계획>이 완료되며 국가자본의 발전을 위한 필요조건이 조성되었지만 이미 중일전은 전면전으로 전개되고 있었다. 전시경제 운영을 통해 국가자본 발달의 길은 더욱 확장되었다. 1937년 12월 공포된 <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에 의해 전국의 자원과 공업력의 총동원을 위한 통제경제체제가 시작되었다. 1938년 1월에는 경제부가 신설되어 종전에 실업부․ 건설위원회․전국경제위원회․ 군사위원회 자원위원회․ 공광조정위원회 등에 의해 통일성 없이 진행된 경제건설이 통합적으로 추진되게 되었다. 경제부  신설시부터 1946년까지 경제부장이었던 翁文灝는 국영기업 주체의 계획경제와 금융․ 무역․국내상업 등 경제 전반에 대한 국가통제를 실행하였고, 항전기 곡물․ 면사포․ 기름 등 생필품에 대한 통제와 소금․ 糖․ 성냥․ 연료에 대한 전매와 현물 징세 등은 전시경제 지탱의 토대가 될 수 있었던 것으로 평가되고 있다. 주지하듯이 항전시기와 종전 후 경제부와 자원위원회 활동에 의해 국영경제 부문이 대대적으로 확장되었다.

丁日初, <論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家資本>, <<民國檔案>> 1986-4. 통제가 지나쳐 수탈성을 띄게 되고 관료독점자본으로 변했다는 부정적 평가도 있지만 대체로 공과의 양 측면을 인정하며, 항전력 결집을 위한 적극적 측면을 인정하는 평가가 많다. 黃逸平․ 李娟, <抗日戰爭時期經濟硏究述評>, <<抗日戰爭硏究>> 1993-1, <<복인보간자료>> 1993-10, pp. 76-96 참조.

第Ⅱ部

黨國體制의 ‘國民’支配構造

訓政時期 中國國民黨의 職業黨團 政策과 職業團體 動員

訓政時期 中國國民黨의 職業黨團 政策과 職業團體 動員

柳 鏞 泰

1. 머리말 2. 國民黨의 職業黨團 政策 3. 職業團體의 實態	4. 國民黨의 職業團體 動員 5. 맺음말

1. 머리말

국민당의 훈정체제는 以黨治國論에 의거해 인민의 4권 행사능력을 훈련하여 헌정을 준비하는 것으로서, 이윽고 헌정으로 이행하는 것을 명백히 전제한 과도기체제이다. 훈정은 1928년 선포되었지만 1931년 5월 국민회의에서 訓政約法을 제정함으로써 비로소 체제화 되었다. 그 후 국민당은 여러 차례 훈정을 종식하고 국민대회를 조기에 소집하여 헌정으로 이행하겠다는 결의를 하였고 1936-37년에는 실제로 선거를 진행하기도 하였다. 그러나 결국 중일전쟁이 폭발하면서 1938년 국민참정회가 소집되어 항전을 치러내고 그 과정에서 중화민국은 연합국의 일원이 되어 국제정치대국으로 급부상하였다. 국민대회를 소집하여 헌법을 제정하고 선포한 것이 1947년이니 사실상 그때 까지 중국은 훈정체제였던 셈이다.

이 20년간의 훈정체제는 1938년을 기점으로 하여 전후기로 나누어 볼 수 있다. 전기가 국민당 一黨專政, 民意機關의 부재, 先安內後攘外를 특징으로 한다면, 후기는 이들 세 가지 모두 적지 않게 변화하였다. 여전히 공식적으로는 黨禁이 해제되지 않은 일당전정이었으나 사실상 재야당파를 議政의 상대로 인정하여 국민참정회를 소집하였으니 이는 多黨合作을 향한 진전이다. 또 비록 최후 결정권은 국민당중앙에 있었으나 국민참정회와 성시현(임시)참의회가 성립되어 훈정기 민의기관으로서 기능하였다. 이를 바탕으로 民意와 民力을 결집하여 항일전쟁에 나섰고 이를 위해 국공합작을 다시 실행하였다. 따라서 이 후기에는 공산당도 전면적으로는 아니지만 상당정도 훈정체제 속에 포섭되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필자는 이러한 훈정체제의 전후기를 관통하는 민의결집의 원리와 시스템의 중심이 바로 직업대표제라고 보아, 국민당의 직업단체 정책과 동원전략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 최근의 국민당사 연구에 따르면, 黨治란 말이 성립하기 어려울 정도로 당원은 극소수였고 黨力은 미약했다. 당치는 중앙에서만 어느 정도 실행될 뿐 성 이하 수준에서는 거의 통하지 않았다. 또 통계상의 당원수도 대부분 중앙의 지시에 따라 할당받은 책임분량을 채우기 위해 본인도 모르는 사이에 입당원서가 허위로 작성되거나 급조된 것이었다. 따라서 그럼에도 국민당 훈정체제, 혹은 黨國體制가 20년간이나 지속되면서 항전을 감당해낼 수 있었던 힘은 무엇일까? 필자는 그것이 직업단체를 비롯한 민중단체와의 관계에서 비롯되었다고 보고 이를 확인하려고 한다. 여기서 그 관계는 당의 동원과 직업단체의 참여가 서로 협력하고 경쟁하는 상호작용으로 파악될 것이다.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

직업단체를 고리로 한 당과 민중의 동원/참여의 논리와 시스템은 국민회의 소집론으로 구체화된 직업대표제이다. 그것은 원래 직업단체 자신의 참여논리로부터 출발하였으나 국민혁명기 국공양당과 결합해 국민회의운동을 전개하는 과정에서 당에 의한 동원논리가 부가되었다. 孫文이 國民會議 소집을 遺敎로 남긴 이래 국민당은 그것을 자신의 전통으로 만들어 훈정체제를 뒷받침하였다. 이렇게 국민당의 전통이 된 직업대표제는 그 후 1931년 5월의 국민회의 소집을 위한 전국적 직업선거, 만주사변 직후 汪精衛를 비롯한 國民黨내 일파가 항일구국회 등 민간단체와 서로 호응하면서 전개한 國民救國會議 소집운동, 1933년 3월의 國民參政會組織法, 1936년 5월의 국민대회조직법 및 선거법과 그에 따른 선거, 1938년의 국민참정회조직법과 그 이듬해의 성시현참의회조직법에 일관되게 전면적 혹은 부분적으로 도입되었다.

柳鏞泰,〈南京政府時期 國民會議와 農會: 職業代表制의 實驗〉,《中國現代史硏究》8집, 1999. 12; 柳鏞泰,〈國民會議에서 國民參政會로, 1931-1938〉,《中國近現代史硏究》23집, 2004. 9; 柳鏞泰,〈國民參政會와 戰時民主主義, 1938-1948〉,《中國近現代史硏究》27집, 2005.9.

이러한 정치적 맥락을 염두에 둔다면 당시 집권당이던 국민당이 각종 직업단체에 대한 정비, 통제, 내실화를 위한 정책을 지속적으로 펼친 것은 당연한 일로 보인다. 국민당은 각종 직업단체의 조직법을 새로 제정하고 이에 따라 조직을 정비한 다음 그 속에 국민당의 黨團을 만들고 이를 통해 소기의 목적을 달성하고자 하였다. 국민당으로서는 일당독재의 훈정체제로 인해 정권의 대중기반이 취약해질 수밖에 없는 한계를 민간 직업단체와의 긴밀한 유대를 통해 극복하려 기도한 셈이다. 또 민간 직업단체로서도 일제의 침략에 대처해야 하는 전시 내지 준전시 조건에서 무력을 가진 집권 국민당의 黨治와 訓政을 부인할 수 없는 한, 그 위에서 경쟁과 타협을 통해 민족자주와 민주주의를 실현하는 현실주의 노선을 취하는 수밖에 없었다.

따라서 직업대표제는 직업단체 자신의 참정논리와 당의 동원논리에 각각 의거해 파악되어야 할 양면성을 갖고 있다. 여기서는 후자의 입장에서 직업단체를 “扶植하고 指導하려” 조직적으로 노력한 국민당의 “職業黨團” 정책, 그에 의거하거나 혹은 자발적으로 성립된 직업단체의 실태, 훈정체제 유지와 헌정에의 이행을 위해 직업단체를 동원한 논리와 시스템을 드러내고자 한다. 이를 통해 직업단체의 동원/참여 없이는 존립할 수 없던 훈정정치의 기본구조를 새롭게 파악할 수 있기를 기대한다.

민국시기 직업단체를 직업대표제와 관련해 다룬 연구는 거의 없다. 다만 1928-47년 工商同業公會가 훈정체제하의 국민당의 정책 추진과 정치적 동원에서 담당한 역할을 분석하여 동업공회의 정치참여를 社團政治 혹은 合作政治라고 파악한 연구가 있어 주목된다. 국민당의 당단정책을 국민정부의 권력침투의 일면으로 파악한 연구도 눈에 띤다. 그에 따르면 당단은 1929년 폐지되었다가 1938년에 부활하였으나 당의 기층조직이 區分部-小組-黨團 사이를 오락가락하는 바람에 그 어느 것도 권력침투의 의미 있는 역할을 담당하지는 못하였다고 보았다. 그러나 국민당의 당단정책은 1928년 훈정개시 이래 1947년까지 시종일관 중시되어 지속되었음이 이 글에서 밝혀질 것이다.

魏文亨,〈社團政治: 近代工商同業公會的政治參與, 1928-1947〉, 胡春惠⋅薛化元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遷》, 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歷史學系⋅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硏究中心, 2004.

家近亮子,《蔣介石と南京國民政府》, 東京: 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238-251면.

2. 國民黨의 職業黨團 政策

훈정시기에 국민당이 인민의 정치능력을 훈련하려면 국민 속에 들어가 삼민주의를 선전하여 인민이 이당치국 공작을 돕도록 해야 한다. 지방자치와 인민의 4권 훈련도 그로부터 가능해질 터이다. 여기서 당과 인민의 관계가 정립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당은 민중을 대표하고 영도하는 위치에 있으니 민중단체에 대해서도 당은 영도하는 관계이지 명령하는 관계가 아니다. 그 영도관계란 직접 민중에게 명령하거나 민중을 통치하는 上級管理 역할을 하는 관계가 아니라 그 속에 들어가 骨幹核心 역할을 수행하는 관계이다.” 이 역할을 수행하는 조직형태가 바로 黨團이다.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制定之民衆團體組織原則及系統〉(1928.10),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이하《檔案滙編》으로 줄임) 5집 1편 政治(3),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1, 3면.

국민당은 淸黨으로 공산당과 친공적으로 간주되는 국민당내 좌파세력을 죽이거나 축출한 직후, 1928년 7월과 10월 바로 “공산당이 취했던 것처럼 당단방식으로 민중단체 속의 당원을 지휘해 활동하여 민중을 삼민주의로 인도한다.”, “당단을 조직해 각종 민중단체 속에서 활동하는 핵심을 조성하고 해당 단체 속의 우수분자를 입당시킨다.”는 원칙을 세웠다. 그렇다고 이 당단이 훈정실시와 함께 처음 등장한 것은 아니다. 그것은 1924년 1월 통과된 중국국민당총장에 처음 명시되었다. 그에 따르면 중앙당부와 각급 지방당부를 설치하는 한편 각종 非黨 단체 안에 黨團을 설치하기로 하였는데, 전자가 지역단위 조직이라면 후자는 직업단위 조직이라 할 수 있다. 거기에는 “정부기관, 구락부, 사회(회사), 공회, 상회, 국회, 각급 지방의회, 학교 등에 국민당 당단을 특별히 조직한다.”고 각 직업단위가 예시되었다. 그리고 이들 당단 내에서 직원을 선거하여 간부를 조직하고 소속 당부 집행위원회의 지휘 하에 당무를 집행하도록 하였다. 이렇게 도입된 직업당단은 공개하지 않는 절대 비밀의 조직인데 淸黨을 거치면서 사실상 정지되었다. 민중단체의 조직 활동에 종사한 당원들은 대부분 공산당으로 간주되어 축출되었으며 처형된 자만도 30만 명을 넘었다. 그러니 국민당은 인민단체 중의 당원과 연락을 취할 수 없어 대중에 대한 영도공작을 진행하기 어렵게 되었다.

같은 글, 4면;〈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計劃大綱〉(1928.7), 같은 책, 20면.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4.1),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이하《歷次資料》로 줄임) 上,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5, 26면, 32-33면.

〈第四屆四中全會中央組織委員會工作報告〉(1932.12-1934.1), 李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이하《黨務史料》로 줄임) 上, 臺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出版, 1993, 462면.

민중운동을 장악했던 공산당과 국민당좌파 세력이 청당에 의해 제거됨에 따라 민중단체도 붕괴하였고, 민중은 공산당으로 몰려 피해를 당할까 의심하는 마음에서 단체조직에 소극적이었던 것으로 파악되었다. 이런 상황에서 국민당은 전과 마찬가지의 당단방식으로 민중단체를 지도하여 훈련하겠다고 나선 것이다. 그런데 바로 그 이듬해인 1929년 3차 대표대회에서 국민당 당규를 수정하여 직업당단에 관한 章을 삭제하고 다만 “공개할 수 없거나 반공개의 지방에서는 필요시 당단을 조직할 수 있다”는 간단한 조항을 따로 삽입하였다. 따라서 이 때 당단이 폐지되었다고 간주하는 견해도 있으나, 필자로서는 동의하기 어렵다. 실제로 당규의 개정 이후에도 당단운용은 계속되었기 때문이다. 가령 국민당호남성당무지도위원회는 1930년 각 현시당부에〈黨團須知〉5부를 지급하면서 이를 다시 인쇄해 관할 구역 내 당원에 배포하되 반드시 비밀을 엄수하라고 지시하였다.

〈代電中央執行委員會請頒示民衆訓練方案幷隨時指導由〉,《訓練部部務彙刊》, 國民黨湖南省黨務指導  委員會, 長沙: 1930, 8면; 湖南省政府秘書處,《湖南年鑑》(民國二十二年),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3, 60면.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9.3 修正), 《歷次資料》上, 665면.

〈通告各縣市黨部頒發黨團須知飭令遵辦幷嚴守秘密由〉,《訓練部部務彙刊》1930, 13면.

그 후 국민당 3계 중앙집행위원회(1929.3-1931.11)는 당규는 그대로 둔 채, 각종 결의안을 통해 현시 당부의 설치를 제한하고 각종 직업단체 공작을 중시함으로써 당과 인민대중의 연결을 강화하려 하였다. 중요하지 않은 시당부는 취소하거나 현당부에 倂入하고 현당부도 당원수 150명 미만이면 조직할 수 없도록 하였다. 그 대신 區당부로 하여금 인민을 교도하여 각종 직업단체, 문화단체, 사회단체를 조직하고 구 단위에서 民權의 운용을 연습하며 당원을 영도해 자치단체의 실제공작에 참가하도록 하였다. 국민당이 이 시기에 이렇게 지역단위 조직보다 직업단위 조직을 더욱 중시한 공작 방안은 그로부터 1년 뒤 주요 직업단체가 참여하는 전국적 직업선거를 거쳐 국민회의가 소집되는 기반으로 작용하였을 것이다. 국민회의 대표 선거를 위해 청당과정에서 파괴되고 활동 정지된 각종 직업단체를 재정비한 다음, 이들을 선거에 참여하도록 이끈 것은 훈정기 국민당의 직업단체 정책과 관련해 주목되는 첫 번째 정치적 동원이라 할 수 있다.

〈第三屆四中全會中央組織委員會時期之組織工作〉(1929.3-1931.11),《黨務史料》上, 170면.

〈訓政時期黨務工作方案決議案〉(1930.3),《歷次資料》上, 792-793면.

그렇지만, 국민회의를 소집한 이후에도 국민당의 일상적인 민중훈련 공작은 절실히 진행되지 않아 당과 민중 사이가 日形隔離에 이른 것으로 보고되었다. 이에 제 4계 중앙집행위원회(1931.11-1935.11)는 “建立黨的基礎於社會事業”과 “發展黨的運用於人民團體”의 방침을 정하고 직업단체와의 연계활동을 더욱 강화하려 하였다. 이에 따라 구당부를 비공개조직으로 변경하고 당원의 구분법도 종래의 지역구분법 외에 직업구분법을 도입해 병용하였다. 나아가 1932년 12월에는 직업당단 조직의 획기적 발전을 위한 방안이 결의되었다. 그 중요부분은 다음과 같다. “당의 기층조직은 구당부이지만 활동단위는 직업당단이다. 당단활동의 의의는 당원으로 하여금 각종 사회직업 중에서 그 분자를 영도하여 혁명공작과 그 자신의 이익을 위해 노력하도록 하는 데 있다. 모든 당원은 반드시 사회직업을 가져야 하며 사회단체에 가입하여 당을 위해 활동해야 한다. 모든 당원은 소속 구당부 관할 구역 내에서 그 직업의 성질에 따라 각종 직업당단으로 組成한다. 지방당부의 기본임무는 당원의 사회공작을 지도⋅훈련하는 것이므로 중앙당부 이외의 각급 당부는 모두 절대로 비밀로 한다. 동일 농촌의 농민, 동일 공장의 직공, 동일 학교의 학생, 동일 성질의 자유직업자는 당원 5-30명이 있으면 직업당단 1단을 조직한다. 필요시 각종 同業黨團은 지역위계에 따라 同業黨團연석회의(예: 全省敎職員당단연석회의)를 조직할 수 있다.” 요컨대 각급 지방당부를 비밀로 하면서까지 “당원의 직업지능을 배양하여 각종 사회사업에 투신하도록 인도해 민중의 신뢰를 얻을” 수 있기를 기대한 것이다.

〈對于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31.11), 《歷次資料》下, 43면.

〈第四屆三中全會中央組織委員會工作報告〉(1931.11-1932.12);〈第四屆四中全會中央組織委員會工作報告〉(1932.12-1934.1),《黨務史料》上, 383-394면, 459-465면.

〈關于整理本黨實施方案決議案〉(1932.12),《歷次資料》下, 177-178면.

인민단체 안의 당원수가 비교적 많을 경우를 대비해 당단 간사회를 조직하는 방안도 제시되었다. 인민단체의 회원중 1/5 이상이 당원일 경우 그들을 비밀리에 소집해 간사 3-5명을 선거해 간사회를 조직하고 당원의 활동을 지도하라는 것이 그 예이다. 이 때 중앙조직위원회는 각 성에 신규당원 확보 수자를 할당하면서 그 직업분포가 농공 50%, 청년 30% 정도로 되는 것을 목표로 하였다. 당시 당원의 직업분포 중 농공이 차지한 비율은 강서 9.9%, 하북 22.2%, 절강 20.4%에 불과했고, 기관인원 및 교육문화 종사자가 50% 내외였다.

〈第四屆四中全會中央組織委員會工作報告〉,《黨務史料》上, 462면.

같은 책, 480면.

그런데 당단은 물론 각급 지방당부까지 비밀로 하라는 방침 하에서 당원은 이상의 활동을 당부명의로 진행할 수 없게 되었다. 따라서 가령 선전활동을 할 때, 자기가 속한 직업⋅사회⋅문화 단체 및 기관(의 이름)을 빌려 출판물을 간행하도록 요구되었다. 이는 사실상 인민단체의 경비로 당단의 활동을 전개하도록 한 것이어서 여기에는 당부의 경비를 절감하려는 목적도 작용하였을 터이다. 거꾸로 각급 지방당부 공작인원을 최소화함으로써 절감된 경비를 가지고 사회사업에 종사하도록 한 셈이다. 실제로 각급 지방당부가 모두 비밀조직으로 변경된 것 같지는 않지만, “각 성시당부의 공작인원은 이미 상당히 裁減하였으니 절감된 경비로 사회사업에 종사할 수 있게 되었다.”

〈關于整理本黨實施方案決議案〉(1932.12),《歷次資料》下, 178-179면.

〈第四屆四中全會中央組織委員會工作報告〉,《黨務史料》上, 465면.

그러므로 각종 직업단체 안에 당단조직이 잘 조직되어 활동하지 않는 한 당의 역량은 축소될 수밖에 없으며 심지어 당부 조직 자체가 작아질 수밖에 없는 형국이었다. 이렇게 각급 지방당부를 비밀로 한 것은 당원에 대한 일반인의 인식이 부정적이어서 당원 스스로 자기가 당원임을 공개하려 하지 않았다는 사정과 관련이 있는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런 만큼 직업단체는 더욱 중요해질 수밖에 없다. 각 직업단체의 경비를 당이 앞장서 지원받을 수 있도록 조치한 것도 그 때문이다. 그 경비는 회원의 회비와 출연금으로 충당해야 한다는 원칙 아래서도 국민당은 “지금은 훈정시기인 만큼 각 단체들이 본당의 주의를 접수하여 실행하는 특수한 상황이므로 정부로 하여금 단체 경비의 4/10를 넘지 않은 범위 내에서 경제상 부조할 필요가 있다.”고 지원방침을 밝혔다. 이는 모든 인민단체의 이사와 감사들이 취임 시에 “지성으로 삼민주의를 실행하고 국가법령을 준수하겠다.”는 선서를 하도록 한 데 대한 대가이기도 하였다.

王奇生, 앞의 책, 265-275면.

〈修正人民團體理事監事就職宣誓規則〉(1933.9);〈修正人民團體經費補助辦法〉(1933.2),《商業月報》13권 5호, 1933.5, 3-4면.

이런 방침 위에서 제5계 중앙집행위원회(1935.11-45.5)도 직업당단 조직을 계속 중시하였다. 다만, 항전기에 들어서자 1938년 말부터 이를 사회복리활동과 배합하는 방안이 추가되었다. 각급 당부에 사회복무처를 설치하여 재해구제, 교량수축, 직업소개, 인사자문, 의약위생, 문화교육, 경제생산 등 사업을 전개하였고 그 속에서 민중을 조직하고 훈련하고자 한 것이다. 그러나 45년 2월 현재 縣市 복무처 480개 保 복무처 443개로 부진을 면치 못하였다. 이는 항전 이래 피점령구역의 구 이하 당무공작이 당원의 이사나 피신으로 인해 대부분 정돈되고 당과 당원의 연락이 중단된 것과 관련이 있다. 이런 상황에 대처하기 위해 戰地黨政委員會를 설립하고 黨務通迅을 발간하여 각지 민중단체의 당단활동 정황을 파악하여 보고토록 하였다. 이를 위해 總站(重慶중앙당부)- 分站(성시특별당부)-支站(현시당부)의 계통으로 통신원을 두었다. 인민단체 내의 당원의 조직과 활동은 원래 중앙사회부가 지도 관리해왔으나 1940년 그 업무가 행정원으로 이관된 후,〈中國國民黨黨團組織及活動通則〉을 수정해 당단 관리사항은 가령 문화단체당단지도위원회 류의 인민단체의 성질에 따른 분야별 지도위를 폐지하고 중앙당부에 당단지도위원회를 설치해 통일적으로 관리하기로 하였다.

〈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之組織工作〉,《黨務史料》下, 23면.

〈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之組織工作〉,《黨務史料》下, 131면, 136면.

1941년 4계 8중전회의가 각급 당부는 소속당원을 지도해 인민단체에 일률적으로 당단을 조직해 활동을 영도해야 한다고 지시한 이래 9월까지 당단조직 상황을 보고해온 곳은 사천, 광동, 복건, 호북, 호남, 산동, 하남, 산서, 섬서, 안휘, 운남, 귀주, 감숙, 청해, 영하, 서강, 서남공로, 해원 등 18단위였다. 성립된 당단은 389개이고, 그중 단체의 영도권을 확실히 장악한 곳은 2/3였다. 42년 9월에는 2892개로 증가하였고, 이 때 민의기관 당단은 국민참정회와 15개 성시임시참의회에 조직되어 있었다. 1945년 3월까지 성립된 전국성 인민단체 당단은 47개, 각지 당부가 지도 성립한 지방성 인민단체 당단은 6513개, 합계 6560개였다. 그중 513개가 현시참의회와 향진민대표회 등 각급 민의기관에 속하는 것이었다. 그러나 현 이하 각급 당부는 건전하지 못해 당단공작을 잘 영도하지 못하였다. 항전 승리 이후 당단 조직수는 급증하여 1947년 9월 인민단체 당단 11125개, 민의기관 당단 1503개, 합계 12628개였다.

〈五屆九中全會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1941.3-1941.12), 같은 책, 457면.

〈五屆十中全會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1941.12-1942.11);〈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之組織工作〉, 같은 책, 26-27면, 476면.

〈第六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之組織工作〉, 같은 책, 561-562면.

직업당단에서 더 발전된 직업당부도 성립되었다. 1941년 초 중앙직속 직업당부로는 학교당부 74, 철로 등 특별당부 13, 공장 당부 4개 등 91개였고 각성 소속 직업당부로는 학교당부 105개, 公路 당부 2, 공장 당부 2, 경찰당부 4 등 113개였다(물론 군대당부는 따로 있었다). 이렇게 직업당부가 성립되기 시작한 조건에서 국민당은 1945년 5월 “산업⋅직업의 성질에 따라 당부를 조직할 수 있다”는 조항을 처음으로 당규에 명시하였다. 이처럼 직업당부의 87.7%가 학교에 집중되어 있다는 것은 직업당단도 그러하였음을 의미한다. 이는 일차적으로 당원의 직업분포에 의해서 규정받은 결과일 것이다.

〈五屆八中全會中央組織部工作報告〉(1940.7-1941.3), 같은 책, 433면.

〈中國國民黨總章〉(1945.5),《歷次資料》下, 943면.

3. 職業團體의 實態

국민당이 직업당단의 운용을 시종 일관 강조하면서 직업단체를 포함한 민중단체를 훈정시기 자신의 사회적 기초로 중시한 만큼 민중단체의 수와 회원수는 어느 정도일지 궁금하다. 그보다 먼저 청당을 거치면서 거의 붕괴된 민중단체가 재건되는 계기가 눈에 띠므로 이를 간단히 살펴보자. 모두 넷으로 나누어 볼 수 있는데, 특히 민의기관의 설립이라는 정치적 수요와 밀접하게 관련되어 있다는 공통점을 보인다.

첫째 1931년 5월 소집된 國民會議 代表選擧이다. 국민회의 민선 대표 520명의 선거가 직업선거 방식으로 진행되었는데, 이 선거에 참여한 단체는 농회, 공회, 상회 및 현대실업단체, 교육회⋅대학 및 자유직업단체였다. 이들은 대부분 2-4월 중에 대표선거를 위한 선거인명부에 해당하는 각 단체의 회원명부를 작성하여 선거사무소에 보고하였다. 1930년대의 각종 민중단체 통계표에 각 단체의 성립 연월이 거의 대부분 1931년 4월 전후로 나타나는 것은 그 때문이다. 예를 들면 호남성 59개 현농회 중 47개, 143개 현시 상회 중 129개가 31년 2-5월에 성립되었다. 따라서 이들 단체 중 그 후에도 지속적으로 직업단체 구실을 하는 것은 많지 않았다.

張玉法⋅李榮泰編,《中華民國人民團體調査表》, 臺北: 國史館編印, 1999, 171-264면.

〈各市縣農工商團體通計〉,《湖南年鑑》(民國二十二年), 62-68면.

둘째 일본군의 침략에 대항하기 위한 抗日救國會의 성립이다. 만주사변 전후부터 각종 직업단체와 학생회⋅문화계 단체가 그 중심이 되어 항일구국회를 결성하였는데, 이 과정에서 개별 직업단체가 성립되기보다 이미 성립된 직업단체가 업종별 연합회를 성립하거나 지역내 여타 단체와 함께 지역단위 연합회를 결성하는 형태를 취하였다. 가령 遼寧省 國民外交協會가 그런 예인데, 여기에 참여한 단체는 농무회, 상공총회, 교육회, 율사공회, 신문연합회 등의 직업단체와 종교⋅자선단체였다. 이 협회는 국민외교의 방법으로 중국의 자유와 평등을 취득하기 위해 노력한다는 취지 하에 다른 각성에도 조직되어, 일본인의 경제침략을 조사하고 그에 대항하는 정책을 연구⋅선전하였다. 특히 주목되는 것은 “본회는 대일⋅대러 문제의 民意機關으로서 조직되었는데, 현재 그 문제가 평온해졌어도 민의기관으로 계속 존속할 수 있다.”고 결의한 점이다. 직업단체를 중심으로 한 민간단체 연합회가 민의기관 역할을 자임하고 있는 것이다.

〈遼寧省國民外交協會擴大會議ニ關スル件〉(1931.1);〈外交協會會議開催〉(1930.1),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A 6117, A612003.

셋째 1936년 7월-37년 10월 사이 진행된 國民大會 代表選擧이다. 이 때 380명의 대표를 직업선거에 의해 선출하도록 되어 있었기 때문에 국민회의 대표 선거 때와 마찬가지 효과를 가져왔을 터이다. 이를 계기로 국민회의 개최 이래 별 활동이 없어 사실상 유명무실해진 단체들도 다시 선거를 준비하기 위해 임원이 개선되고 회원명부가 작성되어 보고되었다. 가령 湖南省 桂東縣 현농회와 25개 區鄕 농회가 모두 31년 3월 성립된 후 36년 6월 5년 만에 처음으로 임원을 개선 한 것이 그런 정황을 보여준다. 江蘇省 江寧縣 指呈五區의 12개 향농회 역시 31년 봄 성립되었는데, 그 후 새로 증가한 회원들의 입회시기는 대부분 1936-37년에 집중되었다.

〈湖南省農會與該省桂東縣各鄕農會章程職員會員名冊〉(1936.12),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全宗號 722/4, 案卷號 773.

〈江蘇省江寧自治實驗縣指呈五區各鄕農會章程會職員名冊及指導員總報告〉(1935.10-1937.3),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全宗號 722/4, 案卷號 744.

넷째 항전기 國民參政會와 省市縣 參議會 설립이다. 1933년 통과된 훈정기 국민참정회조직법은 비록 실시되지는 아니하였으나, 국민참정회 참정원을 모두 직업선거로 선출하도록 규정하였으므로 각종 직업단체의 결성을 자극할 잠재적 요인이 되었을 것이다. 그 연장선에서 1938년 실제로 소집된 국민참정회도 처음에는 참정원의 절반 이상, 나중에는 25-33%를  문화단체와 경제단체의 주요인사 중에서 선정하였으니 이런 흐름은 국민참정회가 존속한 1948년까지 지속될 수 있었을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보다 더 중요한 요인으로 작용한 계기는 성시현 참의회의 성립이다. 1939년부터 성립되기 시작한 성시 참의회 의원의 40%, 41년부터 성립되기 시작한 현시 참의회 의원의 30%도 국민참정회 참정원과 마찬가지로 문화⋅경제단체의 주요인사 중에서 지명되었다. 湖南省 武岡, 漢壽, 桃源, 嘉禾, 醴陵 등의 4개 현농회와 58개 향농회, 廣東省 曲江 등 28현 현농회와 향농회가 모두 1939년 9월-41년 9월 사이에 성립된 것은 지방 민의기관 설립과 관련이 있는 것으로 보인다.

柳鏞泰, 앞의 글(2005.9), 81-86면.

〈湖南省武岡縣農會曁各鄕農會組織報告〉(1941.0);〈湖南省漢壽縣各鄕農會漁會章程名冊及組織報告〉(1940.10);〈湖南省桃源縣農會章程名冊及組織總報告〉(1941.9);〈湖南省嘉禾縣各鄕農會組織總報告〉(1940.12);〈湖南省醴陵縣各鄕農會組織總報告〉(1940.7);〈廣東省曲江等二十八縣農會組織總報告〉(1941.1),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全宗號 11 案卷號 1849, 1856, 1857, 1858, 1878, 1907.

이 네 계기는 사실상 민족민주운동의 논리 속에 통일되어 있었으며, 이는 上海市商會의 기관지에서 확인된다. “9⋅18사변 이후 일본인이 국제사회에서 ‘中國은 無組織의 國家’라고 선전하고 있는데 이는 치욕이 아닐 수 없다.”면서 “吾國積弱之源, 不專在外人侵略而在自身漫無組織,”임을 인정하고 “奮鬪之最先步驟卽爲自拔於無組織之狀態, 而躋於有組織之境地, 有組織然後有辦法, 有辦法然後可實踐”이라 한데서 민족적 위기감이 단체조직의 강렬한 동인으로 작용하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나아가 “삼민주의는 민권을 민족⋅민생과 병렬하고 있으니 三民主義的政府는 정치에 대한 상인의 요구를 용납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 [……] 개별 상인과 정부의 의견을 소통하는 통로는 상회와 동업공회이니 이를 구성분자로 하는 독일식 경제의회를 소집해야 한다. 이 단체가 만들어내는 역량은 결코 경시할 수 없으며 금일의 民權과 國民參政 등의 운동에 있어서도 특히 불가결한 요소이다. [……] 外人이 중국은 無組織의 국가라고 비아냥거리고 있는 만큼 각 조직의 중요분자는 當仁不讓의 정신으로 각계의 先導가 되어 국가를 위해 복무해야 한다.”라 한데서 민족과 민주의 논리가 통일적으로 파악되었음 알 수 있다.

薛光前,〈同業公會之硏究〉(下),《商業月報》13권 10호, 1933.10, 4면.

阮靜如,〈同業公會之新使命〉,《商業月報》12권 5호, 1932.5, 3면.

이상과 같은 계기로 성립된 각종 직업단체의 수와 회원수는 어느 정도였을까? 1940년부터 관할 주체가 당중앙 민중훈련부에서 행정원 사회부로 바뀌며, 교육회를 자유직업단체에 포함시키는 등 통계방식도 달라지므로 그 이전과 이후를 나누어 표로 나타내면 다음과 같다. 당시 통계의 신빙성은 극히 낮지만, 1931년의 訓練部工作報告(A), 1934년의 黨務統計報告(B), 1938년의 民衆訓練部 통계(C)를 비교하고 앞서 말한 네 계기와 관련지어 분석해 보면 어느 정도의 의미는 찾을 수 있을 것이다. 회원총수는 1931년 199만여 명, 1934년 467만 여명이고, 1938년에는 농회와 공회 회원수 증가분 90여만 명을 이전 것에 합하면 557만 여명으로 추정된다.

<표 1: 1930年代 職業團體와 會員>

〈全國人民團體會員人數統系表〉,《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工作報告》, 1931.10;《中國國民黨二十三年黨務統系報告》, 中央統系處編印, 1934;〈中國國民黨中央民衆運動史略〉(1938),《檔案滙編》5집 1편 政治(3), 86-88면. 원래 표에는 기타 인민단체도 포함되어 있으나 필자가 제외하였다.

단체 종류		1931. 9 (A)	1934 (B)	1938 (C)
國民黨員(普通)		303,353	435,618	633,086
農會	단체	563	30,148	32,176
	회원	1,533,280	3,185,695	3,468,100
工會	단체	766	3,458	3,116
	회원	364,012	905,600	1,530,830
商會/同業公會	단체	/1,991	1,477/9,296	1,830/11,386
	회원		412,139
敎育會	단체	508	2,702
	회원	87,430	142,092
自由職業團體	단체	37	240	316
	회원	5,558	25,518
계	단체	5,191	47,321
	회원	1,990,280	4,671,044

세 자료에 공히 파악된 농공단체의 회원에 관해서만 서로 비교해 보자. 먼저 B-C의 4년간 90만 7635명이 증가한데 비해 A-B 3년간 219만 4003명이 증가한 점이 눈에 띤다. 1936년 1월 人民團體總視察法이 통과되어 4월부터 몇 개월간 시찰이 진행되어 총보고서 22건, 단체조사표 2만여 건이 모아져 성시별로 정리되었고, 그 직후 국민대회 대표 선거가 진행되었으니 그로 인해 각 단체의 회원이 더욱 확실하게 파악되어 보고되었을 터이니, 이는 당연히 이 통계에 반영되었을 것이다. 12⋅9운동으로 전국에 걸쳐 재조직된 항일국구연합회도 증가요인으로 작용하였을 터이다. 반면 A-B간에는 항일구국회의 결성에 의해 자극받았을 부분을 제외하고는 그만한 계기가 없음에도 두 배 이상 많이 증가하였다. 그 까닭은 무엇일까?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工作報告〉(1938.3),《檔案滙編》5집 1편 政治(3), 80면.

그 가장 큰 이유는 A 통계가 부실한 때문으로 보인다. 농회의 경우를 보면, B는 20개 성시의 보고에 의거한 데 비해 A는 겨우 9개 성시의 보고에만 의존하였다. 가령 안휘, 강서, 섬서, 복건성의 농회를 비롯한 각 직업단체도 국민회의 선거에 참여하였기에 그 단체수와 회원수가 선거인명부(D)로 남아있으나, A에는 이들 수자가 거의 누락되거나 1/2 이상 적은 수로 파악된 것이다. 그 수가 江西⋅安徽⋅陝西⋅福建⋅河南⋅湖北 등 6성의 경우만 합쳐도 463만명이 된다. 그런데 B-D를 비교해 보아도 안휘 47만 6천-0, 강서 48만-15만, 섬서 129만-1만 이하, 복건 195만-4만 이하로 돼 있어 너무 큰 차이가 난다. 이는 선거사무소에 보고된 회원수와 국민당 민중훈련부에 보고된 회원수가 전혀 별개였을 정도로 전자가 않았고, 지역에 따라 선거용으로 부풀려졌음을 말해준다. “1930년-31년 성립된 인민단체들은 건전한 것도 많지만 유명무실하거나 내부가 복잡해 분규가 일어나는 곳도 적지 않다.”거나 안휘성 宿縣처럼 국민회의 선거 당시 10여개이던 區농회가 불과 1년여 만에 1-2개만 겨우 간판을 유지하고 나머지는 간판조차 사라졌다는 것은 이와 관련이 있을 것이다.

국민회의 선거인명부상의 각성 농회 회원수는 뒤의〈표 3〉참조.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工作報告〉(1938.3),《檔案滙編》5집 1편 정치(3), 80면.

〈調査晥北宿縣靈壁縣農民暴動報告書〉(1932.11), 같은 책, 594-595면.

농회 회원수가 국민회의 선거를 위해 부풀려진 것과 반대로 도시지역 직업단체의 경우 기한 내에 현시당부의 허가를 받아 정부에 등록을 마친 단체만 선거에 참여하도록 한정한 결과 실제보다 적게 파악되었을 가능성이 크다. 가령 1933년 상해시 동업공회는 시상회의 회원명부에 따르면 200개에 가깝지만 당정에 인가받아 등록한 것, 즉 당정에 의해 공식 파악된 수는 절반이 채 못 되었다. 이들 단체가 어떤 계기에 의해 등록을 하게 되면 당정이 공식 집계한 회원수가 갑자기 증가하는 것으로 나타날 수 있는 것이다.

薛光前,〈同業公會組織之硏究〉(下),《商業月報》13권 10호, 1933.10, 1면.

당중앙 민중훈련부가 민중단체의 실태를 제대로 파악하려면 지방당부의 관할 구역내 인민단체에 대한 파악이 온전히 이루어져야 한다. 그러나 “본부(민중훈련부)는 그간 승인한 인민단체에 대해 등기하여 계통적으로 기재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단체 수에 관한 확실한 통계는 찾기 어렵다. 이번에 총시찰을 계기로 본부 안에 인민단체 등기실을 설치해 등기업무를 전담하고 있다.”고 하였으니, 그 이후에야 비로소 좀더 계통적인 파악이 가능해질 수 있을 터이다.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工作報告〉(1938.3),《檔案滙編》5집 1편 政治(3), 81면.

그렇지만 민중훈련부가 담당하던 인민단체 총등기 작업은 중일전쟁이 폭발하면서 인민단체를 관할하는 주관 부서가 바뀌었으므로 혼선이 빚어졌을 것으로 보인다. 1938년 3월 임시전국대표대회는 직업단체의 조직과 촉진 업무를 전담할 職業部를 따로 설치한다고 결의하였으나, 그 후 실제로 그렇게 되지 아니하고 이 업무는 결국 사회부에 배속되었다. 그리하여 사회부가 직업단체를 포함한 인민단체를 관리 감독하는 주관 부서로 되었는데, 그 소속이 1940년 11월 국민당 중집위로부터 행정원으로 변경되어 공식적으로는 당의 관할에서 벗어나게 되었다. 이 변경의 목적은 항전상황을 감안하여 민중을 조직하고 훈련하며 민중조직을 건전화하는 일을 정부의 社會福利事業과 연계시킴으로써 그 효과를 극대화하기 위함이었다. 이는 민중을 조직하고 훈련하는 주도권이 사실상 당으로부터 정부로 이동하였음을 의미한다. 국민당이 자신의 활동경비를 정부의 재정지원에 의해 조달하는 처지였던 만큼 그 당이 부식하려한 직업단체의 경비 역시 그러하였으니 이런 경향은 가속화되었을 터이다. 중앙정부가 1939년부터 국민참정회의 건의를 수용하여 항전병력을 보충하려면 인구의 최대다수인 농민생활의 안정이 긴요하다는 명목으로, 전국의 비교적 건전한 139개 현시 농회를 선정하여 각각 매월 300원씩 특별 지원한 것이 그런 사정을 잘 말해준다.

〈改進黨務幷調整黨政關係決議案〉(1938.3),《歷次資料》下, 480면.

〈對于黨務報告之決議案〉(1941.4);〈對于政治報告之決議案〉(1941.4), 같은 책, 680면, 686면.

〈加緊組織縣鄕農會俾利動員民衆增進農産促進兵役案〉(1939.10),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檔案, 國防003/389.

그렇더라도 국민당으로서는 인민단체에 대한 당의 책임이 달라지는 것은 아니라면서, 당단이 앞장서 人民團體의 福利事業에 대한 정부의 扶助를 요청하거나 사회입법 정책을 취함으로써 인민단체에 대한 지도를 강화하려 하였다. 심지어 국민당 중앙은 비상시기임을 내세워 항전건국역량의 증강을 위해 직업단체 회원의 강제입회와 탈퇴를 제한하는 판법까지 제정하였다.

〈加强人民團體內黨的組織及活動決議案〉(1941.4), 《歷次資料》下, 692-693면.

〈戰時人民團體指導方針決議案〉(1941.12), 같은 책, 749면.

이렇게 당과 정부가 경쟁적으로 인민단체의 조직과 훈련에 나섰고 비록 민중운동의 자유에 대한 통제도 2차 국공합작과 각급 민의기관 설립을 계기로 어느 정도 완화되었을 터이니, 항전에서 계속 밀려 피점령지구가 급증하는 상황이었지만, 그래도 이 민의기관 설립이 동원을 위한 민주화라면 민주화의 동원효과는 어느 정도 나타나야 하는 게 아닐까? 일반 당원수가 1939년부터 급증하기 시작하고 특히 농민당원이 항전 전 10%내외에서 항전 이후 30-40%로 증가한 것도 실제로 1940년부터 향농회 회원명부에 당원이 등장하기 시작한 것도 이런 변화와 무관하지 않을 것이다. 그러나 아래〈표 2〉에서 보듯이 사회부가 파악한 1940년 이후의 직업단체 회원수는 1943년까지 200-300여 만 명 수준으로 급격히 감소하였다가 1945년 말에 가서야 비로소 전전의 560만 명 수준을 회복하였을 뿐이다.

土田哲夫,〈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黨員成分的特徵和演變〉,《民國硏究》6집, 2001.12, 94면.

〈湖南省湘鄕縣農會組織報告〉(1941.9),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全宗號 11, 案卷號 1847; 앞의 각주 34)에 인용된 당안자료.

<표 2: 1940年代 職業團體와 會員>

이 표는 ≪人民團體統系≫(1946年度), 南京: 社會部編印, 1947, 1면의 표 <社會部改隸行政院以來歷年全國人民團體及其會員數>에서 ‘사회단체’를 빼고 ‘직업단체’만을 떼어내어 작성된 것이다. 자유직업단체는 교육, 律師, 工程師, 회계사, 신문기자, 醫藥師를 포함하였다.

단체 종류		1940. 10	1943년 말	1944년 말	1945년 말	1946년 말
國民黨員(普通)		1,150,358	2,249,306	2,477,001	3,018,505	3,433,075
農會	단체	5,796	4,268	7,139	8,542	12,889
	회원	963,108	1,598,295	2,814,970	3,425,656	5,671,810
漁會	단체	60	73	102	104	168
	회원	12,440	27,074	34,357	34,741	56,419
工會	단체	3,061	2,872	3,359	4,359	6,358
	회원	842,130	1,009,011	885,310	1,522,003	2,046,710
工商業團體	단체	2,687	9,035	9,892	11,717	15,162
	회원	106,580	293,043	379,624	454,226	612,791
自由職業團體	단체	1,184	1,095	2,138	3,368	5,942
	회원	77,962	106,495	157,437	224,786	360,648
계	단체	12,788	17,343	22,630	28,090	40,514
	회원	2,002,220	3,033,918	4,271,698	5,661,412	8,748,378

동일시기 국민당원수가 50만에서 220만으로 4배 이상 증가하고 농회 당원이 등장한 것에 상응하는 직업단체 회원의 증가가 이 통계에 반영되지 않은 것은 아마도 2차 국공합작 하에서 국민당보다는 주로 공산당이 민중의 조직과 동원을 담당하였던 만큼 그 영향 하에 조직된 직업단체가 당정의 통계파악에서 배제되었을 가능성이 크다. 그에 앞서 농회가 지주⋅신사 위주의 단체여서 빈농대중의 대거 입회를 담보할 수 없다는 근본적 한계도 작용하였을 것이다.

농회는 가장 많은 수의 회원을 가졌음에도 농민의 직업단체로서 제 구실을 하기 어려웠다. 이는 농회가 농민대중에서 유인요소를 제공하기 어려웠기 때문이다. 이와 관련해 각 향촌에 보편적으로 발달한 자연발생적 상호부조 단체를 통해 일상생활에 필요한 금전의 대차, 자위, 오락과 신앙 등의 문제를 해결할 수 있었어 이들 자발적 단체에 대한 농민의 반응이 매우 좋게 나타났다는 사회학적 조사연구가 주목된다. 따라서 농민에게 따로 필요한 단체는 향촌 바깥의 세력과 연계해 농민의 이해를 정치적으로 대변할 단체였을 터이다. 국민당도 “농회조직을 건전하게 해 농민의 참정을 영도하는 기관으로 삼고 동시에 농업발달의 지도기관으로 삼는다.”는 방침을 세운 바 있으니, 농회가 농민의 참정을 영도할 수 있다면 농민의 지지를 받을 수 있었을 것이다. 그러나 대부분의 농회는 기존의 향촌지배세력이 온존한 가운데, 더구나 그들의 주도하에 성립되었기에 그런 기대에 부응할 가능성은 적었다.

喬啓明等,〈安徽宿縣原有鄕村組織之硏究〉, 豫鄂晥감四省農村經濟調査初步報告 제 17호, 1934.6; 晏升東,〈縣單位(壁山, 昆明)各種社會組織調査〉, 國立西南聯合大學 社會學系, 1941, 李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査叢書》社會組織卷, 福建敎育出版社, 2005.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計劃大綱〉(1928.7),《檔案滙編》5집 1편 政治(3), 13-14면.

그러니까 농회가 “농민의 참정을 영도하는” 역할이란 향촌권력자와 이해관계의 충돌이 없는 제한된 영역, 곧 정부가 주관한 각종 민의기관 대표의 선출 단위로서의 역할이었다. 향촌권력관계가 이러하였기에, “현재 많은 지방에서 토호열신의 세력이 여전히 커서 현참의회와 향진민대표회가 성립된다 해도 만일 이 사실을 간과하면 民意는 또 다시 토호열신이 지방사무를 독단하고 政令을 빌미로 백성을 수탈하는 조직으로 변하고 말 것이다.”는 조사연구가 나왔던 것이다. 국민당으로서도 “官辦自治를 民辦自治로 바꿔야 하며 土劣自治를 혁명자치로 바꿔야만 그런 연후에 진정한 지방자치가 실현될 가능성이 생긴다.”고 결의하였을 정도이다.

晏升東, 앞의 글, 170면.

〈切實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訓政工作案〉(1935.11),《歷次資料》下, 326면.

물론 농회가 모두 다 유명무실했거나 토호열신의 도구였던 것은 아니다. 절강성처럼 성정부가 25감조 정책을 실시한 곳에서는 농회가 감조실행을 보조하고 지주-전호간의 분쟁을 조정하는 기능을 담당하기도 하였다. 그런 경우는 대부분 이른바 공정신사나 진보적 지식청년이 농회를 주도하였으며 농민의 이해를 실현하기 위한 정치투쟁으로 발전한 예도 없지 않다. 浙江省 平陰縣의 경우 농회가 감조실행을 보조하는 과정에서 신사세력 대립하게 되었는데, 이를 통해 농민의 의식과 행동의 자유를 증진시킨 사실은 매우 주목된다. “과거 일반적으로 業主에 대해 농민들은 神聖처럼 여겼으나 이제 농회조직이 생겨 그런 관념은 바뀌지 않을 수 없게 되었다. 일반적으로 業紳들은 체면을 제2의 생명으로 중시해왔기에 오늘날 업신여김과 비난을 동시에 받게 되었으니 不平之氣는 말하지 않아도 알만하므로 갖은 방법으로 농민운동을 탄압하고 있다. 그 진정한 목적은 25감조 취소요구에 있다.”는 보고가 이런 변화를 보여준다.

〈蔣介石飭解散浙江平陰農民會幷拿辦爲首分子有關令文〉(1934.3-12);〈金貢三致浙江省執行委員會的調査報告〉(1934),《檔案滙編》5집 1편 政治(3), 526-529면, 531면.

4. 國民黨의 職業團體 動員

국민당은 훈정기에 “민중은 이미 참정지위를 획득했다고 보아 민중단체의 사명을 산업발전과 문화제고 등 건설 방면에 한정한다.”고 하여 민중단체를 삼민주의 훈련에 동원하였다. 참정지위를 부여한 대가로 각종 동원을 하겠다는 논리인데, 참정지위 획득이란 무엇을 의미하는가? 훈정후기에는 각급 민의기관에의 참여를 말한다 하더라도, 그런 것이 없던 훈정전기에는 합법단체로서 동업적 이해와 국가적 문제에 관해 직접 청원할 수 있는 지위를 말하는 것으로 보인다.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制定之民衆團體組織原則及系統〉(1928.10),《檔案滙編》5집1편 政治(3), 2면.

직업단체는 유일의 정권기관인 국민당의 주요 회의(대표대회, 중앙위전체회의)가 열릴 때마다 각종 청원을 제출함으로써 동업적 이해를 실현하고자 하였다. 商會와 酒醬業同業公會 등이 특정상인의 소금전매제를 취소하고 식염세 이외의 부가세 금지 등을 규정한 新鹽法의 즉각 실시를 촉구하는 청원을 단독 혹은 敎育會와 農會까지 포함하는 현 단위 法團의 연명으로 국민당 5전대회에 제출한 것, 상해시 상회가 인지세법 개정을 요구하는 청원을 중앙정치회의에 제출한 것 등이 그런 예이다.《商業月報》에는 상회의 동업적 이해 실현과 관련해 당정 유관기관에 제출된 각종 청원 문건이 게재되어 있다. 당이 아니라 정부에 청원한 경우도 흔하였으니, 農會가 토지세 경감과 부정한 地稅行政의 시정을 행정당국에 직접 제출한 것이 그런 예이다. 신문기자⋅律師⋅工程師⋅회계사⋅醫藥師 公會는 회원수도 적고 직업적 이해의 결속력도 커서 자신의 직업적 이해를 도모하는 청원을 더욱 활발하게 제출하였다. 이러한 직업단체의 직접청원을 국민당은 훈정기 인민참정의 대표적 형태로 여기고 있었다.

직업별로 하나씩만 예를 들면 다음과 같다.〈江蘇常熟縣商會致五大電〉(1935.11), 國民黨黨史會檔案 類號 5.1/8.10;〈湘潭縣農會致五大電〉(1935.11), 類號 5.1/10-2.4; 〈鎭江縣酒醬業同業公會致五大電〉, 類號 5.1/10-2.15;〈湖南岳陽縣敎育會農會登致五大電〉(1935.1), 類號 5.1/10-2.21.

〈本會會務紀要: 爲請糾正印花稅法事致中央政治會議電〉(1934.10),《商業月報》14권 11호.

笹川裕史,《中華民國期農村土地行政史の硏究》, 東京: 汲古書院, 2002, 232-259면.

이러한 청원을 통한 동업적 이해의 실현이 보장되었다고 전제하고 그 대가로 당정의 목적을 위해 직업단체를 동원하였을 터인데, 반대로 직업단체 입장에서는 당정의 동원에 응한 대가로 자신의 정치적 권리를 법제화 하라는 청원을 제출하기도 하였다. 이런 관계는 1932년 1월 상해의 상인단체가 4계 1중전회에 보낸 다음의 청원에 잘 나타나 있다. “본회는 일찍이 재정부를 도와 거액의 채권을 모집해주었는데, 매입자들이 몰려와 應付를 물었으나 우리로서는 아무런 방법이 없었습니다. [……]전국경제회의를 소집하여 재정⋅금융⋅공상 각계 대표를 모아 함께 방법을 논의하여 결정해야합니다. 독일식 경제회의의 전례를 따라 감독과 설계의 전권을 부여하십시오.” 여기서 우리는 청원이라는 직업단체의 참정이 직업대표제를 고리로 하여 당의 동원을 위한 전제이자, 동원과 교환되는 훈정정치의 한 중요한 형태를 이루고 있음을 알 수 있다.

〈上海各路商界總聯合會上四屆一中全會電〉(1932.1),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檔案, 全宗號 110, 類號 4.2/9.140.

이를 바탕으로 실제 전개된 동원은 우선 정부의 행정보조, 곧 官民合作 형태로 이루어져졌다. 직업단체로 하여금 징세업무를 보조하는 한편 현정부 지방재정을 조사할 수 있도록 한 것이 그 예이다. 상회는 정부로부터 영업세 징수를 청부맡아 그 기관회원인 동업공회로 하여금 징세업무를 실행토록 하고 정부로부터 징세액의 일부를 경비로 지급받았다. 농회를 비롯한 각 현의 법단 대표는 현정부의 주관 하에 淸賦機關을 조직하여 인민을 勸導하고 土地陳報에 종사함으로써 세원을 확보하여 민생주의 경제운용에 동원되었다. 나아가 “현 지방재정의 모든 재정수지는 縣款이든 區款이든 모두 현재정기관이 통일 審核하고 각 법단이 수시로 稽査張目할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또 병무행정의 보조와 관련하여, “각급 당정 기관, 학교, 법단은 병역선전에 협동해 민중이 병역의무를 다하도록 환기해야 하며, 병역을 판리하는 관원의 무폐를 공동으로 감독하고 고발해야 방지할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이러한 행정보조 차원의 동원에서 이미 지방정부 감시자로서의 역할은 그 자체로서 직업단체의 민권훈련과 연계될 수 있었다.

李丙仁,〈國民政府의 營業稅 도입과 上海市商會〉,《中國學報》49집, 2004.6.

〈整理田賦先擧行土地陳報而除積弊以裕稅源案〉(1934.1),《歷次資料》下, 231면.

〈減輕田賦附加以救濟農村解除民困案〉(1934.1), 같은 책, 232면.

〈爲達成長期抗戰之目的必須一致努力推行兵役制度案〉(1938.3), 같은 책, 495-486면.

이 같은 관민합작형 경제적 동원은 중일전쟁 개시 이래 항전건국강령에 따라 더욱 체계화되었다. 이를 위해 그동안 각 직업단체의 횡적 조직만을 허용해온 방침을 바꾸어 “계통과 級數를 가진 종적조직”의 성립을 허용하였고, 그리하여 “전시에는 효과적으로 항전에 동원할 수 있게 하고 전후에는 자치의 기초를 굳건히 하는 기초로 삼아야 한다. 예컨대 공상동업공회 및 공회의 건전은 경제관리의 추진 실행과 관계되고 농회의 건전은 糧政 및 지방자치와 관계되는 바가 적지 않다.”라고 기대되었다. 국민참정회도 이보다 앞서 농공상회를 국방경제와 배합해 항전동원과 자치의 기초로 삼기로 결의하였다. 실제로 이들 직업단체는 항전기 각현의 糧食監察委員會 구성분자로 동원되었다.

〈對于政治報告之決議案〉(1941.12), 같은 책, 741면.

柳鏞泰, 앞의 글(2005), 89-90면.

笹川裕史,〈重慶戰時糧食政策の實施と四川省地域社會〉, 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硏究所編,《民國後期中國國民黨政權の硏究》, 東京: 中央大學出版部, 2005, 440면.

직업단체를 지방자치의 기초, 나아가 지방민의기관 설립의 주도세력으로 삼으려는 훈정정치는 당연히 항전 이전부터 전개되었다. 이와 관련한 훈정기 민권주의적 동원의 논리가 처음 제시된 것은 1928년 삼민주의훈련강요에서였다. “민중단체는 각종 직업민중의 대표자이니 총리가 중시한 직업대표제의 정신(국민회의조직법에서 볼 수 있다: 원문대로)을 관철하기 위해 지방자치 속에서 민중단체의 영도지위를 존중해야 한다. 당의 영도 하에 민중단체는 자치기관, 정부관원에 대한 민중의 감독을 촉진한다.”고 천명된 것이다. 법단이 현 정부 재정을 조사할 수 있도록 허용한 것도 정부관원에 대한 감독 취지와 연관된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擬訂民衆團體三民主義訓練綱要〉(1928.10), 같은 책, 32면.

이런 방식에 따라 지방자치기관이 실제로 설립된 것은 국민참정회를 소집하는 1938년 이후이다. 국민참정회를 소집하기로 결정한 1938년 3월의 임시전대는 “각 현은 지방자치주비위를 설치하되 현당부와 지방민중단체가 공동으로 약간 명을 선거해 조직한다. 지방자치주비위는 현참의회 주비와 설립을 진행하여 지방민의기관 설립의 준비로 삼는다. 현정부 예산과 결산, 시정방침은 반드시 현참의회의 통과를 거쳐야 하며 현참의회 성립이전에는 지방자치 주비위가 그 직권을 대행한다.”고 결의하였다. 지방민중단체의 중심은 농공상교 등 직업단체인데, 이들이 당정과 함께 현참의회 설립을 주도하고 그 이전에는 민의기관 역할을 대행하도록 하였으며, 실제로 39년부터 설립된 성참의원과 현참의원의 40%와 30%를 직업단체 대표로 구성하였다.

〈改進黨務整理幷調整黨政關係案〉(1938.3), 같은 책, 482면.

관민합작형 훈정정치에서 특히 주목되는 것은 당정단(당-정부-단체) 연석회의이다. 이것은 각급 행정단위의 실질적인 의사결정 기구로 작동하였는데, 가령 1932년 浙江省 江都縣 현장이 “각 기관⋅법단⋅각 향진장 연석회의”를 열어 田賦淸査 시행방법을 의결하고 실행에 들어간 것, 토지조사에 저항하는 농민 수천 명이 폭동을 일으키자 당과 현정부 “각 기관⋅법단 대표회의”에서 대책을 논의하고 결국 농회와 상회 회장이 나서 조정한 끝에 질서가 회복된 것, 福建省 永泰縣 농회⋅상회⋅교육회⋅부녀회 등이 “黨政團聯合會議”의 결정에 따라 제 3계 성참의원 후보자 두 명을 국방최고위원회에 추천한 데서 확인된다. 그에 앞서 1930년 전국공상회의와 그 후 이어진 上海市 상회대표대회가 모두 당부⋅정부⋅상회 대표의 연석회의 형태로 진행되어 각종 상공업발전 방안을 제안하고 토론하여 결의하고 이를 “官民合作의 先導”라 한 것 등도 당정단 연석회의가 현과 시 단위에서 널리 작동하고 있었음을 말해준다.

〈江蘇省長顧祝同鎭壓江都東鄕農民抗淸査田賦暴動經過有關文件〉(1932.10),《檔案滙編》5집 1편 政治(3), 555-568면.

〈各省市民衆團體推擧候補參議員案〉,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檔案, 國防003/50.

〈全國工商會議記〉,《商業月報》10권 11호, 1930.11, 3-4면, 18-21면;〈本會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紀〉, 12권 6호, 1932.6, 1면.

이런 예는 민중단체가 단순히 당에 의해 동원되기만 한 것이 아니라 그 스스로 민의기관 설립이라는 민주주의의 제도화에 적극 참여하였음을 말해준다. 1931년 11-12월 각 직업단체가 국민당 4전대회와 4계 1중전회에 직업대표제에 의거해 국민국구회의를 소집하라고 촉구한 것, 1939년 성시현 참의회가 성립될 때부터, 각 직업단체는 참의원 수자를 늘려달라고 청원하거나, 국방최고위원회가 일방적으로 참의원을 지정(圈定)하는 것에 반대하면서 그 후보자를 추천한 데서 알 수 있다. 참의회선거법에는 “지방 민중단체의 의견을 묻는다”는 규정만 있음에도 직업단체는 이를 적극적으로 해석하여 스스로 후보자를 내거나 아예 결정권을 행사하기를 원하였는데, 이런 자세를 취할 수 있었던 까닭이 주목된다. “직업단체가 참의원을 내는 것은 孫文 遺敎에서도 직업단체를 중시했고 항전 이래 직업단체가 捐稅, 헌금, 공채, 저축 등 방면에서 협력을 아끼지 않았다.”는 것이 그 근거요 명분이었다.

柳鏞泰, 앞의 글(2004.9), 109-116면.

〈各省市民衆團體請增加參議員名額案〉(1939.4);〈各省市民衆團體對於地方政府違例遴選請予糾正案〉(1939.4),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檔案, 國防003/48/0113, 國防003/49.

뿐만 아니라 국민당 스스로 각 직업단체의 적극적 참정의식을 고취시키기도 하였으니, 가령 1930년 11월 상해시상회 대표대회 석상에서 국민당 상해시당부 대표 陶百川이 “종래 상인들에겐 在商言商이란 말이 있었는데, 이는 국가사상의 결핍을 말해줄 뿐이다. [……] 우리는 직업상 상인인 동시에 중국 국민이기 때문에 한편으로는 재상언상이지만 다른 한편으로는 在商言國 하여 시국의 평화와 정부의 통일을 도모해야 한다.”고 말한 것이 그 예이다. 전국상회연합회 대표 林康侯는 이에 호응하여 “이 재상언상이란 우리가 타도해야 할 중국의 옛말이다. [……] 총리 유상 옆에는 ‘革命尙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이란 대련이 붙어있듯이 현재 국내 혁명은 아직도 이런 상태이니 우리 상회가 나서야 비로소 혁명은 성공에 이를 수 있다.”고 호언하였다. 전자는 동원의 논리이고 후자는 참여의 논리일 터이다.

〈上海市商會第一屆各業會員代表大會紀〉,《商業月報》10권 7호, 1930. 7, 14-15면.

이렇게 동원의 논리와 참여의 논리가 긴밀하게 결합된 최고의 훈정정치 형태가 전국적 직업선거 방식의 민권주의적 동원이었다. 국민회의와 국민대회 대표선거가 그것인데, 여기서 직업단체는 가장 대규모로 동원되었다. 먼저 1931년 4월 진행된 국민회의 대표 선거는 민선대표 520명중 蒙古⋅西藏 및 화교 대표 48명을 제외한 나머지를 농회(대표 96명), 공회(94), 상회 및 현대실업단체(90), 교육회⋅대학 및 자유직업단체(88), 국민당(85) 등 5개 단위의 직업선거로 선출하였다. 훈정기인만큼 후보자는 국민당이 선정하여 추천하고 각 단체 회원의 직선으로 당선자를 결정하였다. 몇 개 성의 상황을 표로 나타내면 다음과 같다.

<표 3: 1931년 4월 國民會議代表 各省 選擧狀況>

〈國民會議各省選擧情形〉(1),(2),(5),(8), 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 目錄號/案卷號0111.10/6077.01-02; 6077.01-05, 08.

성	農會	工會	商會 등	敎育會 등	國民黨	投票人/選擧人(합계)
江西	169구농회, 480,886명	237 공회 73,293명	229 公會 53,911명	105구교육회 23,403명	20,897명	541,018/652,613(82.9%)
安徽	380현농회, 2어회 476,995명	393공회 43,312명	47현상회 62,278명	45현교육회, 1대학,1율사, 1의사,1기자 208,19명	14,532	593,201/603,504(98.29%)
陝西	1,290,946명	136,508명	96,884명	41,490명		912,015/1,565,828(58.24%)
福建	1741향농회 27어회 2,043,732명	109공회 127,205명	27상회,218동업공회 28,222명	29교육회,4의사,2기자,2율사,2대학 10,358명	7,554명	2,148,005/2,217,071(96.88%)
湖北	31현농회 724,810명	30현농회 290,667명	41현상회 73,038명	31현교육회, 2대학 9,530명	27현당부 18,689명	1,115,142/1,116,734(99.86%)
河南	71현농회 154,407	68공회 34,430명	76상회 20,283명	76교육회, 2자유직업 11,569명	6273명	213,097/229,826(92.72%)
합계						5,522,478/6,385,576(86.48%)

위 6개 성만 놓고 보더라도 회원수와 투표율의 차이가 크지만, 638만 여명의 회원 선거인중 552만 여명이 투표에 참가하여 평균 86%의 투표율을 보였다. 이 선거인수는 <표1>의 1931년 회원수보다 3배 이상 많은 수이다. 아무리 조직된 단체 회원의 선거였다고 하더라도 98-99%의 투표율은 자발적 참여만으로는 설명되기 어렵다. 훈정약법을 제정하여 국민당 훈정권을 정당화하려는 정치적 목적을 위해 직업단체가 동원된 면도 컸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들 6개성의 선거인수는 총인구수의 5.76%였으니, 선거에 동원된 수자는 소수였던 셈이다. 그러나 여기에 참여한 직업단체들의 참정의식은 강렬해서, 그 전후 상해총상회의 기관지에는 상인이 재상언상의 구관념을 타파하고 적극적인 참정자세와 기회를 가져야 한다고 주장하는 글이 이어졌다. 전통적으로 사회정치적 지위가 가장 낮게 인식되던 상인단체가 이러했다면 다른 단체들의 상황도 이로부터 미루어 짐작할 만하다.

馮少山,〈商聯會議評論〉,《商業月報》8권 1호, 1928.1, 阮靜如,〈國民會議以後中國商人之責任〉; 同業公會之新使命〉,11권 5호, 1931.5, 12권 5호, 1932.5; 高伯時,〈商人愛國淺說〉, 14권 2호, 1934.2.

1936년 7월-37년 10월 사이 진행된 헌정기 국민대회 대표선거는 국민회의 선거와 달리 구역선거(665명)와 직업선거(380명)를 병행하였는데 양 쪽의 선거권을 동시에 가진 자는 직업선거에 참여하도록 하였다. 직업선거 단위로 인정된 단체는 농회(대표 110명), 공회(108명), 상회(104명), 자유직업단체(58) 등 네 개였다. 이 선거단위에서 국민당은 빠지고 자유직업단체가 분리 독립되면서 교육회 및 대학이 그 안에 포함된 것은 국민회의 선거와 다른 변화이다. 선거권을 행사할 수 있는 자유직업단체는 교육회 및 대학(18) 외에 율사(대표 10명), 회계사(5), 의약사(8), 신문기자(11), 공정사(6) 단체로 한정되었다.

〈國民大會選擧法〉付表3⋅4의 各種職業團體代表名額表,《中央黨務月刊》95기, 1936.6, 299-302면.

후보자는 국민회의 선거와 달리 각 직업단체 직원(이사)이 선거단위별로 연합하여 3배수 추천(初選)하도록 한 다음 국민정부가 그중에서 2배수를 지정하도록 하면, 이를 각 단체 회원이 직선(複數)하였다. 헌정기 국민대회 대표선거임에도 후보자를 정부가 최종 결정한 것은 국민당 집감위원 260명을 당연직 대표로 포함시킨 것과 함께 훈정적 요소의 지속을 보여주는 예이다.

특이한 것은 선거권과 피선거권이 20세 이상의 남녀로서 公民宣誓를 하고 公民證을 수령한 자에게만 주어졌다는 점이다. 각 기관인원이 먼저 공민선서를 거행한 다음, 일반 공민은 그들 앞에서 선서하였는데, 그 안에는 “정성으로 去舊更新하며 국민으로 자립하여 중화민국을 옹호하며, 삼민주의를 실행하고 5권헌법을 채용하여 정치를 修明한다”는 내용이 포함되었다. 사실상 모든 공민에게 삼민주의의 신도이기를 강요하는 셈이었다. 이런 절차와 그 의미를 홍보하기 위해 라디오 강연이 자주 이용되었다. 러시아와 독일의 진보가 그토록 빠른 까닭도 바로 공민선서를 한 데 있다면서 공민선서야말로 중화민국이 강성한 근대국가로 발돋움하는 첩경이라고 선전되었다. 실제로 이 절차는 8-9월 중에 진행되었고, 이어서 초선과 복선이 진행되었다. 10월 10일까지 선거가 완료되면 11월 12일 손문 탄신일에 국민대회를 소집할 예정이었다. 그러나 10월 10일 현재 각기 30개로 구분된 선거단위 중 구역선거는 17개, 농공상회 직업선거는 17개, 자유직업선거는 18개 단위에서만 겨우 초선을 완료해 그 결과가 보고된 상태였다. 결국 당중앙은 10월 15일 국민대회 소집일자를 연기한다고 발표하였고, 이듬해 2월 그 날짜를 그해 11월 12일로 정하였다.

陳之邁,〈從國民大會的選擧談到中國政治的前途〉,《獨立評論》232호, 1937.5.2, 4면.

〈經亨頤在國府報告: 對公民宣誓的意見〉,《中央日報》1936.8.4.

〈國大選擧推進槪況〉;〈國民大會延期擧行〉;〈國民大會延期後國選進行實況〉,《中央日報》1936.10.15, 10.16, 10.20, 10.22, 10.23.

선거진행이 이렇게 늦어진 까닭은 우선 원래 일정이 촉박하게 잡혔고 인구조사와 자치조직마저 미비한 조건이어서 공민의 명단파악부터 어려운 일이었는데, 게다가 후보자 선정과정에서 분규가 발생한 때문이었다. 분규는 구역선거에서 鄕鎭長 및 坊長이 선출해야 할 대표 수의 10배를 초선한 다음 정부가 그 3/10만 취해 후보자로 추천했기에 나머지 대다수로부터 불만이 제기되었는데, 이 과정에서 최종 지명권자인 정부를 상대로 부정한 거래가 오간 점, 직업선거에서 참여단체의 범위를 정부가 일방적으로 정한 것과 동일업종의 이해를 기초로 한 전국적 직업단체가 극소수여서 진정한 직업대표제의 취지를 살리기 어렵다는 데 대한 불만 등으로부터 빚어졌다.

구역선거의 경우 인구조사가 제대로 안 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주요도시의 坊長조차 없을 정도로 자치조직이 미비된 상태였으므로 우선 방장선거를 진행해야 그들이 후보자를 선정할 수 있었다. 남경․무한 같은 대도시도 그러하였으니, 구공소가 먼저 공민명단을 골목 벽에 공고하고 각 호에도 배포한 다음, 착오가 있으면 5일 이내 정정을 요청하도록 하였는데, 정정 요구가 매우 많았다.〈公民誓詞今日分發〉;〈京市國選進行情形〉,《中央日報》1936. 8.4, 9.1.

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 176-177면.

그런데, 그 직후인 1937년 4월 국민당은 국민대회조직법과 선거법을 개정하여 ➀ 후보자를 국민정부가 최종 결정하는 권한을 취소하여 선거단위에 맡기는 대신 국민정부가 별도로 240명의 대표를 지정하고, ➁ 국민당 중앙위원 당연직 대표에 후보위원도 포함시키고 특종선거 중 제때 선거를 진행하지 아니 할 경우 국민정부가 대표를 지정하기로 하였다. 이렇게 되면 무려 655명의 대표를 정부가 지정할 수 있게 된다. 당이 아니라 정부의 후견이 커진 것이어서 이 선거는 양당/다당제의 공개선거도 아니고 일당제의 통제선거도 아닌 양자의 요소가 합쳐진 선거로서 선출된 대표는 당의 정강이 아니라 자기 자신에게 책임질 뿐이라는 지적을 받았다. 대표지명의 주체가 당이 아닌 정부이지만, 넓게 보면 이 역시 훈정적 요소의 강화라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 외 국민대회 직권을 축소시켜 헌법제정 및 헌정실시 일자의 결정에 한정하였다.〈國大兩法規修正之經過〉,《中央日報》1937.4.25.

陳之邁, 앞의 글, 6면.

이렇게 된 이유는 무엇일까? 아무래도 초선 결과 당선된 후보자가 “구역선거의 경우 당원과 비당원이 각반이고 직업선거의 경우 당원이 비교적 다수”를 차지한 정도에 그쳤을 정도로 비당원의 당선이 두드러졌기 때문에 위기를 느낀 결과로 보인다. 또 하나의 이유는 賢能중시 관념의 발현으로 보인다. 초선과정에서 이미 후보자 선정이 구향 단위의 자치인원이나 직업단체 임원에게 맡겨져 그 구역 주민이나 직업단체 회원 중에서 선정하도록 한 결과 인물난 속에 2류 인사들로 채워졌다는 지적이 제기되었고, 국민정부가 240명의 대표를 따로 지명하겠다는 명분도 바로 “有才識醇正之專家, 輿望素孚之老成, 爲國奮鬪卓著成績之人士”가 누락된 것을 보완하겠다는 것이었다.

〈汪主席解答關于國大的問題〉,《中央日報》1937.5.25.

山西省 陽高縣을 사례로 든 지적에 관해서는 宋士英,〈國大選擧的一個實例〉,《獨立評論》221호, 1936.10.11, 16-18면 참조.

〈國大兩法規修正之經過〉,《中央日報》1937.4.25.

이런 우여곡절 끝에 7⋅7사변을 거쳐 중일전쟁이 가열되는 속에 다시 복선이 개시되어 9월말까지 직업선거의 81.8%, 구역선거의 83.8%가 완료되었다. 그런데 10월 4일 당중앙은 “外侮가 급하게 되어 각지 대표는 전후방의 공작을 담당해야 하므로 국민대회에 출석하기 곤란할 것”이라는 이유로 다시 국민대회를 연기하였다.

〈國民大會代表選擧總事務所工作報告〉(1936.7-1940.6),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戰     爭時期》제4편 戰時建設(2), 臺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印, 1988, 1747면.

〈國府明令宣布國民大會延期開會〉,《中央日報》1937.10.5.

1년 이상 진행된 이 선거에 직업단체가 어느 정도 동원되었는지 정확히 파악하기 어렵다. 선거가 미완의 상태에서 전쟁상황에 빠져들었기 때문인지 선거사무를 총괄한 공작보고서에도 선거인수와 투표율에 관한 통계는 누락돼 있다. 다만〈표 1〉에 따르면 당시 직업단체 회원이 500만명 내외였으니 이 수자가 대략 직업선거 인수였을 것이다. 남경시의 경우 자유직업단체 선거에서 회계사 84.4%(76/90명), 율사 50%(87/174명), 의사 46.6%(176/375명)가 투표에 참가해, 각각 1명의 대표를 선출하였고, 구역선거에서 공민 46.7%(28만/60만명)가 투표에 참가해 4명의 대표를 선출하였다. 이는 직업선거의 투표율이 구역선거의 그것보다 높았음을 보여준다. 일반적인 투표경향으로 미루어 보건대 지방의 투표율은 수도인 이 경우보다 더 높았을 것이다. 이는 구역선거에서 공민 15만명당 대표 1명을 선출하는데 비해(현 지역의 경우 공민 30만명-50만명 당 대표 1명) 직업선거에서는 공민 100-300여명당 대표 1명을 선출할 정도로 직업의 직능이 중시되었기 때문일 것이다.

〈本市國大自由職業下月選擧〉;〈自由職業團體國大代表揭曉〉,《中央日報》1937.7.20, 8.8

〈晥省區域選擧: 代表已全部揭曉〉,《中央日報》1937.8.10.

그런 만큼 여러 전문직 단체는 국민대회 선거에 적극 참여하려는 자세를 보였다. 공정사학회는 1개를 제외하고는 모두 자유직업단체가 아니라 학회로 등록돼 있었기 때문에 당초 선거참여 단체에서 제외돼 있었으나, 잇달아 직접청원을 제출한 끝에 선거권을 인정받았다. 또 상해와 서북3성의 신문기자공회도 정식 등록된 합법단체는 소수였고 회원수도 적어 선거에서 당선자를 내기 어려울 것으로 예견하고 “법에 의거해 성립된 기자공회 중에서 국민당중앙이 賢能을 遴選해 후보자로 指定해줄 것”을 요청하였다. 직업단체의 참정논리가 강렬하지만 당의 지명에 맡겨서라도 동업의 몫을 챙기려는 경쟁과정에서 훈정/동원논리도 자연스럽게 스며들고 있음을 보여준다.

〈國民大會職業團體代表選擧案〉(1936.6-1936.10), 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 檔號/案卷號 0111.42/6077-2.

5. 맺음말

이상으로 훈정기 국민당의 직업단체 정책, 직업단체 실태, 직업단체 동원의 논리와 유형을 살펴보았다. 당단정책은 1929년에 폐지되었다가 1938년에 부활되었다는 견해와 달리, 훈정개시 이래 항전과 내전기까지 시종일관 지속되었을 확인하였다. 직업단체 회원수는 중일전쟁 이전 최고 500여 만 명에 이르렀으나 전쟁이 폭발한 직후 절반정도로 급감하였다가 1945년 말 전전 수준을 회복하여 1946년 870만 명이었으니, 5억의 인구에 비하면 극히 적은 수였다. 이들 직업단체의 결성은 물론 동업 내적인 필요에 의거한 것이지만 동업 외적인 필요, 곧 각종 민의기관의 모색과 성립이라는 정치적 필요에 의해 촉진된 점을 주목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훈정 전기의 국민회의와 국민대회 대표선거, 훈정 후기의 국민참정회와 성시현(임시) 참의회가 모두 전면적으로 혹은 부분적으로 직업대표제에 의거하였다. 따라서 국민당으로서는 이들 직업단체 안에 국민당의 당단을 조직하여 이를 통해 직업단체를 훈련하고 동원하는 정책을 지속적으로 펼치는 일은 필수적이었다.

물론 당단정책이 이러한 정치공학적 의미만을 갖고 있는 것은 아니다. 직업단체를 비롯한 인민단체를 효과적으로 지도⋅통제하고 동원하는 것은 민권의 훈련을 통한 정치능력의 함양이라는 훈정정치의 본질과 관련되는 문제이기도 하였다. 국민당원이 스스로 당원임을 밝히기를 기피할 정도로 당원에 대한 일반인의 인식이 부정적이었던 상황에서, 국민당 지방당부마저 비공개로 하고 그 대신 각종 직업단체를 내세워 정부의 정책시행을 보조케 하려는 전략을 구사하였으므로, 민중의 동원은 훈정정치의 더욱 불가결한 요건이 아닐 수 없었다.

이 글에서 확인된 훈정정치는 직업단체에게 참정지위를 부여하는 대신 당정의 정책실행을 위해 그들을 동원하는 것을 기초로 하였다. 이 참여와 동원의 교환 과정에서, 주요한 참정주체는 개인보다는 인민단체, 주로 직업별로 조직된 합법단체였고, 직접민권의 원리가 강하게 반영되었다. 훈정정치의 구조는 직업단체의 직접청원, 당정단(당-정부-단체)연석회의, 각급 민의기관의 직업선거 등 세 층차의 참정으로 짜여져 있었다.

이 세 층차의 훈정정치를 모두 관통하는 원리와 시스템이 직업대표제이다. 그것이 직업단체의 제한된 참정을 가능케 하였고 그 참여는 곧 그만큼의 동원을 전제로 하는 것이었다. 이렇게 동원의 기제와 참여의 기제가 연동돼 있고 훈정 자체가 과도기 체제로서 헌정으로의 이행을 전제하고 있었기 때문에 훈정 하에서도 직업단체로부터의 헌정실시 요구와 당정에 의한 헌정준비는 피할 수 없는 건국의 과제였다. 1936년 7월-37년 10월 사이 진행된 국민대회 대표선거가 바로 그런 사정을 말해주는 실례인데, 거기에 훈정적 요소가 짙게 남아있던 것은 참여의 논리 못지않게 동원의 논리가 우세했음을 말해준다.

이런 국민대회 선거에 대하여 공산당도 처음에는 국민당의 包辦이라고 비난하였지만, 선거진행이 지체되던 중 1936년 12월 발발한 西安事變이 평화적으로 해결되자 이듬해 봄부터 이 선거에 큰 관심을 나타내었다. 국민대회 조직법과 선거법을 수정하여 공민선서 절차와 정부가 후보자를 최종 결정하는 등의 훈정적 요소를 폐지하고, 직업선거의 참여범위를 각당⋅각파⋅각민중단체와 직업단체⋅각 무장부대로 확대하면, 蘇區도 국민정부 관할 하의 邊區로 개편하여 선거에 참여하겠다고 제안한 것이다. 이 선거의 훈정적 요소가 더욱 강화되는 속에서도 공산당은 2차 국공합작을 통해 상당정도 훈정체제 안에 편입되었고, 그 안에서 이를 개혁하려 기도하였다. 공산당 역시 직업단체의 참정의식을 적절히 이용하면서 정치경제적 동원전략을 구사한 점에서 국민당과 다르지 않다.

〈中央關于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與選擧法的通知〉(1937.4);〈我們對修改國民大會法規的意見〉(1937.5);〈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對于召集臨時國民大會的提議〉,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책,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185-186면, 206-211면, 382-383면.

이렇게 보면 직업단체/직업대표제를 고리로 결합된 참여와 동원의 논리가 훈정 전기와 후기, 훈정정치와 헌정정치, 국민당과 공산당의 건국방략을 공히 관통하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것은 직업대표제가 국공양당 이전에 민간 직업단체 자신에 의해 주도적으로 형성되어 널리 공유된 데다가, “중국은 무조직의 국가”라는 외국인의 비아냥을 치욕으로 여기면서 조직된 인민의 힘이 있어야 국제사회에서 중국이 살아남을 수 있다는 믿음이 강박관념처럼 사회저변에 깔려있었기 때문이다.

그렇다면 이렇게 직업단체를 조직하고 동원한 결과 동원주체인 국민당과 정부는 얼마만큼의 효과를 거두었을까? 우선 훈정권을 정당화하는 데 어느 정도 성공한 셈이다. 최초의 전국적 직업선거를 거쳐 소집된 국민회의에서 제정된 훈정약법이 결국 1947년 헌법을 제정 공포할 때까지 훈정체제를 뒷받침하고 그 체제로 2차대전기에 국제정치 대국으로 급부상할 수 있었다. 이는 직업단체가 인민과 정부 사이의 다리 구실을 담당하고 각성시현의 당정단연석회의가 민의기관 구실을 대행하며, 국민참정회와 성시현(임시)참의회가 훈정기 민의기관으로 설립되어 훈정약법체제를 뒷받침해주었기에 가능한 것이었다. 이런 민권주의적 동원을 바탕으로 영사재판권 철폐운동과 국민경제건설운동 등의 민족⋅민생주의적 동원도 추진될 수 있었다.

그것은 곧 항전건국역량의 증대와도 연결되었다. 국공합작 하의 항전체제란 사실상 앞서 말한 훈정체제의 발전적 지속이었으니, 그에 의거하여 인력과 물력을 동원하여 항전을 치러냈기 때문이다. 滿鐵調査部의 중국항전력 조사보고에 따르면, 특히 汪精衛가 항일전선을 이탈한 후에는 국민당중앙 스스로 “정치가 군사보다 중요하고 민중이 병사보다 중요하며 유격전이 정규전보다 중요하다.”고 할 정도로 민중동원이 항전승리의 유일한 보증으로 인식되고, 이에 따라 軍民合作이 실행되었다. 예를 들면 농민동원을 위해 1939년부터 집중 조직된 “廣東省 각현 농회가 그 지방에 설치된 軍民合作站과 배합하여 제4 戰線區의 한 기둥이 되었다는 평가는” 주목할 만하다. 특히 국민참정회와 성시현참의회의 설립이라는 제한적 민주화의 진전이 重慶國民政府와 국민당중앙, 특히 군사위원회에의 집권력을 증대시키는 효과를 가져 온 것은 그런 전시민의기관이 직업단체의 참여를 대가로 그에 상응하는 동원을 이루어낼 수 있는 하위시스템을 갖추고 있었기 때문이다. 따라서 국가총동원령 하에서 각성시현참의회가 당정군과 함께 동원회의의 구성주체가 되고 국민참정회 경제동원책진회 찬조회원이 되었을 때, 그 동원효과는 배가될 수 있었을 터이다.

滿鐵調査部編,《支那抗戰力調査報告》(1939年度總括資料), 東京: 三一書房, 1970, 124면, 130면.

같은 책, 137-148면.

姬田光義,〈抗日戰爭期のおける中國の國家總動員體制-國家總動員法と國家總動員會議をめぐつて〉,  央大學人文科學硏究所編, 앞의 책, 297-313면;〈國民參政會經濟動員策進會組織大要〉(1942.10), 國民參政會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國民參政會史料》, 臺北: 國民參政會在臺歷屆參政員聯誼會, 1962, 294-295면.

물론 이 훈정체제로 국민정부가 부정과 부패로 인해 농민의 이탈을 자초하는 것을 방지할 수는 없었다. 그것은 이 훈정체제가 갖는 과도기체제로서의 본질적 한계 때문이었다. 그럼에도 당정내의 완고파가 헌정에의 이행을 미루면서 훈정체제에 안주하는 동안 그 틈을 타고 2차 국공합작을 통해 훈정체제에 포섭된 공산당이 국민당보다 더욱 적극적으로 직업단체의 조직과 동원에 나섰다. 국민당 지도하에서든 공산당 지도하에서든, 직업단체는 5⋅4운동 이래 스스로 민의기관을 자임해온 각계연합회의 자발적 참정욕구를 자신의 전통으로 계승하고 있었다. 이런 저력이 있었기에 훈정기를 거치면서도 직업단체의 자율성은 견지되었다가 민의기관 설립 국면이 도래할 때마다 자기 동업의 대표권을 확보하기 위한 경쟁에 적극 나설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1947년 江蘇省 등 각성상회연합회와 전국상회연합회가 직업대표제 원리에 의거해 국민대회 대표 및 입법위원의 상회 몫을 정당하게 분배하라고 촉구한 것도 그런 맥락에서 이해될 수 있겠다. 孫文의 국민회의소집 遺敎에 기대어 훈정과 항전에 협조한 만큼의 정치적 보상을 내놓으라는 것이 그 명분이요 근거였다. 직업단체의 이런 힘과 요구가 결국 훈정체제를 안으로부터 무너뜨려 내전 승패의 향방을 좌우하는 여론으로 발전한 것이 아닌가 한다.

陸小波,〈選擧國代與立委不應漠視商人〉(社評),《商聯月刊》(江蘇省商會聯合會) 5기, 1947.7, 2면;〈中華民國上廻聯合會爲爭取職業團體商界立法委員及國大代表名額宣言〉, 같은 책, 8-10면; 記者,〈爭取商界團體國代與立委的呼聲!〉, 6기, 1947.8, 10면.

國民黨의 ‘國民’養成: 黨化敎育

國民黨의 ‘國民’養成 : 黨化敎育

李 丙 仁

1. 머리말 2. 黨化敎育의 理念과 敎育方針 3. 學校現場의 黨化敎育	4. 黨化敎育 敎學法 5. 맺음말

1. 머리말

國民黨과 國民政府 硏究는 다방면으로 진행되었는데, 그 연구의 한 분야로서 黨國體制에서 黨․政府와 民衆의 관계에 대한 이해는 南京國民政府의 특성을 이해하는 중요한 문제였다. 하지만 南京政府 黨國體制의 확립 과정이나 통치 체제의 작동 시스템 이전에 우리는 보다 근원적인 문제를 해결해야 할 필요성이 있다. 왜 國民黨이 일당통치를 해야 하는가? 국민당의 一黨統治는 대중에게서 동의를 얻었는가? 즉 國民黨이 혁명정당으로서 스스로 정당성을 만들었다고 할지라도 통치정당으로서의 國民黨이 자신들의 통치, 특히 일당통치의 정당성을 지속적으로 확보하는 것은 또 다른 문제에 속할 것이다. 다양한 정치이론과 다양한 국가발전 전략이 가능하고 그에 따라 다양한 政黨의 결성이 가능한데도, 國民黨이 일당지배를 해야 하는 이유는 무엇인가? 以黨治國을 선언한 國民黨은 자신의 이념과 국가발전전략이 여러 가능한 정치 견해 가운데 하나가 아니라 역사와 현실을 가장 올바로 해석한 정당임을 지속적으로 주입하고 정당성을 확보해야 할 필요가 있을 것이다. 그렇다면 國民黨은 어떻게 자신들의 一黨統治를 정당화하고, 어떤 방식을 이용하여 국민들을 설득하고 체제의 이념을 대중 속에서 재생산했는가?

졸저, □근대 상해의 민간단체와 국가□(서울:창비, 2006).

통치체제의 정당성 확보와 공고화를 위해서는 ‘强壓’과 ‘同意’ 과정이 필요할 것이다. ‘강압’이 법과 무력을 통해 강제적인 규제와 협조를 강요하는 과정이라면 ‘동의’는 자발적인 협조와 동원을 가능하게 만드는 중요한 요인일 것이다. 이런 점에서 동의를 획득하기 위한 선전 및 교육의 중요성은 높아질 수밖에 없다. 국가에 의한 공교육이 인간의 잠재력을 개발, 발전시킨다는 점과 함께 체제의 이념을 전파하고, 체제의 수호자를 형성하는 측면이 있음을 우리는 무시할 수 없을 것이다. 이런 점에서 黨國體制의 구축 및 국가 발전에서 교육의 중요성은 부각된다.

하지만 국민당이 실시한 黨化 혹은 三民主義 敎育에 관한 기존 연구는 소략한 편이었다. 국민당 정권의 교육정책에 관한 연구는 주로 大學區制의 설립과 폐지를 둘러싼 敎育獨立論과 黨化敎育論, 그리고 黨僚, 교육가 등의 경쟁을 중심으로 國民政府 초기의 교육정책 성립 과정을 설명해 왔다. 그리고 國民黨의 교육정책과 내용을 설명하는 경우에는 黨化敎育 내용의 보수성과 교육에 대한 ‘통제’를 강조했다. 하지만 국민당 정권이 구상했던 국가건설을 실천할 주체는 국민이었고, 따라서 국민당은 국민이 국가건설을 담당할 능력을 갖출 수 있도록 양성하지 않을 수 없었을 것이다. 이런 점에서 黨化敎育의 중점을 통제가 아닌 國民黨 혹은 국가의 미래 담당자의 양성이란 점에서 교육 내적인 ‘목적’과 ‘목표’에 주목해서 분석할 필요성이 있다.

‘黨化敎育’이란 명칭은 제1차 교육회의 이후에 三民主義 敎育으로 이름을 바꾸어 사용하였다. 하지만 黨國體制, 그리고 黨이 교육을 주도하는 특징을 보다 명확하게 드러내기 위하여 三民主義 교육으로 특별히 명기해야 할 경우가 아니라면 國民黨의 지도에 의해 시행된 교육정책을 포괄적으로 ‘黨化敎育’으로 부르고자 한다.

기존 연구동향에 관해서는 崔恩珍,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37) 浙江省의 小學校育擴大와 國民養成｣(이화여대 박사학위논문, 2005), pp.3-9 참조.

石川啓二, 「中國國民黨初期敎育政策(1924-28)」, 東京大學敎育學部, 『學校敎育硏究報告集』 1집, 1978; 市川博, 「中國におけるフラグマテイズム敎育思想導入期の公民科敎育-國家と個人の關係を中心に-」, 『東京敎育大學敎育學部紀要』 16권, 1970; 蔭山雅博, 「南京國民政府下の三民主義敎育のついて」, 專修大學文學部 『敎育學論集』 4號, 1979; 葉淑幸, 「中華民國期における大學院制に關する一考察-蔡元培の敎育獨立論をめぐって-」, 『名古屋大學敎育學部紀要. 敎育學科』 31號, 1985; 高田幸男, 「南京國民政府の敎育政策-中央大學區試行を中心に-」, 中國現代史硏究會編, 『中國國民政府史の硏究』, 汲古書院, 1986.

이재령, □현재중국과 지식인□(서울:신서원, 2003).

그렇다면 국민당은 어떤 국민을 양성하려고 했는가? 국민당은 국민이 어떤 소양과 지식을 갖추어야 국민당이 건설할 미래를 담당할 수 있다고 생각했는가. 한편으론 국민당이 어떤 인간을 양성하려고 계획하였던지 간에 왜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해야만 하는가라는 이유를 생각해볼 필요가 있다. 국민당이 양성하려던 국민은 黨化敎育이 아니면 안 되는가? 이는 달리 말하자면 국민당 일당 통치의 정당화 논리이기도 할 것이다. 따라서 黨化敎育 실시의 이유, 그리고 국민당의 교육 정책과 목적을 분석하여 黨化敎育의 목적과 특징을 분석하려고 한다.

지현숙, 최은진의 문제의식도 이와 동일한 유형에 속한다.(池賢淑, 南京國民政府(1928-1937)의 國民統合과 女性-賢母良妻敎育을 中心으로｣(이화여대 박사학위논문, 2003); 최은진, 앞의 논문) 하지만 黨化敎育의 논리구조나 교육에서 民族, 民生, 民族이 어떻게 관련되어 있는지를 해명하지 않아 黨化敎育이 가진 특성과 성격을 해명하는데 부족한 점이 있다고 생각한다. 특히 國民黨이 양성하려던 국민의 지적, 행동적 특성을 명확히 유형화하지 못함으로써 국민당 정권의 교육이 가진 장단점과 내적 모순을 명확히 제시하지 못했다고 생각한다.

두 번째는 黨化敎育이 학교 현장에서 실행되는 과정을 살펴볼 필요가 있다. 黨化敎育은 어떤 과정을 거쳐 학교에서 뿌리를 내려갔으며, 각 학교 현장에서 ‘國民黨的 人間’을 양성하기 위해 가르쳐야 했던 내용은 무엇인가? 달리 말하자면 학교현장에서 달성하고자 했던 구체적인 교육 목표를 분석하고 교수-학습법을 검토함으로써 국민당이 양성하려던 國民像에 좀 더 접근할 수 있을 것이라 생각한다.

2. 黨化敎育의 理念과 敎育方針

1927년 7월 國民政府 敎育行政委員會 委員인 韋懿는 ‘國民政府敎育方針草案’을 발표하여 黨化敎育 실시의 필요성을 분명하게 발표하였다. 국민당의 지도아래 전국의 교육을 三民主義, 建國方略, 建國大綱과 歷次代表大會 宣言과 결의안을 근거로 혁명화, 민중화시키는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해야한다고 그는 주장했다.

黨化敎育의 제창과 제도화 과정에 대해서는 東亞硏究所, □國民黨支那の敎育政策-特にその民族主義的傾向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東亞硏究所, 1941)에 잘 정리되어 있다. 이 책은 일본의 당면한 관심을 반영하여  일본을 적대세력으로 겨냥한 黨化敎育의 민족주의적 교육정책만을 ‘의도적’으로 강조한 ‘한계’를 지니고 있다. 또한 黨化敎育이 내포하고 있는 民族, 民權, 民生의 3가지 측면의 상호관계, 그리고 학교현장에서 黨化敎育의 실행내용 등에 관해서는 언급을 하지 않았다.

｢黨化敎育之意義及其方案｣, □敎育雜誌□ 第19卷 第8號(1927.8).

왜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해야 하는가? 이전의 교육은 소수 상류계급을 위한 교육이고, 서구의 이론을 무분별하게 모방하여 중국의 현실에 맞지 않으며 문화적으로 식민지화되는 경향을 드러냈으며 수많은 高等遊民을 만들고 개인의 이익만을 꾀하는 부패분자를 만들었을 뿐이었다고 黨化敎育 찬성자는 주장했다.

顧詩靈, □黨化敎育實施法□(上海:大同書局, 1929), p.10-13.

上海特別市 市立旦華中學校 黨化敎育課, ｢小學校之黨化敎育觀｣, 上海特別市敎育局編纂委員會 編輯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1927. 11), p.34.

馬敍倫은 기존의 교육이 외국학설을 인습적으로 따라 德育, 體育, 智育을 내세웠지만 이는 중국현실에 맞지 않아 헛소리에 지나지 않았다고 주장했다. 따라서 중국인민의 생존을 구하기 위해서는 다른 방도가 있어야 했는데 그것이 바로 三民主義 敎育이라는 것이다.

본당 총리 孫先生의 三民主義가 융성한 이후에, 중국 국민당이 영도하는 국민혁명이 승리를 거둔 이후에, 모든 사람은 중국의 국제적 지위는 대단히 비참하고 중국의 민족은 대단히 위험하며 중국의 정치는 대단히 문란하며 중국의 경제는 실패한 것으로 三民主義가 아니면 국가를 구할 수 없다고 인정하여 모든 사람이 교육종지를 三民主義 방면으로 옮겼다

馬敍倫, ｢我國敎育宗旨｣,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革命文獻□ 54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1971), p.266.

즉 국민당의 黨化敎育만이 현재의 위기를 구할 수 있다고 국민당 인사들은 주장했다.

｢國民政府下之第一次全國敎育會議｣, □敎育雜誌□ 第20卷 第6號, ‘敎育界消息’ p.3.

왜 국민당의 黨化敎育만이 현재 중국의 위기를 구할 수 있는가? 국민당은 “민중을 대표하여 제국주의와 군벌이 결탁하여 만든 현재의 정치조직을 뒤엎고 민중에 이익이 되는 자유․평등의 新中國을 건립하려고 노력해 왔다. 혁명에 노력하고 반동을 막으려는 이유 때문에 다른 당의 존재를 허락하지 않는다. … 민중의 이익을 대표하여 특수계급이 독차지하는 것을 허락하지 않기 때문에 당연히 以黨治國을 주장하는 것이다. … 국민당 세력 아래에 있는 모든 정치는 국민당의 지배를 받아야 하며 모두 黨의 색채를 띠어야 한다. 교육 또한 당연히 이와 같다”고 주장했다. 국민당은 구국을 실현하는 방안을 해석하는 절대적인 권한과 타당성을 갖고 있다고 자임했다.  당의 이념은 모두가 배워야하는 국가의 보편적인 이론으로 확산되었다. 그리고 당의 이념을 국가의 이념으로 등치시키고 정당화하는 조치였다.

上海特別市市政府敎育局, ｢黨化敎育宣傳大綱｣,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 p.3.

하지만 국민당의 힘만으로는 모든 장애를 제거하고 반동파를 제거할 수 없으니 민중과 ‘공동분투’ 해야 했다. 지식이 충분하지 못한 농공은 ‘不革命’이 아니면 ‘反革命’이 되니, 浙江 내지의 農工은 국민당의 선전을 무시하여 국민당과 협력하려고 하지 않았고(不革命), 兩湖의 農工은 국민당의 이름을 빌려 남을 해치고 자신만을 이롭게 하는 反革命을 저질렀다고 국민당의 일부 인사는 주장했다. 따라서 당의 主義와 정신을 민중에 융화시켜 민중과 당이 동일한 전선에 서게 하는 것이 바로 黨化이기 때문에 교육은 반드시 黨化되어야 했다. 黨化敎育은 당과 국가의 목표 수행을 위해 국민당의 지도하에 국민들이 협조해야 한다는 동원의 논리를 포함하고 있었다.

上同, pp.6, 3.

黨化敎育에 대한 반대도 없지 않았다. 黨化敎育은 학교 교육을 정치에 종속시키고, 당파싸움의 도구가 될 수 있으며, 교육의 원리하고도 맞지 않는다는 등의 설명이 덧붙여졌다. 이에 대해서도 국민당은 모든 교육은 정치적이며, 국민당 외에 다른 정당은 인정되지 않으므로 당파싸움의 우려가 없고, 국민당의 주의와 정책은 신교육의 원리와 딱 들어맞는다고 조목조목 반박했다.

魯繼曾, ｢黨化敎育底我見｣,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 p.12.

｢黨化敎育宣傳大綱｣,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 pp.4-5.

사실 국민당은 黨化敎育의 정당성을 설명하기 위해 ‘구차하게’ 설명할 필요가 없었을지도 모른다. 기세등등하게 등장하는 국민당의 주장을 대놓고 부정하기는 힘들었고, 오히려 국민당의 정책에 ‘알아서’ 부합하는 것이 ‘생존’의 길인지도 몰랐다. 浙江과 江蘇의 각 학교는 1927년 7월 이후 ‘자발적’으로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하기 시작했다. 上海의 時化小學은 1927년 3월 15일에 교무회의에서 黨化敎育의 실시를 주장하고 비밀리에 준비하기 시작했다. 국민혁명군이 이르는 곳은 黨化敎育의 풍조가 급작스럽게 높아져서 대다수 사람은 이미 黨化敎育을 黨治 아래서 중요한 일로 여기고 黨化를 참신한 교육종지로 간주하는 상황이 나타났던 것이다.

南京第2歷史檔案館所藏 檔案 全宗號722-案卷號2473 ｢浙江省立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表及有關章程｣; 南京第2歷史檔案館所藏 檔案 722-2469 ｢江蘇省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表｣.

奚安齊, ｢時化小學校實施黨化敎育槪況｣,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 p.20.

｢黨化敎育的由來｣,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 p.9.

국민당은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하기 위한 조치를 내리기 시작했다. 1927년 敎育委員會 위원이었던 韋懿가 7월 1일부터 3일까지 上海의 각 신문에 ‘國民政府敎育方針草案’을 공표하고 黨化敎育의 의의를 천명했다. 아울러 上海에 조직된 ‘上海特別市 市黨部 黨化敎育委員會’ 역시 선언을 발표하고 以黨治國에 따라 黨化敎育을 준비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그리고 27년 말에는 浙江省에서 ｢浙江省黨化敎育實施大綱｣을 발표했다. 국민당 정권에서 생각하는 黨化敎育의 내용과 체계가 하나 둘씩 나타나기 시작했다. 그리고 1928년 7월에 국민정부는 ‘黨義課程暫行條例’를 만들어 黨化敎育의 내용을 통일하는 초보적인 조치를 취하기 시작했다.

□國民黨支那の敎育政策□, pp.49-52.; ｢浙江省政府黨化敎育大綱｣, □敎育雜誌□ 第19卷 第8號, ‘敎育界消息’ p.3-4.

｢南京國民政府公布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條例｣,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5輯 第1編 敎育(2)(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4. 이하 □檔案彙編□ 5-1-敎育(2)로 줄임), pp.1073-1075.

국민당은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하기 위한 절차를 만들었다. 먼저 국민당의 종지에 근거하여 교육종지를 확정하고 교육종지에 근거하여 교육표준을 정한 다음, 교육종지와 표준에 근거하여 黨治敎育實施節次를 제정하는 것이었다. 이 계획에 따른 다면 우선 교육종지를 만들고, 그 교육종지에 맞춘 교육목표와 내용, 절차 등을 정해야 했다.

｢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訂定的黨治敎育實施方案案｣,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11-1022.

교육종지를 처음으로 공포한 것은 國民政府가 소집한 제1차 전국교육회의였다. 1927년 겨울에 전국 최고의 학술교육행정기관으로 ‘中華民國大學院’이 설립되었다. 대학원은 1928년 5월 남경에서 교육문제를 토론하기 위한 전국교육회의를 개최했는데 각 省과 特別市의 대표, 특별 초청된 전문가 70여명이 모여 400여개의 교육관련 안건을 다루었다. 이 회의는 국민당 정권 교육정책의 기본 골격을 토론하고 만들기 시작했다.

｢第一次全國敎育會議宣言｣, ｢第一次全國敎育會議會員名錄｣, ｢第一次全國敎育會議大學院提案豫備委員名單｣,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 □革命文獻-抗戰前敎育政策與改革□ 第54輯(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1975), p.1, 12-23.; ｢國民政府下之第一次全國敎育會議｣, □敎育雜誌□ 第20卷 第6號, ‘敎育界消息’ p.1-14.

제1차 전국교육회의는 ‘黨化敎育’이란 용어의 타당성을 토론하고 ‘三民主義 敎育’으로 바꾸기로 결정했다. 黨化敎育이 공산당 교육인지, 아니면 무엇을 의미하는지가 애매하여 용어를 바꾸어야 한다는 것이었다. 그리고 三民主義 교육종지를 결정했다.

上同, p.3.

한편 국민당 中央訓練部는 第1次 全國敎育會議보다 빨리 교육종지 초안을 마련했었는데, 전국교육회의가 만든 敎育宗旨가 다분히 산만하여 三民主義의 핵심을 명확히 드러내지 못하고 있다고 생각했다. 1928년 6월 訓練部는 中央常任委員會에 교육종지 안건을 넘겨 의결을 청구했다. 이에 당 중앙은 經亨頤, 朱霽靑, 蔡元培, 陳果夫, 丁惟汾 5명의 위원에게 심사를 의뢰했고, 于右任 등이 제출한 안건도 같이 심사하기로 결정했다. 全國敎育會議案, 中央訓練部案, 아울러 于右任의 제안 등이 敎育宗旨審査會에 제출되었다.

｢國民黨中央秘書處錄送訓練部擬定的敎育目標案致丁惟汾函｣, □檔案彙編□ 5-1-교육(1), p.1; □革命文獻□ 54輯, pp.252-253.

□第1次中國敎育年鑑(1934)□ 第1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1), p.38.

교육종지의 심사기준은 “첫째 내용이 명료하여 사람들이 한번 보고도 전체 의의를 파악할 수 있어야 하고, 둘째 三民主義가 내포하고 있는 民族, 民權, 民生이 명확한 글로써 표현되어야 하며 셋째 민족, 민권, 민생의 상호연관성에 주의하여 어느 한쪽으로 치우쳐서는 안 된다”는 것이었다. 그리고 이 기준에 맞추어 심사를 진행했다. 심사의견은 대학원에서 만들었던 것은 체제가 너무 장황하고 연관성이 부족하며 내용이 치밀하지 못하고, 中央訓練部案은 歐美式 민주정치와 차이가 분명하지 못하고 三民主義 특유의 민권정신이 충분히 표현되지 못했다는 것이다. 심사위원들은 제출된 안건에 대해 의견일치를 보지 못했다. 1928년 7월 訓練部는 중앙집행위원회 제5차 전체회의가 열릴 때에 심사위원 및 于右任의 제안을 다시 종합하여 ‘確定中華民國敎育宗旨及敎育標準案’을 제출했다. 그리고 중앙집행위원회 175차 상임위원회에서 교육종지를 심사하여 통과한 후, 중국국민당 제3차 전국대표대회가 교육종지를 결정하여 정식으로 선포했다.

｢審査中華民國敎育宗旨報告書｣, □革命文獻□ 54輯, p.260.

上同.

□第1次中國敎育年鑑□ 第1冊, p.38.

3全大會에서 통과된 三民主義 敎育宗旨는 다음과 같았다.

중화민국의 교육은 三民主義를 근거로 인민생활을 충실하게 하여 사회생존을 돕고, 국민생계를 발전시켜 민족생명을 지속시키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한다. 民族의 독립, 民權의 보편화, 民生의 발전으로 世界大同의 촉진을 기약한다.

□第一次中國敎育年鑑□ 第1冊, p.36; ｢確定敎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 □檔案彙編□ 5-1-政治(2), pp.100-101.

한마디로 三民主義的 國民의 양성을 교육의 중심 목표로 정했던 것이다. 그리고 그에 따른 實施方針을 같이 발표했다.

교육종지를 실현하기 위한 교육정책의 중심기조는 인민의 생활을 충실하게 하기 위한 民生主義의 실행이었다. 교육부 차장인 馬敍倫은 교육종지를 설명하면서 “중국의 현재 가장 긴급한 문제는 민생문제의 해결에 있으며 민생문제가 해결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 국민은 곤궁하고 재물은 소진되어 사회생활은 하루하루가 어렵다. 더군다나 정치상의 부패, 국제 제국주의의 침략은 인민의 생존 추구에 커다란 장애를 일으켰다. 중국의 교육은 당연히 민생문제를 해결하는데 중점을 두어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馬敍倫, ｢我國敎育宗旨｣, □革命文獻□ 54輯, pp.266-267.

국민정부는 1931년 5월에 열린 국민회의에 교육정책의 방향 결정에 관한 안건을 제안했다. 제안서는 현재 중국 최대의 화근은 빈곤과 혼란인데 이 양자가 서로 순환 고리를 형성하여 중국의 문제를 심화시키고 있기 때문에 민족을 구하기 위해서는 생산을 증가시키는 것이 급선무라고 말했다. 국민회의 5차 회의는 국민정부의 제안을 그대로 통과시켰다. 국민회의가 통과시킨 교육정책의 방향을 총괄하면 “小學에서 大學까지 모두 職業化를 양성하여 국민생산을 증가시키는 것을 일관된 정신으로 삼는” 것 이었다. 국민당 정부는 경제건설로 모든 국민을 동원하려고 했던 것이다.

｢確定敎育設施之趨向案｣, □革命文獻□ 54輯, p.269.

｢國民會議確定敎育設施之趨向案｣,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26-1028; 蔡元培, ｢今後敎育方針｣, □革命文獻□ 54집, p.334.

蔣介石은 1934년 9월에 敎育生産化를 도모하기 위하여 각 지방행정기관과 교육기관은 지방의 수요에 비추어 최소한 직업학교 하나를 개설하여 학교를 공장화하고 학생을 노동자로 만드는 職業社會化를 지시했다. 국민정부는 건설을 위한 교육을 강조했고, 중국의 가난을 벗어나기 위해서는 실용적인 인재의 필요성이 절실했던 것이다. 국민정부는 일반 중등학교는 보통교육을 실시하지만 지방의 필요에 따라서 직업과를 설치하라고 지시하는 한편, 직업학교에 대한 지원을 강화해 나갔다. 그리고 대학에서 실용과학을 중시할 것을 일관되게 주장했다.

霽光｢由三年來的政治局勢談到我國敎育新動向｣, □革命文獻□ 54輯, p.384.

국민정부의 직업교육 및 생산교육에 관해서는 陳進金, □抗戰前敎育政策之硏究□(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1997), pp.192-204 참조.

국민정부가 경제건설을 특히 강조했던 이유는 교육종지에서 나타나듯이 민족의 생존을 지키기 위해서였다. 경제건설을 해야 하는 이유는 무엇인가? 중국은 帝國主義의 경제침략 등으로 위기에 둘러싸여 있기 때문에 국가의 경제를 발전시키고 民生主義를 發揚하여 위기에서 벗어나고 싶었다. 직업교육을 강조하고 各級學校에서 근검, 절약의 정신을 강조한 것은 민족의 생존을 지키는 생존 동원의 일환이었다. 즉 경제건설을 중심에 둔 교육의 이면에는 민족주의가 작용하고 있었다. 제1차 전국교육회의와 3全大會에서 통과한 교육종지가 민족주의를 강조했던 것 이외에도 ‘三民主義敎育實施原則’은 민족과 국가를 사랑하는 정신 양성을 주장했다.

｢國民會議確定敎育設施之趨向案｣,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26.

따라서 민족의 위기가 심해질 때에는 민족주의 교육 경향이 더욱 강하게 발현될 가능성이 있었다. 일본의 침략은 민족주의를 부추겼고, 국민당 인사들은 일본에 대항하기 위한 군사교육의 실시를 주장했다. 1931년 9․18사변 이후에 교육부는 일본 제국주의의 침략에 따른 치욕을 씻어내기 위해 일본의 중국침략사실을 매주 강연하도록 각급학교에 명령을 내렸다. 그리고 學生義勇軍 敎育綱領을 제정하여 민족애와 민족정신의 발양을 강조하고 일본이 중국을 침략한 사실을 가르치도록 규정했다.

｢大學院爲繆序賓等請通令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增加軍事訓練一科复國民政府秘書處公函｣,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239.

｢敎育部要求各校每週課外講演日本侵略中國史令｣,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266-67.

｢敎育部令發學生․童子義勇軍敎育和訓練的有關文件｣,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267.

1932년 교육부장을 맡았던 朱家驊는 중국민족부흥은 교육에서 국민의 민족관념을 양성하고, 국민의 민족적 자신감을 회복하는 조치가 있어야 한다며 민족교육에 가장 힘을 쏟을 것을 주장했다. 1932년에는 ‘中小學訓育方面에서 특별히 주의해야 할 사항’을 발표하여 훈육의 목표로서 민족고유의 미덕인 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 등을 강조하고, 雪恥救國의 관념을 불어넣도록 강조했다. 아울러 외국과 중국의 비교표, 國恥地圖, 國恥歷史表解, 國難 중에 입은 손실 통계표 등 각종 國難에 관한 자료를 구비하여 민족정신을 높이고 국가를 위해 애쓸 것을 강조했다.

朱家驊, ｢九個月來敎育部整理全國敎育之說明｣, □革命文獻□ 53輯, p.109.

｢敎育部頒發今後中小學訓育工作應特別主意之事項(1932.6.22)｣,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64-65.

일본의 침략에 직면하여 민족의식의 양양은 시급한 과제였다. 국민당 정권은 중국의 전통도덕에 대한 확고한 의식, 그리고 중국민족의 유래와 현상에 대한 명확한 인식이 더욱 절실하다고 생각했다. 교육과정은 일본의 침략이 심해지면서 그에 맞추어 민족주의적 경향을 더해갔고, 중국역사와 지리의 비중은 높아졌다. 國民黨 第4期 4中全會는 中小學 黨義 교재를 될 수 있는 한 地理․歷史․國文에 편입시켜 민족의식을 불어넣자고 결의했다. 1940년 교육부는 교육과정을 재차 수정하며 전체적으로 수업시수를 줄였지만 초급 역사와 지리 수업 시수는 예전대로 시행하여 상대적으로 역사와 지리를 강화했다. 내용면에서도 외국 역사와 지리보다 중국 역사와 지리의 비중을 높여서 각기 5/6을 차지하도록 수정하여 학생의 민족부흥, 국토 사랑의 관념을 배양하려고 했던 것이다. 일본의 침략에 따라 민족주의 교육이 확연하게 강화되고 있었고, 그 대상은 일본을 향하고 있었다.

｢中國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重要決議案｣, □檔案彙編□ 5-1-政治(2), p.413.

□課程標準-課程(敎學)設計卷□, p.157.

하지만 국민당의 민족주의 교육은 적대세력과의 직접 대결은 피하고 경제건설을 통한 실력양성의 논리를 선택했다. 국민혁명을 장애가 제거되고 전쟁이 대략 끝났으니 이제 학생은 자신의 직분에 맞게 공부에 노력하라고 학생들의 행동을 제한했다. 1931에 國民黨 中央訓練部가 반포한 훈련방침은 사상적으로 국민당에 대한 명확한 이해와 국가 민족에 대한 책임을 강조했지만, 행동 측면에서는 근면․인내와 직업에 대한 흥미, 학업만을 강조했다. 민족주의 사상은 정치행동이 아닌 경제와 학문 연구의 행동으로 전환되어야 했다.

｢國民政府頒布整飭學風令(1929.2.27)｣, □檔案彙編□ 5-1-政治(4), p.22; ｢敎育部關于整飾學風的訓令｣, □檔案彙編□ 5-1-政治(4), p.46.

｢國民黨中央訓練部頒布學生訓練暫行綱領(1931.2.5)｣,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274.

9․18사변이 일어난 이후, 학생들은 정부에 직접 행동을 요구했지만 정부는 여전히 경제와 교육을 통한 실력양성을 주장했다. 學生義勇軍章程의 1조와 2조는 군사교육을 실시하며 雪恥救國을 선서하고, 민족정신을 발양할 것을 강조했지만 연이어 제3조와 4조는 학생의 수업 준수, 그리고 일본 상품 불매, 일본 상품 대체 공업화 연구와 선전에 노력한다고 규정했다. 蔣介石은 한편으로 타격을 받더라도 경제와 교육을 적극적으로 추진한다면 최후의 승리를 얻을 것이라고 주장했다. 따라서 일본과 대항하기 위해서라도 경제건설에 박차를 가하고 실용인재를 양성해야 한다는 것이다. 교육개혁을 주장한 霽光은 일본의 침략 등으로 시련을 겪고 있는 이때에 교육은 民族化, 生産勞動化, 교육의 보편화와 대중화의 방향으로 나아가야 한다고 주장했다. 하지만 그는 이 세 방향은 상호 연관된 것으로 모든 사람이 생산노동을 할 수 있어야 교육균등의 가능성이 있으며, 그래야 敎育民族化에 성공할 수 있다고 주장했다. 第4屆 3中全會와 6中全會는 교육이 생산에 관한 지식과 기능을 전달하는 데 주의해야 했다고 결의했다. 민족의식의 고양은 경제건설을 위한 동원논리로 귀결되고 있었으며, 학생들의 反日行動은 당과 정부의 통제를 받아야 했다.

주39)와 동일.

□檔案彙編□ 5-1-敎育(1), p.139-140.

陳果夫, ｢敎育改革是消除國難的根本辦法｣, □革命文獻□ 54輯, p.494-495.

霽光｢由三年來的政治局勢談到我國敎育新動向｣, □革命文獻□ 54輯, p.389.

｢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整頓學校敎育造就適用人才案’(1932.12.21)｣,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49; ｢中國國民黨四屆六中全會重要決議案｣, □檔案彙編□ 5-1-政治(2), p.474.

｢敎育部關于壓制學生抗日救國運動要點及注意事項電(1931.10.8)｣, □檔案彙編□ 5-1-政治(4), p.146.

하지만 일본의 침략은 잠재적 위협이 아닌 目前의 위기였고, 학생들이나 민중들은 교육이나 경제건설을 통한 장기 대응방안에 불만이었다.

교육개혁을 말하는 자도 엄중한 목전의 정치경제위기는 말하지 않고 회피하며 교육의 단독발전만 기도하여 생산교육, 교육의 勞動化를 교육시정방침으로 생각하니 그 결과 인민의 복종성을 강조하고 인민의 정치 참가의 열정을 없앰으로써 일체 소득도 없다 … 혁명을 내용으로 하는 啓發性, 鼓吹性의 교육이 필요하지 제국주의 국가에서 시행되는 마취적인 교육은 필요하지 않다.

崔恩珍, 앞의 논문, p.43에서 재인용.

국민당 정권은 민주주의 교육을 외쳤지만 경제건설로 결론을 맺는 논리는 민족의 위기에 직면한 학생이나 지식인에게 불만이었던 것이다. 그러므로 민족의 생존을 위한 民族과 民生主義 교육이 국민의 요구를 적절히 수용, 통제하지 못한다면, 국민당이 주장했던 민족의식의 발양은 국민당을 공격할 수 있는 무기가 될 수 있는 상황이었다.

한편 民生主義나 民族主義 모두 민족의 생존을 우선시했기 때문에 개인의 희생은 당연시되었다. 中執委 訓練部가 만든 ‘三民主義敎育實施原則’의 각급학교 교육목표와 과정은 생활이나 직업, 실용과학에 대한 지식을 갖출 것과 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 등에 기초한 국민도덕을 양성하는 것 이외에 民權訓練이나 民權伸張方案에 관해서는 언급이 없었다. 또한 훈육실시 방안에 민권에 대한 언급은 하나도 없었음은 물론이며 국가와 민족을 위한 희생정신을 강조했다. “학생의 자치단체 조직을 지도하여 단체생활을 양성하며 엄밀한 조직을 중시하여 개인의 자유를 제한하고 복종, 互助 등의 습관을 양성하는데 주의를 기울여야 한다. 국가와 민족의 자유를 추구하여 개인의 자유를 포기해야 하며 만일 단체 내에서 개인의 자유를 추구하는 것은 바로 자기 개인의 이익을 도모하는 것이다”라고 규정했다. 개인의 희생은 당연시 되었고 雪恥救國을 위하여 학생은 본인이 장래 해야 할 일을 확정하여 국가와 민족을 구할 준비를 해야 했다.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檢送□三民主義敎育實施原則□致國民政府公函(1931.9.8)｣,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32-35.

｢敎育部頒發今後中小學訓育工作應特別主意之事項(1932.6.22)｣,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64.

上同, p.1065.

국민당은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하기 위해 교육종지를 만들고 그를 바탕으로 교육정책을 실시했다. 교육종지는 민족, 민권, 민생을 실현하여 세계대동을 이룬다고 선언했지만 실질적으로 국민당이 중심으로 두고 실시한 교육은 경제발전을 위한 인재양성과 민족의식의 고양이 중심이었다. 즉 黨化敎育은 당의 지도아래 민족의식을 함양하여 국가의 경제발전에 매진하도록 독려하는 경제 동원의 교육이었고, 이는 당국체제를 합리화하고 민족 생존을 내세운 근대화 실행의 논리였다.

3. 學校現場의 黨化敎育

國民黨이 당화교육체계를 확립하기 이전에 이미 각 지역과 학교에서 국민당의 지시로 혹은 ‘자발적’으로 黨化敎育 실시가 주장되고 시작했다. 浙江省에서는 敎育廳長 蔣夢麟이 교장회의를 소집하여 黨化敎育실시 방안을 정하고, 黨化敎育實施法을 제시했다. 上海, 江蘇에서도 黨化敎育이 자율적, 타율적으로 진행되기 시작했다. 1927년 이후 각 지역으로 黨化敎育이 퍼져나가기 시작했다.

｢浙江省各學校黨化敎育實施法｣, □黨化敎育特刊□, p.41.

국민당은 1928년 5월에 일부 省을 대상으로 黨化敎育 실시상황을 조사했다. 설문은 1928년 5월에 주로 실시되었는데, 학교현황을 묻는 내용, 黨化敎育의 실시상황, 黨化敎育의 성과 및 黨部와의 관계를 묻는 내용을 중심으로 총 25개의 문항으로 구성되어 있었다. 설문조사에 따르면 黨化敎育의 실시상황은 省에 따라 차이가 있었는데, 浙江省의 경우 대부분이 1927년 4월에서 9월 사이에 시작한 반면에 江蘇省은 28년에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한 곳이 71곳 가운데 18곳이 있었다. 이는 아마도 점령 시간이 달라 나타난 차이일 가능성이 높았는데, 각 지역의 학교는 국민당 통치에 호응함으로써 생존을 도모하려는 측면도 있었을 것이다.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722-2469 ｢江蘇省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表(1928)｣; 722-2473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722-2473 ｢浙江省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表及有關章則｣

표 1) 江蘇省 各級學校 黨化敎育 現況調査表

學校級別		學校現況				黨化敎育始期			黨化敎育과목
		교장	교직원	학생	계	1928以前	1928以後	계
小學	비 당원	29	226	8083	8,338	41	16	60 (불명 3 포함)	三民主義, 總理紀念週, 公民科에서 黨義 講義, 總理遺敎를 各科에서 나누어 강의, 童子軍, 黨義, 常識科(黨義 설명), 五權憲法, 三民要略 등
	당원	31	112	82	225
	계	60	338	8165	8,563
中學	비 당원	4	240	2177	2,421	9	2	11	公民, 黨義, 黨化敎育, 黨綱, 黨史, 黨童子軍 등
	당원	7	85	215	307
	계	11	325	2392	2,728
계		71	664	10557		50	18	71

출전)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722-2469 ｢江蘇省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表(1928)｣에 의거 작성

표 2) 浙江省 各級學校 黨化敎育 現況調査表

學校級別		학교현황				黨化敎育始期			黨化敎育科目
		교장	교직원	학생	계	1928 이전	1928 이후	계
小學	비 당원		18	408	426	1	0	1	모든 과목을 黨化와 관련시켜 설명.
	당원	1			1
	계	1	18	408	427
中學	비 당원	3	484	4829	5,316	17	0	17	黨國民訓練, 黨童軍, 政治訓練, 三民主義, 軍事訓練, 革命史, 日本硏究, 黨政訓練, 政治訓練, 農村敎育, 社會問題, 國恥史, 黨義, 建國大綱, 建國方略, 黨史, 黨綱 등,
	당원	14	260	602	876
	계	17	744	5573	6,334
高等	비 당원	2	219	1398	1,619	4	0	4	政治訓練, 黨義科, 黨綱, 政綱 등
	당원	2	23	47	72
	계	4	242	1445	1,691
계		22				22	0	22

출전)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722-2473 ｢浙江省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表及有關章則｣

아울러서 설문에 응했던 학교는 교장이 당원인 경우가 많았으며, 浙江省은 1926년 12월 이전에 가입한 경우가 11명, 27년 이후 5명, 불명 1명이었고, 江蘇省은 26년 12월 이전 14명, 27년 이후 23, 불명 1명으로 역시 국민당 정권의 등장 시기와 상관관계를 보이고 있다. 더군다나 江蘇省의 경우는 小學生이 당원인 경우도 82명이나 되어 국민당 정권의 등장에 따라 각 학교에서 정세에 부응하여 ‘투기적’으로 교직원이 당원에 가입하거나 학생들의 당원 가입을 독려하지 않았을까 하는 의심도 든다.

주목할 만한 현상은 학생, 특히 중등학생과 교직원에서 국민당원의 수가 상당한 비중을 차지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江蘇省의 경우 중등교직원의 26.2%, 학생 9%가 당원이었으며, 浙江省은 교직원 34.9%, 학생 10.8%가 國民黨員이었다. 국민당은 黨化敎育과는 별개로 학교 내에서 이미 조직 기반을 마련해가고 있었다. 아울러서 해당지역 黨部의 지도를 받으면서(설문 제25문항) 黨의 지시대로 일을 처리하거나 상급 당부의 명령과 지도에 절대 복종한다고 설문에 응답했다. 학교는 국민당에 종속되어 가고 있었고, 학생 당원들은 당무에 상당한 노력을 기울였다.

한편 黨化敎育이 각 省과 학교에서 독자적으로 진행되면서 당화교육과 관련된 교육과정은 학교마다, 지역마다 달랐으며 과목도 천차만별이었다. 浙江省은 중등학교에 ‘정치훈련’ 과목을 따로 둔 경우가 눈에 많이 띠며, 江蘇省은 ‘三民主義’ 과목을 黨化敎育科目으로 설치한 경우가 가장 많았다. 上海 역시 시국의 변화에 호응하여 각 학교에서 독자적으로 黨化敎育 방안을 마련하여 시행했다.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에는 上海의 8개 초등학교가 각지 자신의 학교에서 실시한 黨化敎育실시상황을 보고했는데 각 학교마다 교육과정과 방법이 각기 달랐다.

國民黨은 黨化敎育을 체계적으로 실시하기 위하여 관련 법규를 만들고 정규의 교과과정에 편입시켜 나갔다. 國民黨 第2屆 中執委 常務委員會는 160차 회의에서 ‘각급학교에서 黨義課程을 증가시키는 잠행조례’를 통과하고 국민정부가 7월 30일에 공포했다. 이 규정에 따르면 매주 적어도 2시간은 黨義 수업을 해야 하며, 민족독립운동 교육과정과 연계를 맺어야 했다. 그리고 과목은 小學校는 ‘民權初步’, ‘孫文學說淺釋’, ‘三民主義淺說’로 정했고, 중등학교는 ‘建國方略槪要’, ‘建國大綱淺釋’, ‘五權憲法淺釋’ 등으로 정했다. 교재는 최고교육행정기관이 편집 심사하여 간행한다고 규정했다 이로써 黨化敎育이 법적인 규정에 따라 정규 학교 교육 체계로 들어오기 시작했다.

｢南京國民政府公布各級學校增加黨義課程暫行條例｣,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73-1075.

그리고 이에 앞서 黨義敎育을 담당할 교원에 관한 조례를 만들었다. 黨義敎師條例는 몇 차례에 걸쳐 수정 보완되었는데 1928년 6월, 1929년 7월과 11월에 中執委 常務委員會는 黨義敎師와 관련된 안건을 토의하고 ‘各級學校黨義敎師檢定委員會組織通則’ ‘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敎師條例’ ‘中央檢定黨義敎師委員會章程’ 등을 통과했다. 중등학교 黨義敎員은 당원으로 三民主義, 建國大綱, 敎育原理, 歷次代表大會宣言 등을 묻는 시험에 합격해야 했다. 1930년 厦門에서 치른 黨義敎師 선발시험에서는 초중 黨義敎師 선발시험으로 첫째 날 三民主義와 建國大綱, 둘째 날 교육원리와 역대 전국대표대회 선언이 출제되었고, 3일에 구술시험을 치렀다. 아울러 일반 교사도 黨義를 연구하고 일주일에 한번은 집단학습을 하도록 법규를 만들었다.

臺灣 黨史館資料 3.3類 45.8號 ｢各級學校黨義敎師檢定委員會組織通則及條例｣; 黨史館 3.3-71.8 ｢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敎師委員會組織通則及條例｣; 黨史館 3.3-76.3 ｢訂正黨義敎師條例案｣; 黨史館 3.3-62.7 ｢中央黨義敎師檢定委員會章程｣;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71-82.

厦門에서 1930년에 치른 初中 黨義敎師 시험문제는 “제1일 1)五種治權分立의 효용에 관해 서술하시오. 2)宗法社會의 발전은 민족주의의 전도에 어떤 利弊가 있는가?(이상 三民主義 試題) 3)憲政은 반드시 軍政, 訓政의 과정을 거쳐야 하는 근거와 그 이론에 대해 논하시오(이상 建國大綱 試題) 4)알지 못해도 행할 수 있다(不知亦能行)의 의의를 해설하시오. 5)鐵路網 계획이 중국에 이익이 되는 것 중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무엇이 있는가? 제2일 1)교육상 일반적 효과와 三民主義 교육효과의 예측(교육원리 시제) 2)연성자치와 分治合作 차이와 그 이익과 폐단에 관해 서술하시오(歷次代表大會 宣言 試題) 제3일 구술시험 1)정치란 무엇인가 2)진정한 평등이란 무엇인가 3)직접민권과 간접민권이란 무엇인가 4)국가주의와 민족주의의 차이 5)공산주의와 민생주의의 차이”였다. (日本外交史料館 資料 I-1-4-0(各國に於ケル敎育制度及狀況關係雜件-中國ノ部), 2-2 公第434號(1930. 9. 13)

｢各級學校敎職員硏究黨義暫行條例｣,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法規彙編□ 第1輯 下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訓練部, 1930), ‘第5類 關于黨義敎育者’, p.3.

黨化敎育은 교육적인 측면뿐만 아니라 조직 면에서도 학교에서 黨의 영향력을 증대시켰다. 교사와 학생 당원의 수자에서도 드러나듯이 학교에서 국민당의 영향력은 늘어났다. 학교는 해당지역의 당부와 수시로 접촉하며 지도를 받고 黨義敎育 실시 상황을 조사받아야 했다. 학교 내의 당원들은 공산당 색출이나 사상행동을 정찰하는데 이용되었다. 특히 9․18사변 이후에 중공의 선전에 따른 학생들의 움직임을 통제하기 위하여 국민당은 학교 내의 당원 조직을 이용하는 방안을 적극 검토했다. 아울러 訓育主任이나 黨義敎師는 학교에서 黨의 이념을 전파하고 학생들의 행동을 점검하는 역할을 부여받고 있었다.

｢視察黨義敎育特別注意事項｣, 위의 책, ‘第5類 關于黨義敎育者’, p.106.

｢考査各級學校黨義敎育成績辦法｣, 위의 책, ‘第5類 關于黨義敎育者’, p.5-6.

日本外交史料館 자료 I-1-5-0(外國學校關係雜件-中國ノ部), 4-1 關機高收 第二八三八三號の二(1930. 11. 14)

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 721-41 ｢中央組織部擬‘學生團體中黨的運用方案’草案․‘學生團體黨團組織條例｣草案｣.

｢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檢送各級學校黨義敎師․訓育主任工作大綱與考核辦法函｣,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85-88.

약 2년여의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하면서 黨義敎育에 문제가 나타났다. 학생들은 黨義敎育을 국민당의 선전으로 여겨 제대로 듣지 않았으며, 黨義를 뺀 나머지 교과는 당의를 언급하지 않으니 오히려 黨義敎育이 특수화되어 버리는 현상이 나타났다. 黨義敎師는 사회과학에 관한 지식이 부족하여 三民主義의 넓고도 깊은 점을 제대로 전달할 수 없었다. 따라서 각종 교재 특히 사회과학과 관련된 교과에 黨義를 녹여 넣어서 교육을 해야 학생들에게 黨化敎育의 높은 효과를 거둘 수 있다는 것이다.

｢國民黨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義敎育案｣,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82-84.

국민당은 이 의견을 받아들여 黨義敎育을 새로 정리했다. 中央訓練部가 초안을 마련하고 1932년 10월 교육부가 새로운 ‘課程標準’을 정리, 공포하였는데, 黨義 내용을 일반 교과에 포함시켜 가르치기로 결정했다. 그리고 1933년에는 중학교에서 黨義를 公民科目으로 대체하는 방안이 마련되고, 1934년에 黨義 내용은 일반교과 내용 속에 포함되어 교육되었다. 이제 黨化敎育은 한 과목의 문제가 아니라 전체 교과의 문제였고, 교육에 대한 국민당의 이념 침투가 높아진 것을 의미했다. 그리고 새로 공민교사 자격조례를 제정하여 공민교육을 담당하게 하였으며, 이전의 黨義敎師 가운데 공민을 담당하기를 원하는 사람은 다시 심사를 거치도록 했다. 그리고 1933년 8월 31일 中執委 第86次 회의에서 중등학교 공민교원 자격조례를 통과했다.

｢國民政府文官處致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公函｣,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90-92.

｢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檢送審査中等學校公民敎員․訓育主任條例與審査委員會組織通則函｣,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99-1103.

표 3) 黨化敎育 授業 課程表

	小學校			初中			高中			비고
				1	2	3	1	2	3
1929년 黨義	30분/1주			12학점/3년 (최초 公布時 6학점)			12학점/3년 (최초 公布時 6학점)			학점제
1932년 公民	60분/1주			10시간/3년 (학기당: 2/2/2/2/1/1)			12시간(3년) (2/2/2/2/2/2)			* 時數制 *1932년 과정표준은 전체적인 수업시수 감소
1936년 公民	60분/1주			6시간/3년 (학기당: 1/1/1/1/1/1)			7시간/3년 (2/2/1/1/1/0)
1940년 公民				6시간/3년 (학기당: 1/1/1/1/1/1)			6시간/3년 (1/1/1/1/1/1)

출전) □課程標準-課程(敎學)設計卷□, pp.117, 123, 133, 151-167에 의거 작성.

黨化敎育의 또 다른 축은 訓育과 軍事訓練이었다. 훈육은 정서적인 측면에서 학생들을 단련시키기 위한 것이었다. 훈육은 민족고유의 미덕을 발양하고 용감하게 분투하는 정신, 스스로 책임지는 능력, 주도면밀하게 따지는 사고, 勤勉儉素한 습관, 誠心團結의 의지, 愛國愛群의 관념을 양성할 것을 목표로 삼았다. 이 역시 교육정책이 民族主義와 民生主義를 강조했던 것과 일맥상통했다.

실시방법에 따르면 군사훈련과 체육을 중시하고 단체생활을 통하여 개인의 자유를 버리고 국가와 민족의 자유를 추구하도록 교육할 것이 요구되었다. 아울러 노동하는 습관을 양성하는 것이 훈육의 중요 내용이었다. 훈육은 교과 수업과 밀접하게 연관되어 진행시켜야 하며 모든 교사가 훈육에 책임을 지고 각종 방법을 통해 학생들의 인격을 도야하고 학생을 각성시키도록 요구되었다.

｢敎育部頒發今後中小壑訓育工作應特別注意之事項｣,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1063-65.

제국주의의 침략에 대한 대응으로서 軍國民敎育을 중시해야 한다는 주장은 일찍부터 있었으며, 이런 연장선상에서 黨化敎育 또한 초반부터 군사교육을 강조했다. 韋懿가 초안을 잡은 ‘國民政府敎育方針草案’은 특별히 상무정신을 제창하고 군사교육을 중시하여 “이후 각 小學은 모두 童子軍을 설치하고 中學 및 大學은 모두 군사훈련을 해야 한다”고 건의했다. 하지만 군사 북벌에 분주했던 국민정부는 이를 실시할 능력이나 여가가 없었다.

｢‘黨化敎育’之意義及其方案｣, □敎育雜誌□ 제19권 제8호, 敎育界消息, p.2.

1928년 5월 전국교육회의는 군사교육 문제를 다룰 분과를 설치했다. 일본의 濟南出兵은 중국을 자극했고, 이에 대한 대응으로서 전국교육회의에서 군사교육이 토론되었다. 그리고 대학원은 전문 이상 학교는 군사교육을 실시하고 중등이하는 일률적으로 체육을 중시하라고 명령을 내렸다. 1928년 7월에 “고급 중학 이상 학교 군사교육방안”을 공포하여 고중이상 학교는 여학생을 제외하고 모두 군사훈련을 필수과목으로 하여 2년간 이수하는데 평시에 매주 3시간을 실시하는 이외에 매년 여름방학에 연속 3주간의 아주 엄격한 군사훈련을 실시한다고 규정했다.

국민정부의 군사교육에 관해서는 陳進金, 앞의 책, p.207-212; 宋艶麗․趙朝峰, ｢抗戰前國民政府的學校軍事敎育政策｣, □歷史檔案□ 2004年 4期 등 참조.

군사교육은 처음에는 군사위원회가 맡다가 이후 訓練總監部가 관할했으며 初中의 경우에는 학점에도 들어가지 않았다. 하지만 9․18사변과 1․28사변 이후에 학생들은 정부에 즉시 抗日, 군사교육 실시 등을 외쳐댔다. 남경정부는 학생들의 시위를 금지시키는 한편으로 항일을 준비한다는 명목으로 군사교육을 강화했다. 학생들 또한 항일을 위해 군사교육을 실시할 것을 요구했기 때문에 국민정부의 군사교육 강화는 학생들의 요구를 수용하는 측면도 있었다. 1932년 1월 교육부는 각급 학교에서 군사교육을 강화하라고 지시를 내렸다. 군사훈련은 학교 교육체계에서 차지하는 비중이 커지게 되었으며, 정식 과정에 편입되었다. 小學은 公民訓練, 初中은 童子軍, 高中은 남학생은 군사훈련을 받고 여학생은 간호훈련을 받아야 했다.

□第1次中國敎育年鑑□ 第2冊, p.864; □課程標準-課程(敎學)設計卷□, p.151

학생들의 요구사항과 그에 대한 정부의 응답은 ｢全國靑年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情況簡明統計表｣, □檔案彙編□ 5-1-政治(4) pp. 144-246를 참조.

｢敎育部頒布高中以上學校加緊軍事訓練方案的通令｣,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272.

표 4) 軍事敎育 課程表

과정표준	初中	高中	비고
1929	학점 계산하지 않음	6학점	학점제
1932	매주 정규수업 1시간, 과외 야외수업 2시간.	(갑) 1학년 매주 3시간 (을) 1, 2학년 매주 3시간	時數制
1936	매주 정규수업 2시간, 과외야외수업 1시간	변동없음
1940	매주 정규수업 2시간	매주 정규수업 3시간

출전) □課程標準-課程(敎學)設計卷□, pp.151-167.

주) 課程時數表는 1, 2 두 종류가 있었으며, 각 時數表마다 다시 갑과 을의 時數表가 따로 있었다. 時數表 2는 蒙臧地域을 대상으로 한 것이었으며, 각 時數表의 甲은 特種訓練施行者用, 乙은 특종훈련을 시행하는 않은 곳에 적용하도록 되어 있었다.

하지만 군사교육 역시 민족의식의 고양과 준비에 치중했고, 교육정책에서 나타났던 바와 같이 학생은 학업과 생산 지식과 기능을 늘리는 것으로 결론을 내렸다. 또한 군사교육의 상황을 통해서 볼 때, 군사교육은 학교현장에서 생각만큼 제대로 이루어지지 않은 것으로 판단된다. 군사교관은 ‘軍事敎官任用簡章’에 따라 시험을 쳐서 선발했는데, 1929년에 교육부가 처음으로 파견한 군사교관은 103명이었으며 해당 학교는 114개교였다. 이후 정부의 군사교육 강화에 따라 군사교육을 받은 학생의 수도 증가했지만, 실제 중등학생 전체에서 군사교육을 받은 학생은 상대적으로 적었으며 대충대충 형식만 갖추려고 하는 경우도 적지 않았다. 專科 이상의 학교에서는 훈육이나 체육, 군사훈련을 실시하지 않는 경우도 상당수 있었다.

□第1次中國敎育年鑑□ 第2冊, p.870.

｢敎育部關于高中以上學校實施軍事訓練槪況的報告｣,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286-87.

｢敎育部關于高中以上學校加緊軍事敎育法通令(1931.1.29)｣,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266.

｢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確定今後敎育改進方針案｣,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62.

黨化敎育은 학교 현장의 환경 설비에도 영향을 끼쳤다. 수업 시간 이외에 학교의 주변 환경 모두가 黨化敎育을 전달하고 전수하기에 편리하도록 주변 게시물을 부착하거나 학교 각종 설비에 국민당 관련 용어들이 부착되었다. 즉 학교전체가 국민당의 주의와 정책을 선정하는 장소가 되어야했다.

4. 黨化敎育 敎學法

黨化敎育은 단순하게 三民主義 몇 자를 말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모든 교육이 三民主義 精神 아래에서 운용된다는 것을 의미했다. 각 교과의 전달내용은 三民主義와 관련을 짓거나 三民主義 정신을 전달할 수 있어야 했으며, 국민당의 이상을 실현할 수 있는 능력을 갖추어야 했다. 즉 국민은 국민당이 의도하는 黨化敎育의 목표를 달성하는데 필요한 소양을 갖추어야 했다. 따라서 국민당은 이전의 교육과는 다른 전반적인 교수-학습관계를 만들거나 재조정해야 했다. 교육종지가 재설정되었듯이 교육목표와 내용도 조정되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第1次中國敎育年鑑□ 第1冊, p.36.

1930년 ‘三民主義敎育實施原則’은 小學校의 교육목표를 “아동의 몸과 마음 모두가 三民主義 교육에 융합되어 육성되도록 하며, 둘째 아동의 個性, 群性이 三民主義 敎育 지도 아래에서 균등하게 발전하게 한다. 셋째 三民主義 敎育 아래에서 아동이 지방생활에 적합한 초보적 지식과 기능을 갖추게 한다”로 잡았다. 이후 국민정부가 1932년에 발표한 小學法 제1조는 “小學은 中華民國敎育宗旨 및 그 실시방침에 따라서 아동의 심신을 발달시키고, 국민의 도덕기초 및 생활에 필요한 기본 지식과 기능을 배양한다”고 규정했다. 이런 목적을 달성하기 위해 小學은 “아동의 건강한 체격을 육성하며, 양호한 품성을 도야하고 審美 흥미를 발전시키며, 생활지식과 능력을 증진시키고 노동습관을 훈련하는” 등의 훈련을 실시하는 소학규정을 1933년에 발표했다.

위의 책, p.45.

위의 책, p.116

위의 책, p.117

중등학교는 “첫째 청년에게 三民主義에 대한 믿음을 확정짓고 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의 국민도덕을 성실히 도야하며 둘째로 청년의 개성 및 그 심신발달 상태에 주의하여 적당한 지도와 훈련을 시도한다. 셋째 청년에게 직업교육을 실시하고, 그 직업 종사에 필요한 지식과 기능을 양성한다“고 목표를 설정했다. 고등교육의 목표는 초․중등의 양성을 바탕으로 한 고급인력의 양성이었다. 초․중․고등 3단계의 교육을 통해 국민당 정권이 양성하려던 인간은 총괄적으로 보면 三民主義를 믿고, 忠孝 등의 국민도덕 도야, 그리고 생활에 필요한, 나아가서는 직업에 필요한 지식을 획득하는 것이 목표였다고 할 수 있다.

위의 책, p.46-47.

그런데 선량한 품성이란 무엇을 말하며 생활에 필요한 지식과 기능이란 구체적으로 무엇을 지칭하는 것인가? 국민의 도덕기초 및 생활에 필요한 기본 지식과 기능을 갖춘다는 것은 무엇이며 三民主義를 알고 신봉하는 구체적인 표준은 어떻게 확인할 수 있는가라는 문제가 남아있다. 또한 국민당은 民族, 民權, 民生의 세 요인 중에서 국민에게 어떤 지식과 기능을 더 요구했는가?

한편 國民黨 中央訓練部는 1931년에 민중교육에서 달성해야 할 항목으로 보다 세분화된 목표를 제시했다. 민중교육은 교육기회를 놓친 사람들에게 최소한도의 교육을 실시하여 국민으로 양성하여 三民主義를 완성한다는 생각으로 추진되었기 때문에 국민당이 생각했던 ‘國民’이 갖추어야 할 구체적인 목표를 파악하는데 훨씬 유용하다고 생각한다. 국민당이 제시한 민중교육의 교육목표를 행동영역별 목표로 나누어 보면 다음과 같다.

｢國民黨中央訓練部擬訂的“三民主義民衆敎育具備的目標”｣,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700.

표 5) 三民主義 敎育 目標 分類

大分類	中分類	小分類	行動領域別 目標 分類
			理解․ 知識	技能․ 行動	價値․態度
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1. 주의를 이해하고 믿기	1. 중화민족은 스스로 해방을 얻을 수 있다는 것을 이해하고 믿는다	0		0
		2. 중국국내 각 민족은 모두가 평등하다는 것을 이해하고 믿는다	0		0
		3. 우리나라 독립 후에는 세계피압박민족의 해방을 도와야 한다는 것을 이해하고 믿는다	0		0
	2. 민족지위에 관한 상식을 갖춘다	1.중화민족의 내력과 활동무대를 명확하게 이해한다	0
		2. 중화민족이 제국주의의 침략을 받은 것을 명확하게 이해한다	0
		3. 식민지와 차식민지의 구별을 명확하게 이해한다	0
	3. 민족지위회복의 심리적 기초 형성	1. 忠孝, 仁愛를 이해하고 힘써 행한다.		0	0
		2. 信義, 和平을 이해하고 힘써 행한다.		0	0
		3. 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 修身治國平天下가 바로 세계의 일관된 도리임을 이해하고 힘써 실행한다.		0	0
		4. 우리나라 조상의 화약, 나침반, 인쇄술 등 위대한 발명품을 명확히 이해하여 민족자신감을 갖는다	0		0
		5. 중국인이 각국의 과학발달과 물질문명 발달에 기여했음을 이해하고 믿는다. (明瞭中國人深信各國科學發達, 幷深信其物質文明)	0		0
		6. 三民主義가 중국을 해결하는 최선의 주의임을 깊이 믿는다			0
		7. 孫中山 선생의 역사를 명확하고 상세히 알고, 孫中山 선생이 세계에서 가장 위대한 인물임을 깊이 믿는다.	0		0
	4. 민족을 구성하는 가장 중요한 “문자”를 사용할 수 있다.	1. 一千個 상용자를 안다		0
		2. 간단한 서적과 일용문자, 예컨대 계약, 영수증, 章程 등의 류를 볼 수 있다		0
		3. 보통 사람이 보아서 이해할 수 있는 글자와 편지를 쓸 수 있다.		0
		4. 문자로 간단한 의사를 표시할 수 있다.		0
		5. 자전, 편지, 지도 등의 참고서를 사용할 수 있다.		0
		6. 문자를 애용하는 습관을 갖는다.			0
	항목수	19	9	8	11
	점유율	28(중복된 항목을 각기 하나의 항목으로 계산)	32.1%	28.6%	39.3%

大分類	中分類	小分類	行動領域別 目標 分類
			理解․ 知識	技能․ 行動	價値․態度
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	1. 民權主義를 이해하고 믿는다	1. 직접 민권의 의의를 이해하고 그 가치를 깊이 믿는다.	0		0
		2. 五權憲法의 의의를 이해하고 그 가치를 깊이 믿는다.	0		0
		3. 無政府主義가 民權主義의 이상이며, 民權主義는 無政府主義의 실행임을 이해한다.	0
	2. 民權에 관한 상식을 갖춘다	1. 국민혁명의 의의를 이해한다.	0
		2. 국민당의 역사와 사명을 이해한다	0
		3. 以黨治國의 의의를 이해한다	0
		4. 건국의 세 과정을 이해한다	0
		5. 국민당과 각급 정부의 조직을 명확히 이해한다.	0
		6. 향촌 행정 체계를 명확히 이해한다.	0
		7. 왜 제국주의, 공산당, 軍閥, 黨閥, 學閥을 타도해야 하는지 이해한다.	0
		8. 黨國旗幟의 의의를 이해한다.	0
		9. 민주국가 국민이 가져야할 권리를 명확히 이해한다.	0
		10. 민주집중제의 의의를 이해한다.	0
	3. 국가 주인공의 기개를 갖춘다	1. 인민이 국가보다 높은 지위에 있다는 것을 자각한다.(느낀다)			0
		2. 개인이 국가흥망에 중대한 책임이 있음을 자각한다.			0
		3. 時事에 주의하는 흥미와 습관을 갖는다.			0
		4. 용감히 强權에 저항한다.		0
		5. 우상타파, 독립사상의 태도를 갖춘다			0
		6. 다른 사람과 合作 정신을 갖춘다			0
		7. 사회의 대다수 행복을 존중하는 태도를 갖춘다			0
	4. 민권 보장의 실력을 갖춘다	1. 민중조직의 역량과 의의를 이해한다.	0
		2. 국민의 민중조직에 관한 규정을 명확히 이해한다.	0
		3. 민권초보인 회의의 기본 규칙을 숙달한다.		0
		4. 選擧, 罷免, 創制, 复決의 4권을 사용할 수 있다.		0
		5. 일반적인 연설을 이해하고 군중 앞에서 발언할 수 있다.		0
		6. 민중무장의 역량과 의의를 이해한다.	0
		7. 국민당의 민중무장에 관한 규정을 명확히 이해한다.	0
		8. 한 종류의 병기를 사용하고 지방을 지킬 수 있다.		0
		9. 과거의 人民自衛軍, 農民自衛團, 商民自衛團, 工人糾察隊와 현재 保衛團의 각각의 쓰임새를 명확히 이해한다.	0
	항 목 수	29	18	5	8
	점유율	31(중복된 항목을 각기 하나의 항목으로 취급)	58.1	16.1	25.8

大分類	中分類	小分類	行動領域別 目標 分類
			理解․ 知識	技能․ 行動	價値․態度
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	1. 民生主義를 이해하고 믿는다	1.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의 의의와 방법을 이해한다	0
		2. 大實業國의 의의와 방법을 이해한다	0
		3. 현재 중국의 문제는 均分이 이루어지지 않는 것이 아니라 부족한 것임을 이해한다	0
		4. 共産主義는 民生主義의 이상이며, 民生主義는 共産主義의 실행임을 이해한다.	0
		5. 總理가 말한 耕者有其田의 뜻과 방법을 이해한다.	0
	2. 민생 쇠락의 원인 및 그 구제의 주요 경로를 이해한다.	1. 帝國主義 경제침략의 방법과 불평등조약 철폐의 필요를 이해한다.	0
		2. 內政腐敗의 영향, 民生과 內政 청렴의 필요를 이해한다.	0
		3. 중국의 자본 부족으로 外資 이용이 필수적이며, 孫中山 선생이 건국대강에서 지방세수는 지방에서 사용해야 한다는 주장을 속히 실행하여 실업을 일으키고 농업을 개선하는 효과를 얻을 수 있음을 이해한다.	0
		4. 邊境移住와 개발의 이익을 이해한다.	0
		5. 과학지식은 생산을 증가하는데 필수적임을 이해한다.	0
		6. 지식이 천박한 것이 貪官汚吏, 土豪劣紳, 財閥, 奸商이 압박하는 원인이 되는 것을 이해한다.	0
	3. 생활을 유지할 수 있다.	1. 지출 예산을 편성할 수 있다.		0
		2. 간단한 일상의 계산, 예를 들면 필산, 주산과 같은 것을 사용할 수 있다.		0
		3. 帳簿(草帳과 總帳)를 기록할 수 있다.		0
		4. 직업선택의 능력을 갖춘다.		0
		5. 직업을 개선할 지식과 능력을 갖춘다		0
		6. 생산과 소비 합작사를 조직할 수 있다.		0
		7. 최저한도의 법률지식을 갖추어 압박을 당한 사실을 관청에 고소할 수 있다.		0
		8. 돈을 절약하는 합리적인 婚禮와 喪禮, 慶弔事를 이해하고 실행할 수 있다.		0
		9. 도박, 흡연, 음주의 위험을 이해하고 끊을 것을 맹세할 수 있다.		0
	4. 생활을 개선할 수 있다.	1. 위생 상식과 습관을 갖춘다.		0
		2. 깨끗한 기호습관을 갖춘다		0
		3. 수로, 육로노동자가 갖추어야 할 상식과 기본 기술을 갖춘다.		0
		4. 배, 수레 등 교통 기구 한 종류를 사용할 수 있다.		0
		5. 어떻게 건강한 性生活을 유지하는가를 안다.	0
		6. 어떻게 산아제한을 실시하고 자녀를 양육하는지를 안다.	0
		7. 민중예술을 감상할 수 있다.		0
		스스로 즐기고 다른 사람과 함께 즐길 수 있는 기능을 갖춘다.		0
	항목수	28	13	15	0
	점유율	28	46.4	53.6	0

출전)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p.701-705에 의거하여 작성.

위의 행동영역별 목표 분류에 따른다면 국민당은 民族主義的 가치관을 형성하는데(39.3%) 가장 주력했다. 그중에서도 민족의 자신감을 회복하는데 주안점을 두었으며, 기능적인 측면에서는 문자를 이해하고 쓸 수 있는 기능을 갖추는데 주력했다. 기능과 행동 영역을 발달시키는데 가장 주력한 분야는 民生主義 領域으로(53.6%) 생활에 필요한 계산 능력, 그리고 직업선택 지식과 능력을 갖추고 나뿐 습관을 개선하고 실천할 것을 요구했다.

民權主義 領域에서는 국가주인으로서 의식과 다른 사람과 협력하는 가치와 태도를 갖출 것을 목표로 잡았지만, 실제 실천을 요구하는 기능, 행동 영역의 목표는 아주 적었다. 民權 영역에서 최대다수를 차지한 항목은 지식이해와 관련된 항목인데(58.1%), 국민혁명의 의의, 국민당의 역사, 以黨治國 등 黨治를 이해하는 것에 주안점을 두어 黨國體制의 정당화를 불어넣는데 주안점을 두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즉 국민당은 교육정책기조에 맞추어서 민족주의 감정을 바탕으로 국가에 대한 책임의식을 느끼고 경제건설에 참여, 실천하는 인간상을 만들기 위한 교육 목표를 설정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교육목표를 내용에 따라서 분류하면 대략 4가지로 나눌 수 있을 것이다. 첫째는 중국민족의 내력, 활동무대, 전통문화, 도덕 등을 이해하는 것이다. 둘째는 帝國主義에 침략당한 정치, 경제적 고난, 중국내부 문제로서 貪官汚吏, 土豪劣紳 등 현재 중국의 고통과 고난을 만든 요인을 이해하고 깨닫는 것이다. 셋째로 국민혁명에 의한 고난 극복, 국민당의 역사 등을 이해하고 三民主義와 國民黨이 중국의 문제를 해결하는 유일한 방법임을 이해하고 믿는 것이다. 넷째는 위생 습관을 익히고 간단한 계산과 장부정리, 그리고 최소한도의 법률지식을 갖추어 관청에 고소할 수 있는 지식 등을 갖추도록 하는 것이었다.

각 교과는 이런 교육목표를 구현하는 과정이었다. 먼저 민족의 자신감을 회복하기 위한 방법으로 각 교과는 중국민족의 내력과 중국이 인류 역사상 이룩한 공헌을 강조했다. 이는 역사과의 목표이기도 했다. 역사과는 중국문화가 세계문화에 대한 공헌을 설명하여 조상의 위대한 史蹟을 이해시켜 고상한 志操와 自强不息의 정신을 양성해야 한다고 목표를 설정했다.

黨化敎育과 관련한 각 교과의 敎學法에 관해서는 張九如編, □三民主義下各科敎學法綱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9); 顧詩靈, □黨化敎育實施法□(上海:大同書局, 1929)이 상세하게 설명하고 있지만, 각 교과의 내용이 교육목적과 관련하여 어떤 논리로 연결되는지를 설명하지는 않았다.

□課程標準-歷史□, p.30, 43, 60

두 번째는 중국의 현실을 이해하기 위해 근현대사에서 제국주의의 침략과 토호열신 등에 의해 야기된 중국의 위기에 대한 지식의 전수와 습득이었다. 顧詩靈은 각 교과의 黨化敎育의 실시방법을 설명하면서 구체적인 수업 방법을 제시하기도 했는데, 지리과의 경우 上海를 가르칠 때에 上海의 위치, 商情, 교통 이외에 上海가 개항장이 된 역사, 외국 帝國主義가 上海를 침략한 역사를 가르치는데, 5․30 大屠殺이나 上海에서 외국인의 지위와 세력 등을 강의함으로써 제국주의의 죄악과 잔악성을 학생들에게 알려줄 수 있다고 설명했다. 역사과의 수업사례로는 ‘甲午戰爭’을 통해 일본인의 底意와 침략을 증명하고, 三國干涉 등을 강의하여 중국의 피해상황을 알려주는 수업 방식을 제시했다. 湖南 湘潭의 新羣學校는 역사와 지리 과목에서 중국이 근 100이래로 제국주의에 침략을 받은 상황, 피압박민족의 혁명운동, 불평등조약의 손실 및 관련 지방의 상황, 國恥地圖의 제작 등을 통해 중국의 고난과 당면 문제를 가르쳤다. 그리고 上海의 몇몇 학교는 배상금과 기타 이권 손실의 계산, 불평등조약과 관련 있는 지방의 상황을 연구하는 등의 수업을 진행했다. 1929년, 1932년 1936년의 역사과 교육과정은 역사교과의 교육목표와 교수요목에서 제국주의의 침략을 강조했다. 초등 사회과와 상식 역시 제국주의의 침략을 강조하기는 마찬가지였다. 각 교과는 가능한 범위 내에서 제국주의의 침략과 중국의 고통을 강조했다.

顧詩靈, 앞의 책, p.38.

｢湘潭私立新羣學校實施三民主義的敎育槪況｣, 湖南省敎育會刊行, □湖南敎育□, 特載 p.21.

奚安齊, ｢時化小學校實施黨化敎育槪況｣, □黨化敎育運動特刊□, p.21; ｢上海特別市市立西成小學校黨化敎育實施槪況｣, 위의 책, p.25 등.

□課程標準-歷史□, PP.21, 30, 43, 50, 60, 67.

때론 수업과정에서 적대세력을 명시하고 극복 필요성을 강조하기도 했다. 1927년에 출판된 □黨化體育童子軍課程□은 레크리에이션 교재로서 北伐, 領袖擁護, 租界回收, 列强打倒, 軍閥除去, 土豪除去, 反動派 肅淸 등의 제목으로 수업 방법을 소개했다. 그중 한 가지 예를 소개하면,

학생을 2조로 나누어 운동장 양편에 세우고 운동장에 놓여있는 돌을 주어진 시간 안에 누가 삼태기 안에 많이 주워 담는가 경쟁을 시킨다. 수업 전에 교사는 아이들에게 다른 사람의 진행을 방행하는 것은 모두 반동파라고 부를 수 있는데, 운동장의 돌은 바로 우리의 운동을 방해하는 것으로 우리들에 대한 반동파이다. 따라서 이런 반동파는 제거되지 않으면 안 된다고 설명을 덧붙여야 한다.

□黨化體育童子軍課程□(新敎育出版社, 1927.8), p.62.

각 교과는 국내의 반혁명세력 제거 그리고 “근세 중국민족이 열강 침략을 받은 과정을 설명함으로써 학생의 민족정신을 불러일으키고, 중국민족운동에서 해야 할 책임을 자각하도록 일깨우는 것이었다.”

□課程標準-歷史□, p.21.

세 번째는 중국의 위기를 극복하면서 현재의 중국을 만든 것이 국민당임을 강조하고, 국민당이 중국을 구할 대안임을 강조하여 통치의 정당성과 以黨治國의 합리성을 학생들에게 인식시키는 것이었다. 각 교과는 중국 혁명의 역사를 이야기 하고 국민당이 중국을 구하기 위해 노력하고 애써온 과정을 설명하는 데 주력했다. 孫文의 史蹟이 강의되고, 혁명열사의 故事와 국민당 관련 자료가 국어시간에 선택되었다. 음악시간에는 혁명적인 가곡을 선택하고, 미술시간에는 혁명화보와 표어를 제작하고 총리의 초상이나 혁명위인의 초상을 제작했다. 이런 방법은 혁명열사의 고통과 이야기 등을 통하여 국민당에 대한 심정적 지지와 아울러 국민당 통치의 정당성을 마련하기 위한 수업이었다.

｢湘潭私立新羣學校實施三民主義的敎育槪況｣, □湖南敎育□ 9․10合期(1929.8.10), 特載 p.21.

公民 科目은 당시의 社會問題와 三民主義를 연결시켜 설명했다. “금일 중국 민족 형성의 유래와 각종 정치 사회 문제 발생의 원류를 설명하고, 三民主義의 역사적 근원을 명확히 하여” “학생이 중국 國民黨의 主義, 政綱政策이 建國과 사회문제 해결의 유일한 길임을 인식하게” 해야 했다. 즉 중국의 위기는 국민당에 의해 극복되고 있으며 중국의 위기를 해결하는 유일한 길은 三民主義라고 歸納시키고 있었던 것이다.

□課程標準-歷史□, p.30, 50.

□課程標準-思想政治卷□, p.154.

또 하나의 교육목표는 현재의 난국을 극복할 수 있는 공민으로서의 능력과 자격을 양성하는 것이었다. “학생이 사회생활에 필수적인 지식을 습득하게 하여 사회봉사의 준비로 삼기” 위해서는 기본적인 기능을 갖추어야 했다. 읽고 쓰는 기능을 양성하기 위해서 국어과는 그 교재로서 주로 三民主義 혹은 혁명과 관련된 글을 가르치는 방식을 선택할 수 있었다. 혁명성이 있는 편지 문서, 계약 등을 연구하고 만드는 연습을 통해 기능을 익히면서 삼민주의 혹은 중국의 현실을 이해하도록 함으로써 교육의 파급효과를 높이도록 계획되었다.

□課程標準-思想政治卷□, p.154.

｢小學敎育實施三民主義敎育的具體計劃｣, □湖南敎育□ 9․10合期(1929.8.10)

교육목표와 교육정책에서 드러났듯이 공민으로서 갖추어야 할 가장 중요한 덕목은 국가의 경제건설을 담당할 능력의 양성이었다. 고등교육에서 자연과학 전공 과정은 생산기술의 지식과 기능을 중시하고 물질건설의 완성을 연구와 설계의 귀결점으로 삼아 과학연구에 종사하도록 짜여져야 했다. 중등과 소학 또한 기본적인 생활지식과 직업 종사능력을 갖출 것이 요구되었다. 湘南 長羣公學은 三民主義 교육을 실시하면서 公民科는 직업이 있어 당과 국가를 위해 일할 수 있는 ‘좋은 공민’을 양성하는데 중점을 두며, 지리는 총리의 실업계획을 가리치고, 응용측량 및 상업부기 등의 선수과정을 설치하여 건설인재의 기초를 놓는 조치를 취하였다.

□第1次中國敎育年鑑□ 第1冊, p.47;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35.

□第1次中國敎育年鑑□ 第1冊, p.46; □檔案彙編□ 5-1-敎育(2), p.1033-34.

｢湖南長羣公學三民主義敎育之設施｣, □湖南敎育□ 9․10合期(1929.8.10).

또한 각 교과는 학생들에게 개인보다는 사회와 국가를 중시하도록 가르쳤다. 좋은 공민이란 중국 공민 규율을 준수하여 신체를 건강하게 하고, 도덕이 완전한 사람이 되어 사회와 국가를 위해 봉사할 준비를 갖춘 사람이었다. 小學公民標準은 깨끗하고 위생적인 습관을 지니고 예의염치의 관념을 양성하고 절약노동의 습관, 생산합작의 지식과 기능을 양성하고 법을 지키며 애국, 민중을 사랑하는 사상을 지닌 공민 양성을 목표로 잡았다. 행동기준으로 건강, 근면, 절약, 애국과 같은 32개 덕목을 설정하고 “먹을 수 없는 것을 입안에 넣지 않는다. 단 것을 많이 먹지 않는다”와 같은 구체적인 행동 조목 267개를 만들어 소학교 학생들을 훈련시켰다. 초중 공민은 “실제 생활에서 집단과 개인의 관계를 체험하여 修己待人이 선량한 품성을 양성하고” 중국의 “고유도덕의 의의를 이해하여 민족부흥의 도덕적 기초를 확정하도록” 요구하였다. 그리고 현재의 사회문제를 이해하기 위해 가능한 범위 내에서 실제 공민활동에 참가하는데, 사회조사나 경제조사 등에 참가하고 학생들의 단체 활동을 장려했다.

□課程標準-思想政治卷□, p.15-24.

上同, p.149.

□課程標準-思想政治卷□, p.166 등.

그렇다면 당화교육은 각과 수업을 통해 교육목표를 어느 정도나 달성했는가? 국민당은 소기의 성과를 거두어 國民黨式 國民을 형성하였는가?

우선 국민당이 1928년에 실시한 黨化敎育에 관한 설문조사를 통해 초기 당화교육의 성과를 가름해보자. 설문조사의 제18번 문항은 黨化敎育의 실시 후 교육원리와 敎學․訓育에서 어떤 성과를 얻었는가를 물었다. 그리고 제19번 문항은 黨化敎育 실시 이후에 교원, 학생, 사회방면에 어떤 영향이 있는가를 질문했다.

설문의 조사자가 國民黨이어서 응답자의 답변이 정직했을 것이라 생각하기 힘든 면이 있다. 더군다나 국민당의 세력이 점차 확고해지고 반혁명세력 타도를 외치는 상태에서 설문 응답자가 黨化敎育에 대한 부정적인 입장을 표방하기는 쉽지 않았을 것이다. 하지만 黨化敎育 실시에 대한 교육현장에서의 구체적인 의견을 제시한 것도 있고 黨化敎育이 가진 긍정적인 측면과 부정적인 측면을 모두 언급하고 있는 설문 또한 존재한다는 점에서 黨化敎育에 대한 내용을 파악하기에 좋은 재료라 할 수 있다.

南京第2歷史檔案館 722-2473 ｢浙江省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票及有關章則｣

한 응답자의 말처럼 黨化敎育으로 학교에 변화가 있긴 했지만 개인의 생활 습관이 하루아침에 바뀌는 것은 아니었다. 1928년 당시는 黨化敎育이 체계도 갖추지 못하고 각 학교에서 임의로 실시하던 상태였기 때문에 그 효과는 더 의심스러웠다. 黨化敎育의 부정적인 측면으로는 애국활동 참가, 과외 활동으로 학업이 소홀해졌으며, 三民主義 관련 수업을 하느라 다른 교과의 예정된 내용을 다 가르치지 못했다고 적었다. 표 1)과 표 2)에서 나타나듯이 중등학교의 학생 당원 수는 상당했다. 그리고 이들은 각급 당부의 中央執監委員을 맡는 경우도 있어 黨務를 핑계로 수업에 참가하지 않는 경우가 있었는데 학교는 어쩔 도리가 없었다.

南京第2歷史檔案館 722-2473 ｢浙江省各級學校黨化敎育現況調査票及有關章則｣ 가운데 浙江大學工學院, 兩浙鹽務中學, 蠶桑科職業學校, 浙江省立女子蠶業講習所, 浙江城立第一中學第一部의 설문답변.

黨史館 資料 3.3-70.10 ｢擬具限制學生黨員擔任黨務辦法｣

또한 일반 학생들은 黨義敎育을 黨의 선전으로만 여기어 적극적으로 수업에 임하지 않았다.  전술했듯이 국민정부가 실시하는 군사교육에도 학생들은 적극적이지 않았다. 학생들은 교사를 우습게보고 기율을 파괴하고 수업거부를 하는 일이 종종 있었으며, 교사들은 문제를 일으키지 않으려고 대충대충 하니 학교 훈육은 거의 파산했다고 顧敦福은 주장했다. 또한 훈육을 담당하는 교원도 문제였는데 훈육을 담당할만한 재능과 경험 등을 갖추고 있으면 당원이 아니거나, 당원이면 교원 자격이 없어서 적당한 인재를 구하기 어려웠다고 그는 덧붙여 설명했다.

顧敦福, ｢對於全國敎育亟應改進之意見｣, □革命文獻□ 54輯, p.416.

그렇다면 黨化敎育이 거둔 성과는 무엇이었을까. 설문에 응했던 사람들은 黨化敎育 이후에 학생들은 時事에 대한 관심이 높아져 정치에 흥미를 느끼고 국제정세에 대한 지식이 증가했으며 강렬한 민족의식을 갖게 되었다고 서술했다. 아울러 행동도 규율이 있고, 단체를 중시하는 태도가 나타났다고 대답했다. 그리고 국민당에 대한 인식이 명료해지고 믿음이 늘어나 三民主義에 대한 신앙이 깊어지고 黨國에 충성하는 정신이 늘었다고 응답했다. 또한 학생을 통해 국민당의 이념은 가족으로, 지역사회로 퍼져나가고 있다고 답변했다.

주108)과 相同.

1935년 5월에 省立杭州高級中學, 私立蕙蘭中學, 私立之江文理學院附屬高級中學, 省立杭州女子中學, 私立弘道女中 5개 고중을 상대로 한 설문조사는 중학생들이 강한 희생정신과 민족정신을 갖고 있음을 보여주었다. 농촌과 변강에 들어가 일하기를 원하는가라는 질문(정치 제7, 8번 문항)에 각각 70%이상의 학생이 그렇다고 답했으며, 너의 생명으로 한 마디의 국토를 회복하기를 원하는가라는 질문(정치 제10번 문항)에도 응답 학생의 70%이상이 긍정적으로 답변했다. 일본과의 친선을 묻는 질문(제4번 문항)에는 80% 이상이 아니라고 답했다. 하지만 장래의 국가문제 해결에 대해서는 부정적인 견해가 많아 중국의 동북 또한 10년 이내에 수복할 조짐이 적다고 보는(제9번 문항) 등 國事에 대해서는(제3번 문항) 비관적인 견해가 조금 더 많았다. 학생들은 국가와 민족애로 충만했지만 국가의 정치와 장래에 대해서는 의문을 지니고 있었다.

張文昌, ｢靑年問題硏究-杭市577名高中學生調査表統計結果｣, 李文海 主編, □民國時期社會調査叢編-文敎事業卷□(福建敎育出版社, 2004. 12), p.568

사실 1928년의 설문과 달리 35년에 학생들이 민족주의적 성향을 보인 것이 黨化敎育의 결과인지 아니면 다른 매체의 영향인지 사실 판가름하기 어렵다. 1928년에 黨化敎育에 대한 부정적인 사실을 말하기 힘들었을 것이고, 1935년의 설문 조사는 黨化敎育의 성과인지, 아니면 다른 매체의 영향인지 가늠하기 어려운 면이 존재한다.

하지만 黨과 政府에서 黨化敎育과 그 일환으로 진행된 反帝敎育, 反日敎育을 통해 애국주의를 촉발하는 측면을 전면 부정할 수 없을 것이다. 수업시간에 日本侵華史를 강의하고, 역사교과서에서 1931년의 9․18과 1․28사변에 대해 18쪽에 걸친 상세한 설명과 저항을 강조하는 서술은 학생들의 反日情緖를 부추기고 각성시키기에 충분했을 것이다.

□復興初級中學敎科書-本國史□ 第4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 pp.114-132.,

군사교육은 실시가 미진했지만 일본이 중국의 군사교육 실시를 예의주시할 만큼 신경을 거슬리는 문제였다. 1929년 2월에 長春의 領事가, 3월에는 南京의 領事가 일본 外務大臣에게 중국의 군사교육 실시 내용을 보고했다. 그리고 4월에는 간도의 영사가 중국의 군사교육 실시에 관한 지시 내용을 외무대신에게 보고했다. 1930년 九江의 領事代理는 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가 江西省 중등이상 각 학교는 이전의 소극적인 실시를 넘어서 군사교육을 강화하라고 내린 지시 내용을 일본 외무대신에게 보고했다.

日本外交史料館 資料 I-1-5-0(外國學校關係雜件-中國ノ部), 4-1 機密公第46號(1929. 2. 23)

日本外交史料館 資料 I-1-4-0(各國に於ケル敎育制度及狀況關係雜件-中國ノ部), 2-2 普通送第188號(1929. 3. 13)

日本外交史料館 資料 I-1-5-0(外國學校關係雜件-中國ノ部), 4-1 機密第408號(1929. 4. 9)

日本外交史料館 資料 I-1-4-0(各國に於ケル敎育制度及狀況關係雜件-中國ノ部), 2-2 普通往信第19號(1930. 1. 11)

중공도 학생들에게 군사교육에 적극적으로 호응할 것을 요청했다. 군사교육은 전국의 학생들이 함께 모이고 경험을 교환하며 救國工作을 할 수 있는 좋은 기회라는 것이다. 문제가 되는 것은 과정 내용의 문제이지 군사훈련 그 자체는 아니었다. 군사교육이 갖고 있는 효과와 민족주의적 색채는 오히려 南京國民政府에게 교육을 받는 피교육자보다는 대결 상대인 일본과 중공이 그 파급 효과를 인식하고 있었던 것이다.

宋艶麗․趙朝峰, 앞의 논문, p.115.

국민당은 民族主義와 民生主義를 兩輪으로 국민을 동원하여 국가를 근대화시키고자 敎育政策, 敎育目標, 敎學課程을 편성했다. 하지만 국민당 정권은 民族主義 敎育을 民生主義 敎育, 즉 경제건설로 귀결시켰고, 일본에 대한 침략만을 강조했지 실질적인 행동은 국민당의 통제 아래에 진행되길 바랐다. 이 때문에 민중과 괴리가 발생했다. 국민당은 민족주의를 강조하고 교육시켰으면서도 이를 적절히 이용하지 못했다. 국민당의 黨化敎育은 국민당 통치의 정당성을 확보하고 국민당의 국가건설 구상을 실현할 국민을 양성하기 위해 계획되었지만, 역으로 국민당을 떠나고 국민당을 비난하고 공격하는 기반을 놓았던 것이다.

｢國民政府禁止各地學生入京請願令｣, □檔案彙編□ 5-1-政治(4), p.149; ｢國民政府關于鎭壓入京請願學生“越軌”行動的通令｣, 같은 책, p.330.

5. 맺음말

國民黨은 1927년 이후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하기 위한 조치를 하나 둘씩 실행해 나가기 시작했다. 이전의 교육은 小數 上層階級만을 위한 교육이며 중국의 현실에도 맞지 않아 중국의 문제를 해결할 수 없기 때문에 중국을 위기에서 구하려면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해야 한다고 國民黨은 주장했다. 三民主義와 國民黨의 지도만이 중국을 위기에서 구할 수 있는 유일한 방법이며, 反革命 세력이 많아 국민의 도움이 있어야 국민혁명의 목적을 달성할 수 있기 때문에 黨化敎育을 실시하지 않을 수 없다는 것이다. 國民黨은 현재의 문제를 진단하고 해결하는 절대적인 권한과 정당성을 갖고 있다고 自任했고, 革命으로 그런 상황을 스스로 演出했던 것이다.

國民黨은 第3屆 全國代表大會에서 三民主義를 근간으로 한 敎育宗旨를 통과함으로써 黨化敎育의 基本 趣旨를 확정했다. 국민당이 교육종지를 실현하는 구체적인 교육정책의 핵심은 경제건설이었다. 낙후한 중국, 帝國主義 침략을 받는 중국을 구하기 위해서 國民黨은 小學에서 大學까지 모두 職業化를 양성하여 國民生産을 증가시키는 것을 일관된 정신으로 삼는 교육정책을 실시했다. 이는 민족의 생존을 永續시키기 위한 것이었다. 민족의 생존을 위한 경제건설이었고, 경제건설을 통한 민족 생명의 延長이었다. 따라서 일본의 침략처럼 민족의 위기가 심해지면 민족주의 교육은 더욱 강화되었다. 三民主義 가운데 民生과 民族이 黨化敎育의 두 축을 형성하고 있었다.

하지만 國民黨의 民族主義 敎育은 적대세력과의 직접대결 방식을 피하고 경제건설을 통한 실력양성의 논리를 선택했다. 국민당은 사상적으로 國民黨과 三民主義를 명확하게 이해하고 국가와 민족에 대한 책임의식을 강조했지만, 행동에서는 勤勉忍耐와 직업에 대한 흥미, 학업만을 강조했다. 학생들의 反日行動은 黨과 政府의 통제를 받아야 했다. 반면에 民權主義에 대한 설명은 거의 없었고, 오로지 국가와 사회에 대한 봉사만이 강조되었다. 즉 당화교육은 國民黨이 사회발전과 국가발전 방향을 제시하고 해석할 獨占的 權限을 갖고 있다는 前提下에서 국민의 民族主義 情緖를 高揚시켜 경제건설에 動員하기 위한 교육이었다.

國民黨이 세력을 넓혀가면서, 각 학교는 국민당에 ‘副應’하기 위해 개별적으로 黨化敎育을 급하게 실시하기 시작했다. 군사작전을 진행 중이었던 국민당 역시 당화교육에 대한 체계적인 방안을 마련하지 못한 상태였다. 따라서 초기의 당화교육은 각 지역마다 달라 體系性이나 一貫性이 부족하였다. 하지만 주목되는 현상은 당원의 급증이었다. 浙江省과 江蘇省의 경우, 교직원의 30%정도가 국민당 당원이었으며, 학생의 10%정도가 당원으로 국민당은 이미 학교 내에서 조직기반을 구축해가고 있었다.

1928년 이후 국민당 정권은 각종 교육관련 법규와 조치를 발표하여 당화교육을 통일적으로 실시해 나가기 시작했다. 各級學校令이 公布되고 ‘三民主義敎育實施原則’ 등이 발표되었고, 黨義敎育課程 등이 발표됨으로써 당화교육은 학교현장에 정착되게 되었다. 1932년에 국민당은 정식교육과정을 발표하여 黨義科目을 公民科로 바꾸고 모든 교과를 黨化敎育과 관련지었다. 그리고 黨은 학교의 교육을 지도, 감독하고 당화교육의 실시 상황을 점검했다. 모든 교과가 三民主義, 국민당과 연관된 당화교육이 학교현장에 뿌리를 내리고 있었다.

국민당이 黨化敎育을 통해 양성하려던 國民像은 民族主義的 價値와 態度를 지니고 경제 발전과 관련된 직업 기능, 혹은 생활 기능을 익힌 인간이었다. 국민당이 제시한 교육목표를 行動領域別로 분류해 보면, 가치와 태도를 강조하는 목표는 民族主義 항목에 가장 많았으며, 기능과 행동을 요구하는 목표는 民生主義 항목에 가장 많았고, 民權主義 교육목표는 기능과 행동에 대한 요구는 별로 없이 주로 지식과 이해로 한정시켰다.

교과목표를 내용별로 분류해보면 중국 국민이 습득해야 할 지식과 기능은 다음과 같았다. 첫째 과거 중국의 榮光을 이해하고, 둘째 帝國主義의 침략을 받은 과정과 현재 중국의 상태를 명확히 알고, 셋째 중국의 어려움을 해결할 수 있는 유일한 방법은 三民主義와 國民黨임을 이해하고 믿고 따르는 것이었다. 그리고 생활지식과 직업을 개선할 수 있는 능력을 갖출 것이 요구되었다.

각 교과는 교과의 특성에 따라 교육목표에서 제시한 내용을 전수했다. 歷史科와 初等 社會, 地理는 帝國主義의 침략 사실을 가르치고, 公民은 국민당의 이론, 國家體制를 통해 三民主義에 대한 신념을 불어넣고, 常識, 衛生, 公民科 등은 건전한 국민이 갖추어 할 素養을 훈련시켰다.

그렇다면 黨化敎育은 어떠한 성과를 거두었는가? 국민당은 직업 인재를 양성하여 국가와 민족을 위해 헌신할 국민을 양성했는가? 黨化敎育은 학생들의 애국심을 振作시키고 직업 능력이나 생활에 필요한 지식을 전달하는데 어느 정도 성과를 낸 것으로 보인다. 하지만 黨化敎育이 높인 愛國主義와 民族主義 감정은 민족의 위기에서 國民黨에 ‘統制’되었다. 국민당은 民族愛를 강조했지만 경제발전과 교육을 통한 실력양성을 주장하여 민중의 民族主義的 정치 행동을 용납하지 않으려 했다. 결국 국민당의 당화교육은 민족주의적 ‘政治動員’을 배제함으로써 다시 국민당 체제를 붕괴시키는 화살이 되었다.

마지막으로 당화교육을 통해 黨國體制의 특징을 살펴보자. 黨化敎育의 논리를 통해서 볼 때, 국민당의 黨國體制는 경제발전을 위한 동원논리라는 점에서 開發獨裁와 유사했다. 黨國體制나 開發獨裁 모두가 경제발전을 위해 민중의 욕망과 행동을 제한하고 국민을 경제 발전에 동원하려 했다는 점에서는 공통적이었다. 그리고 개인이 국가와 민족을 위해 희생하고 봉사하는 것은 당연시 되었다.

하지만 黨國體制는 개발독재와 달리 行動이 黨 理念의 제약을 받을 가능성이 많았다. 黨化敎育 敎育宗旨의 결정이나 교육목표의 결정에서 三民主義는 일종의 ‘制約’ 요건이었다. 국민당은 교육목표에 민족, 민권, 민생을 언급했으며 세 主義 모두 항목별로 구체적인 달성 목표를 만들지 않을 수 없었다. 黨國體制는 黨이 국가를 통제하고 정책을 실행했기 때문에 정책 결정 과정에서 다른 무엇보다 黨의 理念이 현실의 문제를 해석하고 재단하는데 우선 사용될 가능성이 많았다. 따라서 黨國體制는 개발독재가 효율성을 최우선 과제로 삼는 것과는 달리 이념 실현을 최우선 과제로 삼아 경제개발의 방향과 방법을 좌우할 가능성도 있었다. 그러므로 만약 경제개발과 근대화를 당면한 최우선 목표로 삼으려 한다면, 이념의 ‘굴레’를 벗어버리거나 이념의 통제를 약화시킬 필요가 있었다.

국가와 黨이 理念의 통제에서 자유로워지는 방법은 黨과 國家의 관계를 점차 분리시켜 결국에는 완전히 분리되거나, 역으로 국가가 정책 실행의 주도권을 장악하는 것이다. 이럴 경우, 당은 역할을 바꾸어 국가의 통제보다는 국가의 정책 실행을 조정하고 지도하려고 할 것이다. 하지만 黨國體制에서 黨이 이념의 통제를 벗어버릴 때 黨國體制와 黨化敎育은 이미 존재하지 않게 되며, 黨이 아닌 國家 중심의 국가경영과 국민통제는 국가 경영의 효율성을 내세워 현존 정권과 경쟁하는 새로운 국가경영 논리의 등장을 가능하게 할 것이다.

新生活运动的派系背景

新生活運動的派系背景

深町英夫

绪言 第一节 南昌──黄埔系vs政学系	第二节 南京──拥蒋派vs反蒋派 结语

绪言

在1934年2月至3月期间，蒋介石在江西省南昌市进行了一系列演讲，发起了史上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于2月21日正式成立了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该会发布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以“规矩”、“清洁”两项为目标，〈新生活须知〉则由“衣服要整齐”、“喝嚼勿出声”、“走路时误碰别人说声‘对不起’”、“车站买票一个一个顺着走”、“常常要洗澡”、“不要到处吐痰”等95条内容所构成。这些围绕日常生活各项行为的极其具体的、广泛的、细小的规定就是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内容。从3月到6月为止，南京、北平、福建、上海、河南、湖北、浙江、山东、湖南、陕西、绥远、云南等省市，以及江西省内20余县相继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7月1日，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各地的运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在南昌成立了。笔者认为，这次的运动是大力提倡近代性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并试图以此由上而下地将中国人民改造为近代国民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参阅，深町英夫〈林檎no后味──身体美学·公共意识·新生活运动〉《中央大学论集》八王子，第24号，2003年；同〈近代中国の职业观──新生活运动の中の店员と农民〉《中央大学经济研究所年报》八王子，第34号，2004年；同〈日常生活の改良／统制──新生活运动における检阅活动〉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后期国民党政权の研究》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

当时，中国国民党政权正在江西省进行第5次“剿共战”，企图歼灭中国共产党在该省南部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另外，大约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两年半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华北。不仅如此，国民党政权此时虽在表面上维持着统一面貌，但在其内部却进行着很激烈的派系斗争，因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即中央／地方，拥蒋派／反蒋派，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是故，我们不得不产生既简单又根本性的疑问──面临着这么严重的、艰难的内忧外患，中国国民党何故发动了这种稍有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呢？而且，它何以能够受到各派系的赞同、支持，得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呢？对于新生活运动和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关系，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柯伟林(William C. Kirby)、段瑞聪、张瑞德等曾做一些探讨，但这一运动提倡的内容（身体美学、公共意识）和各派系的思想倾向之间的关系，以及此次运动在党政机构内部给予原有派系关系的影响，均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此稿将要以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起后扩展到南京的经过为例，对于运动、派系、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易劳逸（陈谦平、陈红民等译）《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流产的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82‐8页；柯伟林（陈谦平等译）《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214‐25页；段瑞聪〈新生活运动の组织构造と人事──1934年2月～1937年7月〉《法学政治学论究》东京，第34号，1997年；同〈蒋介石の权力の浸透と新生活运动〉《法学政治学论究》第38号，1998年；张瑞德〈党政军调查委员会与南昌行营的政策制定(1933‐1935)〉Workshop“1930‐1940年代中国之政策过程”事物局编《1930‐1940年代中国之政策过程》松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久保亨，2004年。

第一节 南昌──黄埔系vs政学系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32年1月28日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3月6日任蒋介石为委员长，由此蒋介石恢复了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地位。为了进行剿共战，他于1933年5月24日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此时，蒋介石麾下形成了3个心腹集团。一个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的黄埔系；他们于1932年2月29日成立秘密组织，即三民主义力行社，以绝对服从蒋介石、推行“安内攘外”政策为宗旨。一个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核心的CC系；他们则于1933年初组成秘密组织青天白日团，也以服从领袖为宗旨，掌握了对党组织的控制权。另一个是熊式辉（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及杨永泰（南昌行营秘书长）为核心的政学系，但这是一些官僚、军人等的松散集团，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宗旨。

关于中国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派系，参阅，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213‐46页等。

参阅，干国勋等《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 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关于力行社正式成立的日期，参阅，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新店∶国史馆，2003‐04年，13，311‐2页。

参阅，柴夫编《CC内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参阅，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文史资料选辑》北京，第4辑，1960年；姚甘霖〈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南昌，总第9辑，1982年。

蒋介石于10月16日正式发动第5次剿共战，11月14日根据杨永泰的提议，在行营内成立“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军事等3组，主持政治组的人为熊式辉及杨永泰，委员共有100余人中，主要成员有范争波、程时（火奎）、蒋志澄、李焕之、贺衷寒、邓文仪、阎宝航、高传珠、张彝鼎、吴寿彭、梁颖文、萧纯锦、徐庆誉等20余人，贺衷寒以下9人皆为力行社社员，可见政学系和黄埔系混杂在一起。这一机关不久就成了酝酿新生活运动的发祥地。

《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6月22日，第1张第3版；《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298‐9, 310‐1,315页；庞镜塘〈CC系反对杨永泰的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政府·政党，152页。蒋志澄似乎属于CC系。〈关于“新政学系”〉92页。据说，李焕之也是力行社社员。外务省调查部《蓝衣社に关する调查》东京∶外务省调查部，1937年，118页。又云，范争波、程时（火奎）、萧纯锦属于政学系。陈贻琛〈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南昌，第12辑，1983年，90页。

（一）新运会的成立

据说，蒋介石于1933年12月23日离赣赴闽指挥镇压福建事变，即将返回南昌时，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需要有一些成绩表现出来，因此政治组的一些委员想到发起新生活运动。张彝鼎认为，环境卫生太脏，应以清洁改善之，社会秩序太乱，应以规则纠正之。吴寿彭首先提出“新生活”之名词，其中包括各种改良意见。邓文仪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贡献。经蒋介石同意后，由政治组中的邓文仪、张彝鼎、李焕之、萧纯锦、蒋志澄等5人负责起草，邓文仪为起草召集人。原来起草96（按95之误）条，但蒋介石认为其中并未把握中心思想，最后以“社会改造中，要培养出抗战干部；礼义廉耻中，应表现在衣食住行”两点为中心思想。草案决定后，蒋介石曾委任陈立夫等人加以研考约两个多月之久，才正式付诸实施。

《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311, 315‐6页。然而，自从蒋介石于1934年2月9日返抵南昌后，直到2月19日正式发动新生活运动为止，仅有10天。

熊式辉后来回忆云，他于2月15日晚9时在家召集各设计委员开会，决定“新生活运动”方案。他所拟定的4个基本标语∶“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对于廉字的解释，众说纷云，他再三说明，不主张修改，杨永泰支持他之后才能通过。17日在行营举行设计会，委员长主席通过此方案。

Memoir of Hsiung Shih‐hui,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但是，熊式辉、杨永泰等对此次运动的态度，如下所述未必如贺衷寒、邓文仪等积极、主动。总之，发动新生活运动的首唱者似乎是黄埔系，CC系或许也参与了这一过程，而政学系则只是作为机关主持人对此负责而已。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为题作了演讲，以此正式发起了新生活运动。21日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内设正副主任各1人、书记1人，下分宣传、指导、纠察3组；推定干事9人，即邓文仪（主任）、萧纯锦（副主任）、李焕之（书记）、蒋志澄（指导组长）、邵华、贺衷寒、程时（火奎）、刘百川（宣传组长）、黄光斗，此外亦聘张彝鼎为纠察组长，可见除了邵华、刘百川、黄光斗之外都是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委员，而且力行社社员构成了其核心。与此相反，政学系、CC系各自控制的省政府、省党部在新生活运动的展开过程中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双方之间虽有程时（火奎）（省政府教育厅长）、萧纯锦（省政府委员）、黄光斗（省政府公安局长）、邵华（省党部中央特派员）等人员重复，但没有任何被制度化的组织关系，而对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推进的各种活动，政府、党部机关只是参加、合作而已。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5年，106, 112页。刘百川据说是力行社社员。《蓝衣社に关する调查》162页。又云，他属于政学系。〈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拾零〉90页。邵华是青白团团员。刘不同〈国民党的魔影──CC团〉《CC内幕》42页。黄光斗属于政学系。〈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145页。

除了熊式辉之外，省政府委员中龚学遂（建设厅长）、文群、王又庸、王次甫等属于政学系。〈统治江西十年的熊式辉〉145页。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等3人皆属于CC系，但都遭受熊式辉的攻击，故而陈立夫派来了邵华。刘体干主编《江西年鉴》南昌∶江西省政府统计室，1936年，114页；〈国民党的魔影〉45页；张任石〈国民党江西各派系的斗争〉《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政府·政党，158‐9页。

是故，新生活运动的基本路线为黄埔系所定，即邓文仪拟定了此次运动的两个基本文件。〈新生活须知〉如上所述由95条具体规则构成，提倡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新生活运动纲要〉则开宗明义地规定云∶

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编《新生活运动》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1934年，63页。

“此运动为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之始。拟以规矩、清洁二项为之首倡，如施行有效，乃进而为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运动，及作到自然，去过太阳、空气、水之生活，最后不难使国民循序渐进于劳动、创造、武力之习练与整备。”

由此可见它将要融和古代中国文化（伦理、教育）和近代西方生活（礼貌、卫生）的意图。有关黄埔系对新生活运动之更加具体的认识可见于贺衷寒、邓文仪等人的一些发言。

至于“太阳、空气、水”这一说法，力行社社员胡轨于1932年被派出国考察时，在德国所看到德国人的生活井井有条，到处显得整齐清洁，反观中国人的生活糜烂杂乱，无规律，故而决定于翌年底归国后，提出新生活运动的报告，其中曾推崇德国人的生活接近“太阳、空气、水”，应摹仿之。蒋京访问纪录《滕杰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34页；《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315页。此外，蒋介石亦于1933年9月8日在江西省星子县党政训练班进行演讲说∶“现在德国、意大利、土耳其各国有一个锻炼体格的共同口号，就是‘空气、日光、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时与自然环境相接触，和一切自然的压力抗争，以锻炼成功我们钢铁般的身体和精神！”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1册〈党政工作人员须知（二）〉740页。这一训练班完全由贺衷寒等力行社社员发起，学员都是力行社所属之会员，另外很多在南昌市的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县参加听讲。《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190, 267, 305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127页。

对于这一运动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邓文仪说∶

邓雪冰〈新生活运动之发动及其进行〉《新生活运动》188‐9页。

“过去的革命只重上层军事政治的斗争，忽略了社会的改造，所以弄到民族日见衰弱，现在要谋社会的根本改造，就要反转来做由下而上的运动”；“一般革命青年不要出风头，要埋头去作，作无名的英雄，以实行军事化去澈底改造社会，使社会上一般人，一举一动，合乎礼义廉耻，顽夫廉，懦夫立，有勇武的精神、健全的体魄，整齐、清洁、简单、朴实的生活习惯，然后才能报仇雪耻，才能作一个自强自立的国民。”

由此可知，他认为国家政治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心理的腐败，故而新生活运动须要改善后者来巩固前者。换言之，需要改变的对象不是政府的政策、制度，而是人民的精神、身体。

至于精神和身体（或物质）的关系，他们持有形而上学性的态度。贺衷寒说∶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运动》195, 198页。

“衣食住行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礼义廉耻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必须的条件。……只有物质的享受而无精神的发扬，就不能算一个人。要做一个人，必须具备精神的生活，也就是衣食住行要合乎礼义廉耻”；“今天要做新生活运动，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自己把自己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并重起来，并且要使精神生活胜过物质生活。”

他如此地主张身体（行为）应该服从精神（道德）的约束。

他们认为当前中国之精神颓败的原因在于传统道德的丧失，从而对新文化运动表示出很强烈的敌意。贺衷寒说∶

〈新生活运动之意义〉198‐9页。

“新生活运动不是‘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把中国固有的东西都摧毁了。我们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要把中国固有的东西来发扬。……我们明白了这二者的不同，要知道‘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是主张中国固有的东西象礼义廉耻等统被摧毁，把外国的自由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介绍进来。自从自由主义介绍进来之后，都就把中国弄得不能统一了；自从阶级斗争的学说介绍进来之后，就把中国社会弄得不能够安宁了，这都是大家所共知的陈独秀、胡适之诸君所做的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

如此，他主张须要通过新生活运动恢复被新文化运动破坏的传统价值，进而以此改良社会生活、国家政治。

当黄埔系发起、推进新生活运动之际，最重要的前提是关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邓文仪说∶

〈新生活运动之发动及其进行〉190页。

“我们现在则已有蒋介石先生作最高唯一的领袖，领袖所有主张我们就要身体力行来做，并使全体国民都身体力行做起来，现在领袖对新生活运动已经具体提出来，从前领袖讲礼义廉耻，只有原则，今天则方针、纲领、办法都有了，只要我们去实行。”

由此可知，他把新生活运动定义为实现蒋介石思想的群众运动，要求全体国民接受这种领导关系。换言之，他企图通过此次运动把蒋介石推为全国唯一的精神领袖。

贺衷寒将孙中山倡导的“亲爱精诚”与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互相对置，说道儒家孔子崇尚的“诚”是内心省悟的表露，宜于改善私生活，其方法是教育，而法家管子重视的“耻”是外感刺激的反应，宜于改善公生活，其方法是政治。贺衷寒〈“礼义廉耻”之社会学的认识〉《中央周报》南京，第321期，1934年。这意味着，他把蒋介石视为和孙中山对等的领袖。

总之，黄埔系企图以蒋介石为象征性领袖来发动群众运动，超越原有的党政统治机构直接动员人民，改善他们在日常生活上的举止动作，且以传统道德理念对此赋与精神上的价值，由此刷新社会风气，进而改良国家政治。

（二）改组为总会

对于黄埔系主导的新生活运动，CC、政学两系也基本上表示出支持、合作的态度，共同推行了此次运动。尽管如此，他们在对其了解、看法上表示了既微妙又重要的分歧。尤其是政学系如下所述逐渐浸透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故而其态度值得加以分析。

据说，熊式辉和杨永泰开始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较冷漠，3‐4月份才开始热心起来。《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325页。

熊式辉出席新生活运动大会时做的一些演讲表现出他对此次运动的看法。他也把蒋介石叫做“我们的最高领袖”，据此说∶

《中央周报》第302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2页。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原则共有三个，准此原则做去，新生活运动即可成功。这三个原则是什么？从时间上讲，第一是心里想，第二是手里写和口里讲，第三便是身体力行去做。第一、第二‘想’和‘写’、‘讲’的时间都过去了，从今以后全凭在‘做’的功夫。时间既是如此，空间呢？也是一样，第一由我们的领袖来决定方法，第二由各干事来筹划、计划，第三便要大家来做。现在领袖的决定方法，干事的筹划、计策，也都从今天过去了，而以下的便是我们各人来做。”

这酷似孙中山曾经提倡的“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3类型。由此可见，他也基本上接受了以蒋介石为领袖、以黄埔系为骨干的运动体制。

但是，他的如下说法或许暗示出他作为行政长官对群众运动怀有的诧异，即∶

熊式辉〈我们对于新生活运动应有的认识与努力〉《新生活运动》181页。

“我们觉得新生活运动是一种革命运动！用旧名词说，革命运动是一种革故鼎新的运动；用新名词说，革命运动即是加速度的进化；进化是自然的，革命是人为的；我们的革命运动是要以人的努力在短促的时期内获得最普遍而且最伟大的效果。譬如讲求卫生一事，学校教师以此教学生，家庭长辈以此教子弟，卫生行政人员和警察以此指导一般的国民，这种卫生习惯的养成、卫生知识的灌输，收效往往要三年五年。我们要在几个星期之内，用广大的宣传、强制的力量，发动全体市民的总动员，使全体市民个个都知道卫生、注重卫生、学习卫生、实行卫生，这种以大力求急效的运动，实在不能不算是一种革命运动！”

杨永泰则对于此次运动的历史背景做了甚为客观的分析。他认为∶

杨永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中央周报》第320期，1934年，15页。

“由咸同末年谈时务、洋务专从技术的追求做起，演进而成戊戌、庚子以后的政制维新，由政制的维新再演成辛亥政体的改革，都失败了。于是民国八、九年间新文化运动代之而兴，自是而后，国民革命象成功而实在尚未成功，共产革命则完全惨败了。”

如此，他连对孙中山、蒋介石主导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也作出了很消极的评价。

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则稍为复杂一些，即批判其过于急躁的破坏性，但也指出它与国民革命的连续性，他说∶

〈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12页。

“五四运动以后，高唱思想解放，末流之弊，甚么自由主义，甚么社会主义，驯致马克斯、牛克斯这一套的东西，就在一般青年智识份子的思想操了绝大的权威，麻醉一时，固有的学术、思想和道德完全被其排斥与破坏，所谓新的文化、新的道德却并没有替中国从新建设起来。……但是，这样一闹之后，国民革命运动确得到不少的帮助，使一般的人容易获得了解革命主义的机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到了国民革命军事成功之后，也以为非从文化上澈底改造一下不可”。

据此，他对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均未能成功的原因说道∶

〈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15页。

“他的病根，既不在工艺、技术之不如人，那可以迎头赶上的，亦不在政制、政体之无作用，那不过是施政的工具，与施政的原动力无干。……我们的病根实别有所在，实在于风俗、人心之颓败，绝非这些药方所能医得好的。……我们现在既知道人心、风俗之坏，确是病根所在，所以要革命必先革心，要变政必变俗。”

此种认知在逻辑上很靠近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即“要改造政治，就要先改造思想，要改造思想，就要从文化上用功夫”，也有低估新生活运动之独特性的含意。这种看法很可能与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上述了解有关。他或许是看透了黄埔系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无非是一种近亲憎恶。

这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有很密切的关系，即对儒教伦理持有相当消极的态度。他的如下见解虽然冗长，但很值得引用∶

杨永泰〈新生活运动与礼义廉耻〉《中央周报》第322期，1934年，6, 10页。

“我们中国社会的本身几千年以来就是徘徊于家族主义的范围，所讲究的是私德，所以现在讲私德最注重的也首推中国。所谓五伦总不外乎家族主义之产品，唯长期停留在家族主义的社会，所以私德也格外发达，所谓私德者乃特定人与人间的一种关系，而达到很圆满的表现。例如，夫慈子孝，慈是对自己的子女而言，孝是对自己的父母而言。兄爱弟敬，爱是对自己的弟弟而言，敬是对自己的哥哥而言。夫和妇顺，和是对自己的妻而言，顺是对自己的夫而言。再讲到君明臣忠，朋友有信，所谓明、忠、信也都是特定人对特定人的关系，应有圆满的表示，而且是双方的、相对的，各有其应尽之责任，并非任何人对于泛泛的一般人之关系。”

“礼义廉耻是对国家、对社会的公德，而国家、社会都是无形、无声的东西，是一种法人而非自然人，我国人向来只知道自然人的关系，根本就没有法人的观念。现在民族国家主义下最流行、最需要的就是法人的观念。外国人重视法人，所以爱国家、爱民族之心远出于爱家族之心之上。而我们的先哲却没有法人的观念，不知道国家是一个法人，也和一个人一样的，所以看社会、国家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名词，不知道怎样直接对他负责任，只知道对于自然人中之人与人的关系讲究的很圆满。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君明臣忠、朋友有信，这些私德发挥得很透彻，很知道互相得尽义务、尽责任，却不知道国家、民族为一个无形的法人，也应该对他直接负责任、负义务，以为‘君’是国家的代表，‘国’是‘君’的私产，只知效忠于君，不知忠于国，只知效忠于特定的自然人，而不知效忠于公共的法人。”

如此，他将儒家之中心思想“五伦”视为不适合时代的落后思想，而认为法家的“礼义廉耻”才是可适合于近代社会的例外性传统观念。换言之，他明确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致命性弱点，即缺乏公共意识。他或许又看透了新生活运动提倡恢复传统价值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也意识到了假托这些古代理念来促使中国人通过此次运动彻底改变自己精神的必要性。

总之，政学系尽管承认、支持新生活运动要普及的近代身体美学、公共意识的意义，然而对于其动员一般群众的方法及假借传统价值的修辞，则很可能是持有较为消极的、怀疑的看法。这无疑与他们的政治性质有关，即政学系虽同黄埔、CC两系构成了拥蒋派，但不象后两者（尤其是黄埔系）那样作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对他怀有很浓厚的个人崇拜情绪，而只不过是通过政治交易结成了“庇护—忠诚”关系而已。因此，他们对领袖所首倡的此次运动能维持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这却促使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的展开过程中更加重用他们了。

此时，全国各省市如上所述相继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但其组织形态各不相同，为统一全国各地的运动起见，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被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一些中央党政领袖及包括熊式辉在内的各省市政府主席和杨永泰任指导员，干事会由熊式辉（主任）、邓文仪（副主任）、阎宝航（书记）、李焕之（助理书记）、李厚征（调查股长）、范争波（设计股长）、邵华（推行股长）、张彝鼎、刘百川、吕咸、李毓九、黄光斗、萧赞育、高传珠、袁守谦、程时（火奎）、萧纯锦、贺衷寒、徐庆誉、罗君强、蔡劲军、文群、龚学遂等干事所构成。如此，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委员又为多数。至于派系背景，尽管力行社社员仍占一半，即邓文仪、阎宝航、李厚征、张彝鼎、李毓九、萧赞育、高传珠、袁守谦、萧纯锦、贺衷寒、徐庆誉、蔡劲军等12人，但是不仅熊式辉、杨永泰掌握了总会的枢纽，而且文群、龚学遂也参加了干事会，可见政学系对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力大幅度增大了。

《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2‐3, 139页。

阎宝航虽原来出身于东北系，但既然是力行社社员，其主要忠诚对象应该是蒋介石。

与此同时公布的〈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规定云∶

《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139‐40页。

“各省市如有发起新生活运动者，为推进工作便利起见，得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切实连络，并受其指导”；“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之；得设干事七人至九人。以左列各机关、团体长官或负责人充任之。一，省政府。二，省党部。三，民政厅（或社会局）。四，教育厅（或教育局）。五，公安局。六，各军事机关。七，社会各公法团。”

如此，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虽当初企图超越原有党政机构，对此却发挥领导性，于是变为由党政当局主导的运动，这可说是群众运动的官方化。在江西省，熊式辉既然一身兼任省政府主席及省党部监察委员，故而政学系从黄埔系夺取了此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这意味着蒋介石作为总会会长通过新生活运动得以领导全国各省市党政军机关。

第二节 南京──拥蒋派vs反蒋派

新生活运动发动时，国民党中央存在着拥蒋派和反蒋派的矛盾，后者包括西山派和改组派。但是，由林森、居正、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等组成的西山派，在其主要宗旨“清党”于1927年实现后，逐渐丧失作为一个派系的凝聚力量，其核心人物一个一个地被蒋介石拉拢，参加了他所掌握的中央政权。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改组派，实际领导人为陈公博、顾孟余等，则对蒋介石毫不妥协，与此展开很激烈的权力斗争，经过九一八、一二八两场事变后，才成立了所谓的“汪蒋合作”。

《国民党派系斗争史》1‐92页。

这可视为以西山派为缓冲者的3派鼎立体制，即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居正任司法院长，戴季陶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兼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而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交通部长朱家骅、内政部长黄绍（立十厶）等则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亲信。在此情况下，新生活运动的性质被这些派系之间的关系所规定，而且前者也对后者带来了不少影响。

（一）响应新生活运动

首都南京的新生活运动由力行社社员开始筹备。任觉五从3月2日到9日征求发起人，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元良则于5日在市党部总理纪念周上作为主席提倡云∶

《新生活运动》269页。

《中央周报》第301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6页。

“我们现在继南昌之后开始来做，我们在南京方面，尤其在全体党员联合其他知识份子开始宣传这个运动的意义。我们把蒋委员长的谈话多多发挥，使民众都能了解。至于如何使个个人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这在党部方面要有一个组织，由党部领导这个组织进行。”

此时，南京市党部似乎由CC、黄埔两系所各据其一半，即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3人中，除了张元良以外，其他两个（周伯敏、雷震）都属于CC系，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周复则是黄埔系。尽管如此，CC系对黄埔系所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并未反对，而却立刻成了在首都展开此次运动的核心力量。其理由大概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推崇及蒋介石的领导性这两点，CC系、黄埔系之间原来毫无分歧，而且两系处于争先恐后地为蒋介石尽忠的争宠关系。

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一个“复兴社”参加者的自述与观察〉《蓝衣社 复兴社 力行社》46页。此外，执行委员谷正鼎、方治及监察委员赖琏属于CC系。

此后，由市党部发起筹备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不久就发表的〈简章之草案〉规定云∶

《中央周报》第301期〈一周大事汇述〉3页。

“凡本市市民及各机关公务人员愿遵守本会运动纲要而又能以身体力行者，不分性别，均得加入为会员”；“本会为求宣传、检查实行有效起见，另以会员组织新生活队数队，以为表率与监督。”

这是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没有的制度，可见赣宁之间未必有很紧密的联系。总之，南京的运动尽管呼应南昌而发起，然而从开始就呈现了独自的面貌。

可是，此时又出现了稍为不同的声音，即市政府社会局长王崇植提议云∶“京市倘能由各院部会长官发起，以身作则，则当能收实际效果”，他又说新生活运动须要“在不化闲钱之规范下努力促进。”虽其派系背景不详，但他似乎作为行政当局负责人希望此次运动不会影响、改变原有的统治机构，而却在其框架内开展下去。果然，此后应征做发起人者抱括交通部长朱家骅、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著名人士。但是，这些人物当时都靠近CC系，可见该系此时试图动员与其相近的中央级名人来掌握首都新生活运动的主导权。这些共计数十人发起组织南京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呈请市党部颁发许可证书，定于14日举行成立会。

《中央周报》第301期〈一周大事汇述〉6页。

CC系此时对朱家骅“以宾友相待”。胡梦华〈国民党CC派系的形成经过〉《CC内幕》34页。罗家伦亦倾向于CC系。袁英林〈“二陈”与国民党CC派〉《CC内幕》79页。

《中央日报》1934年3月12日，第2张第3版。

成立大会以某些理由被延至3月16日。15日发表的发起人数增至200余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西山派的叶楚伧、邵元冲及改组派的陈公博等，而且改组派头目汪精卫亦于15日签名加入为发起人，他据说认为∶“新生活运动关系民族前途极为重大，且新生活运动所规定各种办法与彼向来之生活习惯相符合。”如此，拥蒋派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首都逐渐开始卷入了反蒋派的党政领袖。

《中央日报》1934年3月16日，第2张第3版。

邵元冲虽属于西山派，但于1934年5月就任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副理事长，此为CC系的外围组织之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第2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理事会理事名单〉773‐4页。

3月16日在励志社大礼堂举行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大会，此时被选出的理事31人、候补理事17人、干事17人、候补监事9人，其派系比率与发起人相同，即除了汪精卫、叶楚伧、邵元冲等3人为监事，陈公博为理事之外，黄埔系、CC系仍然居多。此后，朱家骅、王崇植、张元良、任觉五、陈焯、侯志明、胡轨等7人被选为常务理事，汪精卫、叶楚伧、褚民谊、赖琏、雷震等5人被选为常务监事，亦组织设计委员会，陈立夫被选为主任委员，可见黄埔系、CC系、西山派、改组派混在一起。但是，第1次监事会议决议云∶“关于新生活运动应注重于感化及力行，不宜过度干涉，致起骚扰”，而且邵元冲提议说∶“组织应力求简单化，避免机关化，其他如处分须注重感化、教育、劝导，避免似行政之处分、司法之惩罚。”由此可见，对于由拥蒋派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反蒋派希望防止它获得、行使实际权力来影响、改变原有统治体制，试图将其限制在宣传活动的范围内。

《中央日报》1934年3月17日，第2张第3版。可确认为黄埔系者有桂永清、唐国桢、曾扩情、李秉中、笠鸣涛、程登科、萧文哲、张元良、周复、潘佑强、任觉五、刘健群、梁干乔、王慕尊、胡轨、韩文焕、侯志明、贾国民、赵范生、胡靖安、林庆隆、张辅邦、林桂圃、乐干、顾谷宜、张镇、陈烈甫、李国干、仇硕夫、萧彝等。属于或靠近CC系者则是陈立夫、方觉慧、赖琏、梅思平、雷震、罗家伦、程沧波、朱家骅、周伯敏、方治等。

《中央周报》第306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5页；《新生活运动》271‐2页。

此后，南京的新生活运动主要由党政机构开展下去。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暂向交通部商借500元作为开办费，会址暂设市政府内，人员亦大部份由交通部、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调用。3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致电全国各省市党部及各民众团体云∶“自南昌各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还，遐迩响应，风靡一时，足征此救亡图存之基本工作，为时代所急需，而为人心所同具。本会有领导全国民众运动之职责，尤希与各级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同加倡导，移易颓风。”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交组织、宣传、民众运动3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会拟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4月4日，宣传委员会召集组织、民众运动两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开会讨论新生活运动的范围和内容。如此，对于原在其外部发起的这场群众运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追认其为正式活动。

《中央日报》1934年3月22日，第2张第3版；《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363页。

《中央周报》第303期，1934年〈中央民运会为促进新生活运动通令各省市党部团体努力倡导电〉2页。

《中央夜报》1934年3月22日，第1版；《中央日报》1934年3月23日，第1张第2版。

《中央日报》1934年4月6日，第1张第3版。

由于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采取会员制，也征求各机关、社团、学校加入，使其成为团体会员，从4月1日起至5月底为止，应征者共达93团，亦由各会员组织新生活队，以为各该团体会员内所属人员之表率，至7月6日止已组织新生活队者，计54团体会员，人数共达4945人。中央党部秘书处及组织委员会、市党部、立法院、行政院、外交部、实业部、铨叙部、交通部、卫生署、建设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市政府等相继成立了由会员组成的新生活队。国民政府由文官长通告全体职员，遵照规定办法实行新生活，亦于6月13日通饬各机关努力新生活运动训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于28日通过〈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办法大纲〉，规定其原则云∶

《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364页。

《中央日报》1934年4月29日，第3张第2版；同1934年5月2日，第3张第3版；同1934年5月8日，第3张第2版；同1934年5月10日，第3张第2版；同1934年5月16日，第3张第2版；同1934年5月17日，第3张第2版；同1934年5月29日，第3张第2版；《中央周报》第308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6页；同第309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11‐2页；同第310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12‐3页。

《中央周报》第310期，1934年〈一周大事汇述〉12页。

《中央周报》第316期，1934年〈国府通饬各机关努力新生活运动训令〉2页。

《中央周报》第319期，1934年〈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办法大纲〉12‐3页。

“一，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运动之意义与目的，在指导党员、推动民众、修养个人德行、转移社会风习，以期复兴民族、建设新中国。二，各级党部推行新生活应根据中央关于新生活运动一切规定及蒋委员中正所发表之〈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参酌所述党部及党员情形，拟具详细办法。”

由此可知，中央政府、党部成为推进新生活运动的主体，也由此在某程度上接受了蒋介石在此次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二）运动与派系

首都党政领袖如此积极地参加新生活运动的理由似乎与其派系背景有关。他们抱括拥蒋派和反蒋派，前者（主要是CC系；黄埔系、政学系则缺乏中央级人物）对以蒋介石名义发起的运动表明支持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但后者（西山派、改组派）也并未反对，却要加入运动的枢纽来对此发挥影响力。

对于CC系，新生活运动很符合其素来赞扬传统、反对西化的言论。朱家骅说∶

朱家骅〈新生活运动与教育〉《中央周报》第303期，1934年，6页。

“近代中国民族的精神，逐渐消沈，到了清末，受各国的压迫，几度挣扎，至于义和团的运动，乃是最后的失败，自此民族自信力完全丧失，以后一切革新运动，事事模仿外国，一味盲从，流弊所及，至于将中国固有的历史精神，丢得干干净净，外来的政策制度，不问其是否合于国情，多拿他作救治中国的良方，一切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弄到结果，把中国的制度文物，整个崩溃，发生一大混乱底局面，因此在此时期所制造出来的青年，又散到社会里去，播下多少祸根，损伤了国家多少元气，这不是已往教育的罪过么？”

他如此与黄埔系同样地批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青年的影响，且从“二十年来不曾离开教育界”的立场主张云∶“我们要知道新生活运动要从教育上下工夫，必要使纯洁青年们在染习未深的时候养成新生活的习惯。”

陈立夫则企图把新生活运动包含在他的唯生论、民生史观的框架内，来获得这一运动的理论家地位。他说∶

陈立夫《新生活与民生史观》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41‐2, 67页。

“新生活的方法，是纳礼义廉耻诸美德于衣食住行之中，以求民生之解决。礼义廉耻，精神的条件也，衣食住行，物质之需要也。在心与物的适度配合中，求其合乎生存进化的条件而已，所以新生活的根本思想是由民生史观为基础而出发的！”；“新生活是民生史观在现阶段中的实施办法，民生史观是新生活的哲理基础。”

如此，他尽管和贺衷寒、邓文仪等同样地采取形而上学性的物质、精神观，但几乎忽视黄埔系提起的礼貌、卫生等具体问题，却用其很抽象的理论来解释此次运动。

市党部监察委员张默君（力行社社员）说∶“我记得六年前蒋先生在黄埔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书房都狠整齐清洁、勤劳奋勉，所以现在能克苦领导武装同志和民众，来做本党革命事业。我们从这些地方看起来，大家要从小事做起。”《中央日报》1934年3月20日，第2张第3版。

总之，CC系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较为被动，且几乎忽视了它所提倡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虽然如此，他们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却积极地参与首都的运动，试图趁此机会扩大势力来对抗其他派系。

首都新生活运动会包含两个属于西山派的监事，即叶楚伧和邵元冲，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和蒋介石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叶楚伧很积极地参加了新生活运动。他于是年5月作为主编者由正中书局出版新生活丛书10册，这一丛书经呈请中央党部审定，特由其秘书处函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转知各地组织广为介绍，该会于7月3日转知购阅。他在〈新生活丛书发刊旨趣〉里写道∶

他们俩虽属于西山派，但早已于1926年靠近蒋介石，做了双方之间的调停人。《国民党派系斗争史》16‐8页。

《中央日报》1934年7月4日，第3张第2版。

附于新生活丛书各册卷首。

“我们企图推行新政、复兴民族，最根本、最迫切的要点不可不使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澈底的改善。象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散慢、颓唐、顽固，决不能接受近代科学的、文化的，决不能使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具体地实现的。”

如此，至于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未能成功的原因，他和蒋介石同样地归咎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换言之，认为精神重于制度。然而，他也说∶

同上。

“中国是世界上最富于历史性的国家，在不与列强接触的时候，中国即凭恃着祖宗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已足够享受了；可是，到此刻列强均在殚心竭虑求科学的进步，使一切文化、生活咸受科学的洗礼，而我们还是墨守成规，夸耀祖宗的遗产而自豪，从不进求‘推陈出新’的方法，是万万不能存在的，炽燥归于灭亡的。所以，这负有重大意义的新生活运动，虽然是蒋先生所首先发起，而实在是时代自然发生的需要。”

由此可见，他与黄埔系、CC系不同，对新生活运动的复古主义侧面持有较为消极的看法。

此外，林森虽并未亲自参加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但似乎了解到了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的意义。他说∶

林森〈新生活运动的起点〉《中央周报》第305期，1934年，1‐2页。

“譬如看戏购票，在欧美各国，无论人多拥挤到怎样，还是顺次购买，很有秩序的。记得本席有一年在伦敦时，刚刚有一个新戏院开幕，那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戏院，所以看的人很多，可是售票时候，秩序井然，毫不扰乱。回顾我们中国怎么样呢？一定是争先恐后，人声鼎沸，这不是中国人做不到秩序，实在习惯如此，没有人注意纠正吧了。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新生活运动立场看去，我们今后应有积极纠正的必要。其次我们看到卫生局的报告，知道近一年来，有数万人患肺痨病，现在假使大家来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就是不要随地吐痰，那末一定可以减少无数的肺痨菌在空气中横冲直撞，逢人便噬的毛病了。”

不仅如此，他也和蒋介石同样地认为这些对规矩、清洁的追求符合古代中国思想。他说∶

林森〈民生主义与新生活运动〉《中央周报》第313期，1934年，1页。

“新近蒋委员长在南昌提倡新生活运动，其着手办法也离不了衣食住行，而表现的精神则以礼义廉耻为纲领，这是很对的办法。就衣来说，我们固然用衣蔽体，但是还要穿得端端正正，古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四年》】，可见穿衣也有一定的礼。食字也有一定的礼节，古人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 【典故不详】，这可见古人重礼节，不苟食的重大意义了。至于住，古人虽一橼一屋，必求适用，不可过于华美，孔子赞美‘公子荆，善居室’【《论语·子路》】，就是中于礼节的意思。行是总理所最重视的，他满想举国之内，南北东西，无往不利于行，所以在初年，就有十万里的铁路计划，与百万里的公路计划，固然行要求道路的畅达，尤其要遵守一定的礼节，古人说∶‘徐行后长者’【《孟子·告子下》】，就是一种行的礼节，如果没有礼节，在马路上争先恐后，疾趋而过，那末即使不至撞倒人，他必很容易为人所撞倒的。”

总之，西山派人物虽未必如拥蒋派推崇蒋介石为精神领袖，且其对传统道德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对于改变中国人之日常生活的必要性，他们也没有意见，故而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此次运动。

汪精卫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认知极其透彻，值得加以具体的分析。至于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规矩、清洁”的意义，他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他说∶“我也认为规矩、清洁两项是新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共赴国难、共挽危亡的基本条件。”其理由是∶

汪精卫《新生活与民族复兴》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42页。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2‐3页。

“整齐的反面是散慢、零乱，我们要知道，散慢、零乱是个人生活所容易发生的现象，而整齐则是团体生活所必须的现象。民族能否复兴、国家能否生存，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组织力，我们的组织力能否健全，于我们能否进于团体生活见之，所以我说整齐是民族复兴、国家生存的关键，决不是夸大之论。我们中国人习于散慢、零乱的原故是因为惯于个人生活，而不惯于团体生活，如果要进于团体生活，那末整齐实有必要。详细些说，团体生活必要整齐，若不整齐，便不能适于团体生活。”

他把中国的衰弱归咎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这种逻辑完全吻合黄埔系的言论。而且，他也和蒋介石同样地忧虑中国人缺乏规矩和清洁的生活状况，将其描绘得如下淋漓尽致∶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4‐7页。

“（一）譬如我们到了中国式的戏院子里，立刻便会看见满地的瓜子壳、果子皮，以及各种食物的残余等等，以及鼻涕抹在椅子旁，以及口水吐在地板上，以及泡开水的，大声疾呼，燕子般飞过，大约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眼花的。这种现象，只要将电影场里现象比一比，立刻就会觉得整齐是适于团体生活，不整齐不适于团体生活。（二）譬如我们到了中国式的旅馆，任你看见他的门面如何堂皇，设备如何华丽；但是旅客们的讲话声、脚步声，全都是旁若无人，似乎他以为这一间旅馆只是他一个人住的，其余各种的嘈杂可以令你昼间坐不牢椅子上，夜间睡不着枕头上，只要将外国人开的旅馆比一比，立刻就会觉得整齐是适于团体生活，不整齐不适于团体生活。（三）譬如我们到了火车上无论是那等车位，或是到了轮船上无论那等舱位，不要说别的，只要你到茅厕里看一看，立刻便会发现了中国人的特色。我说这句话，自知近于无礼，但我不得不说。总而言之，不替别人谋一个干净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这是江山可改、本性难移，是不适于团体生活的。（四）譬如我们到了码头或其他热闹处所，看见那一种喧嚷拥挤的情形，可以立刻发见一个原则是人人都要占便宜，人人都要自己占便宜而使别人吃亏。在这种热闹场中，脾气好的只有吞声忍受，将就过去；脾气不好的随时有打架的可能，然而无论脾气好的与不好的，总而言之，都不适于团体生活。”

他虽如此全面地承认通过新生活运动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与公共意识的必要性，但对于依靠政治权力推进运动的方法却表示很消极的态度。他主张云∶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50‐1页。

“照普通定例说，社会上制裁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道德，道德是定人生最高的标准；第二是法律，法律是定人生最低的限度。譬如救济穷人是合乎道德，伤害他人是违反法律，所以比较起来，道德对人的希望还是高过法律。有人以为对新生活，最好用‘政治’和‘法律’的力量去推行、去制裁，要知政治的制裁、法律的制裁仍旧是一个最低的限度，只有社会制裁才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深信新生活，如果增高社会制裁的力量来促进、来推行，那是最有效的方法。譬如一个人在欧美各国戏院子里要随便的涕吐谈话，他一定要被同看戏的人制裁，这就是社会的裁制，这种裁制比法律裁制更大。社会制裁的力量怎样去增高呢？那末，就要一般知识阶级能制裁自己、坚固新生活的基础，然后才能希望。”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知识份子之主动的反省、改善，他也并不乐观。他写道∶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9‐10页。

“我所不解的，从甲午败于日本算起，兴办学校，于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学校里头是实行团体生活的，是有了团体生活的、训练的，但是为什么学校的训练不能影响及于社会呢？不能惟是，如今我们所碰见的人，三、四十多岁的不少，这些人都是受过学校训练的，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受于学校的训练影响之于社会，为什么反而受了社会的影响，把所受于学校的训练抛之于九霄云外呢？这样一想，真会使人不寒而栗。我所尤其不解的，一般留学欧美的朋友，他们在欧美时候，那些零乱、散慢的习惯，断不能容于欧美社会的；但是为什么回了中国以后，却又依样葫芦起来呢？彷佛听见他们说在欧美的时候，不能不学些欧美的派头，回到中国便回复于中国的派头了。中国派头比较舒服些，什么都可以随便，什么都可以不拘。哼！这是中国派头！何不说是亡国派头 ！”

这种看法大概是促使他决定亲自参加由党政当局推进的此次群众运动的因素。然而，他断然拒绝新生活运动的复古侧面，即不仅并未提到“礼义廉耻”一语，反而甚至说∶

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影响知识份子之改革努力的社会环境。他说∶“譬如到上海天蟾舞台去看戏，他也很‘随便’的满地吐痰，丢蔗皮、柑皮、瓜子壳、茶叶，他在座位上也很随便的吵闹说话，假如你要去干涉他，他必定要说你是读洋书的，学来这副外国脾气。”《新生活与民族复兴》43‐4页。

《新生活与民族复兴》54, 57, 59‐60页。

“所谓新生活，很明显的就是现代生活”；“试问中国如果不努力于做成现代国家、现代社会，难道要复古吗？复古可以救亡图存吗？”；“现代的社会道德、社会纪律与复古思想是不能并容的。我们还是以现代的社会道德、社会纪律来训练民众呢，还是以复古心理来阻碍一切的进步呢？”

这无疑是针对鼓吹传统道德来发起、主导新生活运动的拥蒋派的批判。他似乎警惕他们要把蒋介石推为倡导精神价值之教主的主意。

如此，他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含有两面性；他既深刻了解它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必要性，即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的意义，又非常害怕其对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的势力均衡所具有的危险性，即蒋介石利用这场群众运动成为全国唯一领袖的意图。

结语

1935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这很可能与他通过新生活运动塑成的精神领袖的形象有关。换言之，他发动、领导此次运动的政治目的因此实现了。这意味着，凭借领袖威望(charisma)来获得权力的政治作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具体而言，蒋介石成功地煽动他的亲信各派（黄浦系、CC系、政学系）之间的竞争关系，来促使他们尽量向他效忠。不仅如此，他能够迫使其竞争者（西山派、改组派）对此次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表态，即认为与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不如亲自参加，并将其拉拢于他们已掌握的体制中。殊不知这不但促进了运动的官方化，而且也对蒋介石的“教主”形象给予了一种公认，故而他得以借此提高其威望和地位。这或许有利于中国国民党政权稍后在抗战期间依靠领袖威望加强动员能力，来巩固其战时体制。

然而，就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本身而言，这种派系背景和政治博弈不得不给它带来消极影响。近代性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的追求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世界各国发生的全球性的“身体近代化”。在欧美和日本（及其殖民地），有关纪律、卫生的观念和习惯通过军队、医院、学校等集体生活被普及到全体国民，将他们改造为勤勉、健康的近代国民，进而提高了国民国家的军事、经济潜在力量。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物，不论属于任何派系，都怀有愿意以自己为雏形来把中国人民改造为近代国民这种精英心态。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未能彻底进行国民皆兵、国民医疗、国民教育等，故而“身体近代化”只能用群众运动方式来企图实现。结果，这种暂时的、间歇的政治动员不可避免地导致运动的空虚化、戏剧化，从而构成了新生活运动归于失败的一个原因。

参阅，Lawrence Wright, Clean and Decent: The Fascinating History of the Bathroom & the Water Closet, and of Sundry Habits, Fashions & Accessories of the Toilet Principally in Great Britain, France, &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0; Alain Corbin, 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Georges Vigarello (Jean Birrell tr.), Concepts of Cleanliness: Changing Attitudes in France since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Julia Csergo（鹿岛茂译）《自由·平等·清洁 入浴no社会史》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92年；Suellen Hoy, 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小野芳朗《〈清洁〉の近代 “卫生唱歌”から“抗菌goods”ヘ》东京∶讲谈社，1997年；Nancy Tomes, The Gospel of Germs: Men, Women, and the Microbe in American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Linda J. Rynbrandt, Caroline Bartlett Crane and Progressive Reform: Social Housekeeping as Sociolog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9; 。

参阅，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第Ⅲ部

國民黨 黨國體制의 構造와 性格

国共两党“党国”体制比较研究：1924‐1949

国共两党“党国”体制比较研究

江  沛（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一、“党国”之源：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似与不似

二、“党国”之本：共有的“一个主义”意识形态

三、“党国”之基：“党军”变异与“支部建在连上”

四、“党国”之惑：“以党训政”与苏维埃政权及“三三制”

结语：“党国”体制未来转型的可能性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变化之一，是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皇权体制的废弃及源于西方的政党政治形态开始登陆中国。然而，中西政治文化意识的冲突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体制上得到了充分反映，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代议制在军阀干政下扭曲变形。随着苏俄革命的成功及其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列宁主义政党政治形态的确立，使世界上不少落后国家特别是急于获得民族独立的中国，看到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捷径，而苏俄的革命模式及其“党国”体制也成为群起效法的样板。1920年代初，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斗争模式转型及中共的成立，都是苏俄旨在缓解东方压力政策的产物，也对国共两党政党政治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在这一个意义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才有了“孪生兄弟”的比喻。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1927年后的全国执政中逐渐成熟，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新篇章。而中共的“党国”体制也是在1927年在南方苏区试行苏维埃体制中后逐渐成型的，其中也有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影响。在20世纪的时空中对国共“党国”体制进行比较的反思，似乎较为适宜。但本人认为，在苏区及中日战争中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中共已在学习和模仿苏俄体制及国民党体制，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职能齐备，“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省级建制的需要，具备了一个微型国家政权的全部组织机构”，由此奠定了1949年后中共“党国”体制的基本形态及特性；1949年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状态，也使得中共“党国”体制在绝对排斥西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进一步变异，其特征又非1949年前国民党“党国”体制所可相比拟。因此本文选择在1927‐1949年间对处于同一时期、同一时局下的国共“党国”体制进行比较，试图通过对列宁主义政党模式、“一个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党建军，以党“训政”和一党专政等四个特征的比较，考察这一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格局的重大问题。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4页。

有关这一问题的前期研究，可以说早已开始。台湾及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但囿于条件看到的不多。近年来在有关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研究中，台湾学者吕芳上先生指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是一种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从民初自由主义代议政治，走向政党操控的一党政治，关键的影响因素在于苏联革命的成功。孙中山的“以俄为师”理念，使得民初具有议会党形态的国民党及后来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中共，均形成了意识形态认同的革命党，为此后的“党国”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认为“中共实行的是强势全面的党国体制，国民党实行的是弱势过渡性的党国体制”，并对中国“党国”体制向政党政治的演变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考。江沛认为，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源起于孙中山的“党治”思想及苏俄政治理念的影响，初成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成熟于国民党大陆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后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而孙中山强调国民党革命最终目标是“还政于民”的宪政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培育了国民党政治价值形态的多元化，也使国民党从意识形态到实际政治控制都始终不能达到真正的一律。但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对政治资源的长久占有及由此产生的利益集团的庞大，在尾大不掉的状态中最终断送了国民党的执政。

钱端升等人的《比较宪法》、陈之迈的《中国政府》等对此都有涉及，或只涉及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或对其从政治学的理论形态上加以解释，但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国”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论并不多见，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笔者尚未看到中国大陆有相关成果发表。

吕芳上：《政治转型的挑战：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发展与省思》，名古屋：日本中国现代史学会第55回全国学术大会发表（2005年10月23日）。

江沛、迟晓静：《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1924‐1949》，合肥：《安徽史学》2006年1期。

在对中共“党国”体制问题的研究中，台湾学者侯家国对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的“以党领政”统治方式进行了简略分析，并没有超越国共两党敌对立场的评述。李智勇认为：在战时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形态上，中共实行“一元化”领导，一是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党的组织领导一切”；一是在中共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上，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在对边区政权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途径上，从组织上讲，一是“边区各级党组织形态完备，形成了与政权系统并行的又一领导系统，这一系统的每一层次分别将同级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置于自己的统一领导之下”，而行政系统中的主要领导，“一般也是同级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以便党委加强同政府的联系和方便领导”；二是在各级政权的“三三制”建设中，非党人士多是拥护中共的，如此则形成“政权中的多数”；三是边区司法隶属政府，这种体制有过多干预司法的弊端，但显然有利于中共“一元化”领导。从政治上讲，中共则努力使自己制定的政策符合边区的实际，以影响各界人士的拥护。但李智勇认为，同样是“一元化”，中共的本质是民主的，因为中共是集体领导，在决策程序上实行了党内民主制，在体制上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国民党的本质则是独裁的，一是国民党倡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在战时机制下建立了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之上的军事独裁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则掌握了党政军所有大权，这一分析的逻辑显然不通。战时国民党的领导机制的确是军事独裁制，但它的组成是为了适应战时体制，中共当时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把政权形态扩展成为相对开放性的“三三制”，但中共对其的实际控制却是众所周知的，在地方党政军体制上同样是战时的军事独裁制。此外，本人从互联网上查阅了众多的中共党史论著，发现中国大陆真正涉及中共党与政权关系的论著屈指可数，而且从政治学理论出发分析其政党性质及党政关系者更属凤毛麟角。

侯家国：《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及其运作》，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1月版，第127‐128页。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2‐66页。

邵维正曾在其论著中对国共两党进行了一些缺少政党政治学根由的比较，如对国共两党进行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从理论体系、政治路线、性质宗旨、组织状况和领导素质五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但由于已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宣传意识，这一比较缺乏应有的深度。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00‐306页

由此，本文对国共“党国”体制的比较分析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事实上，只有认真分析并认识到中共党与政权关系的本质，才能深刻洞悉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及问题所在，特别是将国共两党的“党国”体制置于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变动的大视野下进行探究，方可更加清晰地体会世界化进程在中国的艰难曲折与不可阻挡之势。

一、“党国”之源：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似与不似

在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脱胎于孙中山“党治”理念及苏俄意识形态的国共两党，在政党建设的理念的实际运作上，均带有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显著特征，也存在着诸多的迥异之处。

西方政党政治的理念进入中国始于19世纪末，真正付诸政治实践始于民国之初。在探索建立共和国过程中，孙中山看到了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重要性，多次声称：“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国，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一党转移到彼一党的。中国也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事实上，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了，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每一政党的明确政策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确定下来”。民国初年议会选举的繁华过后，是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对民主共和制的践踏。国民党内部派系分化过大、利益不均、冲突不断的问题，严重影响到革命党应有的组织功能及必需的组织效率，也令孙中山苦恼不已。1920年代初，在屡受挫折之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苏联援助之下推行“党治”理念，他所谓的“向来主张以党治国”主张，本质已发生重大变化。孙中山声称国民党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党内实行委员会制，也推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声称只有党所承认的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声称代表人民以强调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在国家性质上采用独一阶级专政的纲领，党对行政采用绝对的控制等。此外，国民党还通过创建黄埔军校建立起一支“党军”，并在军队里建立起各级党代表制、政治部和党部体系，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孙中山这些思想认识及对国民党的“重组”，使国民党初步具备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形态。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10月版，序言第1页。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3页。

《中华民国》（1912年7月中下旬），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3页。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

江沛、迟晓静：《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1924‐1949》，合肥：《安徽史学》2006年1期。

孙中山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及影响，力排众议，实现了其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及政党组织形态的苏俄式改造，其政治思想也成为了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由来。蒋介石的“党治”思想深受孙中山影响，不少基本理念也是沿袭孙中山思想而来的。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不可能如一些学者所言“彻底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能在有限的框架下进行变通和改造，否则他等于在断送国民党统治及自身拥有权力的合法性。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组织结构，在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期间直至蒋介石于1938年4月当选总裁，国民党都没有对其最高纲领及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形态、管理机制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靠军队起家的军人，在党内并无深厚的资历及较高的地位，在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元老的斗争中，蒋介石不得不依靠军权进行抗争。从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展现出了令国民党中央极其不安的个人专权品性。在无奈屈服于蒋介石军权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宣布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合并，国民党渡过了一次彻底分裂的重大危机。1931年，蒋介石在约法问题上与胡汉民的意见纷歧，竟以扣押胡汉民为结局。这一时期，蒋介石压抑党权、抬高政权及军权的作法比比皆是，目的自然是维护其个人权势。名义上的“党权高于一切”与事实上的“军大于党”、“政大于党”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蒋介石同样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内部诸种派系的竞争，这种竞争导致1938年4月蒋介石任总裁前国民党内始终没有一个绝对的精神领袖；此外，如桂系、阎锡山等地方势力挟兵权对抗中央，从而导致了国民党始终无法在政治上达成绝对的“一律”。由此可知，国民党对于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学习形似而神不似。王奇生认为，在法理上，国民党的权力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上却是军—政—党，国民党由此形成了一个“弱式的独裁政党”，这一性质的断定在与中共的“强式的独裁政党”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51‐152页。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59页。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61页。

1921年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其组织结构完全是模仿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形态，在党内实行委员会制，党内生活原则是“民主集权制”，强调领袖的绝对权威，自上而下建立起系统的党组织体系，同样也声称代表人民利益，在国家性质上也提出采用“无产阶级独裁制”的纲领。直至1927年8月后，中共才有了自己控制的军队，在军队里“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由于中共直到1937年才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直至1949年才获得了全国执政的机会，在此前的秘密状态中，虽然也有派系纷争，但中共组织体系始终与军队合二为一，无论是苏维埃政权还是抗战政权，都常常由党进行包办，党权不仅与军权并行、而且常常高于行政权。由于战争环境，党与军队共存的状态，使得军队内部一些行动规则渐渐改变了党的生活原则，如红军时代曾反对极端民主化，对于红军中“‘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多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显然，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战争状态中也难以充分做到。与此同时，党的“一元化”领导也是在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红军时代曾有入党随意、纪律松懈、上下级关系不密切、甚至不要为“怎么使党员到会感兴趣”而发愁；但与此同时也有政治委员必须副署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的规定。特别是在1939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直至1943年结束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后，中共党的列宁主义模式得到了完全体现。虽然斯大林常认为中共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中共对于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学习却是形不似而神似。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1页。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9‐91页。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15页。

二、“党国”之本：共有的“一个主义”意识形态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诸种来源，既有主流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也有源于西方政党政治的特征，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意识，还有苏俄政党的“党国”体制要素，体现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传统与现代相互杂融的基本特征。

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展开的诸多论述，都强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强调反对外来势力侵略、恢复国家主权的正当性，强调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为此，孙中山强调了中国革命必须从革命开始，进而通过国民党的“训政”走向宪政的国家建设基本思路。国民党强调它代表大多数人民行使政权，也表达了其将来宪政时期“还政于民”的理念。在经济建设上，国民党认清了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不可逆转，强调必须发展大工业，以国家力量控制资本运行，强调与世界经济的相互接触，但也设法通过各种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在文化建设上，国民党强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自孙中山总理的时代至蒋介石总裁的时期，国民党都声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的“一个主义”原则，强调着思想意识的统一，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态的必要性。针对“清党”之后党内一度出现的“思想的纷杂”状况，蒋介石认为，由国民党进行的全国政治统一，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进程中，只能“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思想之统一，比什么都要紧”；“要确定总理的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作为这种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在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公然将一党主义的思想禁锢强加于亿万民众。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就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要求政府开放党禁、开放言论者日众，国民党却声称：“当前只能有养成人民政治能力的民意机关，而不能突然成立完全民权的民主制度。抗战保证将来的民主，而当前空喊的民主，决不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唯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我们的精神寄托在民族国家上，就是寄托在三民主义的信仰和对总裁的服从上”。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中国建设之途径》，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557页。

《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民意机关与民主政治》，南京：《中央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7月28日）。

余卓坚：《国民应以至诚接受精神总动员纲领》，南京：《中央周刊》第1卷第31期（1939年3月9日）。

在强调思想的一元化同时，国民党政权还通过宣传媒介展开意识形态的官方化过程，不仅每次中央全会都会通过一个诸如《统一革命理论案》的议案，反复强调在全国树立三民主义理论权威地位的重要性，而且还采取诸如大量出版有关报刊、书籍扩大影响。1938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宣布：凡翻印《三民主义》、《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建国大纲》等著作在5000册以上的出版社，奖励1000元；翻印4000册以上者奖励750‐1000元。1939年，国民党中常会第132次会议通过的《党义著述奖励办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大学里开设“党义”课程并列为必修课程，在中学也试行“党义”教育，目的就是要在青年一代中传播官方化的意识形态，使人们习惯于按照官方的立场去思维和行动。与此相配合的，是对中共及其他思想传播的禁止，认定“共产党妨害我们的革命及本党的主义”，所以，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我们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

《中面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南京：《中央周刊》第1卷第19期（）。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南京：《中央周刊》第1卷第21期（1939年1月1日）。

《开会词》（1928年2月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还特别强调其思想来源的道统化，以适应众多民众思维的惯性。通过对《大学》、《论语》及《中庸》的政治性解读，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穿凿附会式的理解，孙中山特别是蒋介石，都一再宣称自己思想的传统性。国民党声称：孙中山建立的是“以中国之历史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以适合中国民族之迫切的需要为方法，以世界民生问题为解决对象，以世界人类的大同进货为终结目的之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权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信义的道德；民生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仁爱和平的道德”；在国民党人看来，孙中山先生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优秀文化，“在青天白日旗下，重新发扬光大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编者1983年印，第63页。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编者1983年印，第51页。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编者1983年印，第40‐41页。

蒋介石同样也是一位强调把三民主义儒家化解释的人物，在继承孙中山思想的基础上，他欣赏的王阳明的“知难行易”学说，提倡的“心理建设”，推出的“新生活运动”，都在在表现出了复兴传统中国文化的意蕴和借此强化政治统治的深意。蒋介石曾将人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把大多数民众看成后两类，要求民众跟随“先知先觉”者前进即可，如此“革命才能成功”。这种愚民思维曾受到党内元老胡汉民的申斥：“抛开了三民主义，大讲其《论语》、《中庸》与礼义廉耻，甚至要人学曾国藩与胡林翼，目的只是在愚民”，并称这是对三民主义的“流氓化”。

胡汉民：《三民主义的心物观》，南京：《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

显然，蒋介石的思想与孙中山思想是有不同之处的。孙中山思想中所具有的现代民主思想成份，虽然没有被蒋介石所接受，但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之源，孙中山的宪政理念与此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构成了国民党意识形态内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在诸种政治势力作用下的国民党，时而严格意识形态的管理，时而部分开放政治空间，诸如开放民办舆论、自由组织社团等，形成了“一个主义”下的“弱式独裁”现象。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为根本原则，特别是列宁主义的诸多理论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更大的影响。中共强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强调反对外来势力侵略、恢复国家主权的正当性，也强调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此，中共强调中国革命必须从以暴力的方式进行，通过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通过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改造财产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从来强调它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是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其政策反映了众多阶级而不是少数阶级的利益，本身即是人民当家作主，并不存在未来的“还政于民”。在经济建设上，中共也认识到了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不可逆转，强调必须发展大工业，但必须以国家力量控制资本运行，也不反对与世界经济的相互接触，但强调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反对私有企业的发展。在文化建设上，中共也强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

由苏俄远东政策催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政治纲领的“俄化”是不可避免的。中共“一大”即公开宣布：“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927年后，转入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共，在南方各省交界地区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Soviet）是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意思，源于苏俄，采用的是立法与行政合一制，所辖区域称作“苏区”。中共认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从意识形态上讲，这一表述仍然是对此前“无产阶级独裁制”的继承。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5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9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89页。

在中共革命奋斗的终极目标上，早期中共文件的表述是：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为职责的，最终的目的则在于“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既然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工人阶级，主张劳农联盟，逻辑上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及先进文化，自然不存在革命之后的“还政”问题。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关系转入了第二次合作阶段。此时，为扩大政权基础和争取抗战力量，中共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所有抗日各阶层人民联合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均可参加这个政府。它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也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更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些提法在形式及内容上较之于“无产阶级独裁制”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强调了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但从中共固有的意识形态来看，其权宜性也是很明显的。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1923年6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1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2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51页。

在中共第一个决议中，特别强调了展开宣传工作对于中共发展的重要性，如“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不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和文章”。在最初将宣传及斗争的领域局限于工业领域时，中共就强调在工人学校里，“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出席校务委员会的会议”，“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否则这种学校就无需存在，可以加以解散或改组”。由此也可以看出此后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严格控制的最初思路。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7‐8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8页。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农民式的现代政党，其组织结构决定了中共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及农民意识较浓。特别是由于1927年后的中共组织，常常处于相对封闭落后、生存困难的环境中，“人民利益”的强调使得思想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狭。中共不仅反对思想的多元化、强调思想的官方化与道统化，而且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确定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以取代原有对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崇拜。

由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异同可知，国民党与中共都深受苏联“党国”体制的影响，在革命时期都自称代表民众，都主张执政后要实践政治民主，但也都强调在宪政之前的“以党训政”和“无产阶级独裁”及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在传统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特殊时代，两党由于自身集团构成、成员素质、思维惯性等原因，也都表现出了政治集团独有政治资源的共同特性，这使得两党在建立起不同的“党国”和准“党国”体制后，在体制及功能上呈现出相似的排斥异党的独有“党治”特征。所不同的是，孙中山倡导的“党治”原则的“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论以及国民党在同盟会及此后时期诸多派系的融合，既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性斗争加剧，也形成了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弱化作用，而且作为意识形态核心理念的孙中山宪政“三段论”，也成为此后众多党派、舆论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推行宪政的依据，1949年前大陆、1975年后在台湾都是如此。

三、“党国”之基：“党军”变异与“支部建在连上”

民国初年，在代议制成为众多军阀、政治家玩弄于掌上玩物的同时，旨在恢复代议体制的国民党，却因没有军队而在“二次革命”中几经挫折。孙中山痛感：广东政权“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伏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等事宜。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在广东也开始筹备建设军队的行动，拟设立600人的军团组织，计划于一年内建立两个师的“真正党军”。11月上旬，陈炯明叛军攻打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即决议组建国民军，明确以党的训练及党委任的军事专家为特色，所募教军必须首先是国民党员或志愿入党者。这次召募被视为“军官学校及党军创立之胚胎”。1924年2月，黄埔军校公布的第一份招生简章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员其对于国民党同情而未入党者，姑准应考；但于考取后，加入本党，始许入校”。此后，中国国民党即模仿苏联在黄埔军校及后成立的教导团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力求“以党治军”，使军队真正成为党的政治工具。党代表被赋予了“监督指导之地位”，党代表制与军队主官形成了军队中事实上的“党军双轨制”，成为此后国民党建军史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区别于一般军阀军队的特点之一。

《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纪录》（1923年12月9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0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12月版，第77页。

《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纪录》（1923年12月9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0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55年12月版，第78页。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转引自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475‐476页。

吕芳上：《先总统蒋公与黄埔军校的创建》，转引自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476页。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481页。

自1924年6月黄埔军校设立起，党代表制进入军队体系，代表着国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力较大，并领导着政治部的工作；政治部则负责对军校学员进行思想教育、宣传等具体工作；党部直属于党代表，在军队各级均有建立，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三者共同构成了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也形成了国民革命军与此前军阀军队迥异的特点及战斗力。文公直认为：“军队之系统，是自上而下；而党的组织，则由下而上。在军队一方面，固有阶级，但在党一方面，则同为党员，而无所轩轾。是以军纪风纪之外，更有党纪，使成为‘铁’的组织，‘钢’的的纪律；团全军为整个，完全接受党的训练、指导、管辖、裁制。同时，在军队方面，有特别党部，可以以党的纪律，互相监督。此种部勒方法，虽仿自苏俄，而训练之主义，则完全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党代表则是“代表中国国民党执行其集中之军权者也。有此制度，权与能之界限既清，而军队亦得以永为党的军队，而不致为私人之工具，一矫前此军阀之积弊。与特别党部制合而行之，军人乃得以认识自身之地位，与党之使命”。这一评价基本合乎事实。

文公直：《最近卅年之中国军事史》，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6月版，第80‐81页。

此后，受1927年春的“清党”运动影响，国民党中央撤销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制，但党部及政治部仍然保留。特别是在1927‐1931年间，由于国民政府对桂系、冯系、阎系间的战争频繁、部队编制变动较大，特别是蒋介石并不希望胡汉民、汪精卫等党中元老借机控制军队，党部建设在军队中十分混乱和松散。国民党中央曾向各军师派出党务特派员和筹备员进行督促，收效甚微。1931年后，政局渐稳，蒋介石也逐渐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军队党部的建设方得以推行。直至1938年4月蒋介石当选国民党总裁后，军队党部建设才步入正规，大批党部相继建立。战时的军队政治部体系在教育士兵、分析战局、提高官兵素质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如陈永发先生所言：国民党的军队党部“由上级军事指挥官控制，党的最高领导人只能在此军事指挥官的容忍范围内活动”，政治部主管的“声望始终难和军事主官比拟，通常沦为可有可无的摆饰，仅能在同级军事主管默许的范围内活动”，其实的政治动员效果非常一般。到1945年前后，不仅军队的特别党部达到了732个，党小组达到了10万多个，在采取各军集体入党的前提下，423万军队党员的庞大数量，也占到了国民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12月初版，第255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统计处编：《中国国民党党务统计辑要》（民国三十三年度），1945年9月印，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档案711⑤－47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

在军队中设置特别党部的制度规定，基于党对于军队的控制意识。这种体制源于苏联“党在国上”的政治形态，强调军队是党对社会统治的基础。从不少的政治表述上可知，军队首先是党的军队，其次才是国家的军队。这一“党军”体制的形成及延续，实际上是此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得以维持的核心所在，是近代一党独大制度的典型表现，也与近代世界宪政体制的特征及发展格格不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即将行宪的考虑，特别是军队特别党部效率低下、与军事指挥相互掣肘等问题，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做出了撤销军队特别党部的决定。

中国国民党军队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及特征，源于对苏联军队政工体制的仿效，但也出现了诸种制度性的混乱，如党代表制与政工体制的重叠、政工体制与党部体制的重复及功能复合。既显示出近代中国军事制度发展演变中外来影响的重要意义，也是国民党人对于军队政治工作制度理解严重误差的结果。

国民革命军政治制度的设置，在“党军时代”基本体现了党代表制高于政治部、特别党部的形态，党代表通过政治部实践党对军队的领导，党代表的职权较大，政治部是军队政治制度上的必要一环，具有具体的思想教育及政治宣传功能，而党部则是因国民革命军的最初构成均为党员而起，本身并不是军队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只是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而已。在法律上，党代表是通过政治部来体现对各级特别党部的领导的。北伐前后的国民革命军时代，党代表制因国共纷争而地位下降在“清党”后直至彻底取缔，军队政治制度演变成政治部与特别党部并存形态，政治部地位明确上升，特别党部却仍然处于一种“群众组织型”的团体的状态中；直至1928年国民革命军完成二期北伐，军队特别党部的建设都是通过政治部进行的，加上军队变动较大，编制膨胀迅速，特别党部建设的效果极差。1929年始特别是1930年后，国民党极力主张在军队重建特别党部，在一系列的政策及法规出台、设置军队党部筹备员、特派员等办法的督促下，军队特别党部渐次建成，军人党员人数占据国民党员总数的50%以上。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中央大力发展党员的鼓动下，军队采取了集体入党、取消预备党员等办法，军人党员发展到占据国民党员总数的60%。然而，军队政治训练部始终是组建特别党部的机构，具体的政治工作也由政治训练部进行，党部始终处于基层党部的状态，在多数党员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军队编制、结构变动剧烈的情况下，军队特别党部多处于停顿或瘫痪状态。

军队党部的制度，从设置之时起就没有真正实践“党在军上”的苏联军队政工体制的本意。军队党部的组建缓慢及作用式微，也正说明了这一特征。这是由于：一是由于孙中山的突然逝世致使党对军队的控制减弱；二是蒋介石等依靠军队发家的强人，在党内却地位低微，他们有意减弱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三是在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时期，众多军队强人的政治意识基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军队的认识，“有枪便是草头王”。此外，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上讲，“党军”的合法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实践层面上究竟能否执行、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却要视军事强人的政治态度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脱节，也恰恰反映了“党国”体制的非程序性及人治特征。

1920‐1940年代间，中国战争不断，军队不仅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掌握政权的重要依凭，也是夺取政权、抵御外来侵略的最有力工具。在这一过程中，能否拥有军队成为政治力量或政治人物能量大小的表现，军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干预政治走向的工具，军人干政屡有发生。如1927年蒋介石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并通过“宁汉合流”掌握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实权；1931年因“约法之争”蒋介石扣押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南京小汤山；在通过对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的排斥后，军人蒋介石于1938年如愿以偿地成为国民党总裁，形成了“党国”体制下事实上的“以军统党”。近代世界各国政治变革显示，当军队不能真正作为国家军队即严格服从法律、担当保卫国家、反对侵略职能时，它便会常常成为政治动荡的重要筹码，也是影响宪政秩序难以推行的重要因素。

1945年5月，鉴于即将宣布实施“宪政”，军队在形式应该归于国家所辖，国民党“六大”决议取消军队党部建制，至此，国民革命军仅保留政治部作为唯一的政工体系。纵观这一时期国民革命军的性质及实际归属状态可知，从最初的军队党有，演变为有意识地抵制党有，蒋介石个人控制军权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后宣布实施国家所有，也是为推行“宪政”不得已的作法，事实上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革命军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国有。

1927年8月，中共建立起由党控制的军队。在随后的长期秘密及武装反叛的状态中，生存艰苦的条件，使得中共党不得不常常依赖军队而生存，毛泽东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道出了中共政治体制中党与军、政与军融为一体的特性。自此之后，“党指挥枪”由此成为一条中共政治体系的重要法则。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即对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化体系。1928年5月，中共中央指出：“党的军事[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在暴动中，“省委特委与暴动的市委均应有军委之组织，重要县市应有军事特派员参加县市委”；“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同时即为党的军委”。至此，中共政治体系中的“党在军上”的原则已初露端倪。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8‐129页。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指出：为了保证军事力量与中共政治决策的一致性，党要“直接的对革命军事委员执行政治上的指导，得经过政治委员的制度和政治部及党的组织施行党在红军中的监督和领导的责任”。由此，红军及其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期间，都在军队中建立起了党委及政治工作的两套体系，即自上而下的军或师党委——团党委——连支部的系统和师政治部——团政治处——营教导员——连指导员的体系。“党部的负责人通常就是党代表，其权力包括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原则上他应该尊敬军事首长的专业知识，但因为军事和政治并不是可以截然二分的不同领域，实际上也经常管到军事方面”，这样的政治工作结构与国民党主导的国民革命军大致相当，实际效能却差距极大。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449页。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12月初版，第255页。

在即将展开对日作战的前夕，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即使在新国共合作中推行民主化进程，也必须要通过“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推行“共产党的单一领导”，并在军师等单位中秘密组建军政委员会，“这是党的组织，他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多次要求各地党委要大力扩展军队数量，但又强调“在部队工作的同志特别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服从党的利益，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宣示的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定军队政工体系的主要职能为“党的工作”、“实施部队的政治文化教育”、“保障部队每一具体任务的完成”、“进行友军敌军（日伪军）和地方居民的工作”，在许多方面与军队各级党委和支部的工作有重复之处，实际上也是由于战时各级党委及支部因士兵调动、伤亡而使组织变动过大、工作不易开展所致。在各根据地的军队具体建设上，党对军队的领导始终是重中之重。如1939年晋冀豫军区的政治工作方针即有在“部队里建立党的领导，调剂党员，做到每班有一个党员，每个连队都要建立支部”的明确要求，士兵党员占全军人数的32%，直属部队更高达46.84%；要求连队首长每月向支部报告工作一次，连排干部要过支部生活；这种对军队党的建设的要求及实施效能，比1939年前要有相当大的改进。

《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纲》（1937年5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10‐21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48页。

《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1937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10页。

《一九三九年工作总结与一九四O年工作计划的报告》（1940年1月6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2、24页。

1940年5月，中共中央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对《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提出批评，认为这份旨在“从政治上树立军队革命化、民众化之坚固基础”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军队中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工作内容与方法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1941年6月，在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过程中，时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更重申建设“党军”的原则，他说：“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要求人民军队做到：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法令，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也同时对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正规军及地方军归属进行了划分，强调“正规军直接隶属于中央，并受中央或中央局、中共分局之指挥的。而地方军则隶属于地方党及地方政府，并受地方党与政府之指挥的”。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重要性，事实上各级党的领导也表现在对军队行动的支持甚至迁就上，出现了“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的问题。中共“并不讳言这支军队是党的武力，只有党可以指挥它，只有党，有权领导它。而且它的规模也是普遍性的，朱德将军的司令部在地位上比边区政府高得多”。

《决政治部对于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示》（1940年5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99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5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75页。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4页。

《执行党策的军队》，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新民报社1946年2月版，第227页。

无论是苏维埃时期还是中日战争时期，中共政治体制都是建立在军事体制之上的，但党在体制建构上始终保持着对军队的领导。但这个过程也时有反复，党与军的关系也并非是一下子就彻底建立起来了。如1929年前后，“党在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性质说是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如1929年的红四军中，许多人分不清楚党部书记与党代表制度的关系，而且“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在组织上，红军时代也常有“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的现象，毛泽东认为已有“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整肃了一些具有军事独立倾向的军人后，军队派系问题因作战区域的不同少有表现。中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党建军”。

《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6页。

《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页。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9页。

四、“党国”之惑：“以党训政”与苏维埃政权及“三三制”

国共两党都承认，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推行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进而奔向人民生活提高及国家强大的前途。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步骤上，两党却有重大分歧。

国民党认为，中国缺乏政治民主化一步到位的诸种条件，特别是民众缺乏对于宪政的基本理解及运用能力。因此，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论”，强调国民党在“训政”阶段对全体民众进行推行宪政的基本训练，最终“还政于民”，但在“训政”阶段，所有民众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政治指导，接受国民党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从本质上讲，孙中山的“党治”思想尚不失为一种结合中国现实而对近代西方政党政治制度的改造，是一种曲折的中国政治现代化之路。凭借其崇高威望，孙中山这一政治主张掀起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热潮，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也成为此后国民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由来。

如前抽述，孙中山的“党治”理念是“以本党的主义治国”，但这一设想如果付诸实践的话，不可能仅仅是空洞地宣称将党建在国上，没有党对行政体系、社会结构的逐级渗透，党义就很难真正进入社会与文化的深层，“主义治国”也便如空中楼阁。由于南京政府时期“党国”体制的合法性，源于孙中山的“党治”理念，也就必然要合理合法地“党化”行政管理体制，并尝试自上而下地展开党组织的运作体系。1928年10月，在完成二期北伐战争后，国民党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的政治统一，遂宣布依照孙中山政治理念实施“训政”，明确表示要“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的“党国”体制。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训政大纲》中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行使政权，中央政治会议拥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权力，实质上是国民党中执会控制一切权力。国民党中央对此并不避讳，声称要“以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而使之发展，以入宪政之域”。此后，在具体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构建中，党务组织系统与行政组织系统双轨并进，以充分体现“党治”原则。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分别与省、县、区、乡等级行政系统相对应，终于形成了对行政权力的多级双重管理体制，也可称作“党政双轨制”，这是中国近代行政控制体制的重大转变。

《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1929年3月2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58页。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统治体系中，出现了蒋介石、胡汉民与汪精卫三驾马车争雄的局面，三人都自诩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学生，也都难以忤逆三民主义思想及“党国”体制的合法性。在国民党内，胡汉民、汪精卫的资历、威望都远在蒋介石之上。作为孙中山的主要政治继承人，胡汉民也是南京政府最初的负责人，也是“党国”体制的主要奠基人，胡汉民坚持“以党治国”的原则，便是以党的主义治国，“民族先有革命的需要，才有革命的思想，才定革命的主义；有了革命的主义，才成立革命党”。胡汉民认为，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民党，是“多数人照他们所信仰的主义，适应人群的需要，而自规律发展其行动有一种组织”，甚至胡汉民提出了“党外无政，政外无党”的说法。因此，在训政时期，只能有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是一切民众组织、活动的中心。在胡汉民一手拟定的《训政大纲》里，这些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国民党应该训练民众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五大治权则付托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国民党中执会中央政治会议则指导监督国民政府对重大国务的执行。

胡汉民：《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王养冲编：《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民智书局1932年版，第1235、1240页。

胡汉民：《党外无政，政外无党》，《大公报》1928年9月21日。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靠军队起家的蒋介石，不能直接与“党国”体制的合法性相抗衡，故表面上也积极倡导“党治”原则，声称“我们的政府是由党产生出来的，党是政府的一个灵魂，政府完全要党来指导，要党员来拥护、辅助，才能施行我们党的政纲，发挥我们党的效力，所以我们的党与政府，是相连的，不能分开的”，强调的也是孙中山的“主义治国”理念。

《党员的责任和地位与组织纪律之重要》（1926年8月14日），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第1卷，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74年10月4版，第477页。

训政开始时，国民党内部长期实行“合议制”，相互制衡的效能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内的寡头统治。但对于一心要夺取最高权力、却在国民党内地位低微的蒋介石而言，要想真正掌握中央权力，就只有借军事力量的增长以扩大个人在国家核心权力层面中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在具体的地方行政、军事决策程序中，就必须采取“抑党抬政”、“抑党抬军”的方式，提高军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独特地位。通过中原大战，稳定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进一步巩固了军事实力，借“约法之争”打击了与其“党国”理念不同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及各派势力。1931年5月5日，在蒋介石力主下，国民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根据“约法”规定，政府的权力和独立性在“以党治国”原则下得以扩大，胡汉民赖以对抗蒋介石专权的“中政会”，其对于国民政府的指导监督作用被大大削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都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督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如此，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及对政权的掌握，便如空中楼阁般的空虚。如此，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就可以摆脱国民党中央“合议制”的约束，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独掌大权。此外，身为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蒋介石，却在各种场合下不断指责国民党组织涣散，党员自私自利、不思进取、懈怠无能，颇有反对党之风，既可看作蒋介石意在振作国民党组织效率与能力的期盼，也可视为蒋介石视党权为其个人专权障碍的反映。直至1938年4月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蒋介石才有一种大业完成、如释重负的感觉。此后，以军权主导的南京政府时期的“党国”体制，呈现出了与孙中山“以党治国”、五权宪法并力求“还政于民”思想的本质区别，其发展的走向是专制独裁的歧路。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以党训政”的关键所在，除了强调国民党对行政、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外，还在于如何理顺党政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广州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内的各级党权整体高于政权，“省政府在省党部指导之下”工作。但既使如此，国民党中央同样也只打算在中央一级实行直接党治，在地方则保持行政权的独立性。其时，作为一个区域性政权，尚没有党、政、军权间过多的利益及矛盾冲突，孙中山“党治”思想中的“主义治国”原则被忠实执行着。

《省党部与省政府之关系议决案》（1926年10月20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81页。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对党政关系进行了初步的规定：“凡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亦得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国民党还明确规定：“省代表大会乃党的权力机关，而非直接指导政治机关”，“省代表大会对省政府之报告如有意见，应呈报中央核示”。“县监委毋庸派员列席县政府政府各种会议”，对于政府通过诸事项，同级党部应予事前将利害陈报中央转国民政府，“不必直接干预”，各级党部不得干预司法案件的处理，“不得对党外团体以命令式的公文”。国民党中央甚至明确声称：“本党对于国民政府，系以整个的党指导监督整个的政府，非横断的以各级党部指导监督各该同级政府”；“党权高于一切，乃是指中央党权而言”。此外，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与行政系统的权限区分清楚，地方党部主管党务及宣传，与省、县级行政系统的关系只是稽查其“施政方针及政绩是否符合本党政纲及政策”，职权是虚的，行政系统主管政务，职权是实的；在中央一层，党政兼职者较多，而在地方上兼职较少。王奇生的统计显示，各省省级党政兼职者一般不超过20%，只有宁夏达到40%，贵州和察哈尔为28.6%。而在县一级，由于明确县实行自治，除了国民政府选派考试及格人员（限于党员）协助自治外，并无县级党政关系的明确规定，党政间相互兼职者更少。这些规定及实际的运作，勾画出了这一时期“党国”体制下的地方党政关系原则，显示出党政分属不同系统，互不隶属，互相干预、相互监督的关系实态，也即中央“党政不分”，但地方管理上却有一种党政分开的趋势。所以如此，其实既与国民党“党国”体制下蒋介石主导的政权、军权与党权的分离趋势，也有国民党在地方党员过少，根本无力建立起有效的党务系统有关，是各种利益及矛盾博弈的结果，并非“训政”体制下的国民党真想进行党政分离的试验。

《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案》（1928年8月1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中央党务月刊》第17期。

《中央党务月刊》第23、25期。

《中央党务月刊》第103期、第27期。

《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

《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中央党务月刊》第16期（1929年10月）。

《省党部与省政府之关系议决案》（1929年3月27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70、672页。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88‐189页。

由此可知，国民党的“以党训政”原则，在孙中山的理念基础上因实际执行的困境、蒋介石、胡汉民“训政”理念的约束、蒋介石担心党权过高压抑军权操作及个人利益等原因，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权较高，演变为南京政府时期的党权衰落，衰落的党权在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努力之下并没有放弃对利益及权力的争夺，地方党政关系持续恶化，这一状况形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顽症之一，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统治的效能。然而，国民党的“以党训政”却并没有因此而迅速结束，相反在党统有国家政治资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始终不肯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酿成了最终丢失大陆统治权的悲剧。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90‐191页。

在中共倡导的“党国”体制中，不管是在中央一级，还是在省市以下的统治体系中，党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基本原则，通过对行政及军事干部的高度“党化”，达到了“党高于政”、“党大于军”并行，甚至常常出现以党干政、“以党代政”的现象，这是与国民党体系的最大不同。同是“党国”体制，但中共实践得更加完善、彻底，达到了自上而下的“党国一体”及“一党专政”。

国共合作初期，中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后，工作重点在于帮助国民党改组，强调各项工作“应站在国民党的立脚点上”，1924年5月，中共意识到不能依靠国民党以求发展，开始强调自身组织的扩大，建立起中共中央工作机构，并将国民党内的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合并为党团。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一地方有三个支部以上”，可以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组织体系迅速扩大。孙中山逝世后，反对中共意识形态及国共合作组织形态的国民党人士日增，中共决定既要坚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并帮助左派，也“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干部”，强调扩大吸收工人及知识群体入党，并要求“必须从下至上，从支部至中央都有集中的组织积极的分子，下层组织与上层组织要有极明确的密切的相互关系”。1926年7月，中共四届四中全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再次强调：“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只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其某区域的核心。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就是集合这许多的社会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党。支部的组织是按照社会的生活而精密分划的”，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此时，支部工作不再单纯是组织发展、宣传教育的事情，还包括职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协作社、济难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推销书报、介绍同志、报告消息、交通传达等，在大的工业区域及人口较多的农村，支部较多时可以建立区委或地委，初步形成了“从中央至区委或地委，从区委或地委至部委，从部委至支部干事会，以至组长会议”的党组织体系。1927年6月，中共五届中委会政治局通过修改的党章，决定建立起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讪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具体单位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干事会的组织体系，这一体系形式上是党务体系，但在革命时期秘密状态下展开工作，也初步具备了行政体系的基本功能，体现了“党国”体制的色彩。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83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311‐312页。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17页。

《组织问题决议案》（1925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06‐407页。

《组织问题决议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29、130页。

《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31‐132页。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草案》（1927年6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26页。

1927年4月，随着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南方诸省各级中共组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生存状态急剧恶化。“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8月，随着南昌起义的爆发，中共开始建立武装力量，陆续建立起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和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及湘赣等革命根据地，在各地建立起30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苏维埃（Soviet）是会议或代表会议的意思，源于苏俄，采用的是立法与行政合一制，所辖区域称作“苏区”。中共认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这一政权不能“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这一表述已很清楚地强调了中共党对于政权的绝对控制。虽然也可以找到诸如“苏维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苏维埃的组织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的组织”的要求，但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既不可能展开持续的正规选举，也不能“减弱”党的领导，而党并不能取代行政权力的所有功能，党政并存或“以党代政”就是最自然的选择。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84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89页。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74‐375页。

这一时期，各地苏区还成立过工农革命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政治指导机关”，它“不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而且也是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时期战争区域必然要采用的指挥形式”，其形态是“战争区域军事政治党务的集中指导机关”。这一组织形式，虽然属于暂时或过渡的性质，但在此后不同时期都先后形成过，其本质及组织形式都仍然属于典型的党政军合一形态，而以党权高于一切。

《中央通知第一四七号》（1930年7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146‐147页。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随即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在这时的政治体制中，中共苏区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其决策交由临时中央政府办理，而临时中央政府主要负责人及下属各级政权负责人，也由党的各级领导人出任，以保证党的路线及政策得以贯彻，“以党治国”的色彩相当明显。虽然，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一再强调，党要“经过党团的活动从中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工作方式，从中央政府直到乡村苏维埃政府，各级党部都应一致遵守”，但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党代替政府的根本错误”还是时有发生。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448页。

1937年2月，为适应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共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内，“凡事取决于会议，经会议议决之事方能执行，每一军政首领对一切事务，无自由主持权，大部分发号施令之权操之于党员，确立共党党权高于一切”的原则，“采用互相监督方式，不能单独对外，党政军真能密切联系，同时因组织之严密，亦能运用灵活”。所谓会议，是指中共党的会议，党的决策才是政府大政方针的根本出发点。这一政府形态既是对苏维埃政府形态下党政不分性质的继承，也是“党国”体制在抗战全面爆发局势下的变异。曾赴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的张文伯声称：中共“党对于政权系统的领导，据称是原则、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军事干涉、代替包办，所走的路线是曲线而且比较隐蔽的，关键在控制干部发挥党团作用”。然而，大量资料表明，张文伯这一观察只看到了中共政治体系中党政关系的表面一层，实际上不少政府官员都是中共党员，也都属于政府机关党委领导。党不仅决定着各级政府的大政方针，也决定着各级政府的具体施政措施。1938年后，各根据地在有了较为稳定的控制区域后，开始相继开始建立起各级抗战政权。这些政权一般均是由各地召开党政军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代表大会的主要参加者、会议议程、主要决议均由中共各级党委决定。

《陕甘宁边区行政调查报告》，荟芦藏复写本原件，无作者及时地记录，第60页。引自侯家国：《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及其运作》，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1月版，第127页。

张文伯：《陕北归来答客问》，重庆：读者之友社1946年5月版，第44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08页。

193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议不仅借共产国际的指示，彻底解决了久而不决的领袖问题，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也再一次重申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党中央必须彻底掌握军队、政权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任命权。针对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王明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事态，会议决议：不经上级批准，中央委员不得对外透露中央文件及决议；不得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背的意见；未经同意中央委员不得以中央名义发布文件；未经中央同意，任何人不得透露中央内部斗争详情；强调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年11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705‐706页。

1939年后，中共在各区域抗日根据地内各级政权的社会构成中，试行“三三制”制度，即在各级政权成员构成中，中共党员只能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人士占三分之一。这一政权构成曾被称作中共推行民主制的典型例证，刘少奇公开称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所有抗日各阶层人民联合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均可参加这个政府。它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也不是工农民主专政，更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一时期，各根据地区域还有各级参议会，可以对政府提出质询及建议，展示了中共政权适应抗战形势发展而表示出的弹性。但中共文件也讲得十分清楚：“抗日民主政权在其阶级成分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拒绝中产阶级及进步士绅加入政权，“对于我们对抗日都是不利的”，“这是不利于我们去麻痹地主资产阶级的，可这种麻痹是绝对必要的”。实际上，在不少根据地的中共党领导层中，都有“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的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的事情时有发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2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351页。

《中央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1940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31页。

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4月15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31‐232页。

因此，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县区级“三三制”政权的结构中，非中共党员的党外人士，一般不可能担任实权职务，从而保证了党对行政的领导；党组织不仅对各级行政部门有领导、监督的职责，而且也有对下级行政部门各级干部的任命权及建议任命权；党委与行政均有相应的部门设立，对口领导，重大事务必须经过主管党委的批准方能生效；党委会及常委会更是各地县区级行政领导决策的核心部门，县长、区长只是同级党委的副书记，这些措施都保证了党不会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指导的空虚地位上。1941年8月，太行区对所属18个县“三三制”政权构成分进行统计，只有6个县级政权构成是或近似于“三三制”。

区党委组织科：《县区村“三三制”情况统计表》（1941年），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91‐992页。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发文强调各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原则，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指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份，必须包括党务、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强调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军队及民众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军事政策（如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须交党委会讨论”。针对一些地方出现军队与地方政府间发生纠纷的问题，中共中央再一次明确“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在各根据地，一个时期内“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时有发生，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但同时强调“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据参加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著名记者赵超构的观察，“三三制”在各级参议会中似乎执行得较好，而在行政机关中，“共产党员仍占大多数”，是“放弃权力的外貌控住权力的本质”。这清楚地表明了为了强化抗战统一战线、凝聚党内外人士对中共的向心力，中共党不得不在政权构成表面大做文章，而通过暗中采用党团控制手段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手法，与声称的推行民主化意愿尚有相当的差距。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4‐125、126、127页。

《三三制之意义》，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新民报社1946年2月版，第225‐226页。

然而，即使这样旨在统战的有保留的规定，在各地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1944年8月，邓小平根据太行区的情况向中央汇报称：“现在，政权中，党外人士太少了”，一些人认为“三三制，是利用党外人士，非党人士似是傀儡，实际上还是一党专政”。

《邓小平对十个问题的答复》（1944年8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556页。

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强调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制”，到1940年代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为止，并没有一个系统的“以党训政”理论。在中共的政治理论中，始终强调自身最广泛的代表性，始终认为自身就是人民意愿的象征，因此，在苏维埃区域或抗日根据地区域，都常常会有一句极富意义的口号：“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政治传播久而久之就与中共执政紧密相联。因此，中共的政治理论中始终没有“还政于民”的理念，因为它自认为现在的执政就是代表着人民行使权力。这种政治意识，实际上反而成为了中共接受政治民主化理念的最大障碍之一。

结语：“党国”体制特征及转型可能性

传统中国的统治理念，一是基于文化与文明的认同；二是以一整套的道德感化机制，把“仁者爱人”、“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传统意识贯穿于历史进程；三是强调“家国同构”的理念。通过三方面的相互结合，通过日常伦理、文化认同、情感同一、法律机制、经济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凝固了传统国家的基本形态，以文化认同为根本。现代国家的基本定义、结构及国家运作方式，无论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还是政党‐国家(party‐state)形态，均与传统中国有本质的不同。而且现代国家形态在中国的兴起，是以传统国家形态的中断为条件的。晚清政府的改革无力、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自然经济的全面落后，导致了知识界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理念无力“恢复中华”的共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从文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就势在必然。然而，新的民族‐国家形态的构建过程在经过清末民初的短暂政治巨变后，代议制在袁世凯强人统治后诸系军阀的争夺中陷入困境。政治体制转变的这一深刻教训及苏俄革命后以列宁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党国”形态的成功，成为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家和知识群体放弃建构民族国家转向“党国”的重要诱因。

“党国”体制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一个变种，但与民族‐国家形态由民族文化共同性与政府行政统治同构的结合体不同的是，“党国”是基于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之上、支配民族及国家命运的独大政党对于国家政治资源的独占。不可否认的是，“党国”形态在重大问题上常常具有排斥民意、过分关注党派利益甚至置党派利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可能性，但考虑到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及现代性基础紧缺的特点，这一体制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相对于清代为代表的皇权专制体制而言，“君权神授”的政权合法性被“党权民授”所代替，不管有无国会，袁世凯后的政治家都必须强调“代表人民”这一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最初，国民党和中共都有代表人民利益、推翻暴政的意识形态构想，但在执政并占有中央资源后，在野党转换为执政党或准执政党后其身份、地位、角色的相应变化，也引发了党的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变异。一党独大势必造成党员众多、利益集中，也自然会从代表人民渐变为一党组织或党员群体的利益至上。利益集团的形成，必然又会形成社会缺少公正，从而引发意识形态信仰的危机。

“党国”体制建立后，党的利益与国家逐渐融为一体，形成结构性的利益体，遂使党的机构日益庞大，党政对照，且从体制上难以避免“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现象，使得行政决策及执行的效率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急剧增加，事实上一党独大必然占有众多的公共资源，从而损及其他群体的利益。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4页。

“党在国上”的现象以及由党决定法律制定的程序，必然形成以保护党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制定原则，也决定了党比法大的趋势，事实上自设了法制建设及政治程序建设上的重大障碍，从而阻碍了政治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在利益驱动下，“党国”体制会形成一种逆淘汰机制。凡是不符合现有意识形态及利益要求的人，都会逐渐被排斥出体制，体制内成员的趋同性实际上加速了体制的自我中心特征及异化程度，对于体制的自我更新及改革形成了巨大障碍。

由于利益单向度的选择，意识形态的宣传失信，不满群体会逐渐增大，体制外逐渐形成了一个渴望利益平衡的众多群体自发的、松散的联合体。此时，体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为维护党员群体的特殊利益及政治利益采取镇压手段，一是在国内外压力下逐渐让出权利及利益，如何选择涉及到党的传统、意识形态及现实利益等诸多因素。

前清的中国，一直实行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皇权主义体制，使中国政治文化逐步形成了皇权至上、中央集权、官本位崇拜等特征，这种政治特征渐入民间，形成了重人治的政治思维。这种政治思维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及思想变动中受到冲击，但并未彻底丧失其存在的根基。此外，至国民党执政时期，成长中的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成分仍然薄弱，尚没有彻底变更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功力，致有北洋军阀的你争我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使得众多政治家及民众仍然尊奉中央集权的政治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国民党及中共不约而同采取的“党国”体制，既有所以选择的条件限定，也有历史选择的必然。如果把“党国”体制看成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的话，似乎可以更好地理解它的历史价值及意义。相对于前清的皇权体制及民初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干政，国共两党推崇的“党国”体制，可以看成是一个相对进步的政治形态，虽然它还有诸多的弊端，距离真正的宪政体制还十分遥远。

谢一彪认为：“宪政可简称为‘民主的政治’，而苏维埃宪政就是用苏维埃宪法来确定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制度，确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保障政府和人民实现由宪法规定的制度、权利和义务”（绪论第2页）。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政治制度的性质，并不能仅仅从其具有宪法、具有按规定需要选举产生的政府等进行判断，还必须要参照其宪法的基本性质及实践的实际程度进行分析。谢一彪一方面称苏维埃时期为“宪政”，一方面又列举出了大量史料证明苏维埃事实上多数没有经过选举、党包办苏维埃、党政不分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在苏区存在着大量的不经法律审判而滥捕滥杀的现象，事实上反证了苏维埃时期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形态。参见谢一彪：《中国苏维埃宪政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9月版。

在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动及孙中山“还政于民”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国民党不得不解除戒严并开放绝对“党治”，从而推动了台湾地区的政党政治格局的展开。当历史行将告别20世纪之时，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大选中出人意料地丢掉了执政权，和平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党执政轮回，中共高层也曾有“妇人之仁”的不屑评说。2005年8月，在野的国民党更进行了党内民主化改革，实现了党主席的党员直选，并力争在法律范围内重夺执政权，其意义不可低估。而最近台湾“第一家庭”的腐败弊案，在形成台湾政治动荡的同时，也与中国大陆反腐败无力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不少人都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缺少规范性，颇似“文化大革命”的无序状态，但更多的人却将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现状视为中国“党国”体制结束的一次实践。国民党在台湾结束“党国”体制的历程，有许多值得大陆学习及玩味的经验。

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已经达到7080万人，现有党的基层组织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 2005年全国共发展共产党员247万名，其中发展35岁以下的党员198万名。2005年全国申请入党的人数达到1767万人，发展党员数、35岁以下党员数以及去年全国申请入党的人数均比上年有了一定比例的增长，中共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国大陆的政权。此外，“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共，并没有必须“还政于民”的意识形态两难，因此，如何克服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及民族利益、如何应付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能否主动对“以党治国”的政治理念及体制加以民主化的改革，是中共此后一个时期最为关键性的战略选择。从中国大陆目前对政党、社团的严密控制现状可知，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政党及社团的生存状态极其恶劣，苦难深重的民众，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不是获得不可缺少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条件下，期望中国的“党国”体制有一个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或取代中共实现执政权的变革都是不现实的。

中国大陆的“党国”体制变革，可能会随着中国经济的更加开放及不断提升，对外交流及技术、制度的引进的产生而展开，可能会在民众生活水准达到一定质量后有所进展，也可能会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在现实中被异化。它可能会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世界民主化进程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形成巨大的压力，但却不太可能出现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而中国“党国”体制变革之路没有速成的可能性。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中國的 國民國家”

中國國民黨의 黨國體制와 “中國的 國民國家”

裵京漢

1. 머리말 2. 당국체제의 기원과 성립과정 1) 訓政論의 구상과 당치체제의 수용 2) 국민당 三全大會와 당국체제의 성립	3. 당국체제 운영의 실제와 한계 4. 黨治와 民治의 갈등 5. 맺음말 : 당국체제와 “중국적국민국가”

1. 머리말

주지하듯이 신해혁명의 주동세력 가운데 하나라고 할 동맹회가 신해혁명 직후 국민당으로 개편되었다가 袁世凱에 의하여 강제해산 당한 다음, 이른바 이차혁명 즉 討袁運動을 전후하여 중화혁명당으로 재편되었다가 5.4운동 직후인 1919년 7월에 가서 중국국민당으로 정식 개편되었다.

그 후 陳炯明을 비롯한 광동지역 군벌들과의 여러 차례의 연합정권을 성립, 유지해 가던 국민당이 비로소 전국적인 집권정당이 된 것은, 이른바 聯蘇容共의 제1차 국공합작을 통하여 만들어진 黨軍 즉 국민혁명군이 북벌에 성공함으로써 느슨하나마 전국적 통일을 이룩한  이후에 가서이다. 1928년 6월 북벌 완성 직후 만들어진 남경국민정부는, 19세기 후반 이후 계속하여 추구되어 오던 독립, 통일된 국민국가의 성립이라는 점에서 커다란 주목을 받고 있거니와, 국민당은 이 남경국민정부의 성립에 주체로서의 역할을 했다는 점에서 국민국가 창설의 주도세력으로 평가받을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런데 남경국민정부 성립 이후 나타난 정치체제는 정부에 대한 국민당의 지도라는 형식, 곧 黨治를 통한 국민당의 권력 독점과, 제대로 된 민주주의인 헌정을 실시하기 이전 단계에서 인민에 대한 정치적 훈련의 필요성을 내세운 훈정의 주장, 이 두 가지 체제를 특징으로 하는 것으로서 이른바 黨治體制 내지는 黨國體制라고 말해진다. 이러한 당국체제는 비록 부분적인 차이가 있기는 하지만, 오늘날 중공정권의 정치체제의 기본적 특성을 이루고 있으며 그런 점에서 국민당의 당국체제는 현재까지도 커다란 영향력을 미치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따라서 국민당의 당국체제에 대한 논의와 성격 규명은 현대 중국의 정치체제 논의에서 가장 중요한 부분이 될 것이다.

당국체제(Party State)의 개념은 정치학자인 지오반니 사토리(Givanni Satori)가 20세기 공산주의 국가와 파시스트 정당의 국가 지배체제에 적용하기 위하여 처음 제기하였다. Givanni Sa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1984.

국민당의 당국체제에 대한 성격 규명이나 평가와 관련해서는 다양한 해석들이 있지만, 서구적 의미의 시민국가 혹은 국민국가의 시각 틀만을 가지고는 이해하기 어려운 측면들을 여러 가지 포함하고 있다는 점에 대해서는 대체로 의견이 일치하고 있다고 볼 수 있다.

이글은 국민국가의 성립이라는 시각으로부터 남경국민정부의 정치적 성격에 접근하기 위하여 남경국민정부의 정치체제라고 할 당국체제에 대하여 집중적인 검토를 해보려고 한다. 이를 위하여 이글에서는 먼저, 당국체제의 출발점 중의 하나라고 생각되는 訓政論의 등장과 변화과정을 추적하는 작업으로부터 시작하여 소련의 볼셰비키 정당으로부터 받아들여진 것으로 보이는 당치체제의 수용과정을 다룸으로써 당국체제의 성립과정을 다루어 보려고 한다. 그런 다음 그러한 당국체제가 어떻게 법제적 제도로서 정착되어 가는가 하는 제도적 성립과정을 다루어 보고자 한다. 이어서 이러한 법제적 제도로서의 당국체제가 과연 어떻게 작동되고 있었던가에 대한 문제, 그리고 당국체제에 대한 비판의 기준을 제시하고 있는 헌정과의 관련성 문제, 당국체제를 국민국가의 시각에서 보는 데 대한 문제 등을 차례로 다루어 보고자 한다.

2. 당국체제의 기원과 성립과정

1) 訓政論의 구상과 당치체제의 수용

당국체제의 이념적 기반의 하나라고 할 訓政에 대한 기본 구상은 同盟會 시기까지 거슬러 올라간다. 1906년 발표된 동맹회의 “軍政府宣言”에서는 건국의 순서를 軍法之治, 約法之治, 憲法之治의 3단계로 나누고 있었다. 그 첫 번째 단계인 군법지치는 혁명군이 봉건적 지배체제(황제체제)를 전복하고 만들어질 군정부가 통치권을 행사하는 단계로 규정되고 있다. 두 번째 단계인 약법지치는, 군사혁명으로 성립된 군정부가 해체된 다음 헌정의 단계로  넘어가지 이전에 지방자치의 권한은 인민들에게 돌리되 중앙정권은 여전히 군정부에 귀속되도록 하는 일종의 과도기로 규정되어 있다. 이러한 과도기의 설정은 인민의 정치적 인식과 능력의 부족을 전제로 한 것이라는 점에서 인민을 국가의 주권을 가진 정치적 주체로 보는 것과는 근본적으로 구별되는 것이고, 그런 점에서 梁啓超 등의 입헌파가 주장하는 開明君主에 의한 인민의 訓導와 新民의 양성이라는 발상과 커다란 차이가 없다는 비판적 평가를 받을 여지가 없지 않다고 생각된다.

「軍政府宣言」,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 『革命文獻』제65집(中國同盟會革命史料 제1책), 臺北, 1974, pp. 35-37.

신해혁명 이후 군정 단계로서 중화민국이 출범하기는 했으나 袁世凱의 帝制復歸 企圖와 그에 이은 討袁運動 곧 二次革命의 실패로 약법지치는 실현되지 못한 채 무산되고 말았다. 이후 1914년 東京에서 조직된 중화혁명당의 黨章에 가서는 軍政, 訓政, 憲政의 3단계로 바뀌어 표현되고 있었으니 말하자면 동맹회 시기의 약법지치는 곧 훈정의 단계에 해당하는 것이었고 그렇게 본다면 훈정의 원형이라고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張玉法 主編, 『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9, p. 252.

이어서 1919년 중화혁명당이 국민당으로 다시 바뀐 다음인 1920년 11월에 공포된 “中國國民黨總章”에 가서는 훈정단계를 따로 언급하지 않고 군정과 헌정의 2 단계만을 말하고 있었는데 이는 신해혁명의 좌절로 인하여 군정 단계가 미완에 그치고 말았기 때문에 (이제는) 군정과 동시에 훈정을 추진해야 한다는 입장으로부터 훈정을 군정에 포함시킨 결과였다고 이해할 수 있겠다.

「中國國民黨總章(1920.11.9)」, 中山大學歷史系孫中山硏究室 等編, 『孫中山全集』제5권, 北京(中華書局), 1985, pp. 401-402.

훈정 단계의 설정과 관련한 이러한 변화과정과 함께 주목할 만한 것은, 1920년 11월의 국민당 당장에서부터 “革命起義에서부터 헌법 반포까지의 혁명시기에는 모든 軍國庶政을 국민당의 책임 아래 시행 한다”고 규정함으로써 군정과 훈정의 실시를 국민당의 책임과 지도 아래 진행한다고 하는 이른바 黨治, 곧 以黨治國의 원칙을 내세우고 있다는 점이다. 이전 단계에서의 훈정의 주체는 혁명정부로 규정되어 있던 것과 비교해 본다면 이 시기에 와서 비로소 훈정 시행의 주체가 국민당으로 규정되고 있는 것은 하나의 주목할 만한 변화인 것이다. 이러한 당치의 주장이 처음 제기된 1920년 11월은, 이미 코민테른 대표가 孫文을 방문한 다음의 단계로서 孫文에게 소련의 영향이 커지고 있던 시기였다는 점을 감안하다면 이 단계의 당치주장이 소련 공산당의 영향을 받은 결과였다는 설명이 설득력을 가진다.

위와 같음.

「波達波夫給契切林的報告(1920.12.12)」, 中共中央黨史硏究室第一硏究部 編, 『聯共(布), 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 』,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pp. 48 참조.

胡夢華, 「黨治釋疑」, 『新生命』 第1卷 第4號(1928.4), pp. 2-3 ; 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 2003,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pp. 11-22 ; 王兆剛, 『國民黨訓政體制硏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p. 21 참조.

군정, 훈정, 헌정의 3단계 건국 주장, 그 가운데에서도 특히 훈정 단계의 설정 주장은 1923년 1월에 공포된 黨章이나 1924년 1월에 공포된 黨章 곧 국공합작 진행 과정에서 공포된 黨章에는 빠져 있었으니, 이것은 소련공산당과 코민테른 측의 볼셰비키식 정당으로의 개편 요구가 반영된 결과였다고 보인다. 즉 대중운동의 중시와 민주집중제의 실현 등을 중심적 내용으로 하는 국민당에 대한 코민테른 측의 조직 개조 요구가 훈정 단계의 설정과는 일정한 거리가 있는 것으로 받아들여져서 그 결과 새 당장에서 빠졌을 것으로 생각되는 것이다. 그런 점에서 본다면 孫文의 구상에서 출발한 훈정구상은, 소련의 영향으로 받아들이게 된 당치구상과는 일면 서로 상반되는 성격을 가지고 있었던 것으로 이해할 여지가 있게 된다.

閔斗基, 「中國國民黨의 '改進'과 '改組'」, 동씨 저, 『중국초기혁명운동의 연구』, 서울(서울대출판부), 1997, pp. 230-232.

그러나 一全大會에서 심의 의결된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에 가서는 이전의 군정, 훈정, 헌정의 3단계 건국 주장을 다시 제기하고 있었으니 이로 본다면, 소련의 지원과 함께 국공합작의 추진과 국민당의 개조를 받아들임으로써 訓政論에 대한 일단의 양보적 입장을 취했던 孫文이 곧 바로 훈정론을 다시 강조하고 나섬으로써 훈정에 대한 자신의 주장을 굽히지 않았음을 그대로 드러내고 있었음을 확인해볼 수 있는 것이다.

‘建國大綱’은 훈정의 단계에 대한 규정을 가장 자세하게 담고 있는데 그 내용은 삼민주의와 五權憲法에 기초하고 國民黨의 지도에 의하여 만들어질 國民政府가 어떠한 절차에 의하여 건설될 것인지의 대체적인 절차를 밝힌 것이다. 軍政과 訓政‧ 憲政의 3 단계로 규정된 각 건설단계는, 한개 省 이상에 대한 (國民黨의) 안정된 지배가 가능해지면 훈정을 실시하고 훈정시기에는 중앙정부에서 各縣에 관리를 파견하여 현 단위의 자치를 준비 진행하게 하며 일개 省內의 모든 현이 자치를 완성하면 그 성의 헌정을 시작하고 전체 성 가운데 과반수 이상의 성이 헌정을 개시하게 되면 國民大會를 열어 헌법을 제정 공포케 함으로써 헌정을 완성하도록 한다는 것이다. 또 훈정 시기의 각 성 혹은 현 단위의 자치와 관련해서는 중앙정부와 지방자치정부(省政府)가 균등한 권한을 가지게 하고 헌정개시 시기에 가서 행정‧입법‧사법‧고시‧감찰원의 오원을 둠으로써 오권헌법 체제를 실시하게 한다는 것이다.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4.1.23), 『孫中山全集』제9권, pp. 126-129 참조.

2) 국민당 삼전대회(1929. 3)와 당국체제의 성립

이러한 훈정론이 실제의 정책으로 나타난 것은, 북벌 완성 직후인 1928년 10월 중앙집행위원회에서 결의한 “훈정강령”을 통해서이다. 모두 6개조로 구성된 ‘訓政綱領’의 내용은 (1)훈정시기에는 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가 국민회의를 대신하고 (2)전국대표대회가 폐회 중일 때는 중앙집행위원회 상무위원회에서 정권을 집행하며 (3) 훈정시기에 건국대강이 정한 바에 따라 선거‧파면‧창제‧복결의 4권으로 국민을 훈련하여 헌정의 기초를 세우고 (4) 행정‧입법‧사법‧고시‧감찰의 오원에 해당하는 통치권은 國民政府에서 총람하되 (5) 國民政府에 대한 지도와 감독은 중상회 정치회의에서 행사하며 (6) 國民政府조직법의 개정 및 해석에 관해서는 정치회의에서 의결한다는 것이다.

｢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 □大公報□ 10.5, p.2 ; □革命文獻□ 제22집, p.4356 참조.

훈정강령과 함께 공포된 ‘國民政府組織法’은 國民政府가 국가의 治權을 총람하고 행정‧입법‧사법‧고시‧감찰의 오원으로 조직하되 주석 1인과 12 내지 15인의 國民政府위원으로 국무회의를 구성하며 院과 院 간의 문제는 국무회의에서 결정하고 모든 법률이나 명령의 공포는 국무회의의 심의와 오원장의 서명으로 하며 國民政府 주석이 육해공군총사령을 겸하는 것을 그 주요 내용으로 하고 있다.  이러한 ‘國民政府組織法’은 그 이전의 ‘國民政府組織法’이 國民政府委員들의 합의제를 의사 결정의 기반으로 삼았던 것과 비교하여 볼 때 훨씬 집중된 권력구조를 가진 것이라고 말할 수 있는 것이다.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革命文獻□ 제22집, pp.4358-62 ; ｢國民政府組織法內容｣, □大公報□ 9.28, p.2 참조.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2월 4일 통과), 榮孟源 主編,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上冊, 北京, 1985, p.520 ; 張國福, □民國憲法史□, 北京, 1991, p.260.

이어서 1929년 3월에 개최된 三全大會는 무엇보다도 訓政體制의 성립과 함께 실제적인 통치권을 장악하고 행사하게 된 國民黨의 새로운 기능과 임무를 규정하고 창출해 내야 한다는 점에서 이전까지의 대표대회와는 근본적으로 다른 의미를 가지고 있었다. 이는 三全大會의 개막식에서 胡漢民이 강조하여 말하고 있는 바와 같이 國民黨이 국민을 대신하여 정권을 행사할 뿐만 아니라 국민을 지도 훈련해야 하는 훈정시기에는 전국대표대회가 국가의 최고의결기구가 되기 때문에 三全大會는 외교, 재정, 군사, 내정, 교육 등 국가의 정치적 원칙과 통치의 기본방침을 모두 정해야 하는 책임을 지게 된다는 것이다.

｢開幕詞｣(3월 15일), 앞의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 p.617 참조. 胡漢民은 일찍부터 黨治論者였다. 윤세철, ｢胡漢民과 淸黨 ; 參與過程과 理念的 基礎｣, 閔斗基 편, □中國國民革命指導者의 思想과 行動□, 서울, pp.71-7 참조.

三全大會에서는 우선 ‘訓政綱領’과 ‘國民政府조직법’에 대한 추인 문제를 심의하여 통과시키고 訓政體制에서 가장 중요한 문제로 대두된 당과 정부, 국민간의 정권과 치권의 구분 및 그 행사에 관한 기본적 방침(‘訓政方略案’)을 확정하였다. 특히 ‘훈정방략안’에서는 훈정시기 국민들의 실제적인 정치 참여에 해당하는 현단위의 지방자치의 실시에 있어서 그 전체적인 지도와 감독 훈련의 책임을 國民黨 중집위 정치회의가 진다고 하고 중앙정치회의가 기본적 정책을 결정하여 정부를 지도 감독함에 있어 중집위 상무위에 대하여 책임을 지며 國民政府는 정치회의에 대하여 책임을 진다고 하여 이른바 당치의 기본적 구도를 분명하게 하고 있음이 주목된다.

｢中央執行委員會第百七二次常會決議訓政綱領請追認案｣(1929.3.19 통과),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 p.656 참조.

｢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 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3월 21일),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 pp.657-9 참조.

정치회의의 설립과 정치회의에 대한 권력의 집중은, 흔히 1919년 소련 공산당 내에 만들어졌던 정치국과 비교되고 있거니와 이 점 또한 당치체제가 소련의 영향으로 만들어 졌음을 보여주는 주된 증거로 거론되고 있다.

한편으로 國民黨이 四權을 가지고 국민을 훈련할 때, 필요한 경우 국민의 집회, 결사, 언론, 출판 등의 자유를 제한할 수 있도록 하고 국민들은 國民黨에 복종하고 옹호해야 한다고 규정하고 있었다. 뿐만 아니라 훈정의 종결시한에 대해서도 훈정의 결과에 대하여 國民黨 최고 권력기관에서 검토하여 정한다고 함으로써 國民黨에 최고의 정치적 권한을 집중적으로 부여하고 있음을 보여 주고 있는 것이다.

이와 함께 삼전대회에서는 당내의 조직적 통합과 이념적 방향의 설정, 그리고 民衆運動의 재조정과 같은 기본적 문제들에 대해서도 종합적인 정리 작업이 이루어지고 있었으니 이는 이러한 訓政體制의 기본적 요구에 대응한다는 형태로 나타나고 있었다. 또한 조직의 문제에 있어서는 四中全會에서 중앙당부의 조직체계를 조직, 선전, 훈련의 三部 체제로 개편하고 각급 당부에 대한 개편작업이 이루어졌으나 이 과정에서 각급 당부로부터 많은 반론과 저항이 제기되고 있었다는 실제적 상황과 관련하여 상급당부에 대한 하급당부의 철저한 복종이 무엇보다 중요한 원칙으로 강조되고 있었다.

｢對于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決議案｣(3월 27일 통과),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 p.632 참조.

‘黨義’의 통일 문제와 관련해서는 삼민주의와 오권헌법, 건국방략, 건국대강을 훈정시기 최고의 근본법으로 삼는다고 하여 삼민주의에 대한 이념적 正統性을 강조하고 당의 모든 이론이나 정강의 최고원칙을 총리(손문)의 遺敎(삼민주의)와 최고당부의 해석에 두고 하급당부나 당원 개인이 잘못된 주장을 제기해서는 안 된다고 하면서 黨의 主義를 선전하고 훈련하는 데 있어 개인의 자유나 권리를 희생하는 것을 최고의 미덕으로 삼을 것을 강조하고 있다.

｢根據總理敎義編制過去一切黨之法令規章以成一貫系統 ; 確定總理主要遺敎爲訓政時期中華民國最高根本法案｣(3월 21일 통과),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 pp.563-5 참조.

다음으로 民衆運動에 대해서는, 과거 군정시기의 民衆運動이 단순히 민중의 호응을 불러일으키는 民衆運動으로 근본적인 방안이 없었고 전체인민의 사회생존을 위한 조직이 되지 못하여 일부 소수인민을 위한 民衆運動으로 변질되었으며 군사(軍政)시기의 민중운동은 혁명적 파괴에 치중하여 오늘날의 훈정시기의 건설적 民衆運動으로는 맞지 않게 되었다고 하면서, 사회적 생존 상의 요구와 경제적 요구(민생)에 호응하여 생산력을 향상하고 생활을 개선하는 데에 목표를 두어야 한다는 점을 특히 강조하고 있다. 이를 위하여 농촌조직과 농촌교육‧ 合作社 운동‧ 생산방법의 개선 등을 民衆運動의 주요한 방안으로 제시하고 기타 청년 부녀운동과 관련해서는 학교 밖에서의 자치활동과 남녀공동의 체육훈련, 과학 및 문예활동의 진작을 그 방안으로 제시하고 있다.

앞의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 pp.634-5.

訓政綱領에 기초한 정치체제의 구축 및 黨의 조직과 理念(黨義)的 통합, 民衆運動에 대한 재조정 등 三全大會에서 이끌어내고 있는 이상의 대체적 구조를 우리는 訓政體制라 할 수 있고 그 핵심은 國民黨이 정치적 권력을 독점 행사하는 이른바 黨治體制라고 말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1931년 5월의 국민대회에서 통과된 訓政時期約法은 이러한 당치체제의 제도적 완성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것으로 1928년 6월의 訓政綱領案을 기본법(약법)의 체제로 만든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훈정시기약법의 주된 내용은, 훈정시기에는 國民黨 전국대표대회가 국민대회를 대신하여 모든 통치권을 행사하고, 國民黨이 지도하는 국민정부가 그것을 집행한다고 하여 訓政과 黨治의 원칙을 약법체제로서 분명히 하고 있는 것이다. 또 1928년 10월에 제정 공포된 후 국민정부 주석이 行政院長의 지위를 겸하게 하는 등 권한을 국민정부 주석에게 집중하는 방향으로 두 차례에 걸쳐 수정된 국민정부조직법 역시 약법제정 이후 다시 수정되어 五院이 國民黨 중앙집행위원회에 대하여 책임을 진다고 하여 國民黨의 권력독점체제를 강화하였다. 이런 점에 비추어서도 훈정시기약법은 훈정의 주체로 설정된 國民黨의 통치 곧 黨治의 실현을 그 주된 내용으로 하고 있는 것이다.

앞의 □民國憲法史□, pp. 305-318 참조.

이러한 당치체제는 이상의 과정을 거쳐 중앙집권적이고 통일된 국가인 남경국민정부의 새로운 정치체제로서 성립되기에 이르렀으니, 요컨대 국민당을 중심으로 하는 당국체제는, 1905년 동맹회 성립 시기에 발단해서 1914년 중화혁명당 성립 시기에 분명한 형태를 갖춘 훈정론과 함께 1924년의 개조를 전후하여 수용한 당치체제가 어우러져 결국 1928년 남경국민정부 성립 시기에 확립되었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呂芳上, 「政治轉型的挑戰: 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與省思」, p.6.

3. 당국체제 운영의 실제와 한계

三全大會에서 만들어진 훈정체제 곧 당국체제는 어디까지나 이념과 법제 그 자체이기 때문에 이것이 실제로 어떠한 양상으로 실행되었는가 하는 것은 완전히 별개의 문제이다. 따라서 정치적 체제로서의 당치체제 내지 당국체제의 실상을 파악하기 위해서는 당국체제가 어떠한 모습으로 현실에 나타났는지 그리고 그 실제적인 실현과정은 어떠한 양상을 띠고 있었던가에 대하여 실증적 검토를 하지 않을 수 없는 것이다.

이하 당국체제 운영의 실제 상황에 대해서는 이 방면에 탁월한 연구로 인정받고 있는 王奇生, 『黨員,黨權與黨爭』, 2003,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pp. 150-199에 주로 의지하였다.

우선 “훈정강령”에 규정된 국민에 대한 정치 훈련의 초점은, 지방에서의 자치 실현 과정에 있는 것으로 되어 있었다. 그러나 결론부터 말한다면, 省 단위에서의 지방자치 혹은 지방 행정에서 국민당의 역할은 매우 제한적이거나 아예 없었다고 할 정도로 미미했다는 사실이 일반적으로 받아들여지고 있다. 이 점은, 훈정강령에서 규정한 以黨治政의 원칙에도 불구하고, 국민당 중앙에서 그러한 원칙은 중앙정치에 한정하고 지방 정치의 경우에는 당정분리를 기본적인 원칙으로 하는 방침을 정하는 것으로 입장을 바꾸었던 사실을 통해서도 확인된다. 일부 지방당부에서 당이 모든 것을 주도하는 것이 훈정이라는 주장을 내세워 지방정부에 대하여 太上政府를 자처하는 사태까지 나타나게 되자 이에 대하여 중앙에서는 부패 방지와 행정의 효율성을 위하여 지방당부의 이러한 지방행정 간섭을 엄격하게 금지하고 나섰던 것이니 1928년 국민당 二屆五中全會에서 통과된 “各級黨部와 同級政府 간의 관계에 대한 임시방안”은 바로 이러한 조치에 해당하는 것이다.

呂芳上, 전게 논문, p.11.

「各級黨部與同級政府關係臨時辦法案」, 『中國國民黨歷次代表大會及全會資料』, p.786.

지방에서의 黨政 간의 이러한 관계에 대해서는 각 성의 여러 사례들을 통하여 보다 분명하게 설명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예컨대 湖南省의 경우 1928년 훈정 실시 이후 단계에 있어서 성정부와 국민당 호남성당부의 관계는, 당부의 정부에 대한 지도나 감독은 거의 찾아볼 수 없고, 그런 점에서 당부의 영향력이 거의 미치지 않는 상호 독립적인 관계에 있었음을 확인하는 것은 그리 어렵지 않은 것이다.

김세호, 「南京國民政府시기 국민당 地方黨部의 조직과 활동-湖南省 地方黨部의 실태 분석(1927-1936)을 중심으로-」, 발표논문 참조.

그렇다면 중앙에서의 당정관계는 어떠하였는가? 지방과는 달리 중앙에서의 정부에 대한 국민당의 지도와 감독은 상당부분 이루어졌던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특히 정부에 대한 지도 감독의 실제적인 역할은 중앙정치회의를 통해 이루어졌는데, 전술한 바와 같이 중앙정치회의는 1919년에 만들어졌던 소련공산당의 정치국을 본 뜬 것이었고 그런 점에서 정치회의를 통한 당치의 실행은 소련의 영향을 받아 나온 정치제도였다.

훈정 공포 이후인 1928년 10월에 만들어진 “中央政治會議臨時(暫行)條例”는 이러한 중앙정치회의의 역할을 제도화하고 있었는데, 그 주된 내용은 정치회의를 훈정 실행의 최고지도기관으로 하며 건국대강, 입법원칙, 시정방침, 군사대계, 주요 관직에 대한 인선, 등 중요사항을 결정하는 직권을 부여하는 것이었다. 이러한 직권으로 볼 때 정치회의는 훈정 시기의 최고 결정권을 가졌다고 할 수 있고 국민정부는 정치회의의 결정에 기초하여 모든 행정을 집행하도록 되어 있었으므로 그런 점에서 “太上政府”라는 별칭으로 불리어지기도 했던 것이다.

胡漢民, 「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 『國聞週報』5-37(1928. 9. 23), pp. 1-3 ; 『革命文獻』제22집, pp. 4341-4345.

중앙정치회의 이외에 중앙에서의 당정관계에 있어서 당의 지도가 관철되는 또 하나의 통로는 국민당 중앙의 주요 지도자들이 중앙정부와 군부의 주요 직위를 겸직하는 방법이었다. 특히 훈정이 자리를 잡아가던 1930년대 중반에 가면 국민정부의 주석과 위원, 五院院長, 各部部長, 각종위원회의 의원을 모두 국민당 중앙집행위원이 겸하고 있어서, 훈정의 설계 단계에서 胡漢民의 주장하던 “당정일체(黨外無政, 政外無黨)”의 원칙이 그대로 실현되고 있었던 것을 볼 수 있다. 실제로 蔣介石의 경우 1936년에 黨職과 政職, 軍職을 합하여 모두 24개의 주요 직위를 겸하고 있었고 汪精衛, 宋子文, 陳果夫 등도 모두 10여개 이상의 직위를 겸하고 있었으니 그 정도를 짐작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당의 정부에 대한 지도는, 여러 가지 면에서 상당한 한계를 가지고 있었다. 예컨대 중앙정치회의의 위원 숫자가 크게 증가하여 1928년 이전까지는 20명 미만이었던 것이 1930년대 초에 가면 정식위원만 100명에 접근하고 후보위원까지 합하면 200명 가까이에 이르게 되어, 중앙정치회의 자체가 실제적인 권능을 행사하기에 어려운 점으로 작용하기도 했다. 또 중앙집행위원회나 중앙집행위원회 상무위원회의 경우에도 위원수가 크게 늘어나고 있다든가 정부 쪽 직위에 비하여 경제적 대우가 좋지 못하다든가 하는 등의 이유로 인하여 실제적인 권력을 효과적으로 수행하는 데에 상당한 한계를 가지고 있었음도 사실이다.

이상, 王奇生, 앞의 『黨員,黨權與黨爭』, p. 157-158 참조.

하지만 무엇보다 당부의 권력에 대하여 견제적인 역할을 한 것은 軍權이었다고 할 수 있다. 黨權 내지 政權에 대한 軍權의 압도 현상은 孫文 사망 직후 그 권력의 승계 과정에서 군권을 대표하는 蔣介石이 汪精衛나 胡漢民과 같은 당권 내지 정권의 대표 지도자들을 제치고 주도권을 확보해갔다는 사실을 통해서도 분명하게 확인할 수 있지만, 훈정 실시 이후의 단계에 가서도 군권의 독주는 계속 확대되어 갔다. 특히 1931년 만주사변 발발 이후부터 본격화된 일본의 중국 침략과 그에 이은 중일전쟁의 전면적 폭발은 군부 내지 군권의 영향력을 더욱 확대하는 계기를 제공했던 것이니, 전쟁 수행을 위하여 만들어진 국방최고위원회가 실제로 중앙정치회의의 역할을 대신하는 사태에 이르렀던 것이다.

拙著, 『蔣介石硏究-국민혁명시기의 정치적, 군사적 대두과정- 』, 서울(일조각), 1995, pp.  참조.

국방최고회의에의 권력 집중에 대해서는 家近亮子, 『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2002, pp. 152-157 ; 呂芳上, 앞의 논문, pp. 12-14.

이런 점에서 훈정의 실시 국면에서 가장 주도적인 역할을 했던 胡漢民이 훈정 주장의 배후에 이당치국의 당치 주장을 통하여 군권을 견제하려는 의도를 가지고 있었으나 결과적으로는 실패하고 말았다고 汪精衛의 설명은 상당한 설득력을 갖는 것이다.

汪精衛, 「擴大會議宣言」, 査建瑜 編 『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pp. 318-382.

4. 黨治와 民治의 갈등

북벌완성 직후 새로운 전국적 정권 담당자로 떠오른 국민당이 훈정과 당치를 주장하고 나섰을 때, 예상과는 달리 그에 대한 저항은 그리 크지 않았던 것 같다. 예컨대 “大公報”와 같은, 당시 비교적 중립적 위치를 가지고 있던 언론(일간지)의 반응도 훈정 실시에 대하여 근본적인 문제 제기를 하고 있지는 않았으며, 그간의 군벌 전횡과 국내적 분열에 비추어 국민당의 의한 통일과 정치 개혁을 오히려 반기는 분위기가 역력했다. 이 점은 군벌할거의 폐습을 없애야 한다는 국민들의 절실한 희망을 반영한 결과이기도 하겠으나 한편으로는 군사적 점령자로서 확실한 정치 주도권을 장악해가는 국민당의 정치권 행사에 대한 물리적 승복이라는 측면을 보여주고 있었다고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예컨대 「社評: 訓政實施之前提」, 『大公報』1928. 9. 8, p.2 에서는 훈정의 실시를 당연한 것으로 찬성하다고 하면서 다만, 훈정과 함께 民生(衣食居行)의 해결이 있어야 한다고 주장하고 있다.

그러나 훈정 실시 이후, 훈정체제 내지는 국민당 지배에 대한 비판과 반론이 본격적으로 나타나기 시작하였다. 예컨대, 訓政體制의 성립 이후 國民黨 내외에서 일어난 蔣介石에 대한 반대운동, 곧 反蔣運動들은 대부분 그의 권력독점과 그것을 가능하게 하는 訓政體制에 대한 비판에서 출발하고 있다. 改組派의 國民黨 개조운동과 그에 이은 中原大戰 및 北方擴大會議에서의 約法(太原約法)제정, 그리고 中原大戰 종결 이후 廣州에서 조직된 광주국민정부는 이러한 反蔣運動의 가장 대표적인 것들로서, 擴大會議의 주장에서 분명하게 나타나는 것처럼 이들 운동의 목표는 국민회의의 소집을 통한 기본법(약법)의 제정에 있었으니, 이는 黨治와 訓政의 결과인 독재에 대항하기 위한 法治의 요구에 있었던 것이다.

擴大會議의 소집경과에 대해서는 張同新, ｢國民黨新軍閥混戰史略｣, 哈爾浜, 1982, pp. 360-374 참조.

太原約法도 중앙정부의 위원제적 성격을 강화하여 개인독재에 대한 방지책을 마련하고 있지만 훈정시기의 全國國民代表會를 단순한 국민정부에 대한 자문 건의기구로 설정함으로써 일단의 한계를 나타내고 있다. 太原約法의 내용과 성격에 대해서는 □民國憲法史□, pp. 283-294 참조.

中原大戰에서 승리한 이후 蔣介石과 남경국민정부 측이 약법제정의 요구에 대응하고 보다 확고한 통치체제를 마련하기 위하여 國民會議의 소집을 통한 約法의 제정에 나섰던 것은 이러한 비판과 반대에 대한 나름의 대응이었다. 그러나, 蔣介石의 제안에 의하여 1930년 11월의 國民黨 第三屆 四中全會에서 국민회의 소집안이 통과되고 이어서 1931년 3월에는 訓政時期約法案이 中常會에서 통과되었으며 1931년 5월에 개최된 국민회의에서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이 제정되었다.

국민회의는 國民黨 중앙집행위원, 중앙감찰위원, 국민정부위원 등 國民黨 측 인사와 各省에서 선출되는 직업대표와 國民黨지부의 대표 그리고 몽고, 티베트 및 해외화교대표로 구성되도록 되어 있었다. 구성으로만 보더라도 국민회의는 국민당의 독점을 전제로 한 것이었다. 뿐만 아니라 실제 선거과정에서는 수많은 어용단체가 조직되고 그 대표들이 당선되었으며 國民黨의 지도를 명분으로 각 단체에 대한 재편이 이루어지는 등 공정한 선거가 치루어지지도 못하였다. 그럼으로써 國民會議는 민의기구로서의 대의성을 상실했다는 평가를 받게 되었으니 국민회의의 소집이나 약법의 제정이 훈정체제의 정당성을 분명하게 만들어주지는 못하였다.

滿洲事變 이후 본격화된 日本의 중국 침략은 訓政과 黨治에 대한 저항과 함께 남경국민정부에 대한 정치적 비판을 확대하게 만드는 계기가 되었다. 국민정부 측의 이른바 先安內後攘外정책은 당시 日本의 군사력에 비하여 크게 열세에 있던 국민정부로서는 불가피한 선택으로 이해될 수 있는 것이지만,  反共을 내세운 정치적 탄압과 국민적 요구로 대두하고 있던 항일에 대한 거부는 국민정부에 대한 국민적 지지를 크게 약화시켰던 것이다.

拙稿, ｢日本의 滿洲․華北침략에 대한 國民政府의 대응--이른바 ‘不抵抗主義’의이해를 위한 一試論｣, □서울대동양사학과논집□ 제11집(1987.12) 참조.

1932년 12월 上海에서 결성된 民權保障同盟은 대일정책에 대한 비판적 입장으로부터 정치적 자유의 보장을 요구하는 운동으로 성장하였고 1935년 말의 12․9운동 이후 전국적으로 확산된 학생들의 항일 촉구 시위사태와 이어서 전국적으로 전개된 救國會運動은 救亡을 위한 救國政權의 성립과 이를 위한 진정한 의미의 헌정과 민주제도의 확립을 요구하였다.

白永瑞, ｢제2차 국공합작의 성립과 그 의의｣, □강좌중국사□ 제7권, pp. 156-164 참조.

國民黨과 國民政府 측에서는 이러한 요구에 대응하여 憲政에 대한 준비작업을 표명하지 않을 수 없었으니 1932년 12월의 國民黨 第四屆 三中全會에서 헌법초안의 기초를 결정한 이후 1933년 1월에 조직된 立法院의 헌법기초위원회의 초안 심의를 거쳐 1936년 5월 5일에 중화민국헌법초안(五五憲草)을 정식 공포하기에 이르렀던 것이다. 이 헌법초안은 의정기구로 국민대회를 규정하고 국민대회에서 총통과 五院長을 선거하며 법률을 심의 의결하도록 정하고 있는데, 그러나 이 국민대회는 國民黨 中央執監委員과 國民黨이 지명하는 대표들로 구성하도록 정하고 있어서 실제적으로는 國民黨의 권력 독점체제가 憲政시기에도 계속 유지되는 것이고 따라서 “명목상의 憲政”을 통한 당치체제의 연장을 의도한 것이라는 비판을 피할 수 없었다. 원래 훈정의 조건으로 제시되었던 당치가 이 단계에 가면 헌정의 도구로도 변할 수 있음을 보여주고 있었으니 말하자면 당치는 일당독재의 표현이 되고 있는 셈인 것이다. 훈정과 당치가 민치로 표현되고 있던 민주주의와는 일정한 거리를 가진 것으로 파악되면서 국민국가의 기본이라고 할 국민주권을 기본적으로 제한하고 있다는 지적을 받을 여지가 바로 여기에 있는 것이다.

□民國憲法史□, pp. 351-361 참조.

胡適, 「我們什麽時候才可能有憲法」,『新月』제2권, 제4호(1929. 4), p. 5 ; 여기에 대한 국민당 측의 반론은, 方岳, 「憲法與自由」『新生命』제2권 제10호(1929. 10) 참조.

5. 맺음말 : 당국체제와 “중국적국민국가”

위에서 그 대체적인 모습을 그려본 국민당의 당국체제는 그러면 어떠한 성격의 정치체제라고 해야 할 것인가? 일반적으로 1928년 남경국민정부의 성립을 중국에서의 국민국가의 성립 단계로 파악하거니와 그렇다면 남경국민정부의 가장 기초적인 정치체제라고 할 훈정체제 내지는 당국체제를 국민국가적 정치체제라고 볼 수 있겠는가 하는 문제이다.

국민당의 당국체제에 대한 성격 규명이라는 이 문제는 여러 방향으로부터의 광범위한 논의를 필요로 할 것이다. 특히 남경국민정부 시기 그 가운데에서도 특히 중일전쟁 발발 이전까지의 시기 동안 대외적 독립을 가능하게 한 不平等條約 개정이나 경제적 발전과 자립의 문제 등은 국민국가로서의 지위나 성격을 가늠 하는 데에 결정적인 요소들이 될 것이다. 다만, 여기에서는 정치적 측면에 국한하여 논의를 할 수 밖에 없겠는데, 이 문제와 관련하여 먼저 생각하게 되는 것은, 흔히 (봉건적 억압 체제로부터의 해방을 통하여 만들어진) ‘독립적인 개인으로 구성되는 시민사회’로 상징되는 서구의 국민국가 개념에 비추어 볼 경우 한 정당인 국민당의 정치적 독점체제인 당국체제는, 국민국가라고 보기 어려운 여러 가지 측면을 드러내고 있음을 부정할 수 없다는 사실이다.

박제균, ｢국민당의 민족주의 이념과 혁명외교｣, 발표논문 참조.

강명희, ｢국가 주도하 국민경제건설: 민생주의와 <실업계획>｣, 발표논문 참조.

위에서 살핀 대로 훈정을 매개로 하는 이러한 黨治體制 곧 당국체제는 (논증되지 않은) 낙후된 국민의 정치적 의식을 전제로 한 것이다. 이런 점에서 국민은 정치의 주체가 아니라 주체로서의 자격을 갖추기 위한 정치적 의식의 향상을 목표로 한 훈련의 대상으로만 상정되어 있고 따라서 國民黨과 國民黨의 黨義에 대한 무조건적인 복종과 추종만이 강조되고 있었다. 당치 내지 훈정에 대한 비판의 주된 내용이 되었던 당국체제 하의 국민에 대한 이러한 입장은, 인민을 훈도와 계몽의 대상으로 보는 전통적 황제 지배 체제 아래에서 기능했던 이른바 爲民的 민본주의의 요소가 적지 않다는 평가를 받을 수도 있다. 또 정치적 엘리트 계층을 중심으로 짜여진 중앙의 당치체제는 전통적 지배계층인 신사층을 통한 皇權의 작동방식과 마찬가지로 유식자(지식엘리트)를 통한 인민 지배의 한 방식으로 이해될 수도 있을 것이다.

嚴恩柞, 『訓政』, 上海(各大書店), 1928, pp. 35-37.

蔣介石은 훈정시기 국민당의 사회(국민)에 대한 역할을 保姆와 導師와 같은 것이라고 말하고 있다. 蔣介石, 「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産黨共産革命的區別」, 『新生命』제2권 제5호(1929. 5. 1), p. 7.

呂芳上, 앞의 논문, p. 5 참조.

뿐만 아니라 이러한 당국체제를 떠받치고 있는 가장 기본적인 동력이 군사력과 그에 대한 통제력인 軍權에 있었다는 점에서 본다면, 당국체제의 군권에의 종속이라는 이러한 측면은 확실히 국민의 당에 대한 이러한 일방적 복종관계는, 정치(혁명)가 군사에 압도되어 나타나고 있던 시대적 상황과 무관하지 않다고 보인다. 蔣介石이 누구보다도 당내의 엄격한 질서와 개인의 희생을 강조하고 있었던 것이나 공개적으로 당과 사회의 軍隊化를 주장하고 있었던 것도 이런 점에서 같은 맥락으로 이해될 수 있을 것이다. 그런 점에서 1920,30년대 중국의 정치와 혁명은 군사력에 압도되어 있었다는 평가를 피할 수 없을 것이고 그런 점에서 남경국민정부의 정치체제는 국민국가로서의 위상을 인정받기 어렵게 되는 것이다.

｢蔣中正發表黨務宣言｣ ; ｢蔣中正告黨員書｣, □大公報□ 1929.2.4, p.3 ; 3.16, p.3 참조. 組織部長 陳果夫는 三全大會에서 심지어 파시스트당을 본받아 조직을 엄격하게 하는 것이 (조직의) 목표라고 말하였다.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紀事(七)｣, □大公報□ 1929.3.22, p.3 참조.

蔣介石은 1928년 8월에 ｢四化論｣이라는 글을 발표하여 군대의 黨化, 당의 군대화, 행정기관의 군대화, 사회의 군대화를 주장하고 나섰다. ｢四化論 ; 蔣介石發表長文｣ ; ｢蔣介石四化論原文｣, □大公報□ 1928.8.9, p.2 ; 8.14, p.2 참조.

拙著, 『蔣介石硏究-국민혁명시기의 정치적, 군사적 대두과정- 』, pp. 188-189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그렇다면, 당국체제가 가지는 국민국가로서의 이러한 부정적 측면들을 가지고 당국체제가 국민국가와는 동떨어진 전근대적 정치체제의 하나로 보는 것이 가능할 것인가라는 문제 역시 단정적으로 말하기는 어렵다고 본다. 여기에서 우리는, 다른 측면으로부터 이미 상당한 문제 제기가 있어 왔던 것이기는 하지만, 이른바 서구적 국민국가의 시각 틀을 가지고 중국의 국민국가 성립 내지는 그 형성과정, 그리고 중국의 국민국가를 분석, 이해하는 것이 과연 어디까지 가능하겠는가 하는 생각을 해볼 필요가 있게 된다. 이를테면 서구적 국민국가의 틀과는 다르다는 점에서 ‘중국적 국민국가’라고 불릴 수 있는 시각을 제시하는 것이 가능하지 않겠는가라는 입장으로부터 당국체제를 논의해볼 수 있지 않겠는가라는 생각이 드는 것이다.

백영서, 『동아시아의 귀환』, 서울(창비사), pp. 121-126 ; Anthony Giddens, 진덕규 역, 『민족국가와 폭력』, 서울(삼지원), 1991, pp. 309-319 ; Prasenjit Duara, 문명기 손승회 역, 『민족으로부터 역사 구출하기』, 서울(삼인), pp.214-242 ; 黃宗智 主編, 『中國硏究的範式問題討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pp. 276-278 등 참조.

약간의 개념 차이가 있기는 하지만, 일본의 대표적인 중국근현대사 연구자의 한 사람인 니시무라 시게오(西村成雄)은 그의 최근 저서에서 ‘中華民族的 國民國家’라는 용어를 쓰고 있다. 西村成雄, 『20世紀中國の政治空間』, 東京(靑木書店), 2005 참조. 또 국내 학자 전인갑은 영토의 확장성과 주변지역에 대한 제국적 지배질서를 들어서 ‘중국적 국민국가’의 개념을 제기하고 있어서 주목된다. 전인갑, 「중국은 제국인가? 국민국가인가?-중화제국의 유산과 재구성」, 현대중국학회 2005년 춘계학술대회 발표논문 참조.

이 경우 물론 서구적 국민국가의 형성과정과는 상당한 차별성을 가지는 ‘중국적 국민국가’ 형성의 역사적 조건과 그 특징에 주목하게 되거니와, 서구적 국민국가의 형성과정과는 확연하게 구별되는 요소들, 예컨대 半植民地的 상황으로부터 벗어나 독립되고 통일된 국가를 건설해야 한다는 현실적 목표와 황제체제의 오랜 전통의 영향 아래에서 강력한 중앙집권적 체제에 대한 지향이라는 정치문화, 그러면서도 다른 한편에서는 서구적 ‘근대’를 따라 잡아야 하는 역사적 부담과 같은 특정한 요소들이 어떻게 서구와는 다른 방향의 국민국가를 가져오게 되었는가를 검토할 필요가 있게 되는 것이다.

아울러 앞에서 언급한 당국체제의 부정적 측면들 가운데 과연 어디까지가 “중국적” 특성에 해당하며 어디까지가 국민국가로서의 한계에 해당하는 것인지에 대한 논의가 함께 있어야 할 터인데, 이 점에 대해서는 보다 광범한 논의를 요구할 것이기 때문에 여기에서 모두 논의할 수는 없겠다. 다만, “중국적 국민국가”라는 시각 틀을 가지고 국민당의 당국체제가 가지는 국민국가로서의 긍정적 측면들과 그것에 대한 정당한 평가를 할 수 있기를 바라며 동시에 이러한 시도가 국민국가로서의 부정적 측면들을 “중국적”이라는 이름 아래 정당화할 의도는 추호도 용납되어서는 안 된다는 점을 덧붙여 두고자 한다. 그런 점에서 “중국적 국민국가”의 입장은 20세기 전반기의 국민당  및 현재의 中共 정권의 당국체제를 (진정한 의미의) 국민국가를 향한 하나의 과도기의 단계로 보는 입장에 기본적으로 동의하는 것이다.

呂芳上, 앞의 논문, p. 24.

이 점과 관련하여 특히 주목할 것은, 2000년 이후 臺灣에서 나타난 일련의 정치적 변화를 통하여 정치적 민주화가 이루어지고 있고 이를 통한 국민국가로서의 내용과 지위가 보다 충실해지고 있다는 점은 우리에게 시사하는 바가 적지 않다고 생각된다. 이와 함께, 최근 대륙에서 공산당의 자구책으로서 이루어지고 있는 일련의 정치적 개혁과 시민적 요구들에 의하여 표출되고 있는 다양한 정치적 변화들 또한, 우리의 논제인 1920,30년대 중국의 정치체제 및 정치문화를 국민국가로의 과도기적인 것으로 보는 데에 대한 전망을 제공하고 있다고 생각된다.

대만과 대륙의 당국체제와 그와 관련한 향후의 전망에 관해서는 呂芳上, 앞의 논문, pp. 15-22 및 江沛, 「國共兩黨的黨國體制比較硏究」, 발표논문을 참조할 것.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발행 : 2006년 6월 15일

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120-749

서울 서대문구 신촌동 134번지

연세대학교 문과대학 사학과

백영서 교수(회장) 연구실

전화:(02) 2123-2385/(02) 2123-2370

이메일: baik2385@yonsei.ac.kr